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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历史理论的经济学视角——罗伯特·布伦纳教授访谈

 

作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张秀琴


【内容摘要】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系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学者。受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影响,并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直接启发下,他致力于在二战后的英美世界继续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重建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使命。基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并引发了著名的关于社会形态过渡(主要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布伦纳之争”。并由此重新开启了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维度,按照他自己或者英美世界通行的说法,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历史理论的经济学视角。

【关键词】布伦纳 经济马克思主义 社会与历史理论 布伦纳之争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系当代美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系教授、“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在该校开设有研讨课《20世纪欧洲经济史》和讲授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后者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为教材,非常受学生喜欢,以至于多数情况下来听课的听课人数都超过了最高人数上限200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位彬彬有礼的资深教授在《新左派评论》和《过去与现在》等西方知名新左派杂志上陆续发表的系列关于马克思“过渡理论”(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的探讨性文章2,在英语世界引发了令人瞩目的“布伦纳之争”3,并被认为是20世纪40-50年代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4的重要延续。他也因此被英语世界冠之以“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强调经济背后的超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共同体的作用——这一点与安德森类似)、“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探索马克思的社会与历史理论)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财产关系作为总的框架性原则来考察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等头衔。

2011年1月至7月,本文中文译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中青年优秀教师海外提升计划1比1配套项目”资助,在布伦纳教授的合作指导下,从事“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比较”课题研究。并因该课题所需,与布伦纳教授进行多次访谈,现将访谈要点整理如下,以飨感兴趣的中文读者。

张秀琴:您好,布伦纳教授。您20世纪70-80年代陆续发表在《新左派评论》和《过去与现在》等西方知名新左派杂志上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过渡理论”(即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的探讨性文章5,在英语世界引发了令人瞩目的“布伦纳之争”6,并被认为是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7的重要延续。您本人也因此被英语世界冠之以“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头衔,您本人怎么看这些称呼?

布伦纳:谢谢秀琴给了我一个与中文读者直接见面的机会,我很荣幸有这样一个访谈。关于过渡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第一种是“分工模式”,即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46)、《哲学的贫困》(1847)以及《共产党宣言》(1848)等表达出来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理解,其基本要旨就在于强调分工的自我发展(self-developing),即认为分工直接代表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会伴随市场扩展而采取相应的形式,并继而决定了社会财产与阶级关系。其基本结论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伴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展而孕育的结果,当然这一结果最终是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得以正式确立的,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分工自发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第二种是“生产模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58)、《资本论》(1867-1883)以及其他后期著述中所提出的过渡模式理论,但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将它完善。第二个模式的主旨就在于凸显社会财产关系系统使得社会再生产得以可能并因此构建了后者——特别是家庭和阶级的再生产,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正源自于这样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再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资料的农民阶级个人所有制与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的压制(extra-economic compulsion)手段榨取和剥削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产品之间的矛盾。可见,根据这一模式,正是让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构建和延续的封建社会财产关系,最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

而我本人在过渡问题上想要做的努力,就是指出马克思第一种过渡模式也即分工模式的缺陷并力图继续完成马克思尚未完成的第二种模式。因为第一种模式更多启蒙色彩,也具有更多的斯密式的痕迹,而这正是后期马克思所力图避免和批判的对象。之所以得出以上观点,我要承认,毛里斯?多布和R.H.希尔顿8对我的影响很大。实际上,多布为现代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路径——也即任何经济发展理论的建构都必须立足于历史具体性的视角,由此多布和马克思一样,反对任何企图从超历史的固有法则出发来考察经济转型的做法(如“正统”经济学所做的那样),而是要从特定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具体性出发来理解经济发展。可见,马克思的上述“生产模式”论为多布的分析提供了起点。而正是通过多布,我开始发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源起,必须在新兴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这就意味着在研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不能单纯地从线性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自我发展论的视角出发,而是要从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根源也即刚才我提到的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手段而占有剩余产品与农民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有限使用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也就是说,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并非单纯的贸易或商业资本的全球扩展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必然灭亡和资本主义的必然兴起(如希尔顿所批判的),其真正原因要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其所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系统中去寻找。这或许也是二战后英国历史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旨趣所在(不过他们的叙事模式更多偏重于从破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出发)。

总之,我想佩里?安德森9一定告诉过你,实际上,英国历史学派(或如佩里所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对我的影响是持久的。上次在研讨课(Seminar)上我记得我们曾讨论相关的话题,可以肯定地说,与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辩护的“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说,我当然是“政治的”的“传统的”:前者指的是我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的态度,并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激进的政治”,而不是纯粹停留于数据和案例分析的“正统”经济学——尽管我也使用数据的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坚持认为这些“数据”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政治框架,我把这叫做“理论”;同时我也是“传统的”,因为我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财产关系作为总的框架性原则来考察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不仅包括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也包括资本主义在欧洲的源起与演变。这样的研究方法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延续的不过是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路径。就像马克思当年批判古典经济学一样,我也要尝试用同样的方法来批判今天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及其政治企图(借助于新的技术-功能主义的叙事方式)。

张秀琴:所以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成立了“社会与历史理论比较研究中心”,并在全校开设了选修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历史理论”——这个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为教材的课程非常受学生喜欢,我发现多数情况下来听课的学生(含部分教职员工)人数都超过了最高人数上限200人。有论者称,在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常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社会与历史理论”,您也这样认为吗?

布伦纳:很高兴你来我们的中心从事相关研究工作,也感谢你对我所开设的课程的关注。正如你所看到的,英语世界的确倾向于从社会与历史理论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特征,但还是不能把它们之间直接等同起来。我的意思是,社会与历史理论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括性指称,你知道,韦伯也从事社会与历史理论研究,但他肯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历史唯物主义者。所以,我的中心为方便开展更多的讨论和相关比较研究,就用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名称,而我的课程名称则更具有针对性和具体性——尽管这对于在美国大学校里保持教授身份来说并非一件完全没有风险的事(笑)。

张秀琴:可是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历史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的总框架,其立足点是“社会财产关系”(social-property relations),而不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或更广义的“生产方式”模式,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替换式重建?

布伦纳:之所以采用“社会财产关系”范畴,是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在后来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被严重的误用了,具有了本不该有的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而我们同样又可以在20世纪下半叶盛行一时的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这种倾向的最新发展。当然,如前所述,同时也正如我在《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甚至可以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找到这种倾向的最初形式,即马克思的第一种过渡模式也即分工模式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来自于斯密的影响。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斯密式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论却是不确切10的(参见我的论文《财产与进步:亚当?斯密错在哪里?》)——尽管斯密模式几乎主宰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理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斯密模式的要点就在于强调以市场扩展的方式来增加单位资本产出量,而这又导致了贸易、专门化和劳动分工以及资本积累等连锁反应,并共同导致了效率生产力的提高,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看不见的手”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成了独立于国家——特别是相对于寻租型国家来说——之外的一个自足的发展系统。在斯密模式的影响下,早期的一些历史学家于是认为:封建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或以使用而非交易为目的生产系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欧洲的农村地区,然而,随着日后东西方贸易的恢复和相对于欧洲来说的海外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以商人为核心的欧洲城镇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新现象,即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分工和专门化趋势,逐渐地,这一城镇化趋势也影响到了农村,于是经过中世纪的商业革命、近代早期的农业革命和现代的工业革命,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尽管斯密式的市场主导模式至今依然大行其道——这一点尤其明显表现在“新斯密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斯威齐等人)身上——但却也不是不可挑战的,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末期特别是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斯密式解释模式就显得没有以强调人口等统计学因素而著称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主义”(以波斯坦11等人为代表)那么惹人注目了,尽管后者也并非彻底放弃对市场和城镇因素的重视。但这两种阐释模式却都难免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其结果就是:斯密模式无法解释整个18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状态;而马尔萨斯模式则不能解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格兰和尼德兰北部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似乎又重新发现了斯密模式的解释力。但在我看来,这一新斯密主义并没有解决其思想先驱们的理论困境。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斯密模式和马尔萨斯模式(当然也包括似乎与前者是“对立”的另外一种模式也即凯恩斯主义),而这样做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把上述模式当作最终决定性因素的东西(如市场和人口——亦或者国家或政府等因素)仅仅视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而非普遍性法则。显然,这一超越的任务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框架下才能完成,从而最终解决斯密模式和马尔萨斯-李嘉图模式的非历史性理论之必然困境。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就是否认某种经济模式具有超越历史的合理性。与斯密模式和马尔萨斯模式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或家庭对于特定社会-经济行为方式的合理选择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网络(social-wide network),同时他们也正是在这些社会化网络中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化网络关系对于特定经济活动参与者来说是不可挑战的既定物,或限定性存在条件,因为个体的特定经济活动只有通过集体的社会政治活动才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说,社会形态演化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称之为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的微观经济学。

正是基于此,我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它所指的正是决定微观经济学(也即个体做出的合理选择)宏观结构——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而我称之为“社会财产关系”。可以说,社会财产关系是更标准的生产关系,其理由有二:其一,社会生产关系这个术语有时仅仅指在某种程度上由生产自身(也即劳动过程的合作和组织形式)决定的生产在其中得以发生的社会结构性框架,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样的生产关系定义是对马克思原意的一种误解;其二,我认为不仅要强调垂直性阶级结构关系也即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系统——有时这也是生产关系的一般性意指;也有必要、甚至更关键的是要分析剥削者内部和生产者内部各自的水平性结构关系系统。由此,社会财产关系指的也就是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剥削者之间的关系、生产者与直接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水平的和垂直的阶级关系一起构成了个人或家庭获取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和工具)和/或社会生产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并赋予它们以具体形式。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阶级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并因此界定了个体经济活动的基本限制性条件。因为它们不仅规定了个人可处置的资源范围,也决定了个人获取这些资源和收入的方式。而它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规定或决定性力量,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本是集体再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集体行为的后果,它们是超越任何单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外的。它们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则是通过组建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ies)。因为政治共同体有助于构建和维持集体性的社会财产关系,并通过暴力的形式(我们一般将之与国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捍卫它们,将之政策化,并为其提供合法化依据,个体经济参与者总是无法它们,而只能将其视为给定物和选择框架。可见,社会财产关系决定了再生产的规则,人们只能在既定社会财产关系的框架前提下从事一定形式的再生产,由此就诞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总之,社会财产关系既具有历史具体性,又具有政治再生产性。如此一来,追溯社会发展历史与理论的因果关系链条就从对某种铁定法则或规律的寻找转向了对具体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财产关系的考察。

张秀琴:看来,您从“社会财产关系”这个范畴中找到了某种动态的、有机的而非固定的和僵化的解释资源了,在此,您似乎受到了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了?您知道,那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与人道主义一派相对应的“科学主义”一派,我记得您也承认过自己属于科学主义一派?

布伦纳:从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有多大和在具体在哪里,你的提问倒是提醒我接下来或对此有进行系统梳理的必要性。不过我现在就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影响至少可以体现在解释社会发展的多元要素及其总体性框架方面。然而你知道,即便同属于科学主义一派,那科学主义内部也会分成不同的类别,就像黑格尔主义可以再细分成很多具体的子类别一样。而我和阿尔都塞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说阿尔都塞还为某种要素保留了“最后的”(in the last stance)决定性权力的话,那么在我这里,这个最终的决定权力也被取消了。

张秀琴:可是您似乎并没有取消您所批判的斯密等模式曾强调过的一些原则性要素。正如佩里?安德森在其《思想的谱系》一书做过这样的关于您的评论:当您早期关注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时,您把焦点或确切地说把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定位在农村地区,此时你使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或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如在您的《商人与革命》12一书中所体现的);而当近期您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时(如在《从繁荣到泡沫》和《全球动荡经济学》中),您又开始特别关注竞争(特别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制造业竞争)和贸易等斯密式要素。这是否意味着您本人也像您对马克思早期模式的批判那样没有彻底摆脱斯密的影响?或者您本人近期已放弃阶级分析这一在大多数英语世界的研究者看来是检验一个人或一种理论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标准?

布伦纳:首先,我一直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理论,如我之前告诉你的,那是我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支撑。当然我所说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是垂直的,而且是水平的,所以,我在近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中就是将这种水平分析运用到对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复杂关系以及其对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影响的比较研究之中。其次,我还想强调的是,反对斯密模式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其所有分析范畴,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批判对象所使用的全部范畴。而区别就在于,即便使用相同的范畴,但所赋予的内容或意义已然不一样,且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甚至可以是相反的。

关于我和佩里之间就欧洲封建社会关系以及“封-资过渡”问题的不同见解,那已是一场漫长的争论。我想说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各国实际上表现出的不同的类型,如英国型、法国型、德国型、北欧型、东欧型和南欧型等等。一句话,以特定历史时段的、某种类型为范本的 “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过渡模式不可能也不可以被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我说过,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具体性普遍化和超越历史地进行泛化。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具体和历史地分析不同历史时段的社会财产关系结构,并从中找到“相同”和/或“原有”的经济要素因不同的结构性链接而产生的新的社会意义和由此导致的历史性效应。

张秀琴:您有过文章论述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如对长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的文章,并在近期的授课和研讨中似乎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研究中来,能说说您的主要观点和打算吗?

布伦纳:当然,之前我写过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例如我对彭慕兰等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解就持不同意见,我会稍后把我的相关论述的电子版发给你。无论如何,今天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不关注中国,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那都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像我们曾关注意大利、荷兰、英国和美国一样,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关注中国。实际上你也看到,我们中心这学期的几乎每一场学术研讨会都有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主题探讨。我相信,那也是我致力于去研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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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秀琴(1970),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本文系“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比较”课题成果(“国家留学基金委中青年优秀教师海外提升计划1比1配套项目”资助);也系本文作者所入选的“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名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英美式阐释及其现实意义”)之阶段性成果。

2包括《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Marx’s First Mode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1983)、《前工业化时代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1976)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对新斯密主义的批判》(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1977)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将被收入《布伦纳论文集》即将在中国出版,另可参见布伦纳的代表作《从繁荣到泡沫》(已有中文版)和《全球动荡经济学》(即出中文版)以及其他若干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文章(参见《政治经济学评论》等中文期刊)。

3参见《布伦纳之争》(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T.H.Aston & C.H.E.Philpin, edi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参见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6)以及载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一书中的多布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1962)和斯威齐(Paul Sweezy)的《批判》(A Critique, 1950)等文章。

5包括《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Marx’s First Mode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1983)、《前工业化时代欧洲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1976)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对新斯密主义的批判》(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1977)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将被收入《布伦纳论文集》即将在中国出版,另可参见布伦纳的代表作《从繁荣到泡沫》(已有中文版)和《全球动荡经济学》(即出中文版)以及其他若干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文章(参见《政治经济学评论》等中文期刊)。

6参见《布伦纳之争》(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T.H.Aston & C.H.E.Philpin, edi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参见多布(Maurice Dobb)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6)以及载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一书中的多布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1962)和斯威齐(Paul Sweezy)的《批判》(A Critique, 1950)等文章。

8这里所涉及的希尔顿(R.H. Hilton)的代表作有《中世纪社会》(A Medieval Society,London, Wiley, 1966)和《农奴制的衰落》(The Decline of Serfdom, London, Macmillan, 1969)。

9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本人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从古代到封建的过渡》(1974)、《绝对主义国家谱系》(1974)和《思想的谱系》(2007)(皆有中文版)。

10布伦纳这里特别适用的是“不确切”而不是“错误”,后来在闲谈中我们再次提及这个话题时,他说,就像不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一样,也不能认为斯密主义是完全错误的,而只能把它们放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来进行理解和阐释,这就意味着,这些理论本身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却绝不是铁的规律性的经济发展定论。

11参见波斯坦(M. M. Postan)的《英格兰:中世纪农业社会的主要形式》(Medieval Agrarian Society in its Prime: England),载《剑桥欧洲经济史》(The Cambridge Economical History of Europe, 1, 2nd, Cambridge, 1966)。

12佩里·安德森承认尽管布伦纳在《商人与革命》中几乎一字没提到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原则和思想却贯穿着全书始终。

(本文已刊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3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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