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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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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理想 信念 责任 使命
——于沛研究员访谈录

于 沛  高国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北京100732)


采访时间:2005年9月

采访地点:北京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高国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博士。(本访谈录于沛研究员已审阅)

编者手记:2004年4月27日,党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党的生命工程,意义十分重大:于沛研究员作为这个工程的四位首批专家之一,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学习鲁迅,把自己的史学研究称为“遵命史学”,即遵奉“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命”,把自己的史学研究和祖国、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决心为建设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问:您很早就对历史学有兴趣吗?您如何选择了历史学研究道路?

  答:我很早就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始终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为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我小时侯身体弱,很少参加体育运动,更多的时间是用于读书,涉猎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斯巴达克》等历史小说,虽说似懂非懂,却慢慢对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它成为我终身奋斗的事业。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所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却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1961年美国入侵古巴,当时北京市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当时我在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北京六中读书,在向古巴大使馆方向行进时,正好路过建国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当时那里只有很矮的一栋楼。楼前面摆着桌子,一些工作人员正忙着给大家递水。因为喊口号口干舌燥,我就跑过去喝水,这才注意到这里就是我非常景仰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朦胧之中,就觉得以后如果能有机会到这里工作,终生从事学术方面的研究,那该是多么幸福呀。由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了这样一种向往,在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很自然就选择了这里。

  问:请介绍一下您读研究生的情况。您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什么,为什么您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答:1979—198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方向是俄国史。我有两位导师,一位是孙成木研究员,另一位是已经去世的李显荣研究员。这两位研究员都很有学问,在俄国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为人为文,都堪称楷模。

  孙成木研究员给我印象特别深,他平常话不多,不尚空淡,论文或专著写得非常扎实、朴实,在历史叙述、理论概括及文献资料的运用上,几乎无懈可击。他们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幸在他们指导下学习,对我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学位论文的题目是《俄国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实质》。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由于当时苏联史学界、中国史学界和欧美史学界,对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实质,对它真实的历史含义,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很多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制度,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外在的、表面的描述。在西方学者看来,既然俄国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俄国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所以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者说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以此来攻击十月革命,说它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阴谋”。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觉得应该做出自己的回答。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论证19世纪70年代,俄国就已经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完成了这种过渡,俄国帝国主义和法国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和美国的高度垄断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和英国在海外占有大量殖民地的殖民帝国主义等有所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军事性和封建性,但这不等于它不是帝国主义。一方面它确实是帝国主义,俄国具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也不能从公式和概念出发,把所有的帝国主义都划等号。俄国确实存在着军事性和封建性,而这与俄国从9世纪以来特殊的社会历史进程有很大关系。俄国有大量的封建残余,而且这个国家对海外的掠夺和英国不一样,英国派兵在海外占领大量殖民地;俄国不一样,它靠的是蚕食,把周
围的国家一口一口地吞掉,依靠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逐渐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把握这些特点,不仅对认识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对于从总体把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产力水平下发展起来的各种帝国主义的特点也有一定的帮助。

  问:此后,您在苏俄史方面还有哪些成果?

  答:硕士毕业后的三四年间,我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俄国史研究,主要写了两方面的论文,其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经典论述,探讨俄国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这方面发表的论文主要有《马克思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历史》1986年第11期);《苏联少数民族边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等;其二,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俄国,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后,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列宁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特别是苏维埃俄国的文化建设,也是我关注的重点。主要论
文有《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列宁时期的苏维埃教育》(《教育研究》1983年第3期);《苏联扫盲运动1919—1939》(《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等。这两个问题既是我学位论文的继续,也与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系。针对我国当时存在的“读书无用论”,我想通过对列宁时期的苏维埃教育研究,强调“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苏联史学理论研究。我先后发表
有《近20年的苏联史学理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苏联史学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近30年来苏联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发展概况》(《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工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等论文。

  问:您从开始做研究时,就有意识地坚持走历史研究和现实相结合的道路。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其生命力在于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史学工作者在火热的生活面前袖手旁观,对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漠不关心,历史学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历史学注定要受到时代与社会的冷遇,以至走向衰落。历史研究应关注现实生活,发扬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总是要努力回答现实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绝对的、纯粹的学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历史总是与现实有某种关联,不妨以环境史学的兴起为例。如果没有整个人类今天共同面临的灾难性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如果没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代环保运动,就不可能有环境史,关注现实,以及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对中外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一致的。

  关注现实,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在新的历它时期继续发扬光大,使历史学能够拥有这个时代的新的特殊含义,同时使它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没,为我国的历史文化积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鲁迅当年受人攻击,说他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意思是说无任何价值可言,鲁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他的文学就是遵命文学,是遵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命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史学则是遵命史学,也是和祖国、民族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我希望在平凡的学术生活中,通过自己艰苦的学术劳动,能对祖国和人民力所能及地多做些贡献。

  问:20世纪80年代,世界历史所曾考虑编辑一套《世界历史》的通史教材。而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是编写《外国历史名人传》《外国历史大事集》等资料性工具书。现在看来,这两部作品仍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当时世界历史所可谓人才济济,您那时还很年轻,作为这两套书的四本分册主编之一,您当时是不是感觉有很大压力?那段时光,是不是让您特别难忘?

  答:提到这些事,我就会特别怀念两位已经谢世的前辈和领导。一位是陈翰笙,一位是朱庭光。有一次翰老到研究所来,他在八楼会议室问我:“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究竟哪里不如你?”我说:“你是我们的前辈,根本不存在您哪点不如我的问题。”他说:“那为什么允许你招研究生,不允许我招研究生?”我说:“您已经90多岁了,我们都是您的学生。没有让您招研究生,完全是从您的健康考虑,希望您健康长寿,有更多的时间指导我们的工作。”他说:“我不培养研究生,不写文章,不工作,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朱庭光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的时代感,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对别人要求非常严格,但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他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学科建设,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培养年轻人作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三年前,朱庭光病危在北京友谊医院抢救时,我到医院探望。他讲话已经十分吃力,我伏下身示意他不要讲话。但他仍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世界史研究的路子应越走越宽,要把世界史的视野放得开阔一些,要关注现实,要关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要抓紧培养年轻人,要爱护年轻人,要让世界史所的年轻人尽快成长。2005年11月18日,朱庭光因病去世,大家心里非常难过。当我抬起他的灵柩一步步走向灵车时,我感到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我想对老所长说,请您一路走好,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问:从2001年起,世界史所开始组织全国世界史专家,编撰多卷本《世界历史》,该项目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大课题,将于年内结项。您能否为读者简单介绍这套书的框架体系及编撰情况?

  答:多卷本《世界历史》这个项目是在世界历史所前所长武寅教授的主持下进行的,我协助她做一些具体工作。这部作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人类历史进步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这部作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历史》的最终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题史与编年史相结合的世界通史性著作。

  我们所以立项“世界历史”这一宏大课题,是觉得编撰条件已基本成熟。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推出了各种版本的世界通史。在英国,有《剑桥古代史》(12卷)、《剑桥中世纪史》(8卷)、《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卷)。苏联社会科学院编撰过10卷本的《世界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麦克尼尔等人,对全球史观进行了新的探讨,促进了欧美史学界重构世界通史体系。迄今为止,西方已有多种版本的世界通史、全球通史问世。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学者应该就世界通史,提出自己独立的看法,在国际历史学界要有自己的声音。我们完全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国已有的世界史研究方面的成绩,并推出新的成果。1949年,周谷城先生就出版了3卷本的《世界通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一良、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4卷)于1972—1973年问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版了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前辈学者的这些作品,让我们受益良多,对我们顺利地完成世界通史这一课题有很多帮助。

  写一部中国学者自成体系的世界通史,是中国几代世界史学者的共同心愿。所谓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主要表现为已经有前辈学者的诸多成果问世,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世界史学者在专题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绩。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外交档案和历史文献的解密,为我们从事外国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利契机。《世界历史》这个课题的进行,对推动当前中国世界史体系、全球史观、全球史和历史叙述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这部作品得到齐世荣、刘家和、庞卓恒、何芳川等世界史名家的指导。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我国高等院校的世界史学者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包括理论与方法、物质文明、制度模式、民族和宗教、战争、世界格局、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世界历史编年和地图集等,计40余册。它的问世.必将对中国世界史、特别是世界通史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部世界历史著作,都不可能涵盖世界历史上的一切内容和一切问题,穷极历史认识的真理,并作出最终的结论。这部多卷本的世界历史的完成,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问:您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请介绍一下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意义?另外,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外国史学理论?

  答:20世纪以来,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研究,始终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因此,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精神,蕴涵有现实的社会意义。中国的历史科学,特别是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和外国史学理论的传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封闭、僵化,保守,与世隔绝,显然不符合事实。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转折时期,中国史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折射和需求,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往往和外国史学理论的传人和回响有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剧变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面临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进化论和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为20世纪初中国的“史界革命”开辟了现实的道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明确提出用西方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的问题,在破坏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几乎在当时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进化史观提出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唯物史观,以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史学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苏联史学的理论和研究实践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学习和加强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

  西方史学理论作为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色彩,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及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因此,西方的史学理论不可能是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所谓西方史学理论是远离政治的纯学术,是真正的科学,无异是一种神话,但它却颇能迷惑人,尤其是能迷惑天真青年学生。对这种十分有害的认识,切不可等闲视之。

  针对一些青年学生的误解,我们应该讲明外国史学理论的社会内容,揭穿西方史学理论是超意识形态的纯学术的谎言。当然,对西方史学理论要具体分析,既要看到从属于唯心史观范畴的某些共同的内涵,也要看到具体的学术流派、学术思想、学术特点及其积极有益的内容,这更多的是通过学术思想的分析来说明,而不是脱离具体的史学理论内容,从概念上进行抽象的肯定或否定。

  问:您刚才提到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是国内唯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您曾任该研究室主任,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室的创立情况?

  答:外国史学理论学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之一,就依托在这个研究室。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的成员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担负着硕士、博士和博士后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同时编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建立,以及由这个研究室主要负责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的前身)杂志的创刊,都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有直接的关系。胡绳同志曾经到世界历史研究所来检查工作,提出要建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他提出,首先要把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介绍到国内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在成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同时,积极准备创办《史学理论》杂志。当时胡绳同志讲,我们国家不仅要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在文化上也应该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在中西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研究外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关起门来,将中国历史科学自我封闭起来,应该从世界各国汲取营养,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在组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时,陈启能研究员、时任世界史所所长的张椿年研究员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问:您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卓然有成,与他人—合作出版过《苏联史学理论》《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西方史学在东方的回响》等多部著作,并撰写多篇论文。您是不是可以谈谈您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建树和心得?

  答:近20年来,我一直将外国史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有意识地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外国历史哲学,特别是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我们都知道,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思辨的历史哲学逐渐完成了向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转化。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对人类历史进程做出哲学的思考,那么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考察历史学自身的性质、发展和前途。在中国的史学概念里面,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我们更多地使用历史认识理论这样的概念来表述,实际上历史认识理论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是用不同的科学术语表达的内容基本相同的同一概念。

  在我研究历史认识理论的过程中,我把历史思维作为研究起点。这方面论文我最早写的是《论历史思维》,发表在《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一书中,该书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所以研究历史思维,首先是因为思维作为人类特有的功能,作为人类智力构成的主要因素之一,能够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进行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历史时代思维的主客体不同,决定了这一历史时代必将产生与其他历史时代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历史学从它的萌芽状态开始,就同历史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历史思维的素质,及历史研究主体扬弃更新历史思维的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从历史思维的变革推动历史学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史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历史思维的发展史。古希腊罗马时代——不管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的历史思维,基本上只是朴素的、感性的、直觉的。尽管他们对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以这种直觉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分析世界历史,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不可超越的时代局限。在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显著扩大,人类的思维和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人文主义史学就表现出这一时期历史思维的特点。迄今为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首先是历史思维的变化,决定了历史学的变化。因此,在今天讨论历史思维,仍然有非常积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历史思维的主要构成因素,是知识和理论。没有知识,思维就要受到限制。当今的历史学,不管是研究视野,还是研究内容和主题,同以往相比,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掌握更多的与历史学相关的、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来丰富和完善我们的历史科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历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支学科,诸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城市史、妇女史、儿童史等等。

  理论作为具有严格固定形态的知识,是一门学科得以成为科学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条件。理论不仅指导研究主体的思维和活动,制约着他们的思维定势,成为他们认识和解释历史现象的标识,还决定历史思维的结果。正确科学的、谬误和非科学的不同的理论指导,会使历史思维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导致历史研究产生不同的结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或者说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我们的历史思维才能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我们更重视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科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

  科学的辩证思维存在于历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从确立选题,到选择甄别材料,应用某些理论和方法,分析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直到最后进行理论概括,作出结论,都离不开科学的辩证思维。

  谈到创造性思维,我就很自然地想起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的一句名言:“我们所提出的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编纂史料,不仅仅是描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我们认识历史,不可能像一面镜子一样,将过去,甚至非常遥远时代的历史,丝毫不差地反映到今天。所以历史认识的过程,也是历史认识主体遵循一定的理论方法和规律的创造过程。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充分发挥积极的创造性思维的功能。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更加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和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离它们越来越远。

  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我虽然有一些成果问世,但远远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史学的迅速发展。我应该继续努力,争取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问:您在许多场合都谈到历史研究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当前强调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尤其重要。您能否具体谈谈为什么以及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答:历史研究之所以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是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既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取得了主导的地位,在许多领域结出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也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当前,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理论成就和经验教训。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积极成果,比如17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学说,19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梯也里、米涅等人的史学思想,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历史观上的重要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历史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等等。这些学者的艰苦探索对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大的启发,从而为他们揭示社会历史规律,正确解决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汲取了整个人类文化最先进、最优秀、最有生命力的成果,是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集中和概括。

  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伟大革命。唯物史观正确地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人类物质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交换活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唯物史观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恢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科学地分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的基本矛盾。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变成了科学,对历史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以能够在史学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在当前中国史学界,强调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史学理论大量进入国内,这对我国史学工作者开阔眼界、改善知识结构,丰富和完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确实也有一些人对西方史学理论盲目崇拜,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不顾中国史学的传统与现实,以“国际接轨”为名,完全抹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绩,宣扬唯物史观已经过时。还有一些人力图淡化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内涵。唯物史观在21世纪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要处理好坚持唯物史观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辩证关系。当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在未来,它还会出现更大的变化。唯物史观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如不给予科学的解释,就会丧失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对这些新情况,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唯物史观诞生以来的一百五十余年间,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应当面对现实,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切实加强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问:您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历史学科唯一的世界史专家,能否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

  答:2004年4月27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个工程被认为是党的生命工程,足以反映出党中央对它的重视。在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与这项工程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个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必须看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和新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和新课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的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

  作为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史学工作者,我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光荣感和使命感,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所担负的重大使命,始终保持着充沛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各项任务。

  历史学科也成立了自己的课题组。在历史研究中,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西化,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指导地位、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旗帜鲜明地反对僵化,反对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倾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历史学科课题组,由20余人组成,其中包括4位首席专家,在4位首席专家和整个课题组的20余名主要成员中,只有我一人是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深感责任重大。今后,我应该广泛地和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特别是世界史学者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虚心向诸位学习,在研究实践中,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要以实际行动,以更优秀的成果,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不辱使命,不辜负党中央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我们的期望。目前,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历史学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完成《史学概论》这部作品。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史学概论》的框架结构已经完成,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现在开始进入写作阶段。我和世界史所的同事,担负着其中三章的撰写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积极的参与、支持和帮助之下,相信史学课题组会有更多的、更优秀的成果问世。

  问:您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编译组负责人,能否介绍编译工作的整体目标以及进展情况?

  答: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是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清史纂修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之一,它包括三千多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以及文献、档案的整理与编译工作。清史纂修,得到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关注和支持。目前,广大史学工作者正在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清史纂修工作。

  戴逸教授提出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成立编译组,这是一个创举。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国断代史研究中,如此强调要介绍国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关注国外有关档案文献,应该说这还是第一次;或者说,广泛吸取国外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广泛利用海外的历史文献,应该说是这次清史纂修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戴逸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许多优秀品质。

  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个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都积极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作为清史编译工作的负责人,应该说是不称职的,因为各个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和投入。我也曾提出调换更合适的同志来负责编译组的工作。最近,一些年富力强的优秀教授已经参加到编译组工作中来,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心里也觉得稍微踏实一点。
编译组的工作大概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把国外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国内史学界,特别是清史学界。第二,把国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正在展开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前沿问题及热点问题,及时地介绍给国内的清史研究专家。第三,把国外清史研究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既可满足国内清史纂修主体工作的现实需要,也可以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积累,为五十年、一百年以后以及更远的将来,重新纂修清史的时候,提供一些必要的海外历史文献资料。目前编译工作进展还比较顺利,特别是随着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编译工作中来,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肯定会做得更好。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来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的过程中,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纂修清史,要有世界眼光,这已经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也就是说要把清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认识和分析,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要联系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清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问: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您做过不少工作,比如参加商务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写,为公安部编写过人民警察使用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教材(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世界历史》大型纪录片。您如何看待学术基础研究与史学知识普及之间的关系?

  答:历史研究和我们目前经常提到的加强民族的历史记忆有直接的联系。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文化血脉传承的重要内容。历史应该从历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要做好历史的普及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破除一些陈旧的观念,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国外有些好的经验也应该加以借鉴。比如说,一些国家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大多是由本国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编写;国外电视台有专门的历史频道,广泛地介绍和宣传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而不是在戏说历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加快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中,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不仅需要了解世界的今天,而且需要了解世界的昨天。很多问题只有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才能够得到科学的说明和解释。在世界史的普及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代许多中国人,他们仅仅在中学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接受过世界历史教育,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世界历史;一些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他们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可以成为各自研究领域里很优秀的专家,但他们的世界历史知识,却少得可怜。这一不正常的现象非常值得重视。

  为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正在联合拍摄《世界历史》大型历史纪录片。这部大约一百集的世界历史纪录片的完成,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将做出积极的贡献。一些媒体提出,要在世界史专家的带领下,让社会各界轻轻松松地接受广泛的世界历史教育,这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问:您能否谈谈对中学历史教育的一些看法?

  答:中学的历史教育,对个人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忽略中学的历史教育,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学是一门总体性的、综合性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生活的教科书,是社会活动的向导,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具体到青少年一代的成长,他们只有认真学习历史,才能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才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如果一个青少年不学习世界历史,没有必要的世界历史知识,而去谈如何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他们从青少年时代就培养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将是一句空话。另外,青少年学习历史,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他们积极向上的自强精神。而要培养这些品质,没有中外历史知识也是办不到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要求我们今后应该更加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学的历史教育。忽略了中学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在削弱整个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中学的历史教学亟待加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曾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从青少年时代做起。《历史教学》自1951年初创刊以来,为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借此机会,向编辑部的全体同仁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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