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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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

龙秀清    编译


英国的经济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1867年“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82年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史教科书《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这两件事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史学科的“起步阶段”。1892年,阿什利(W.J.Ashley)成为英语国家首位经济史教授。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将经济史置于社会科学的核心。此后,曼彻斯特、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都先后设立了经济史专门教席。19267月,在艾伦鲍尔(Eileen  Power)、托尼(R.H.Tawney)及李普森(E.Lipson)三人倡导下,在牛津大学成立了“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并出版会刊《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专门学会的成立及专业杂志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经济史学科成立后,一度发展很快,并在二战后达到鼎盛。然而,随着60年代计量史学的兴起与社会史的独立,经济史发展势头受到遏制,一些西方经济史家干脆称之为“衰落”,经济史的发展面临着很大问题,并引起英国学界的极大关注。60年代新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在1966-67年间就经济史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决定拓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史”学科,并予以资助,这个学科并成立了自己的学会,有自己的研究经费。有的学者将这一发展称为“拓宽历史的运动”(Campaign to enlarge history)。

    不过,由于“经济-社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关于其定义与研究范畴,还存在某些模糊性,这就使其在具体操作上面临着一些困难,许多史学家各有各的理解与把握,尚难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不过,大家都公认它是一种宏观把握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方法。2001年,英国学术界召开了经济史学会成立75周年大会,要求成员就“经济史对我意味着什么?”或“经济-社会史对我意味着什么?”发表看法。一百多名经济史家与会,对经济史表达了热情与理解。会后出版了题为《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论文集, [1] 绝大多数学者就经济史学科存在的问题、发展前景及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一、经济史学科存在的问题

    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爱尔兰现代史教授路易斯·卡伦( Louis Cullen):20世纪50年代是经济史的黄金时代。这个学科在英国当时不论有多热,然而问题是它与经济理论密切相关,或者至少是讲授或写作经济史的人都是一些熟悉经济理论的人。早在计量经济学对它产生影响之前,经济史已变得越来越狭隘了。比如法国《年鉴》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论文,与其最初十年或战后十年的论题相比,在视野上已明显地变得狭隘。而计量史学的风行,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学科与有血有肉的世界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学科在70年代对学生吸引力减退的原因之一。 [2]

    伯明翰大学中世纪社会史教授克利斯托弗·戴尔(Christopher Dyer):经济史一方面是一种娱乐性的事业,另一方面它确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那些基本的变迁过程的钥匙,并为我们揭示人类境况的伟大真理,它告诉我们今天是如何走过来的。经济史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洞悉过去的差异,解释人们如何使用一种我们根本想不到的办法——如两圃制——来解决问题。

    先看其娱乐性的一面。我一直认为经济史的最终成果要表述为文字。我们要写论文、专著,它们应该通俗易懂,使读者感兴趣并从中得到乐趣。我们常常做得不那么理想,但至少我们应该希望它具有可读性。我们自然要用技术、统计等方法,但这些都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研究的结果是把这些枯燥、琐碎的计算放在一边,或把它们压缩成一个脚注或附录,而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出结论与观点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收复一些失去的阵地。

    再谈这个学科的重要性。经济史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有一套特别严格、“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使用技术与专门术语,它们也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检查一篇论文是否成功,则是看它对我们理解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作的贡献。

就我研究的中世纪而言,经济史的目的是重构过去人们的生活经历。我认为,农民、工匠和其他劳动者更值得历史学家关注。比起特权阶层,他们投入的精力远远要多得多。这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观点,而是因为这些下层人的反抗与进取精神对社会变迁起了决定性作用。比如,没有来自农民的动力,中世纪经济的转型就不可能发生,而他们的行动在导致中古末期传统社会结构的终结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揭示他们的作用,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料及丰富的想象力,去透视他们的态度与思想过程。我发现我对这些人及其生存状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研究他们的住房、村庄、田地等方面的物质证据。

    经济史,如果能够吸纳有着与我一样的兴趣与爱好的人,也容纳那些用最高级的统计方法研究20世纪经济的那些人,那它必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部门,它的未来取决于新鲜的活力及热情,如果有的东西阻碍了它对学生及公众的兴趣与吸引力,那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法。 [3]

    约克大学历史系研究员马克·弗里曼(Mark Freeman):托尼早在1932年就曾说过,历史学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事件,而是研究社会生活,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代人一个社会的经验观察扩大到全人类的经历。但是现今,整体而言,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碎化与细化,结果亦就越来越封闭(inward-looking)。正如马丁·当顿(Martin Daunton)在1985年说的那样,经济史的独立,使得经济史家更为偏激与狭隘,越来越追求某种独特类型的经济理论的边际效应。社会史亦面临同样的危险,曾有一度,它使得“普通人”的经历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从而拓宽了历史的视野,被遗忘的民众一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由此发展出专门的地方社会史 。然而今天,似乎许多社会史家又退回到了学术的贝壳里,去追求某种社会理论的边际效应。这个学科已难以使人接近了。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新文化史家”运用的那些理论与术语,亦很少有人能够读懂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那些深奥的论文。我们还是应该听听“民众的声音”。 [4]

    北威尔士学院大学著名教授埃里克·克里吉(Eric Kerridge):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其他诸如政治史、宪政史、宗教史、法律史、药物史、海洋史、军事史、教育史等等,其目标都是这样。

    但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亦沾上了这种毛病。首先,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即使像奥地利学派这样的一流学派,也不可避免,熊彼特是个例外,但却被“真正的”奥地利学派赶了出来。另一方面,像凯恩斯这样一塌糊涂的经济学家却能长期行骗,迷惑着本科生与研究生。其次,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总是搜集一大堆资料,然后就好奇地算个不停,根本就不管他们算的是什么。这是非历史的,它有意无意地扰乱着经济史研究,并得出了一些荒唐可笑的结论,比如他们提出,1617世纪英国社会下层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

    最后,经济史亦受到“历史假设”的困扰,它不仅违背事实,也违反最基本的常识,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去写作这样的历史,但是竟然有两个学者洋洋自得地宣称,如果没有铁路,美国交通业本来会沿着河流发展。

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 [5]

    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教授戴维·S·兰德斯(David.S.Landes):无论是好是坏,经济史已经发生了变化。诚然,任何一门学科不可能一成不变,但经济史的一些变化令人堪忧。

    这些年诞生了所谓的“新经济史”,——亦就是经济学家创造并为他们自己服务的经济史,充满了数字、统计。以某种宏观或微观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并运用计算机来分析经济增长,估算收益与生产率等等,这使得人们难以阅读,绝大多数这样的新著都表现出一种计量狂热。

    这样方法对这门学科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曾有一度,就某个问题开会,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总是各参其半,现在历史学家开始撤退了,他们即使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经济史会议,他亦很难承情出席,因为根本理解不了另一方学者的那些计算与术语。

    同时,这种潮流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修正,被称为历史学界的“计量革命”。比如,研究北大西洋史的学者曾经这样解释美国独立战争,认为这是征税及对宗主国限制的不满所致。现在的计量方法算出,这些负担相当轻,几乎微不足道,不足以引起革命。是这样的吗?数字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意义是不一样的,计算机并不能解决一直困扰历史学家们的那些令人头疼的因果关系问题。

    真实的计算,糟糕的历史,计量史学应当当心。 [6]

    威尔士大学威廉·D·鲁宾斯坦(William D Rubinstein):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它们在许多方面不同。事实上,强调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家不能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公式与参数系统。与强调社会学的经济史相比,计量经济史显得更加顽固(hard-nosed)和僵化。

    最近20多年,经济史作为一个学科显然已经衰落,美国式的计量经济史已变得更加僵化而且霸气十足;而在英国,社会史从经济史中独立出来,同时还分化出许多小分支,如城市史、劳工史、女性史等,这些我认为本应是在经济史学会的研讨会上或在经济史评论上讨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大大的遗憾,而当我看到《评论》的编辑选择发表的那些资料如此琐碎的文章时,我不由得对经济史的前景更加感到悲观。 [7]

    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经济史教授奥·布赖恩(Patrick K.O’Brien):近些年来,欧美有太多的学者对经济史黄金时代的逝去及衰落表达哀惋的悼辞。事实上,这门学科本身就先天不足。正如波斯坦说的那样,经济史是一对配错的夫妻——历史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经济史诞生后不久,经济学这个父亲就不负责任了。只是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者那里,经济学尚能尽责,但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时代,经济学就变得几乎没有历史味了,到处充满了个人选择、分配及配置效应等术语。正如罗斯托最近描述的:“增长理论已经靠边站了”。这就使得经济史在一个相当冷漠的单亲家庭里长大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经济史最终成长为一门学科,但并没有从经济学那里得到多少思想支持。不过,当时的经济史家都读了一些经济学著作,借用了一些吸引人的术语与相关理论;同时,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这些经典大师包括德国的施莫勒、桑巴特、布赫、韦伯,西班牙的维夫斯,英国的坎宁安、阿什利、托尼、波斯坦、克拉潘、阿斯顿,法国的布洛赫、拉布鲁斯、Levasseur,比利时的皮雷纳以及北美的戴格拉斯、厄舍、英尼斯等人,他们大都喜欢个案研究。此外,他们作为历史学家都毫不犹豫地跃进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领地”。他们坚持把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文化都融为一体,用以解释公司、农场、工业及社会群体的行为,并用一切历史知识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与落后。

    60年代计量经济学兴起时,代表着那个失踪的父亲又回来了。经济史被这个父亲改造重塑为实用经济学,没有经济学,这个学科就被认为站不住脚,从大西洋对岸过来的这个“佛罗伦萨人”引导这个部落经历了一个“复兴”,并教给我们一些最好的科学实验,这包括:小心描述某种经济理论模式,精心搜集或编排数据,最后施展计量与统计的魔法来检验这个违背历史证据的模型,以得出某种显然是建立在一套主观臆断上的量化的结论。

    这种方法尽管在60年代风靡一时,但由于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这个终极难题,所以,以前那些曾迷恋计量经济学的学者开始对它表示不满,计量革命趋于终结。在70年代,西方学者又重新呼唤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诸如制度、法律、国家、意识形态、社会行为与文化等。但如何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还有待于探索。 [8]

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爱德华·罗伊尔(Edward Royle):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产生于一战前夕,当时,经济史似乎并未明确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剑桥大学,坎宁安教授讲授的课程叫“政治经济史与经济史”,托尼等人则明确提出:“我们无意于试图去讨论到底什么是经济史”,不过,他们偏重于“那些由底层产生的更有意义的运动”(The more significant movement which spring from below),其核心是社会状况。经济发展的奇迹原因何在?布兰德、布朗、托尼等人都认为与“来自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相关。这个传统在英国一直薪尽火传。

    20世纪20--60年代,英国学界就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展开了讨论。在这场著名论战中,乐观主义者强调经济数据,而悲观主义者则强调来自底层的历史,强调那些作为经济变迁的“受害者”的经历。从克拉潘到阿斯顿,“主流”经济史家都细心论证并用论据去支持对工业革命的乐观看法;而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从哈蒙德(Hammonds)到霍布斯鲍姆,都采取了悲观论调。到6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史与来自底层的历史对经济史那些公认的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它的旗帜就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汤普森说:“普通的工人阶级,从经济发展的益处中得到的只不过是多了几个土豆、几件棉衣、汤和蜡烛,一些茶和糖,还有《经济史评论》上的大量论文”。拉斯莱特对此持有异议,曾专写书评,题目就叫《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形成〉》”。但不论怎样,该书仍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史的杰作。

    随着社会史的独立,经济史碎化了,其发展越来越与经济学走到一起,而社会史,则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联系更为紧密。这样,经济史与社会史要么被合并到经济学里,要么被归并入历史学中。但是,这里有一个危险,把历史划分为不同学科只是为了政治方面的、财政上的或学术上的方便。我们忘记了,历史本身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学科细花会限制理解。托尼曾说:“经济史不能脱离宪政史和政治史来研究,这是常识。”屈维廉也说:“没有社会史,经济史就是无本之源,政治史也变得不可理解。”因此,我觉得,应该强调学科整合,并运用多种方法,把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都放在一起来研究,这样才会对历史上人们的经验有全面的理解。 [9]

 

二、经济史的出路——经济-社会史

兰卡郡中部大学经济-社会史高级讲师斯蒂芬·康瑟(Stephen Caunce):“必须说,任何一部值得一读的历史不能没有一点经济内容,但同时,我亦很难相信,任何专门化的历史都要依靠经济分析才能对过去的任何有价值的历史作出有意义的解释。经济史是人类经历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真的要得到真正的一般性认识,所有这些分支迟早都得重新整合。我还相信,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极大地丰富对过去经历的理解,从中洞察到(尽管不是直接预测)长期的行为模式,这样反过来才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史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0]

爱丁堡大学经济-社会史高级讲师马丁·奇克(Martin Chick):经济史为何不能吸引公众?并不是公众不愿读历史,而是我们的课题过于狭窄,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去写一些较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史。与60年代希尔与汤普森写作的那些综合性的经济史相比,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史有了更多的个性特征,计量化、复杂化、图表化严重阻碍了经济史对公众的吸引力。因此,我认为,历史、社会史与经济史要联手合作,经济史应当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研究,而不是那种选题狭隘的历史,这种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经济-社会史。 [11]

巴黎索邦大学杰出教授弗兰克斯·克鲁泽(Francois Crouzet):1945年后,经济史经历了一个复兴阶段,然后是50年代计量史学的兴起,再后是美国“新经济史”的引入。这些新玩意儿在英国尤其是法国都被接受了,并引起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都为它得出的一些违背事实的陈述而感到震惊。但不管怎样,计量史学仍对经济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制度学派与新增长理论也同样掀起大的波澜。罗斯托的增长理论、韦伯的新教伦理、英美的“停滞论派”和“修正学派”等,把经济史搅成一锅粥,使它令人激动且生机勃勃。

然而,作为一个老人,我对近20年来人们常说的“经济史的衰落”感到忧虑。这里有一个经济史在其两个强有力的邻近学科——经济学与历史学——间处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个位置使它成为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聚会场,同时也是战场。关于它的本质就有了矛盾,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这个学科的未来在于与经济学紧密结合,这种方法在美国已取得成功,事实上,经济学的一些发展也为它与历史学发生交叉打开了大门。不过,我从中却看到一些危机,如果经济史融入计量学并与经济学联为一体,那它将变成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成为后者一个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它与历史学的边界将变成一个铁门,因为历史学家读不懂那些用计量办法写作的著作,除了前言与结论,这对于经济史学抑或历史学而言都是可恶的。我曾说,我是最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我相信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经济史与历史学的完全隔绝将使历史学重新成为政治史家与文化史家的舞台,而忽视经济因素,就像19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因此,经济史必须保留它自己的自主性与个性,对两个邻居都敞开大门,而它自己则当解说员与翻译者,作好桥梁的工作。

 

也可以作一些分工:宏观经济问题留待经济学家去作,因为他们胜任这个工作;经济史家集中探讨那些长时段的问题,不易用模式与数量去解决的问题,如制度、技术变化、政府决策、政权、商业史、企业研究……。经济史的未来在于它与历史学和经济学都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互动,而不是屈从。 [12]

新英格兰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史学会执行委员、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经济史学会主席克利斯托弗·劳埃德(Christopher Lloyd):经济史正在被经济学、历史学或其他学科吞并,但这种吞并与衰落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思想基础不再有效。诸如经济与总体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方面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从理论到经验的研究,从历史性描述到抽象表达,从行为到制度等方面来研究社会经济生活,都仍然是经济史家与所有社会科学家关注的重点。事实上,经济史家与关系密切甚而交叉的领域,如社会史、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始终都一样关注这些问题。对社会模式与结构的历史,尤其是长时段历史及其历史趋向的关注,把这些领域联为一体,并形成跨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因此,经济史应走出传统的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变成一切社会科学的整合中心。这包括三层意思:(1)经济史应该是从历史的、制度的、社会学的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与社会的一门广泛而综合的学科;(2)经济史因此也是社会——历史学的基地与核心;(3)这个广泛的历史学科是宏观历史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桥梁。这样不仅能挽救经济学,而且也能为一切社会科学提供历史与理论的基础。 [13]

剑桥大学唐宁(Downing)学院院长、经济史教授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50年代起,经济史发展有两个方向。有一度,经济史被贴上计量经济史的标签,称为“新经济史”,随着这种趋向的出现,我觉得经济史正走入死角,越来越狭隘,仅仅求助于各种经济变量的量化分析,以为其他一切均不值得分析。事实上,它使得经济史只有那些计量经济学家才能读懂,而研究历史的人则被赶出了读者群。经济史本身也脱离了英国长久以来的传统,把自己与社会史割裂开来,试图用数据去量化的表达一切经济与社会现象,这是一种很糟糕的观念。

相比之下,另一种趋向即新制度经济史学则为我们重登经济史的象牙塔打开了大门,经济变化的时机可以通过深入探究社会的基本制度来发现。国家、连同政治过程与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社会与文化的变因,在经济运行中,结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又依赖于私有财产权利的发展、经济赋税政策、行动自由与制约市场的各种游戏规则间的相适度。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经济行为与制度是体现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及其价值中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是用来表述导致变迁的各种关系相互交结的一个术语,“交易成本”本身就产生与这些关系的多样性——气候、资源、交通、政治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中流行的信息及信息交流的效率、商业制度、风险程度等等问题。

这种方法较前一种单纯的计量要深刻得多。它在分析经济变迁时包括了非经济的变量,人们可以利用计量方法,但不限于某一种普遍模式,这样就为新的与旧的历史编纂传统提供了交合的基础,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把理论与经验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14]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庞兹(N. J. G. Pounds):我总是很羡慕甚至是妒忌那些能够选择一个狭小领域并完全成为此领域专家的那些学者。我的生涯正相反,总是从一个课题跳到另一个课题,从一个领域跑到另一个内容与方法都全不相同的领域,就像是“在花丛中飞翔的蜜蜂“。我认为没有一个研究领域,无论它多么小,多么自成一体,能够存在,借用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话来说,“它不是一个小岛,它就是它的全部,而只是“大陆的一片”,是整体知识的一部分。有一条因果链把事实、事件与思想连成一体,他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除非我们人为地设置。我不能想像能够把知识分解成小块,把它们一份一份地放进小盒子里。因此,我主张对经济史作一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它不是一块可以用明确界限与其他学科分割开来的领域,而是所有学科的交汇点,在这个点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相距甚远的学科也能产生相互影响,历史学家亦能在此寻找与利用物质资料与研究技巧。

 

不过,我主张,这个宽泛的学科主要应当考察长时段的经济与社会运动,尤其要研究这种运动的深层因素,我称之为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这种研究可以像波纹一样向外伸展,永无止境的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 [15]

剑桥大学Girton学院讲师阿拉斯泰尔·J·里德(Alastair J.Reid):在二战后,结构主义风行,任何学者,无论其禀性与政治取向如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如爱德华汤普森、布罗代尔这样的人物,他们提出的论点及论据都会令人激动,印象深刻。这并非让人去遵循他们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分析,而是受到他们那种特殊的研究方法的启发,这就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并重构每一个社会集团特殊的“文化”或“精神”。

经济-社会史对我来说,并不是要去研究历史的某一具体方面(尽管这事实上也包括在内),而是发现某种方法,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这就意味着对历史的一切方面都要感兴趣,并且要洞察社会如何构成,社会毕竟是组织人们生活的整体形式。首先这受到一种“经济”方法的影响,在这里,历史被视为像一张千层饼那样来构成的,一旦你研究了物质利益方面,你会感到要去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因果动力。这样逐渐地,它又会更多地受到“社会”方法的影响,在这里,历史被视为更像是“亚原子物理学中的绕着轨道运行的粒子”(the orbiting particles of sub-atomic physics),你能够描述一系列的相互关系,但你永远不能确定你已找到了其基本成分。但不论何种方法,核心问题仍然是要去理解经济与社会运行的原因,要去揭示那些支撑着这一运行的长时段的大众日常生活。 [16]

苏塞克斯大学德博拉·西蒙顿(Deborah Simonton)研究员:我首次碰到经济史时,它正在研究民族经济与历史上的经济趋向,有时亦指研究经济增长、变迁及其衰落,但它似乎与个人或群体无关。经济史的某些方法与路径,尤其是计量,倾向于插入某种宏观历史观念,一种远离真实的人及历史演员的历史。这些方法似乎表明有一系列不安静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当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问题时,我意识到这种观念潜在的狭隘性,并意识到阿什利的智慧,他说,经济史包括范围相当广泛,是“与生活的物质基础相关的人类实际活动的历史。”

我的兴趣是历史上的人在做什么,他们为何这样做以及什么原因使他们做出某种决定。我寻找的是一个更广泛的观念,这可以称为“社会”研究,它探索的问题绝非只是经济的,后来我觉得它是“社会史”,用乔达诺娃(Jordanonva)的话说,“如果社会史是一种方法,那么它就会坚信:应该研究的不仅是精英,而是普通人的生活;主要是生活的经历;应该揭示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历史地考察出现的任何社会现象”。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与历史的实践是不能分割的,因此,在我的著作与思想中,社会史与经济史是连为一体的。

经济史及其最近25年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社会史的联姻,成为所谓的“经济-Chartier)在定义文化史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混为一谈,有时称为社会——经济史(social---economic history );同样,亨特(Lynn Hunt)也把它们等同起来,并引用年鉴学派的观点来强调这一点。卡尔(E.H,Carr)也同样如此,他说:“由于追求经济的与社会的目标,比追求政治的与宪政的目标代表着人类发展中的一个更广泛更先进的阶段,因此,亦可以说,对历史作经济与社会的解释比单纯的作政治解释代表着一个更加先进的历史阶段。”这表明,历史学家在区分两者时有困难。然而,这并不是说,经济史与社会史是同一回事,也不是说他们必然会利用同样的资料与方法。显然,并非所有的经济史都是社会史,也并非所有的社会史都是经济史。但是在这两者的结合部大有可为。

经济史与社会史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性,而且它们都还逐渐吸收了新的思想与方法,利用其他学科,发掘新材料与阅读资料的新方法,包括统计分析法、数据搜集与重组等方法,通过运用这些新方法,去揭示历史上的结构与趋向。

在我看来,经济-社会史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理解形成历史上人们活动方式的一系列因素,它不会提供一个绝对性的解释,但它能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经济的、社会的层面,亦有文化的层面。人们作决定的过程是复杂的,这里既有经济的考虑,也有情感与伦理价值的因素,单方面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因此分析问题最好还是既有经济的分析,也有社会的分析,还要把他们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中去。 [17]

布罗代尔中心主任,著名社会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经济史学者有两种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一个专业,他们对此感兴趣,并乐于投入学术热情,他们搜集“经济”变量的各种数据,集中研究某一区域某一时段的某些具体问题,他们试图用兰克式的方法去发现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

然而在研究中,他们会碰到两个主要障碍,他们搜集的材料几乎总是不全面的,尤其是过去某一段的量化数据;第二个障碍是理解数据,由于史书中记载的那些经济变数相对而言都是地方性的,而且在19世纪以前又有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所以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令人迷惑,一个严肃的学者会努力去克服这个障碍,但并非总是如此。

另一类经济史家则试图通过描述长时段的运动与趋向来确实那些变化不定的基本的社会生活现实。这常常是年鉴学派的课题。这类学者认为经济不是一个专业,而是将它视为进而探求一个更大的画面,有时叫做“整体史”的一种方法。布罗代尔在这方面作得最为成功。对布罗代尔的许多批评亦只是批评他这样一种研究问题的方式。

经济史本身亦面临着困难,首先它要应付两大行会——历史学与经济学的压力。一般而言,由于这两个行会在世界学术圈里的霸权,大多数经济史家都感到他们必须在两者间作出选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是一个孤儿,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两个行会的拒绝。历史学家排斥那些非政治史或外交史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经济史家是在探讨一些细枝末节。

一战后,经济史开始被历史学接受,现在我们称之为“旧经济史”,但经济史家仍持有敌意。退至60年代,我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其经济系在卡林顿·古德里奇(Carrington Goodrich)退休后,决定不再设经济史教授。当时的经济学已发展成一门“孤立主义”学科,它只关心市场上发生的事,其他学者可以研究“别的一切”,但与经济学家无关。

6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变化,开始从“孤立主义”学科走向“帝国主义”学科,经济学的前提与方法被视为社会社会科学中唯一有效的工具,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更能作好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至少,经济学家坚决认为这些学科应采用他们的前提与方法;经济史则被他们视为一种通过考察历史以验证他们的成果的方法,他们告诉经济史家,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愿意欢迎小兄弟加入他们的行会,这就是“新经济史。事实上,我们已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行会的精心策划下,就被授予了两个经济史家。

今后的问题不是要去继续争论这两种做经济史的方法,而是要反省社会科学内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Gulbenkian委员会关于《重构社会科学》的报告:

“看起来,现在要做的不是要改变学科界限,而且要重构一种整合的历史社会科学。就历史问题而言,它不仅是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事情,而是一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就社会问题而言,它不只是那些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事,而是一切社会科学家的责任;经济问题也绝不只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分析的核心问题。认为专业历史学家就一定比其它学者知道更多的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就一定更加知道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就一定比其他社会学家更加了解经济运动,其实,这并非如此。总之,我们不相信有垄断的智慧,也不会有某种仅为特殊的人才拥有的知识。” [18]

   (本文编译者龙秀清,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  300073)



*本文编译自Pat Hudson ed.,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2001)一书。



[1] Pat Hudson ed . ,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ublished by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Glasgow,2001.以下各位学者的发言均载此书,我们只注明学者发言的题目及页码,不再标出此书。

[2]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of 50years in History ,P.53-54.

[3] 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Viewed from Below P.65-67.

[4] The Life of Society :The Public Role of Social Historian ,P.98-99.

[5] Looking to the future ,PP.189-192.esp.P.190-191.

[6] Thoughts and Worries about Economic History .PP.199-201.

[7] 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 ,PP.318-319.

[8] Meandering in Klondike Spaces Between Histories of Art and Histories of Material Progress.PP249-253.

[9]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PP.313-316.

[10] Making Economic History Accessible,PP.30-33.

[11] Interesting but not Popular:Making Economic History Mean more to Others,PP.38-41.

[12] 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PP.46-49.

[13] Economic History as the Integrating Core of Social Science,PP.219-223.

[14] Still Living With the Neighbours,PP.233-235.

[15] 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 pp288292.

[16] wha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means to me  pp298301.

[17] A Marriage of Conven ience ?A 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Partners P337—339.

[18] Economic History in My Curriculum pp420422.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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