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主办

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关于网站
联系我们
网站推介
站内搜索
   
     





 

 

首页 学者访谈知名学者
学者访谈
 

历史研究与教学略谈

——著名学者杜家骥教授访谈录

杜家骥   朱希斌

(1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采访时间:2006378

  采访地点:南开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朱希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本访谈录已经杜家骥教授审正)

 

  编者手记:杜家骥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才进入历史学领域。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前有郑天挺,后有冯尔康,再接力的就是杜家骥等几位。他们都有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冯先生对雍正帝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到广泛的认可。杜家骥长于满蒙关系,他强调考证如同公安局破案,考实是研究的基础,这是新生代学者普遍的风格。中学历史中的清史内容比较简单,但是,教师的解释则不应简单化。例如,只讲军机处的设置是皇权专制强化的表现,忽略了清代君臣关系和皇帝的素质,则过分看重了机构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因素仍然是最主要的。在此篇访谈中,杜先生有很多真知灼见,望读者能够仔细品味。

 

    问:杜老师,您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而进入大学的,请问您当时填报志愿,为什么选择了历史专业,而且以后也从事历史专业工作?

 

    答:是的,我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参加考试的。接到成绩通知单,见自己考得还不错,当然非常兴奋。但对填志愿的事,我是一无所知。我出身于农村,信息十分闭塞,其他人也不懂得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村多少年都没有这种事了。那时填志愿,也远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参考材料,而我又是校外的非应届毕业生,记得只是本地的一位中学校长给了我一张表,上列京津两市的几个大学及所设专业。我的考分究竟排在哪个档次位置上?选哪个专业好?自己都没谱。只记得那位校长说,你的分这么高,填个名校吧。因我所在的武清县届天津市管,考虑到可能手续会好 [收稿日期]20060518办些,于是选择了天津的南开大学。至于专业,完全是出于兴趣,因为在上中小学的时候,就爱看历史小说,以后十年文革务农期间也一直不断,于是填报了历史专业。另外,也是自身知识条件所限, 1964年初中毕业因家庭原因没能上高中,高中的理科知识我不懂,所以只好考文科。回忆“文革”前后这十几年,感慨万千,虽然这十几年中增长了不少社会知识,对现在从事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有些好处,少几分幼稚气,但毕竟是十几年啊,而且这十几年正是记忆力强、学知识的宝贵年龄段,我在大学时学的知识,现在有不少已记不得了,但以前这十几年中自学的各种东西,以及中小学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于此告诫现在的中学生们,一定要珍惜时间,现在所学的知识是一辈子受益无穷的,年龄越大,不仅记忆力越差,而且所学的知识应用的时间段也越短。

     说到以后从事了历史专业工作,那是硕士毕业时的事情。大学期间学历史,感到远不如以前读历史小说那么有趣,大三、大四开始写论文的时候,由于需要在线装古书这种故纸堆中爬梳,阅读那种艰涩的文字,理解辨别古人用的一些概念、术语,甚觉乏味,而论述,又需冥思苦想。以后随着解决了一两个问题,搜爬史料才有类似“寻宝”的兴趣,遇到珍贵重要史料,心中惊喜,这种欲望也不断被刺激,尤其是硕士生学习期间,由于较多的时间就是用于专门问题的研究,这种史料、钻研的兴趣也就更浓了。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实践,自我感觉还是块搞研究的材料,适合从事历史专业,而且学了7年历史专业,总希望找个对口的工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原因,留在大学而且是天津的南开大学,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这个特殊原因就是,本人需要解决与家属的两地分居问题,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恰好天津市政府决定:凡取得硕士学位,留在本市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者,优先解决两地分居的家属户口调人问题。于是,留在了南开大学,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一直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到现在。

    问:从您的百余篇的论文目录中看,有相当一部分又是史实考证方面的,这些研究,与教学有怎样的关系?另外,您又是如何看待史学研究中微观考证与宏观考察的关系?

    答:在教学中,学生经常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研究生的教学、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疑难问题很多,客观地说,不少问题,我自己也不清楚,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古代制度、清朝满族及八旗方面的制度,这种疑难问题尤多。如君臣之间的礼制及其与君臣关系?明清内阁大学土协助皇帝处理公文的程序?清代究竟谁“票拟”?谁“批红”?各自权力又如何体现?选官制度中的“月选”、“题授”、“调授”是怎么回事?决定清初政权体制的“八分”与“人八分”、议政王大臣会议与议政处、清末的“皇族内阁”、“人辛者库”制度等等,又是怎么回事?清代八旗中的上三旗、下三旗是否包括蒙古八旗、汉军(汉人)八旗?清朝官员为什么自称“奴才”?等等,都需要考证,以便回答。有些传统说法令人怀疑,也需再深入考察。另外,自己还承担课题项目研究,这类课题,难点很多,更需要从考证弄清基本史事入手。

    研究历史,首先要弄清史事,这是前提,否则,抽象、升华性的论述观点,以至再得出某些认识,就无从谈起。这种前提性工作,无疑需要考证。对于古代史的研究,这种工作尤为必要。古代的很多事情,现代人都已不清楚,了解它,又主要根据文字记载,遗留实物所反映的内容不多,面也窄。而文字记载的很多史事,又是不系统的。只是星星点点的,“点”式的反映,不像图画有“面”的反映,及现代资料如录像,既有静态之“面”,又有连续性的动态反映,还有录音资料,弄清史事相对容易、准确。以这种“点”式的资料揭示史事,必须广泛搜集,在各个相关的点之间建立联想、进行推测,才能使自己的文字表述大致符合历史的实际,更何况我们所用的文献资料还有真伪、真实程度、真实成分、文献作者的主观因素等等问题,也需辨别考究。打个比方,这种考证就如同公安局破案,各种资料都不过是证据或线索,只有扩大搜寻,去伪存真,才能得出真实结果。一句话,历史研究,尤其是古代史研究,以史事得出认识,必须有考证,而且,研究得越深入,涉及的事越多越细,需要微观考证的这种“探微”工作也越多。

    史学研究的宗旨是求真、求用。求真,是考实,力求所述史事的真实;求用,是研究的问题有意义,用也是多方面的,如教学的需求,或者揭示、探究相关史事而得出有价值的认识,等等。后者需要作较大的系统性的课题研究,而其中的小问题,诸多史事的考证,是微观研究,进一步作集中性的分析,得出该课题的总结性认识,是宏观考察。在诸多微观考实基础上得出的宏观认识才可能比较准确,只有准确,才有意义。这种关系、道理很简单,说起来容易,也可说是老生常谈,但做起来难。而且,课题相对而言也有大有小、研究的已知内容有多有少,因此而决定的起步点不同,因此,所谓的微观与宏观又是相对的,具体研究过程中,两种方式又是交互进行的。

    问:您能否根据您重点研究的问题,对研究方面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

    答:我的专业是中国史,在研究方面主要是清朝史,在清史中,重点关注的,又是满族、八旗、蒙古及政治制度问题。因为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满族的主体又是八旗。认识清史的特点,与其他断代史的不同,其中的满族、八旗及其对清代的影响,是重要或者说是关键问题。考察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满族的主体统治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学习和探讨的过程中,又感到,作为统治主体的满族,其入主中原,给中国史、史实考证带来的影响主要在政治方面,对社会经济方面的直接性影响较小,因而对清代政治,尤其是政治制度、满族对它的影响,又是其中考察的重点,我所写的论文,很大一部分都是这方面的。另外,清代边疆辽阔,边区统治直接、深入,往代汉族王朝时期屡屡出现的北方民族南进中原的战乱现象不再出现,塞外与中原联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关键又在于清朝统治者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满族解决了蒙古问题,当时的大漠南北,遍布蒙古部落,西部的额鲁蒙古,占据新疆、青海、进驻西藏,控制藏族。因而满族人解决蒙古问题也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我重点考察的,又是满蒙联姻问题。满族皇帝对边区民族的政策是“恩威并施”,所谓“威”是对逆者用兵,这一点,与往代王朝比并无特殊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恩”的方面,也即笼络。在诸笼络政策、措施中,联姻尤其引人注目。从清朝官方政书中获知,清朝皇族与蒙古联姻,是采取“指婚”式的制度性通婚,每年举行,且有负责办理的机构。再经查找清廷档案,搜集到联姻事例近600人次,时间贯穿整个清朝。这不仅是清史、中国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而且在世界范围的民族上层关系史中,恐怕也是罕见的。如此制度性、长期连续、多人次的联姻,相关的问题就多了。比如,长期联姻,而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时或性、以个别人去“和亲”,其目的何在?同异之处在哪里?长期联姻的政策有无变化、阶段性特点,原因如何?对广大的蒙古地区,其联姻有无重点部落区域,又在何处?原因又是什么?蒙古一方对指婚的态度如何?以官方指婚而非自行结合,而且双方都是有等级身份的男女成员组成的家庭,其人际关系如何?有何影响?出嫁蒙古之满族公主、格格在该地有何活动,影响怎样?对蒙古地区之文明、领主贵族阶层人口之繁衍有无影响?最重要的,是联姻对满蒙关系、清朝统治、边疆治理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更广泛搜集各种史料,一个一个地解决,而许多史事的揭示、辨别,无疑都要考证。尤其是文献、档案记载的歧异、错误,满蒙两方面文献作者的观念、态度对文献内容的影响,更需辨析。以上考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总结、分析,得出一些认识等等,最后形成《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虽然有60余万字,但前边所说的内容是否就全面了呢?显然不是,也不可能达到。社会科学领域应研究的问题非常复杂,看似小的问题,涉及面也相当广,成了大问题,体现了微观与宏观的相对性。满蒙联姻,在中国古代史、清史、清代民族边疆史、蒙古问题这由大到小多层级的范围中,已是一缩再缩的题目了,这样说来,它属于微观研究,但其涉及的诸多问题的归纳、整体把握与认识,则又具宏观性。

    有些贯穿于历史,带有规律性变化发展的问题,纵向联系较多,同样具有微观和宏观研究上的辨证性,而且更明显,各个变化阶段或朝代,在整体变化中,都可算作分题目、小题目,但每个阶段或朝代若作专门深入的研究,又是大题目,其中问题较多,涉及面较复杂者,需要微观考证、理清的工作也较多。仅举我关注的几种历史现象略作说明。

    比如古代国家的私属性问题。这是古代国家、政权与近现代国家的根本不同点。古代王朝具有王家、皇家私属性,这种私属性又经历过由强到弱最后消亡的变化过程。先秦领主分封时期,私属性最强,商周尤其是周朝最为典型,姬姓王族分封天下,遍建姬姓之国,异姓受封者为少数,无论姬姓、异姓,均各自世代私领其国,少数贵族世卿世禄。这是贵族政治时期。春秋战国,私属性向弱化方面变化。秦以后,仅中央最高皇位私家世袭,地方实行由众多异姓非世袭官僚管理的郡县制,皇家分封地方仅实行个别王朝建国之初。这是官僚政治时期,国家掌权者,除皇帝由一姓私家世袭,其他官员,无论中央地方,主要是众多异姓经选举而任用的非世袭者,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灭亡建立民国,国家私属性消失,袁氏复辟私家帝制不可能实现。这种变化,世界范围内的王朝、国家也大致如此。现代国家,私性不存公性彰显,国家乃公民之国家,公民皆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起码在原则上是这样。

    而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的这种私属性变化,则需要分阶段乃至具体到各王朝进行考察,辨别其特殊性与共性,在共性中再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见其变化规律。再深入,还应探讨上述私属性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以及变化的原因等等。其中每个阶段、王朝的研究都需要微观与宏观的考察结合进行。我做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写过《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一书。清以前的阶段性考察、变化的原因、导致的结果等,也写过几篇文章(有尚未发表的)。这种问题,只有通过长时段的考察,才能得出某种宏观认识,也正因为时段长,问题复杂,微观与宏观交互进行的考察也较多,把握的准确性上也较难,但作为学术研究又是必须之途径。自感本人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很粗糙,只是以此来说明前边所说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已。以下规律性现象,在研究上都有上述方法问题。

    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等级性,或等级制度。古代社会,一般大众,是无特别身份的平民。平民之上,有各级官员、世爵贵族、皇家贵胄乃至最高等级的皇帝。平民之下,有贱民奴婢,其中也有等次之别。这种等级只存在于古代社会,近代只有残余现象,现代基本消失。这种等级现象,有其产生、发展、衰弱、消亡的过程。发展趋势的特点,是等级差距不断缩小,低下的贱民奴婢身份地位提高,数量不断减少,最后消失。

    刑法。由野蛮残酷向越来越人道方面变化。先秦时期,刑罚多种多样,死刑如车裂、腰斩、炮烙以及剖腹、焚烧、烹、、脯等等。非死刑如宫刑、剕刑、刑、墨刑以及鞭、、杖等责打惩处,残人肢体、肌肤,无视人格尊严。经西汉、隋唐两次变化,名目大减,明清时期,死刑主要是斩、绞,严重者凌迟,非死刑有杖、,清末民初再减,死刑仅绞,非死刑不再杖,仅刑讯仍有身体之折磨。现代再废刑讯。1997年,我国对死刑之执行,除枪决,已开始采取注射法。这一变化过程中,古代某些朝代虽有个别复旧或增设名目,但无改社会文明进化发展的大势。

以上这类题目都很大,都需要从短时段的各个小问题一个一个做起。以上所谓规律性现象,不过是自己从阶段性的、局部的各相关现象建立联想,而得出的初步的笼统认识。研究意义较大,才重视它。尽管笼统,但这种宏观问题意识是必要的。进一步,则需要从各阶段小问题深入考察,否定不正确的认识,逐步接近历史的客观实际,有时甚至是对整体的笼统认识的否定,包括对自己所认为的规律性的认识的否定,这种否定也是有意义的,它使自己的认识向正确、深入方面发展,而且,从建立问题意识上说,初步的推测认识也是必要的。在做各小问题的过程中,也不能脱离宏观意识,具有宏观意识,才能对研究的小问题有比较准确的定位,得出个别的局部的正确认识,避免就事论事。也有益于整体的宏观性把握。从这方面讲,微观、宏观研究应交互进行。

    另外,微观考证中,在各个“点”式资料之间需要推测,宏观考察中,在各个认识之间要有联想。凡此都离不开推理、假设,没有大胆的假设、想像,研究就无法深入进行,更重要的是,是下一步的小心求证。而这种求证,又是从微观研究做起,才能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

    以上所谓方法,乃老生常谈,贻笑大方,但对于初涉研究领域的大学生、研究生,或许有点参考作用。所举事例,只是自己的粗略认识,不一定正确,仅供说明研究方法参考。

问:下边我们谈一谈历史教学方面的问题。您曾经一个人写过一部清史教材,在体例内容上也有特色,曾再版过几次,也获过几种奖。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答:这部教材叫《清朝简史》,如果说还有些特色的话,首先应在于我的老师冯尔康先生的教导。未写之前,我向冯先生请教,冯先生说,现在撰写教材,应给读者以更多的新知识,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因而需要在体例上创新,增加新内容,另外还要突破某些概念化的模式,写出新意。又从体例的安排,如写清朝通史、历史分期及其划分原则,容纳典制、社会生活内容的结构设计,各部分之间的内容照应与协调等等方面给予规划指导。现在,把清朝史以鸦片战争为界点分为两部分,后一部分划入近代史,前后各写教材,这样划分,自有其道理。但缺陷也显而易见,第一,学生无法掌握通贯性知识。第二,后一部分因强调“近代”,而以几大事件、运动为线条,并以此安排内容,清王朝传统的、延续到以后的内容很少叙述。因而这本《清朝简史》写的是清代通史内容。另外,现在常用的章节体教材,以断代史而言,是叙某王朝之建立与发展、盛衰兴亡,并划分阶段或分期,以此安排阶段性内容,主要是与此相关的大事件,而与此阶段性发展不同步的,变化相对较慢的内容,则不便容纳,仅在某阶段有所涉及,学生无从得到这些方面的系统的或整体性知识,如各种制度及其实行和影响方面的内容。至于那些变化很小的基层社会内容,就更不便写入,相当缺少了。因而这部教材设为四编,既有一般教材以纵向变化的阶段性大事为主的内容,作为一编,又另设三编:1.典章制度。叙中央、地方及边区各级机构、职官,官员之选任与管理;财政收支及货币、漕运、矿政等等具体制度;兵制;刑法。2.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叙社会等级成员、社会组织如宗族、结社、宗教团体、会馆及公所、近代政治组织及其活动;社会生活如物质生活、婚丧嫁娶、岁时节庆、社会救济、私人教育、民众信仰。3.学术文化。叙思想、学术、史学、文学、书画、戏曲、科技、近代新闻报刊等。这后3篇史事的影响,与第一编有所照应,因此又必须写得深入一些。由于时段长,内容较多,作为断代史教材分量又不能过大,所以在叙述上力求简要,因而书名称为“简史”。内容方面的缺陷,是还缺少人物部分。另外,我自己的知识面、研究领域,以及学识、能力都有限,也使这部教材有不足之处。

    问:对中学的历史教学,您能不能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中学的历史教材和教学,我了解的很少,只是代过课,有一点粗浅的印象、感觉而已。仅谈两点,以供参考。

    一、能否增加一些有利于中学生科学素质、道德素养方面教育的内容。比如现在有些中学生迷恋或信奉星座、星相之类的东西,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与他们科技文化史知识的缺乏不能说没有关系。从古到今,人们不断地探索宇宙、人世的奥秘,科学与迷信的东西并存,总的进展趋势,是科学不断排除迷信。如果让学生们大致了解这种变化的历史进程及相关科技文化史的知识,无疑对他们社会科学素质的培养,辨别什么是进化与科学,什么是落后与愚昧,认识到作为现代人的中学生应崇信什么,是有裨益的。我们现在的历史教材,科技文化方面,古代部分,对天文历法的发展、无神论等有所介绍,而对当时人们附会迷信的史事及这种认识阶段上的落后性、愚昧性,缺乏揭示,有些内容也缺略,如易学、阴阳五行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其朴素的科学成分在哪里,被附会的非科学的东西是什么,等等。近代史、现代史部分,对科技文化在这方面的发展进步的介绍,则非常少。这方面的内容,在中学教材中不可能作深奥的叙述,但作为一般性的基本知识,应让他们掌握,再如,古代中国有礼仪之邦或礼义之之称,不管怎么称呼,都是对当时道德文明的称道与推崇,强调以礼待人、尊重他人、交际重义,以仁义待人。那么,在这些方面,古人是怎样的观念,如何实践,哪些内容仍具合理性应继承发扬,是否也应该让中学生有所了解,在教材中作适当介绍。以上建议不知是否可行,仅供参考。

    二、根据《历史教学》杂志社的建议,就明清史中的重要问题一一明清时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若深入理解,有必要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一概念分为两部分:专制主义,指皇帝集权、皇权专制,是皇帝对皇权的行使问题;中央集权,是中央对地方集权,这是体制问题,同时也与皇权专制相关,即地方集权于中央,再进一步集权于最高掌权者皇帝。以下就从这两方面谈明清时期的情况。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顶峰时期,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教材,都是这么讲。若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明清两代也有不同,而且每代之中又有发展变化。

首先说皇权专制。明代白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中书省及宰相,皇权达到了极端专制的地步。但明中期以后,由于大多数皇帝荒朝政,素质相对较差,从制度上集中的皇权,实际上并没有由皇帝真正地完全行使,而是落到了太监、大学士手中。以题本的处理为例:题本,是中央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请示政务的公文,先经内阁大学士辅助皇帝处理,在“票签”上拟写对该件政务的初步处理意见,与题本一起提交皇帝,供皇帝裁决时参考,即所谓“票拟”。皇帝看后,以红笔批示,方可生效、执行,此谓之“批红”。由于明中期以后那些政、荒政的皇帝将批红假手于太监,自己并不审查,也不拿出处理意见,因而太监在实际上行使了皇权,大学士也在票拟中体现其权力。清代则不然,清代皇帝之素质相对而言比较高(这与清皇室严格的皇子教育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勤政,勤政、事无钜细乾纲独揽,是清代皇帝行使皇权的严厉“家法”,在题本的处理上也体现了这点,件件过目,亲自裁决、批示,从不假手他人。从这点而言,清代皇帝是实现了废除宰相制后,皇帝从制度到实际行使皇权上的真正专权。清代皇帝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与精力,所以勤政与素质,是皇帝真正专权的重要原因。

再有,清代皇帝还实行奏折制度,奏折制的实行,是清代皇权扩大、强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具有使用奏折权的官员,比用题本的高级官员范围要广,扩大到中级官员,它是皇帝扩大信息、亲自了解政情,直接对官员之政务作批示的公文。题本要先经内阁,地方官的题本还要经通政司,第一知情者不是皇帝,经内阁票拟的题本,皇帝要考虑或尊重票拟的处理意见,这两方面,都使皇帝对题本之政务的处理有某种被动性。而奏折,则是直接上达奏报皇帝,第一拆封者也即第一知情者是皇帝,对每份奏折,皂帝都可主动处理,有的直接以红笔批示于折上,完全由皇帝作指示,密封后直发折奏人。有的是皇帝交军机大臣帮助他处理,最后的批示即渝旨由皇帝审定,决定者仍是皇帝。另外,由于皇帝与折奏官员单线联系,具有保密性,政情扩散范围也很小,避免了官员之间的某些横向联系与串通,既保证了皇帝意志的实现、皇权的贯彻实行,也强化了皇帝对官员的控驭。所以,奏折之使用,皇帝扩大了解信息及官员行政情况,在这方面抛开内阁,对政务作主动、独断性处理,加强对官员的控驭,使清代皇权比明代进一步扩大、强化。

    还有,是官员的选任方面。明代,选任官员有会推制,吏部尚书、大学士对官员之被推选起很大作用,某些权臣结成帮派党羽与此有关,皇帝也不好轻易否决这所谓众人“会推”之意见。清代则废除会推制,高级官员出缺,由吏部(后来军机处也参预)开列众多由制度限定的有资格之候选人,皇帝从中圈定,某官之选定,主要在于皇帝。被选之官感戴的是君主的皇恩,也杜绝了权臣结党在这方面的途径。

    另外,清代君臣关系具有主奴性。这既是清代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原因,也是它的一种表现。清代的旗人官员,对皇帝都要自称奴才,源于满族的奴隶制遗制,爱新觉罗家族对于八旗具有私领性,皇帝领上三旗,宗室王公领下五旗,旗人对皇室及皇帝、宗室王公之家有私隶性的人身隶属关系,也即主奴关系,皇族领主是主子,旗人是奴才。清人关后,随着八旗的进一步纳人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五旗旗人不仅是王公领主的奴才,而且成为皇帝的奴才,所以,无论是皇帝之上三旗旗人,还是下五旗旗人,都是皇帝的奴才,因而旗人官员,对主上皇帝要毕恭毕敬,满人如此,低于满人的汉官员也必须随之,因而在清代的君臣之礼上,官员面见皇帝,奏事,都要跪在皇帝御座之下,常常是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即便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也是如此。这种君臣之礼,在汉族王朝中是没有的,汉族王朝“古有三公坐论之礼”,说的是三公即宰相级高官与皇帝共坐议政。乾隆初年以前,官员与皇帝议政是跪在砖地上,乾隆五年冬,乾隆帝见年老大臣长时间就地长跪,浑身抖,才蒙生了点恻隐之心,命加个毡垫“以示优礼”,加垫而跪,就算是皇帝优礼臣下了。满族皇帝,正是以主奴性的君臣观念要求臣下,身为奴才的官员,也必须以奴仆自持,匍匐在皇帝脚下,谨听圣旨,绝对服从,而不敢触皇权,所以往代王朝官员那种大胆指摘皇帝过失的谏之举,在清代绝少见到。更兼残酷的文字狱,更令官员士人胆寒。君主臣奴,是清代皇权极端强化的特殊体现。

    讲到清代的皇权专制,又不能不提军机处,军机处设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它不属正规衙署,因而在备列国家机构及其规制的王朝“会典”中,都不将它列入,直到嘉庆朝修会典时才载入。其非正规性还表现在:军机大臣都由其他机关官员兼职,也没有法定的职掌规定,其职掌由皇帝视政务需要而“交办”,每天事情办完,回本单位办理本职政务,就是说,其职掌及由此体现的权力,掌握皇帝手中,所以,军机大臣虽经办国家机要大政,属宰相级人物,但却只是充当皇帝的“秘书”、顾问,没有明以前宰相那种有法定的、独立行使的相权。从这点而言,将军机处行政也视为皇权专制的一个体现,是有道理的。但如果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是皇帝削弱相权来强化皇权的产物,则并不准确。因为:

    第一,军机处设立后,分割了内阁的某些职权,但并不等于是削弱大学士之权。从历史上看,皇帝削弱宰相之权,都是以身份地位低之人代行相权,以此架空宰相,使其有名无实而最终成虚衔,待到代行相权之非相之相成为真宰相后,某朝皇帝再以同样形式架空取代之,甚至干脆废掉。而清代的军机处则不然,自设立到清末,所任用的军机大臣主要是品级最高的大学士,少则一二人,多时四五人,只有同治二年至九年无大学士,是由当时任要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任。大学士又兼军机大臣,两处有职权,很难说他的权力被削弱了。皇帝削弱相权,是针对权臣,清代大学士的权力本来就低于明代,况且是皇帝的奴才,在皇帝的勤政专权与威严之下,也未出现往代那种权相,不可能限制皇权的发挥,更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帝需要使用这些奴才,没有必要剥夺他们的职掌。

    第二,军机处的设立,还有来自行政方面的需要。军机处的最初设置,是为了处理军机要务的保密,以后,因为它适应了皇帝在处理大量政务中重点抓机要之事的行政需要,因而这一临时性的简陋的机构便保留了下来,皇帝交办其协助处理的机要政务也越来越多,远远超出军机要务(但始终以不伦不类的军机处称之,而这种称谓倒也体现它的非正规性),白明代废宰相后,皇帝需要亲自处理的政务就大大增多,这对皇帝的素质、精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清承明制,而皇帝需要亲自处理的政务比明代又大量增多,()清代边疆辽阔,边区民族由中央直接统治,这方面的政务增多;()清代人口比明代增加两倍(乾隆时)乃至3(道光时),社会矛盾事件也随之大增,仅每年需要皇帝作终审判决的死刑案件,就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清代皇帝还增加了大量的对奏折的处理。()清代皇帝专制,臣下不敢自作主张,事事汇报请示,也使皇帝需要处理的公文大量增多。增加了以上因素,对清代皇帝的能力、精力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和考验,虽勤政,但精力有限,因而不得不重点处理机要政务,由军机处协助办理,而内阁,则处理大量的例行公事。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又主要由内阁大学土充任,所以为了保证内阁职能的正常行使,在军机处设立以后,又在内阁中增设了协办大学士,内阁的正常职能也一直发挥到清末。军机处设立后,皇帝与充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在内阁政务的处理方面,负担都已减轻,皇帝对内阁题本的处理有所简化,另外,雍正以前,康熙帝几乎要每天御门听政,出内廷到乾清门与大学士面商未作批红的题本——折本(因以题本票签折角为记,故名),军机处设立后,皇帝御门听政大为减少,那些需要面商的机要政务,已由皇帝将军机大臣召至其寝宫商议,既节省了出内廷、朝议仪程的时间,又易于保密。大学士,则逐渐不再亲自票拟,康熙中期以后便曾有学士、中书协助,雍正时又增侍读票拟,大学士只对票拟作最后审定,减少了工作量。皇帝与充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都可以用一部分精力来重点处理军机处经办的机要政务。因而,军机处的设立,并与内阁长期并存至清末,既有政务分工意义,也体现了清代皇权专制重点专断机要政务的特点。而皇帝令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则是为了使用他们帮助自己处理机要政务。

    所以,认为军机处之设立是为削弱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并不准确。

    其次再说中央及皇帝对地方的集权。清代中央对地方的集权,比明代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直接、深化。清代把蒙古、藏族、回部(维吾尔族)地区纳入版图,由中央派官直接管理,或将某些地区(主要是漠南蒙古)直辖于中央理藩院。西南地区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改设由中央派任的流官管理。东北地区也由中央所派三将军直接管理。凡此,都改变了明朝及以前那种间接式的所谓“羁縻”统治方式。

    二、对内地各省的集权性统治加强,主要体现为皇帝以令官员折奏的形式掌握地方政情,直接指挥并控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大员及驻防将军、提督等高级武官。另外,对地方财政收支进行严厉控制,地方存留很少,而且动用数百两以上白银,即需中央、皇帝批准。以上制度,使清中央对地方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强化性集权统治。但这种状况在咸丰以后发生变化,中央赋予督抚等地方大员某些权力,地方开捐纳、收厘金以筹军饷,以后又办理洋务企业,督抚财权不断扩大,而办外交、组练军队,又使他们获得外交权、军权。中央依靠这些集诸权力于一身的督抚实力大员,对他们的控驭也逐渐削弱,宣统末清王朝的迅速土崩瓦解,也与此有一定关系。

   

(原载于《历史教学》2006年第7期)

返回顶部   
首页 学者访谈知名学者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主办
copyright©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津ICP备09008453号——8/津教备0381号

eshwebmast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