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主办

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关于网站
联系我们
网站推介
站内搜索
   
     





 

 

首页 学者访谈知名学者
学者访谈
 

  立学以读书为本 ───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与刘道玉的对话录之一
  
  王 郢 整理


  去岁寒冬,本应是万物休眠的季节。但是,两位耄耋之年的学者,却仍然在忧国忧民的思考着中国当前诸多的社会问题。一位是已经一百零一岁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绪贻先生,另一位是八十一岁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志同道合的多年挚友。他们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应《书屋》杂志之约,就读书生活、教育问题、知识分子的担当以及当前国学热的问题畅谈了各自的看法。本刊幸而蒙爱,分四期刊登之,以飨读者。

  刘道玉:绪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国史学术大师,今天能够与先生交流,是我一生最荣幸的事,将会受益无穷。北宋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为他四处借书,他靠抄书和自学成为一代儒宗,是名闻遐迩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因而,他最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故发出了“立身以学习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的醒世恒言。下面,我们请绪贻先生畅谈他读书的经历、方法和经验。

  刘绪贻:读书的问题就我来说,刚刚开始并非就是“乐淘淘”的。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是很不好的,使得我最初读书时,不利条件很多。第一,我父亲虽然是一个小学教师,但当时孩子很多,有五个孩子,所以家境清贫。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书,只有一个大约半人高的书箱,只有这么一点书,可说是家无藏书,读书的时间也很少,这是第一个不利的条件。后来,我成人以后,虽然能够有机会读一些书了,但却又遇到了特殊年代,造成知识分子读书的局限性很大,这是第二个不利的条件。第三个不利的条件,是我学习语言的能力不强。我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学过半年的德文,自修过俄文,但都不成器,所以,我读书的语言也只有中文和英文。由于这几种原因,可以说我读书读得不多,不是那种博览群书的人,是读书读得很少的人。
  有关我读书的经历和所读过的书,我回忆起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我曾经读过两年小学,其余时间读私塾,一直到二十二岁高中才毕业,我大约五岁开始和我的父亲一起开始读书,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期间我读过的书,我现在也记不太清,大致有《三字经》、《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这都是和我的父亲一起读的。读私塾的时候主要是读《四书》、《左传》、《古文观止》、《昭明文选》、《东莱博议》,以及《西厢记》、《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孽海花》、《封神榜》、《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等等。

  刘道玉:绪贻先生,您读的书很多,也很“超前”啊,像《西厢记》、《镜花缘》等这样的一些书,我到现在都没有读过,这些都为您成为学问大家奠定了基础。

  刘绪贻:那个时候,只都读过这些书,练过“童子功”,笑。到了大学的时候,读了《西洋文学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史》、《堂·吉诃德》、《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主要读了这么几本:一是《社会变迁》,这是跟着我当时很喜欢的一个老师一起读的,这本书现在中国有翻译本。还跟另外一位老师读了《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另外,当时在大学里还特别重视数学、高级代数和高级统计学等等。我在美国期间,在课外还自己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杜威的哲学,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以及《文化人类学》。我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感兴趣,也很喜欢,所以自己读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书籍。1947年回国以后,读了一些新书,例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武汉大学校友李锐的几本书,我都读了,还有中山大学袁伟时等同志的文章……

  王 郢:您到现在坚持每天都读书吗?

  刘绪贻:是的,反正我现在每天在家里也没有别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成为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现在当然精力有限,难以坚持长时间和高强度的阅读,每天读书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八个钟头,但我仍然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在所读的这些书中,我认为最受益的,是读了以后能够背下来的书,能背下来的最有用。中国古人说“开卷有益”,但我并不认为所有的书开卷了就都有益。有一些书我读完了以后,就几乎对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例如《封神榜》这本书,虽然我当时读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但对我后来平生做人、为学却没有什么影响。有些书是白读了,但有一些书对我的写作技巧帮助很大,例如《聊斋志异》、《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这些书,就对我的写作技巧很有帮助。其中,《古文观止》这本书,它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还对我人格的形成也很有帮助。《红楼梦》这本书对我的婚姻恋爱观也很有影响。
  文学家陶渊明说他自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我认为真正要做到读书有益,最好的办法还是要背诵。背诵这些读过的书以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书都要全部背下来,但是能够背诵的书最好还是要背。

  王 郢:但现在的书又多又厚,如何能够背下来呢?

  刘绪贻:是呀,现在就很难了,有时候一本书都很难读完。比如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说他一生读书很少有从头到尾都完整读完的。以前我在读私塾时,读《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这些书的时候,都要求要背诵,而且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可以倒背。不过我想我读书背得最熟的是《四书》,其次是《左传》。《四书》的篇幅不算长,所以我通篇全部背诵下来。

  刘道玉:关于背书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死记硬背与增强科学的记忆力是不同的。人的记忆力是各种思维能力的组成之一,不可能有记忆迟钝的天才科学家。我至今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记忆力,这与我在年轻时注意加强记忆力锻炼有关,这就犹如高尔基所说,记忆力就像肌肉一样,越练越强。

  王 郢:对于年轻人,您是否有一些可以推荐值得一读的书呢?

  刘绪贻:我说到的那些书和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刘道玉:绪贻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清朝有个文学家叫做张潮,他有一本书叫做《幽梦影》,书里面他写到:“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这是不同年龄对读书不同的心态和感觉,因为不同年龄对于读书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不同的。你现在有没有“玩月”的感觉啊?

  刘绪贻:是的,不同年龄读书的感受的确是很有不同。因为你年纪很小的时候,由于阅历有限,所以理解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到了中年,你读书的时候心境更开阔、视野也更开阔,老年更是如此。
刘道玉:所谓的“玩月”,我的理解是一种欣赏的态度,从一些有价值的书中获得乐趣。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了读书的功利思想,因为文凭、学位、仕途和金钱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我还想提出另一个问题,当前我们的国人不读书的现象比较严重,是世界平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一。不读书自然也不买书,也不藏书,这是否潜在着文化的危机?您对于这种状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刘绪贻:我当然是要劝人读书啊。特别是对于到我这里来的那些年轻人,我更是要劝他们一定要多读书,而且不仅是要多读书,还要读进步的书。对于那些课堂上授课的书,倒无需太重视,反而要特别重视社会上广大群众、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所在读和喜欢读的书。以前一些到我家来访问的年轻学生,他们对于刚才我说的那些书甚至都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视野和思想都非常窄狭,所以好多问题难以做出判断……

  刘道玉:绪贻先生,你是跨世纪的老人,集德高、学高和寿高为一身,一百零一岁仍然坚持写作,学富五车、学贯中西,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大师,听你的一席话我真是终身受益。我读书和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是学社会科学的,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你列举的那些书我基本都没读过。我自己读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私塾教育的传统文化启蒙阶段。我受了两年的私塾教育,当然和刘先生您所读的私塾不能相提并论。当时我在农村的私塾,读得很浅,就是《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连唐诗都读得不多,但李绅写的《悯农》一首,是农家孩子必读的诗句,全诗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由于目睹农民的艰辛,我从小就养成了节约和爱惜粮食的习惯。
  第二阶段是正规的国民学校教育。离开私塾以后,我上了正规的小学,后来又连续的读完了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规定的教科书来读书。在教科书以外,我基本上没有读过小说,我当时抱着这样的思想:“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数、理、化以外的任何书都不读,小说也不读,以为学好数、理、化就真的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导,我就是受了这句话的误导。在“文革”之前我连小说都没读过,我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当时的我就是读数、理、化,化学系的课程选了以后我还选物理系的课程,武汉大学的课程读完以后,我还选毗邻的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的工程力学课。这是我读书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根据工作需要阅读教育学著作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被推到武汉大学校长的位置,根据工作的需要,我开始读教育学的著作,这使我跳出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误区。我读了很多教育的书,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儿》、纽曼的《理想大学》、杜威的《民主与学校教育》、福禄贝尔的《人的教育》等我都读过。

  刘绪贻:我问一句,蔡元培、梅贻琦的关于教育著作你读过吗?

  刘道玉:我都读过。蔡元培的四卷全集、陶行知的六卷全集,我都读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反复阅读。第四阶段是广泛阅读完善自己的阶段。我从校长卸任以后,我读书的境界又开阔了。

  刘绪贻:境界提高了,视野开阔了。

  刘道玉:是的。因为我没有负担了,校长也不做了,化学研究也不做了,读书也就更开阔了。这个时候我读的书,包括西方哲学,例如叔本华、康德、罗素、萨特等等人的,我都读,还有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个时候读书比较广泛,这个阶段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觉得自己以前读书太少,是一种遗憾,为了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要完善自己,要广泛读书。
  关于读书的方法,我们中国是一个书香之国,关于读书的方法有很多很多,像诸葛亮的观大略读书方法,宋朝陈善的出入读书方法,华罗庚的厚薄读书方法等等。其中,华罗庚说读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这就是厚积薄发的意思,对我启发很大。我自己的读书方法,就是“读记法”,一边读书一边记笔记。

  刘绪贻:钱钟书也是这样。

  刘道玉:我现在的读书笔记有几十本。我虽然已经中风十七年了,右手已经不能写字,但我仍然坚持锻炼用左手做笔记,一年至少要写完两本十六开的笔记本。笔记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一些统计数字。数字虽然枯燥,但有时候数字却是某些观点最有力的证明论据。记下来以后,要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查找,信手拈来。比如说,中国现在科技期刊有五千多种,其中英文期刊只有二百三十九种,只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五,但中国的期刊总量占世界期刊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可见我国英文期刊的缺乏。更为可惜的是,我们这么多期刊,在各学科中位于世界前三位的学术期刊,却一本都没有。二是记录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有一句名言:“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现在说真话难,听真话更难。第三,记录一些自己的读书体会。读完书以后有什么读书体会,三言两语的把它记下来,这是我一生读书都坚持的方法。
  现在我谈谈读书的几点感想:第一,我不太读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书,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朱光潜的美学等等我还是读的,艾思奇的哲学书我也是在大学时做教科书就读了,但现在那些所谓的哲学家的书我是不读的。我跟青年人谈话时,也劝他们不要读中国当代哲学家的书,因为现在将哲学过于庸俗化了。哲学的真正意义在于追问事物的本源,人从何而来,世界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
  第二点体会,我劝导青年要放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这是不正确的,误导了我,我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不要再被误导。而且我的体会是,真正要学好数、理、化,必须打好人文基础,没有人文基础,是不可能学好数、理、化的。因为人文基础给你提供了阅读的能力、思考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这些能力,怎么能学好数、理、化呢?我们化学系就有个教授动手能力很强,能够解决很多技术实验问题,但却连论文都写不好,一篇论文都没有。他就是因为人文基础太差,文字能力太差,写不出文章来,讲课的效果也很差,这就是片面强调数、理、化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要劝告当代的青年真正要学好数、理、化,必须打好人文基础。人的才华是相通的,现在高考中的文、理分科是不可取的。至于少数具有文科特殊天赋的人才,是录取时需要掌握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个别的特别有天赋的,就让所有人都按照文、理分科来教学,这也是导致当代我国青年人文素质低下的原因之一。

  刚才说到张潮的那句话,我觉得我也进入到台上“玩月”的境界了。读书的最初阶段当然是为了应用,但最高的境界就是为了欣赏,欣赏知识的内核和美。

  刘绪贻:我觉得现在青年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所学的东西都是设计的课程和实用的知识,课本以外很少有时间或兴趣涉猎,只为考试而读书。这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教育只培养“工具”,而不是启发人如何追求真理,更谈不上“百年树人”。所以你看那些到我家里来的学生,我问他这些能够启发人思想、开阔人视野的书,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读的东西,多半都是课程内的东西,这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资中筠说,中国的教育这样继续下去,人种都要退化。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绪贻先生和资中筠先生的意见。我国当前不读书的状况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应该引起国家高层领导者们重视了。一个西方哲人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准。因此,我们国人应该清醒了,要铭记高尔基的名言:“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


  (本文原载《书屋》第6期)

1 2 下一页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4年12月04日

返回顶部   
首页 学者访谈知名学者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主办
copyright©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津ICP备09008453号——8/津教备0381号

eshwebmast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