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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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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青山不放松”

——著名学者郑大华教授访谈录

郑大华    喻春梅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2.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采访时间:20066

    采访地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喻春梅,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级博士生。(本访谈录已经郑大华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做学问,贵在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曾感叹一部二十四史从头读到尾,花了好大工夫,还是写不出东西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无法用理性之光照亮史料背后的东西。研究思想史的人很多,然而,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哲学史、文化史?其间又有什么关系,不少人闹不清,结果写出的思想史千人一面。郑教授对近代思想史的内涵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理论,他写出的东西就有了灵魂,有了个性。郑先生与葛兆光先生各自完成了不同的思想史专著,风格内容迥异,但他们都得到学界的好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著作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问:郑老师,您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名家,但您原来好像学习和研究的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后来怎么会转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呢?您怎样看待思想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对于今人有什么意义或启示?

    答: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读的书便是著名史学家、已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增平先生撰著的两卷本《中国近代史》和他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先生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所以,后来大学毕业报考研究生,便投到了林增平先生的门下,跟着林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尤其是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在林先生的指导下,我先后发表了《重评{钦定宪法大纲)》《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等系列文章,在学术界较早提出清末的立宪之争不 [收稿日期]20060630是传统所说的“真假立宪”之争,而是立宪的性质之争,即是立日本式的二元制(清政府)还是英国式的虚君制(立宪派)之争;《钦定宪法大纲》是一部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大纲,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一个主张立宪的立宪派。这些观点提出后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老师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19801989年论文选)》时,收入了我的《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章先生为该书写的“代前言”《最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述评》中,还介绍了我的有关观点。这些观点现在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1987年秋我从林增平先生的门下毕业,并有幸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龚书铎先生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史。

    进入北师大不久,一天,师兄军力给了我一份中国文化书院在“二七”剧场举行“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通知书,问我有无兴趣。在此之前我对梁漱溟了解不多,只知道他1953年为农民请命而顶撞过毛泽东,为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申斥。我想敢在大庭广众面前顶撞伟大领袖的人一定非同一般。于是我抱着好奇的心情出席了那次会议。

    大约是上午10点钟左右,当我在会场中刚刚坐定,忽然一群人簇拥着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旧式学者长袍的老人走上了主席台。这时人们纷纷站立起来,小声议论,说那位头戴瓜皮帽的老人就是梁漱溟。我抬眼望去,坐在主席台中间的梁漱溟个子不高,面容清癯,但两眼炯炯有神,根本不像一位94岁的老人。会议开始后,其他人都是坐着发言,唯独梁漱溟是站着讲的,会议主持人一再请他坐下,他却坚持站着把话讲完。他的话音不高,然而清晰有力。我注意到他讲话时没有发言稿,但条理清楚,意识非常明白。他说他不是哲学家,不是学者,他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得来的。他大约讲 10多分钟。讲话结束时,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也使劲地鼓掌。他短短10多分钟的发言,使我明白了什么是精神力量,什么是儒者的人格魅力,什么是伟人与凡夫俗子的区别……正是在这一时刻,我决定以梁漱溟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这样我就成了国内第一个以梁漱溟及其思想作为博土学位论文题目的人,·从此走上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道路。

    柯林伍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想,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然只是现象,它的背后没有思想,而历史则不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比如,他举例说:一场地震可以死掉多少万人,但地震只是自然现象,其中并无思想可言。一场战争也可以死掉多少万人,但战争并不仅仅是现象,它从头至尾还贯穿着人的思想,它是思想的行动,人们发动战争是受思想支配的。又比如,一个人由于自然原因死了,医生只需根据外部的现象就可以判断致死的原因,是死于疾病,还是意外事故?但是布鲁塔斯刺死了撒,史学家便不能仅止于断言撒是被布鲁塔斯刺死的,还必须追求这一事件背后的思想,包括布鲁塔斯本人的思想,布鲁塔斯为什么要刺杀撤,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受某一政治集团的指派?以及撒的死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如此等等。所以就此而言,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与其说是历史事实或现象,还不如说是历史事实或现象背后的思想活动。

    我们可以对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譬如说他过于夸大了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思想背后的物质力量,但他对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之重要地位的强调,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一般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无非有两个方面或层次:一是回答历史“是什么”;二是回答历史“为什么”。换言之,第一个任务是还原历史,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历史。或者说,第一个任务是描述历史现象,第二个任务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相比较而言,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难度也更大一些。而这第二个任务,一般而言,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我们通常讲历史的继承性,照我的理解,所谓历史的继承性,主要也就是思想或文化的继承性。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是文字的历史,亦即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如我们的“二十五史”;二是观念的历史,亦即长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如我们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三是物化的历史,如中国的长城、故宫,埃及的金宇塔。无论哪一方面,能为人们所继承的,只能是蕴含其中的思想或文化,而非历史的本身。就是物化的历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思想或文化符号,或者说是思想或文化的象征。否则,物化的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而要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就必须首先认识昨天和前天。因为历史不是一个孤立的空间岛屿,而是一个用时间联系起来的多维空间系统,昨天是前天的延续,今天是昨天的发展,明天包含着前天、昨天和今天,是以往一切历史的沉积。没有前天和昨天,也就没有今天和明天。如果说古代史是中国前天的话,那么,近代史则是中国的昨天。我们今天遇到的、讨论的、感到困惑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都是近代的人们曾遇到过的、讨论过的、感到困惑过的问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民国思想史的研究,能为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问:前面提到您是国内第一个以梁漱溟及其思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学者,您的博士论文是不是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激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一书?该书出版后曾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它提出了哪些观点?有什么创新?除该书外,您还有哪些研究及其思想的学术成果?

    答: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46万字)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来我拟定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叫做《梁漱溟与现代中国文化思潮》。因为在我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主要有三大文化思潮,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思潮、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毛泽东、胡适和梁漱溟及现代新儒家。这三大思潮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间展开过并将继续展开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我希望通过梁漱与毛泽东、梁漱溟与胡适、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家的比较,对这三大思潮及其互动关系作全方位的研究。为此,我在龚书铎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其中包括摘抄了几十万字的卡片资料,撰写并发表了十余篇近20万字的专题研究论文,主持翻译了美国艾恺教授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3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和美国魏斐德教授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30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著作。然而当我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打算动笔写作时,已是198910月底,也就是说距我毕业仅8个月的时间了。显而易见,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时完成拟定的选题。于是经导师同意,我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赶写了出来,独立成篇,作为学位论文参加答辩。答辩后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扩充,便交中华书局出版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张海鹏、陈铁建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王林教授,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求是》杂志苏双碧编审和中华书局陈铮编审,诸位先生作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或论文评审人,既肯定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又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批评和修改意见。尤其是陈铮先生在评阅完我的论文后,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选题,写得也不错,便建议修改后作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之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样我也就成了当时“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乃至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当然,如同我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本书虽然作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之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但我自知,无论就我的学资,还是书的质量而言,都有愧于‘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和中华书局在海内外学术界所享有的崇高声誉”。

    作为国内外第一部以梁漱溟和胡适为中心全面比较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学术著作,该书既以研究人物为主,但又不局限于人物,而是始终将梁漱溟和胡适放在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这两种思潮中来研究,通过人物见思潮,又以思潮证人物,从而在学术界第一次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产生、内容、特征、衍变阶段、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为了能够比较完善地体现写作意图,在结构上,该书先是在“导言”部分,对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进行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背景,在主体部分,比较、研究了这两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和胡适的文化取向、政治取向、学术旨趣、中西文化观、民主与科学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最后在“结语”部分,围绕“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的变革与承续”、“现代化与西化和中体西用”这三个问题,反思、评判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理论得失,认为西化派比较注重文化的时代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比较注重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但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西化派比较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和批判,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比较重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而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和批判,实际上对于传统文化,既要变革,又要认同,既要批判,又要继承,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西化派虽然正确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们却又错误地将“西化”与“现代化”等同了起来,与西化派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正确地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他们又错误地得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的结论。就此而言,该书认为,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向来看,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西化思潮,都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性”和“西化与现代化”及其相互关系,也没有对中国文化的出路作出正确的选择,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它们又不乏合理的、有价体的观点,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该书的这些基本观点不仅得到了参加论文答辩和评阅的诸位先生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的赞同。它对进一步深化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的研究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目前为止,我共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论文30篇左右,还另有学术专著《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30万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20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和《梁漱溟传》(48万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编辑资料书二部,即《孔子学说的重光——梁漱溟新儒学论著辑要》(40万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和《梁漱溟自述》(18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我研究梁漱溟的许多成果,被报刊转载或介绍。

    问:您199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君劢传》(48万字)一书好像也是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代史上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张君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您研究了梁漱溟后怎么会想到研究张君的呢?该书出版后学术界反应如何?

    答:和梁漱溟一样,张君生活在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年代里,一生既搞政治,又搞学术,是“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他从事政治时不忘学术,从事学术时不忘政治,在中国现代学术(或思想)史和政治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学术(或思想)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政治一方面来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抗战时期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代表,并且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张君一生亦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两年,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61岁生日时周恩来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初被中共中央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而遭通缉;他既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被民主同盟勒令退盟;他既热情地宣传和介绍过俄国十月革命,现在人们使用的“苏维埃”一词就是他首先使用的,又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得到过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用德文和英文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他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如此等等。自上世纪20年代起,人们就对张君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或者骂他是“玄学鬼”、“反动分子”、“进步党余孽”、“地主资产阶级代言人”、“国民党帮凶”,或者说他是“共产党走狗”,也有人称他是“政治家”、“思想家”、“大学者”、“国士”、“一代宗师”、“知识分子的楷模”……而他本人,有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现代中国学术(或思想)史上和政治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并充满矛盾的人物,长期以来,由于他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国民党,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都缺少对他的认真系统的研究。为了弥补学术研究中的这一不足,我于是在完成了《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和《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写作之后,便将研究张君列入了我的研究计划。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努力,于1995年完成了《张君劢传》(48万字)一书的写作,1997年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国内外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张氏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著名中国近代思想史专家耿云志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大华同志的这本书,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张君的著作,除了利用海内外已见的研究成果外,在许多问题上,都向前推进一步。由于种种原因,海内外研究张君的著述,长期以来不免有所偏颇,或有所忌讳,许多问题难以做到深入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对于张氏的文化思想、宪政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以及主稿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评述。不管这些分析评述能否为大家所认同,但不能不承认,作者的研究是更加深入,态度更加客观,议论更加平实了。此外,关于人生观论战的分析和评述也超越了从前一边倒的评论,而力图客观检讨双方的论点,揭示此论争的思想意义。”耿云志先生还充分肯定了该书搜集和引用资料的丰富,同时对该书的写法也是大加赞赏,认为该书“能抓住张氏一生思想活动的主要线索,采取‘一以贯之’的手法,将其思想、言论、著述与活动融为一体,读来顺畅、自然,步步有关联,层层有深入,极具整体性和历史感,堪称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正因为该书有耿云志先生的肯定,所以出版后颇获学术界的好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教授在书评中称该书是中国大陆出版的一部最客观公正、最少意识形态的人物传记著作,对于张君的研究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郭齐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左玉河教授也在他们各自的书评中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取得的成果,他们甚至断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发现,后来的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者很难在整体上超越该书。当然,这些评价对我来说是鼓励,也是鞭策。

    问:郑老师,记得您给我们说过,您的另一本代表作是2000年出版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在此之前您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思想家和社会文化思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呢?作为国内外第一本系统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专著,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答:实际上,我打算写作《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较早。因为我在研究梁漱溟的生平和思想时发现(梁氏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学术界缺乏研究、而又极富挑战性的课题,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意义,同时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也有借鉴的价值。为此,我征求过耿云志老师的意见,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后来由于承担其他研究任务,该书的写作被推迟。19957月,《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基金的资助。这既给我提供了研究条件,又给我施加了压力,因为根据要求,该项目必须在两年内完成。于是我在完成《张君劢传》的写作后,便放下手头的其他一切事情,从1995年底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收集和写作。经过两年多不间断的努力,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1997年底)完成任务,并顺利通过结项。后又经过一年多的修改扩充,于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如你所说,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专著。在该书出版之前,除人们在研究梁漱溟和晏阳初时涉及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外,还没有人进行过此项研究工作。该书认为,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团体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经济,以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虽然由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使它未能实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但它并非毫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它对于发展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进步,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也有其借鉴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当时有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还是归国的硕士、博士和大学教授、校长),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人民间”,来到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把他们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农民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他们的这种方向和精神值得我们的尊重和充分肯定。

    和我的其他几部书一样,该书出版后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有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称该书是2000年最有影响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少数几部著作之一。也有学者评论,该书突破了以往在“革命史观”指导下对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等社会改良运动的评价,充分肯定了社会改良的积极意义。当然也有个别坚持“革命史观”的学者指责该书为改良主义翻案,并质疑我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动机。但不管怎样,该书出版后推动了学术界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和其他社会改良运动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或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问世。

    问:郑老师,2005125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的《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提出要加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自身研究,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您认为什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呢?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以及与各项专门思想史的区别何在?

    答: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8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动因、研究方法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大量有哲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胡适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已经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然而改称思想史,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中又有许多哲学史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哲学史的内容所占篇幅相当不少。侯外庐先生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却又大量地写进了思想史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也并无多大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史之方法的输入,中国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但就书中所涉及的近代部分来看,似乎不太成功,至少它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近代思想史发展的清晰脉络,而且就学术分类来看,信仰、知识和思想不是同一层次或性质的问题,三者不能相提并论。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如此等等。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并经过充分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围绕这两大任务,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I,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区别了开来,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了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上只是我的一孑L之见,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我希望学术界对此应有高度的重视,因为只有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其他晚清史分支学科,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搞清楚了,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问:您在该文中还提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要处理好三对关系,是哪三对关系呢?对它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当前,思想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种倾向,喜欢套用理论分析框架,似乎不这样就不是研究,这是否有悖于论从史出的原  ?这点在青年学者尤为突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答:第一,应注意处理好思想家思想与人民大众思想之间的关系。一提到思想史研究,首先就涉及究竟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还是以人民大众的思想为主的问题。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老问题。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方面要重视思想家的思想,至少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因为:其一,与人民大众比较,作为社会精英,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尤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有更敏感和更深切的感受,更能触摸到跳动的时代脉搏;其二,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一般社会思想和动向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是它们的浓缩体。这也是思想家的思想所以能影响社会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民大众的思想,尤其要重视人民大众思想对思想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思想家的思想和人民大众的思想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同时,我们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思想家的生活时代和生存状态的研究,加强对思想家的思想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渠道影响人民大众、从而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第二,应注意处理好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脱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往往是思想理论超前,而社会实践滞后。比如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思想才付诸社会实践;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就提出了设议院和“君民共主”的要求,但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才宣布“预备立宪”。如此等等。(2)就思想家个人来看,社会实践落后于思想理论甚至相背离的现象也较普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前后,他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积极要求者,但到了“百日维新”期间,他只要求设制度局于宫中,再不提设议院的事情。他提倡过一夫一妻制,积极宣传过男女平权思想,但在实践中他是一夫多妻制和男权主义的维护者。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一定要把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能只看思想家们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只有如此,才能对思想家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

    第三,注意处理好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思潮风起云涌,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虽然侯外庐等学者曾提出过应当研究近代的社会思潮,但学者们的研究仍多以思想家为主,那些以“中国近代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基本上是各个时期一些主要思想家思想的汇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相继出版了一批以“思潮史”命名的著作。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以思想家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大突破,但它也同样存在着缺陷或不足。如果说在那些以思想家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寻找不到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有树木而无森林的话,那么,在那些以思潮为主要线索构架而成的思想史著作中,则看不到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有森林而无树木。而缺少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的思想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就必然会大打折扣。我非常赞成上世纪70年代末李泽厚在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不强调从思潮着眼,无法了解个别思想家的地位和意义;不深人解剖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所以一部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应该是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完美结合,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要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

    你说的喜欢套用理论分析框架的现象在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有些方面还相当严重。研究历史,当然需要理论,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但它必须建立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整理、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先有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依据这一框架找一些资料加以填充。论从史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搞历史研究的,必须遵守。实际上,一些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所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不是他本人的研究心得,而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得来的。西方学者所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否合乎我们研究的具体历史对象,这值得认真思考。我先后翻译过四本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包括美国艾恺教授的《最后一个儒家》、魏魏菲德教授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以及列文森教授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但我认为对于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或理论分析框架不能生吞活剥,必须经过自己的消化处理,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食古不化,不是一种好的学风;食洋不化,同样不是一种好的学风。就目前来看,食古不化者并不多,而食洋不化者则大有人在。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问:您去年出了本52多万字的《晚清思想史》,是不是按照您上面的一些想法写的,该书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哪些创新?该书出版后社会反响如何?

    答:20031月,我有幸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为该省“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同时,被湖南师范大学聘请为该校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特聘教授。依照聘书,除完成规定的科研任务外,我还要给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和本科生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课。上课,就要有教材。于是我放下手头所有研究课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写出了该书的第一稿,后又花了半年多时间的修改,便交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在此,对这些成果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当然,作为一部研究晚清思想史的学术专著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历史专业本科生的教材用书,书中在吸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不乏个人的一些研究心得和创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书以晚清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或斗争为其研究内容,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等内容,除与该书研究的主题有关外,不包括在内,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学科的分界问题。第二,该书认为,以往从鸦片战争开始写中国近代思想史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因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本源。基于上述认识,该书把晚清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在了整个嘉道年间,认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于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三,该书将思潮史与思想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第四,在“结语”部分,该书用近六万字的篇幅对晚清留下的思想遗产进行了认真疏理,认为晚清给后人留下了三个遗产,即:(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2)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3)强烈的“振兴中华”的使命感。这是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没有的内容。同时该书对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太平天国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关系,冯桂芬的思想属性,清末立宪的性质,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关系,改良与革命的评价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很少涉及的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新政真诠》等都辟有专章或专节论述。

    该书是200511月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师渠教授在《光明日报》2006228的“史学版”上发表书评,称该书是“一部系统而又不泛创见的思想史研究力作”。《书品》2006年第3期发表的书评题目就叫做《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创新之作——评郑大华著(晚清思想史)》,认为除龚书铎先生的序言所列举出的创新点外,该书还有两点应特别提出,“第一,这是一部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能体现时代研究水平的探索之作”;“第二,融理论、历史于一体,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近代史研究》第3期也有专文对该书进行介绍。一些大学已经决定采用该书为研究生教材用书。当然,必须承认,该书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我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对此提出批评意见。

    问:继《晚清思想史》后,今年4月您又推出了《民国思想史论》一书,据您在该书“前言”中介绍,它是您近年所写部分论文的结集。您结集出版该书的动机是什么?这部50万宇的《民国思想史论》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前身)大陆的民国史研究才算真正开始。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就相继出版了多卷本的《民国人物传》、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以及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尚未出齐),然而检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民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党派史(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等方面,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著作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一部通史性的民国思想史著作。就研究队伍来看,客串者不少,但真正一心一意长期从事民国思想史研究的人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大憾事。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与大陆学术界对思想史的重视不够有关。实际上,我们今天遇到的、讨论的、感到困惑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都是民国时期的人们曾遇到过的、讨论过的、感到困惑过的问题。对民国思想史的研究,能为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我曾在不同场合上呼吁学术界能关注、重视民国思想史研究,希望更多的民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朋友加人到民国思想史研究队伍的行列中来。也正是出于推动民国思想史研究这一目的,我才抛砖引玉,斗胆地把自己近几年所写的部分民国思想史论文结集出版,尽管它们很不成熟。

    该书虽然是我近几年所写的部分民国思想史论文的结集,但与一般的论文集不同,该书按民国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共分为“六编”,每“编”3篇文章,“编”与“编”之间以及文章与文章之间都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这可以从各编的标题中看出:“第一编:民国思想史的宏观考察”;“第二编: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第三编: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第四编: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第五编:三十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第六编:抗战时期的新儒家及其他”。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学术著作,该书不仅宏观考察了民国思想史的特点、西学在民国时期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对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争、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抗战时期的新儒家、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继《民国思想史论》后,我还将继续推出《民国思想史续论》、《民国思想史三论》等著作,以进一步推动民国思想史研究。

(原载于《历史教学》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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