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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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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以史学为业,求内在超越———访陈春声教授


●陈春声 ■谢 湜


陈春声,广东省揭西县客家人,1959年出生于广东省澄海县。1989年于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2000 年起任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院长,2001年起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起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现为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院校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受聘为国内外20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顾问。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明清史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历史学计量研究和传统乡村社会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主持多项国家重大研究课题和国际合作计划,重点进行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
■陈老师,您好!我受《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的嘱托,很荣幸能和您做一期访谈。前阵子您刚拨冗出席了我们中大历史系2000级本科班毕业十周年的聚会,想想我们班当时入学听的第一个讲座,就是您的《史学与史学为业》,十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位同学,后来走上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道路。
●当时因为中大珠海校区刚建立,学校和系里担心你们远离本部,缺乏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变成“高四、高五”的学生,所以特意为你们开设了“历史学教授系列讲座”,我之前负责《史学概论》课程,充当了第一讲主讲人。那次是我头一回讲这个题目,自己印象也很深刻。我当时也说了,这个演讲题目是模仿了Max Weber于1919年在慕尼黑大学的讲座题目,主要是和同学们谈谈历史学专业教育的特质,也讲讲历史学的学科特点,以及“以历史学为业”的涵义,希望刚步入历史系的同学能够喜欢上历史学这门古老而又富有生机的学科,努力在大学专业学习中提升通识、锤炼思想、塑造人格,养成某种精神贵族的人格特质。很高兴你们2000级的同学都在历史系学有所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学有所本,史无藩篱
■:当时在讲座中您提到学术职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不知结果成功与否的冒险。您能否和读者们分享一下您从求学阶段到从事史学研究的经历?
●:我当时引用的韦伯的原话:“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那是为了让正在考虑是否要步入学术之门的年轻同学,从一开始就明白职业生涯要面对的严峻挑战。其实,马克思也曾经将科学的入口处比喻为地狱的入口处,道理是一样的。至于我个人从事史学工作的道路,实际上没有这么戏剧性的。1982年春天,我刚大学毕业,就幸运地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汤明檖教授指导下学习明清经济史,当时汤老师要求在阅读基本史料和了解学术史的基础上,重点注意清代银、钱、米、布四个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关注了前三者,这成为我后来一系列工作的起点。1984年硕士毕业后,我曾到外地求学两年半,其他时间里我就长期在汤明檖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我从他那里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尊师敬业、平实谨严的学术精神,以及对学术、对人生、对社会的带有超越感的负责态度。1986年秋天,在几位老师推荐下,蒙傅衣凌教授错爱,我来到厦门大学历史系,跟随这位著名的明清史和社会经济史学家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身染重病的傅先生把最后的心血倾注到我们几个学生的培养上,在宝贵的两年中,我学到了许多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开始注意传统农村基层社会的研究,学术价值观有了很大的转变。傅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开阔的眼界,令我受益良多。傅先生去世后,杨国桢教授继续指导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并一直指点我为人治学的发展道路。我能顺利地走进以史学为业的职业生涯,完全是受惠于以上三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的教泽。
■:许多人说起您的博士论文,都会称赞那是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杰出范例,不知您当年是如何将计量史学方法引入清代广东米价研究的?
●:那应该算是我在硕士阶段结下的缘分。1983 年底,我在上海见到了复旦大学伍丹戈教授,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指点我如何在物价研究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以后半年里又多次来信指导并惠赠统计学著作,正是由于他的教诲,我才注意到历史学的计量研究问题。当我从事清代物价史研究时,深受香港新亚研究所的全汉升教授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王业键教授这两位大学者的影响。全先生对唐代以后历朝的物价作过精湛的研究,因此他关于清代物价史的分析具有一种人所不及的通识,而且他还把清代物价置于同时代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展现了一种世界性的眼界。王先生是第一个在研究中系统运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粮价清单的学者,他在粮价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对于18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粮价变动的长期趋势,还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他在考察18世纪福建米粮供需与粮价变动时,较多地运用了数理统计方法,并对地方社会状态也给予了较多注意。1987年底深圳举行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几位来自美国的学者李中清、王国斌、濮德培、马立博对清代粮价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计量历史学的色彩,他们都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做过较长时间的粮价资料蒐集工作,研究中大量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并发展起一套被较多人采用的研究粮价变化的数理分析方法。正是上面提到的学者的成果,启发我运用计量史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史。
■:计量史学在很多人看来是挺科学化的研究路径。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许多人对所谓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事物颇为热衷,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如何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理念也有不少争论。不知您当年从事这项研究时,是如何看待计量史学方法的?
●:说起来也挺巧,当时我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分析物价资料的工作,得到了当时正在中山大学计算机系跟随李岳生校长攻读硕士学位的许跃生同学的指导和帮助。许跃生与我都是饶平二中的毕业生,1978 年春天我们坐同一部长途汽车到中山大学报到入学的。他后来赴美留学,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终于在雪城大学终身教授任上,以“千人计划”特聘教授身份回到中大数计学院,如今是中山大学应用计算科学研究院院长。回想起1983年我们一起处理并录入米价数据的情形,那时的计算机设备和运行水平和现在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当时研究生可以向学校计算中心免费申请“机时”,但要自己编程序,再请程序员帮忙在纸带上穿孔,一旦程序或数据打错了,就要自己在纸带上一节一节查找出来,再手工修改。那时我还不太会写程序,大量米价数据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计算长期趋势,都是许跃生帮忙编程的。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工作。你们年轻人大概无法想象那台“老爷机”的模样,但当时它帮了我大忙。
■:不少读者只是比较直观地看到您书中关于米价季节差价和各时期逐年平均米价的相关分析的结果和图示,但细看书中的注解和附录,就知道这些表格和统计结果背后的数据量是惊人的。您在注记中提到,光是乾隆三年至嘉庆五年的广东米价数字,就超过了45000个。以此估算,当时您从原始档案中提取和整理的数据想必数以十万计。
●:前期的资料整理和数据录入工作确实比较辛苦。物价史研究往往必须处理大量的数字型材料,历史学家们在理解和使用电子计算机、数理统计等分析手段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另一方面,我们长期实行国家以行政手段控制物价的政策,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多年不变,价格变动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和调节作用被削弱到几乎被人忘却的程度。价格史研究被忽视与这种情况有很大关系。由于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的差别,以往关于清代物价史的研究大概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一部分学者注重计量研究,大量运用清代粮价单所提供的数以万计的粮价数据,注重对市场机制的探求,其研究有着较为科学化、非人格化的特点,但这类研究比较少关注基层社会的状况,较少注意定性资料的分析利用,其结论往往有较明显的推测性;另一部分学者重视公私文献中各种记载的分析利用,注意利用物价变化来说明阶级关系、租佃关系、基层社会组织、权力结构、雇佣劳动等中国史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对大规模的计量分析缺乏兴趣,对与物价直接相关的市场问题的考察,大多是定性的描述,对史料的解释有较明显的随意性。我当时就觉得,至少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只有把这两种风格统一起来,才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经济过程的整体理解。
■:您选择通过米价变动来探究十八世纪广东市场机制,主要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呢?
●:清代“康乾盛世”的一百多里,中国社会从自身内部产生过一些新的因素,当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市场交换活跃,进入市场的产品大大增加,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社会流动性加强,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了与过去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仅仅从经济关系考察,这些现象可能会被看作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共生物。问题在于,这种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有着什么样的导向性,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最终不能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近代化变革呢?对这个困惑中国史研究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必须综合考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从文化价值层面上提出新解释。然而,在这个层面上,所有的经验性检验都是片面和力不从心的,这种解释被接受的基础,不是一件两件事实或几条史料,而是建立在大量个案研究、区域研究、计量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感。首先,价格是一种市场现象,它不但反映了市场上商品的供需状况和货币流通情形,而且潜在地表现了市场发育的程度及其有效性。我根据对18世纪广东省内各地以及邻省的米粮地区差价的分析,勾画了一个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联结数省的多层次的区域性米粮市场的运作情况,揭示了同时期米价的上升趋势与乾隆初年以后广东货币流通量加速增长的联系,分析了对米粮季节差价的变动方式和各地区间米价变动的同步性,从而在可比性较高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时两广区域市场的有效性和整合程度。其次,对米价的分析,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传统中国晚期与市场运作有关的其它经济情形。例如,在粮食短缺压力下广东人所作的经济选择以及各级市场上各类商人的经济活动等。另外,传统社会中实际的经济发展,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经济运作是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在特定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的制约下进行的。所以,物价研究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市场或经济领域,而应同时关注范围更广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内容。这就是我关注广东粮食仓储制度的演变,政府与士绅的行为,乃至社会流动、社会心理变化、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等等方面的问题的考虑所在。我曾归纳了清代的经济运作中存在“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性”、“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性”两个与市场机制有关的特点,主张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市场发展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的基本矛盾及其动态总之,不但要分析米价变动的方式、规律及其市场背景,还要尽可能揭示其社会和文化内涵。从逻辑上说,我的基本构想是以米价剖析市场,通过市场反映经济,再透过经济理解社会。不过,我很快意识到,实际的历史发展是不按逻辑上各种因素的先后顺序来进行,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互相纠缠、互为因果的形式,社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是的,要做一项好的计量经济史分析的确不易,其中涉及的社会经济过程也要从总体上去把握,才能使计量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您鼓励年轻人继续从事这一类的经济史研究吗?
●:目前来说,好的经济史研究成果还是不多,有待更多的人去实践和开拓。当然,史学研究也应该百花齐放,没有必要特意强调某一学科、方法或理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现代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是195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首先发展起来的,几十年间其影响遍及西方和东欧各国,并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计量历史学派。关于历史学的计量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提倡者就强调,计量分析从形式上更适宜反映基层社会和大众生活、更加科学化,有助于排除史学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而反对者则批评说,计量研究适应的领域有限,人在这种研究中成为一种符号而失去人性的特点,某些研究者对计算机的兴趣大于对历史本身的兴趣,而且计量分析还可能使史学著作失去其作为艺术品被鉴赏的价值,从而使历史学失去众多的读者和听众。科学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科学工作者提出和检验假说、并说服别人的一种被从业者集团共同认可的程序,其扬弃和发展既是由于科学进步内在的动因,也是科学研究者学术信仰转变的结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没有哪一种方法是尽善尽美的,计量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它反映了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趋势,确实具有某些其它分析方法所未有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知道计量分析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局限,它不可能取代史学研究最传统的手段与方法。在我近年从事的韩江流域区域史研究和讨论中,我曾主张,研究者可以通过爬梳更多的文献数据,掌握更多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多做一些更具经济学色彩的区域经济史,这一点我想目前你们年轻人的条件真的非常好。当然我还是要强调,一定要在深刻了解制度的基础上去做这项工作,传统的史学训练和制度史研读是不可或缺,不会过时的。只有了解数字产生的机制,才能更好地将经济史放在鲜活的地域场景中去理解。
地域史脉络及其机制
■:刚才您谈到地域社会史的实践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也阐述了在整体社会史中理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记得某一次学术探讨会的圆桌讨论环节,大家都热议您经常提起的两个关键词“脉络”和“机制”,您愿不愿意就地域历史的脉络及其机制谈谈您的研究心得?
●:我知道那一次你们是在调侃我。不过这两个所谓关键词确实牵涉到地域历史研究的基本视角,而且,关于历史机制问题,也是我在各项研究中比较强调的探索方向。1991年以来,我一直在广东省东部汕头市澄海区(1994年以前为澄海县)的樟林乡进行实地调查、文献收集和研究工作,特别着重于明清史上的海禁、倭乱、迁界复界等大事件对樟林聚落社会的影响,讨论海上贸易对樟林社区内部格局的影响,以及民间信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发展的关系。我这里无法详细介绍我的具体研究。只是想说,所谓的地域史脉络和机制,是要在细致的专题性的、社区性的考察中去感知和感悟的。比如,以往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在华南乡村社会中,围绕着村庙的活动,往往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文化资源和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存在实态,庙宇在地域社会和信众心目中的“力量”,除了在各种仪式性行为中得以表达和强化之外,也常常依赖于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一系列“灵验传说”的存在。我通过对樟林乡民有关三山国王、火帝和天后等神祗信仰的研究,说明有关神明传说的流播实际上是一个成千上万次被“重复”的过程,“重复”不但使社区关于自己历史解释的“集体记忆”被保留下来,而且,通过这类传说的流播而得以“建构”的乡村关于自己历史的“故事”,实际上与从文字记载到意识形态不同层次的“国家”的历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乡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又常常是通过超越乡村的更大范围的地域关系来表达的。我们也发现,这种对与乡村故事或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保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不断经历着被“选择”的过程。
■:我对您所说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常常是通过超越乡村的地域关系来表达”这一观点很感兴趣,这是否就是探寻“脉络”的途径呢?
●:大致如此。通过对樟林这个村落的考察,我是希望表达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法的思考。首先,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说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可能更深刻地反映了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其次,当研究者在与“国家制度”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乡村社会”这一概念的时候,有必要考虑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或程度上,“乡村社会”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均质性”的分析概念被使用的问题。在运用这类概念时,能多一点自觉,我们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此外,在樟林这类在地域社会中有重要地位的乡村中,可以见到地方官员直接干预乡村事务的大量例证,而更重要的是,乡民观念中关于来自国家的“正统性”的理解,如何在乡村的组织结构和日常事务中有意无意的表达出来。所以,要用“整体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而将乡村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更深刻的理解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我强调的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您所强调的传统的史学训练和制度史研读,与地域史脉络的机制性探索是何关系呢?
●:我的想法是这样,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区域研究的关键之一,在于研究者是否自觉去探寻和理解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时下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上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然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以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除了有一些作品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外,还有许多作者热衷于对所谓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这种做法似是而非,偶尔可见作者的聪明,但却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用便于记忆但差不多可到处适用的若干文字符号来表述一个地区的所谓特点,再根据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分类方式,将丰富的区域历史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这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我以为,要理解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面。我们多明白一些在历史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行事方式,特别是要办成事时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规矩,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运行机制,就会多一分“理解之同情”。当然,要达致这样的境界,“回到历史现场”的追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这就是我所表达的“机制”以及机制性探索的意思。那么为何还要强调传统史学训练和制度史研读的重要性呢?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提倡“区域研究”的时候,不少研究者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并实际上赋予了“区域”、“地方”、“民众”某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正统性”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国家的权力和使用文字的传统深入民间社会,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的国度来说,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的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圸抔篵緲E'E圸抔篵緲”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侈谈地域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既然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尽量置身于地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生活,力图处在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对所谓“民间文献”的解读,如果不是置于对王朝典章制度有深刻了解的知识背景之下,也是难免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阙失的。也就是说,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可把“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之类的分析工具,简单地外化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关系本身,不可以“贴标签”的方式对人物、事件、现象和制度等做非彼即此的分类。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的,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可能在认识论意义上明了区域研究的价值所在。
■:您的这番表述,也顺带回答了许多讲座上的“常见提问”———比如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精英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之类的疑问。不过,要像您所说的保持对“地域”或“区域”的如此弹性的理解,好像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才主张,在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时,首先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不能过于虚泛。在区域社会历史的叙述中,只要对引用资料所描述的地点保持敏锐的感觉,在明晰的“地点感”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序列重建历史的过程,距离历史本身的脉络也就不远了。在谈到地域社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到,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反映了多重迭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 这些年我研究明清之际中国东南海域的政治局势与社会变迁,讨论韩江流域地方动乱及其对社会组织、聚落景观及文化传统的影响,都是希望通过“再现”和重建“地域空间”历时性的过程和场景,①倡导流域整体史研究、地域社会脉络中的村落研究,以及跨国视野下的人群海上网络研究,我想从这些角度切入,就有可能去把握区域社会历史脉络及其机制,并对社会史理论的建构有所贡献。
理解和践行大学精神
■:您在《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走进历史现场》中特别提到,在中国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时期,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前辈们所开创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深远的影响,也十分强调在继承这些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有方向感的探索。对于史学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您有怎样的寄望?
●:我曾在《开放时代》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了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问题。我的大致思考是,三四十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表现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院系扩展、大学与科研机构转型等比较“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出版发行、学术评价、公众对学术研究的态度等等似乎较为“外部”的内容。我们必须深思的是,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变化,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对于这一现象,除了可以从政治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等方面继续分析其缘由之外,可能更本质的理由还是在学术从业者本身。在研究工作中,如果“小题”的背后没有大的问题意识,也未有与前人对话的冲动,就会沦为自言自语。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年青一代学者步入学术之门时,大都在从事这样的缺乏问题意识的个案的、地域的、微观的研究,目前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新的学术时代如何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这种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他们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面对着学术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人文学者要不厌其烦,反复强调学科的特质和“无用方为大用”的道理,努力说服公众和官员理解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于维系、守护民族文化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人文学者自己要心存定见,面对任何迁就、适应环境的要求,都要保持学科的自觉,守护人文的精神,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
■:在中山大学这所有着一百多年办学传统的大学,你觉得中山大学有哪些精神内核对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重要意义?
●:在一个大学里生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总会感觉到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但是很难凭三言两语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这一类的术语都显得不够。我们这所大学,是许多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出过奠基性贡献的学者传道授业之所。正如黄达人老校长说过的,所有的大学都会有其办学特点,不过,并非所有大学都拥有“大学精神”。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清华、没有北大、没有南开、没有中山大学,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就得重写。我们相信只有这类承载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大学,才真正有其精神。我们深深相信,拥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才可能是永恒的。在我们历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辈学者说过,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这是一句朴素而非常深刻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中大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直是沿着一条比较正常的、比较符合教育规律的路线发展的。这是他对中大的理解,也是一种期待。其实,“中”和“大”在这里不是字面上的差别,而是说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这句话背后表达的是“大中至正”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庸”的、“中允”的,就是正常的、正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天强调要“做大做强”、要“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常常忘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中这些最宝贵的思想要素。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学来说,我也相信中山大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这个“中”字。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因素,让这个大学始终对校史上许许多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保持着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让这个校园始终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让我们这些在其中生活的人,在面对社会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煎熬时,更容易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在中国近代以来各个知名的大学里面,中山大学是循着一个比较正常的道路在发展的大学,我们也希望她会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要大起大落。又如老校长黄达人教授所提出的“学校以善待学生为办学的核心理念”,其中包含了三个与其他大学不太一样的理念:一、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二、教授就是大学;三、善待学生。我们在讲大学核心价值的时候,就是反复强调这三句话。因为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对学生我们说“善待学生”比较多,其“善”字不仅是友善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臻于至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最好的方法来培育我们的学生。我们相信,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师资和良好的求学环境,在关爱学生的前提下,严格要求,在预设的人才培养目标下,使学生既成人,又成才,为他们的人生指明方向,对他们的一生负责,这样才是体现在根本意义上的“善待”。我们认为,“善待学生”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命题,若能“小题大作”,将其作为大学的核心理念,使其真正“润物细无声”地融化落实于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之中,就有可能全面改变和塑造一所大学的精神与品格,从而直接地影响所培养学生的面貌与气质。这么多年来,中大也一直在努力这样做。许宁生校长所提出的“人心向学”的理念,也是着眼于中山大学的传统和未来。在我分管学校本科教学期间,参与了围绕创新人才的培养系列举措的实施过程,其中较大的举措有校区布局的调整、实行三学期制、推进通识教育等。调整校区布局,简单来说就是让同一个专业的本科生跟研究生在一个校区里生活学习,低年级的学生和高年级的学生能互相交流。从2009学年开始,我们实行三学期制,把秋季和春季两个长学期变短,腾出的四周半时间作为夏季学期,夏季学期和暑假相连,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我们利用这段时间鼓励学生的实践教学,推动跨校区选课等。我们还努力推动博士生担任本科生的教学助理。在海外的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做本科生的教学助理很普遍。我们规定所有的博士生都要做本科生的教学助理。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本科教学质量能获得提升,博士生也增加了工作经验。在海外的大学,博士生做本科生的教学助理,是很重要的资历,对他们毕业后到大学和学术机构求职,是必要的经验。我们始终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学质量,提高课堂教学的含金量。我们刚刚制定了新的课堂教学规程,参照国际一流大学的教学方案,重新修订了每一个专业的教学大纲。还有,我们在学生的教学评价里面,增加了对老师导修、布置作业、参加讨论、批改读书报告的评价,更加严格要求学生,实质上也是对老师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我也相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不会过时,中山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水平也会在这一整体改革进程中逐渐得到提升。
■:在您的许多学术兼职中,“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头衔在很多场合引人瞩目。近年来,您在广东的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也着力甚多,在听您讲述关于地域社会史研究理念的同时,我们也很想听听您对当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区域文化建设等问题的看法。
●:老实说,大家选我当这个主席,可能是希望以此加强民间文艺界与学术界的联系,我觉得任务很重大。实际上,民协的工作有很多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范围,比如深度参与了广东古村落保护的研究和评定,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项目,这些本身已经有很好的学术性,应该继续把它做好。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民间文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并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不能完全只靠政府去推动。该政府做的,政府要好好去做,该交给民间做的,就该相信民间的力量,放心地交给民间。广东这个地方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和民间的力量比较和谐,政府做了很多好事,民间自发地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对于这些民俗,或者说民间文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炒作,地方官员不要把它当成政绩工程来经营,不要短线作业。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应该首先努力保护民俗的传承人,然后在当下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民间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机制。文化是慢慢积累、形成,慢慢培育出来的,没有非常快速的方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视文化比不重视文化要好得多,而且中国正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国,是好的目标。老百姓重视日常生活体验,因此城市建设要尽量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百姓感觉到生活在一个有文化的氛围里面。比如说到广州城市最大的魅力,我个人认为突出体现在人情,广州做城市的文化建设,就是要让这个城市的人,包括新广州人、老广州人,都真正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广州的味道。
■:您刚才提到了民间文艺界与学术界的联系,那么学术界可以从哪些方面对当前区域城乡文化建设有所贡献呢?
●:我在中山大学的同事们、还有广东社会科学界的同行们都与海外同行有很好的学术联系,也与台湾、香港、东南亚的民间文艺界有很好的联系。我觉得以后可以进一步加强联系,多合作做一些展演、展览、学术论坛、研讨会、田野考察等等活动。我们还要面对公众多做一些关于民间文化的公益论坛,多出版一些学术专著,进而在更广的层面上让广东民众对民间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热爱。对于年轻人,更重要的还是要对他们进行现代的、具有国际性眼界的公民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传统的文化行为就会被他们自然地继承下来。通过多年的乡村社会研究实践,我们也体会到,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乡村和谐社会和农村文化建设。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中包含了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乡村地区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近代以来,深受西方思想和学术影响的先进人物和知识分子,大多抱有“改造乡村”的理想,他们的努力,推动了乡村的近代化,改善了乡民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在如何处理乡村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却一直面临着比较尴尬的境地。改造乡村的努力,一旦遇到文化传统的问题,常常就变成“无根”的“文化输入”或“文化行销”,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处于民众的对立面。从事基层工作的干部常常会遇到的情况是,为达到某种平衡,有时不得不因地制宜地对乡村社会某些“合情”但不“合理”的传统习惯做适当的妥协,但如果过于执着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样的妥协就可能不具有合法性的理据。其实,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传统,与建立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制度基础上的近代社会理想,是可以和谐相处,相得益彰的。文化传统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保持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努力中,尊重乡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并善于利用乡村固有的文化传统,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且,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只有植根于本土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才可能真正达到稳固国家长治久安根基的目标。我还想说的是,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至今能保持在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和地位,在于中大的人文学者能在这个重视包装、重视计量,工具理性占据主导的时代,仍然保持清醒的学科本位意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传统,按照人文学科内在的发展要求从事学术工作的结果。我常以冼玉清教授的工作为例证,冼玉清教授所从事的文献考订、文史考证、金石鉴赏、文物保护等工作,都是学有所成、独具匠心、朴实而能够传诸久远的,这就是地方文化建设的正途,我们只有以冼玉清教授等卓越人文学者为榜样,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好这些最基础的学术积累的工作,广东的文化建设才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访谈到此,我又回想起您的《史学与以史学为业》的讲演,通过您对以上诸多问题的阐述,我想我们也能慢慢地理解您所说的人文科学从业者的“内在超越感”的深意。
●:是的,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充满矛盾和挑战,如何保持一种带有超越感的平衡心态,将是职业生涯能否平顺而成功的关键所在。陈寅恪先生讲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读书人要脱俗。“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在现代中国的大学里面,我们对大学有很多期盼和理想,但这些期盼和理想的达成,有待于用一种带有宗教感的态度去提升。这也是我们这些选择任职于大学的人,所要面对的可能备受内心煎熬的难题。在大学任职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与个人职业生涯顺利与否相关的部分,并未达到这样理想化的境地。大学是人类的组织,也就具备了社会组织的所有弱点,人性的弱点也必然导致大学职业生活要面对的种种不公。代表了人类未来、良知、公正、平等和其他各种追求的大学理想,是由生活在充满了短视和不公的环境中的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其他同事的具体活动来达成的。这是每一位刚刚步入大学之门的同事,从一开始就要准备面对的。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下,学术越来越变成一个从业者集团内部的自足的行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贡献的大小,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承认的过程,而这个共同体的评价,决定了我们能否当一个好学者。要当一个好学者,一定要有好的学术思维的能力,而学术思维的本质,就是在深刻理解学术史和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基础上的知识创造。从这个角度讲,学术就是“反常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者的标志,是看一位学者在学术上有没有思想的创造,有没有“反常识”的发明。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常识教授给学生。这样一来,在做一个好教师和当一个好学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鸿沟。学术创造与知识传授,需要的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秉性,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完美地具备这两种秉性的。客观的事实是,在现代大学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只是中才而已。我们的内心、我们周围亲近的人们、甚至我们的社会,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常常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大的成就。内在和外部的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对每一个就职于大学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和煎熬的根源。所以,我们在选择大学职业生涯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另一方面,只有在严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现有体制下做得比周围的人更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讨论改革体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只有遵循目前的规矩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我们提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方案,才会被正确地得到理解,大家才会相信,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真的是出于对教育、文化和学术长远发展的责任,是为了守护大学这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在这个校园工作了几十年,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举措提出批评建议,且能被接受并取得成效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体制下就做得比别人更好的人。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要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创造不是源于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约束,而是植根于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对人的内心召唤的遵从。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不仅在于他遵守了这些外在的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而在于他能够在更理性的基础上感受到学术创造的魅力,在因为各种外在的动力而埋头读书的时候,懂得自觉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注:①参见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2001 年第 2 辑;陈春声:《16世纪闽粤交界地域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以吴平的研究为中心》,载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陈春声、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史学月刊》2011 年第2 期。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1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5年4月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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