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主办

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关于网站
联系我们
网站推介
站内搜索
   
     





 

 

首页 学者访谈知名学者
学者访谈
 

鉴空衡平
——任爽教授访谈录

任爽 卞季

(1.辽宁大学历史系,辽宁沈阳110136;2.历史教学编辑部,天津300051)

采访时间:2005年6月

采访地点:沈阳辽宁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卞季,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

编者手记:任爽教授在总结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时,引用了梁启超的一个观点,即“鉴空衡平”,意思是学术研究不能先有成见,评价历史事件人物要出于客观公平之心。联想到五十多年来,史学界,那么多的人把那么多的精力和光阴放在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分期的争论中,就是研究之前,先有“成见”在胸,按着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勾画的“五种社会形态”之图“索骥”。又如,过去有人评价抗日战争中历史人物,先有一个观念在脑中,即国民党政府是不抗日的,几乎把为抗日牺牲的国民党抗日英雄业绩一笔抹杀,无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等千千万万为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甚至牺牲的英雄,这里就缺乏一个“公平之心”。可见,“鉴空衡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多么重要的原则。让我们与任教授共勉。

  问:作为访谈的开始,能否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答:这是一件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的事情。简单说吧,尽管我的先辈中不乏有文化的人,但却丝毫没有历史学的家传。我是66届小学毕业生,刚刚考上中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所以,我几乎没有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更谈不上其中应该包括的历史教育了。当然,在小学的时候,我上过历史课,现在还记得有一位历史老师的课讲得很生动,但听过也就算了,并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印象。那时以及后来我虽然读过许多许多的书,其中也包括历史著作,但总的来说,非常杂乱,根本没有什么章法可言。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书可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能够找到的每一本书,都必须认真对待。因为如果错过了眼下的机会,就有可能永远读不到了。所以,我只能有什么读什么。由于对历史学的了解极为有限,所以,在1977年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历史系。而是报考的中文系,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作家,我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并且把研究历史作为终生职业,纯属偶然。当然,我并没有荒废四年的历史本科学习。由于中学时代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我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自学的习惯对我的一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学一方面使得我读过的书籍虽然杂乱无章,但涉猎范围相对宽阔,对我理解历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自学使得我的知识体系虽然有所缺失,但却使我善于吸收别人的优点,我可以在别人甚至是恶意的嘲讽和毫无理由的诋毁中发现我自己真正的不足,并且立刻加以改进。就是在这个逐步努力的过程中,我理解了历史,并且为后来从事这一职业打下了基础。另外,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我还不满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在我还上小学的时候,他已经训练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个习惯,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开始,从未间断。

  问: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领域。

  答:我的主要经历是这样:本科毕业以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师从吴枫教授学习隋唐五代史。后来,我又就这一研究方向,师从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洵教授、南开大学的杨志玖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年底,执教于黑龙江大学;1993年调入东北师范大学;去年又调入辽宁大学。至于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唐宋史,尤其集中在制度与社会方面,并且力图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问:您说得太简略了。最好是结合您的科研成果给我们详细地谈谈您的学术观点和研究体会,以便我们的读者更具体地了解您的研究工作。

  答:好的。谈到具体的学术观点,可能比较复杂。这样吧,我就围绕着我做的五代十国史研究和唐宋制度史两个方面的课题来讲一讲,可能眉目会清楚一些。

  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是从南唐史开始的。这是我进入史学领域以来,做的第一项研究,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毕业论文题目。做这个题目的考虑首先是工作量。因为感觉上它比较适合做硕士学位论文。但是,当完成了这一课题之后,我发现,南唐史研究的学术意义要比我原来设想的大得多。从1983年我在《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一篇关于南唐人才问题的短文开始,到1987年《南唐史》定稿,我对南唐历史的研究基本完成。由于当时南唐史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可供参考的成果不是很多。所以,在这一问题上耗费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我在南唐史的研究中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南唐时期,既是中国南方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逐步由北方向南方推移的关键时期。而南唐所处的江淮,正是南北交通的战略冲要。因此,南唐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实际上集中反映了唐宋之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的特征。这就是南唐的历史特点与历史地位的真实内容。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南唐时期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以及相关土地与赋役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新的特点;可以理解南唐文化的繁荣以及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明显的南方特色;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在乔寓人士和土著人士之间展开的党派斗争中,突出地体现了随着南方经济与文化实力的提升,地方势力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日益强烈并由此引发了土著人士与乔寓人士——实际上就是外来的北方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沿着这一线索继续思考,我在1993年第4期的《求是学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地域冲突与中国古代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的论文,把前一时期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并就某些基本问题做了拓展性的探讨。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是:南方人士与北方人士之间的冲突在唐后期的永贞革新中已经初见端倪,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酝酿,在宋代熙宁变法时期达到了高潮。进一步讲,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一种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士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地域冲突,是由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地区之间的利益争夺。发展不平衡贯穿于中国古代史的始终,地域冲突自然也贯穿于中国古代史的始终。我把中国古代地域冲突的演变划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是先秦汉晋时期,北方的优势地位十分明显,地域冲突表现为北方地区的东西冲突;二是唐宋时期,南方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开始转换,地域冲突表现为南方与北方的冲突;三是明清时期,南方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地域冲突表现为南方各小区域之间的冲突。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路线。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来考虑:其顺序依次为: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在这里,社会结构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层次。没有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我们的就无法研究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即人际关系的模糊所造成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软弱、群体意识的涣散,导致社会发展的畸形特别是权力制衡系统的薄弱,并由此造成专制政治的膨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凡政治演变、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进步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莫不与此有关。

  问:您是从南唐史的研究直接过渡到唐宋史的研究的吗?

  答:当然不是。尽管南唐史的研究使我形成了对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的基本认识。但是,那毕竟是一个很狭小的领域。所获得的知识和认识,都是有限的。

  问:那么,中间的衔接点又是什么呢?

  答:在南唐史的研究结束之后,我进一步展开的是对五代十国史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研究是从制度史开始的,而直到现在,这一研究工作也没有结束。原因在于,在五代十国史的研究中,我首先感到制度的东西过分缺乏,影响深入的理解和判断。所以,我从五代十国的制度入手,开始了我的工作。我的计划是把五代十国的制度体系的原貌以考据的方式恢复起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遗憾的是,由于这一课题难度较大,而中间我又改做别的研究,耽误了一些时间。当我真正进入本课题时,又遇到健康问题,只好把研究工作交给我的学生来做,而由我来负指导和主编的责任。目前,《十国典制考》已经出版,《五代典制考》也已经基本成型,内容覆盖了礼仪、法律、学校、科举、中枢体制、地方行政、兵役、赋役、货币等各项制度。至于进一步的研究,会在唐宋制度史与社会史的研究中逐步展开。

  问:您的唐宋制度史与社会史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是吗?

  答:是的。其实,在研究五代十国制度史的时候,唐宋制度史的研究就开始了。因为我必须至少对唐宋制度史有所理解,才能解决五代十国制度史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也是我在搞五代十国制度史研究的过程中把题目岔开的原因。

  唐宋制度史的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首先涉及的问题是科举制度与士人阶层、学校制度与文化传统,后来又转向礼仪制度与社会结构。就目前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唐代。

  从1987年以来,我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论文。这些论文以科举制度对唐代士人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的影响为中心,内容涉及当时学校教育、学术风气以及文化状况,尤其是社会变革形势下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问题。

  我的想法与大多数人的认识似乎差别较大。因为一般说来,科举制度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或者说是那个时代最合理的选官制度,总是有它的积极意义。比方说,选拔人才的相对公平,官员素质的相对整齐划一,国家管理水平的相对提高等等。但是,这是就具体的行政事务而言,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换句话说,合理与不合理,需要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中进行研究。

  一方面,尽管科举制度表面上只涉及任职资格的考试,真正获得官位还要经过吏部的考察,但是,科举制度仍然是一项综合性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还是会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它的一切层面包括观念层面,都是以政治为核心而展开的。作为此后中国古代官吏选拔的基本制度,通过决定由什么人来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科举制度可以对政治、文化与社会甚至经济问题施加影响。

  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所影响的阶层主要是士人。但是,士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以我的看法,在中国古代的皇权之下,实际上只有两个阶层对社会最有影响力,一个是农民,另一个就是士人。其中士人的地位又尤其特殊。因为这一群体,既来自农民,又与农民有所区别,实际上承上启下,是连接皇室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在唐代前,换句话说,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前,即使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士人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一定的自主性。两汉魏晋时期“清议”的盛行,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士人群体对时政的强有力的干预。但是,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士人被笼络到官场之内,完成了官僚化的进程,并逐步与皇权合流。士人群体的独立性不复存在,其作为统治者与民众之间联系的纽带的地位也随之丧失,原来的政治与社会作用也就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在官僚化之前,士人群体一直发挥着政治制衡器的作用;在与皇权合流之后,士人群体的制衡能力实际上已经很难发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中国古代的政治开始走向极端的专制。而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由此受到深刻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逐步涉及了外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官僚政治的问题。2001年,我和我的妻子石庆环教授合作,共同出版了《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我们把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和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我们的基本认识是,虽然古代中国与近现代西方国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距甚远,但是,历史的共性并不因此失去其影响力。尽管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并非由科举制度直接转化而来,但是,这两项制度给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和多党制的近现代西方国家几乎带来了同样的利弊:政治的稳定、行政的高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政治的泛滥和由此而来的其他问题。换句话说,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官僚政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几乎都是一致的。

  对唐代礼制的研究,是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正式开始的。但是,计划做这个课题,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考虑:还在我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注意到唐宋时期有关礼乐制度的文献非常丰富,几乎在各种当时人的著作中都占据很大的篇幅,既然如此,这一制度就不可能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具文。至少在唐代的时候,应该是一项具有实际作用的制度。1995年,我与我的导师李洵先生、杨志玖先生就这一制度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把礼乐制度的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礼乐制度研究涉及的问题非常繁杂;因为尽管从性质上来说,礼乐制度是社会制度,所规定的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但是,这种规定是通过国家礼仪与大众生活的具体规格来实现的:其中的问题,几乎包括了一个社会所能涉及的方方面面。有些细节,就连孔门中人自己都说不清楚。而学界所做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可借鉴的成果也不是很多。所以,这同样是一个工作量很大的课题。

  从1995年到1999年,我出版了《唐代礼制研究》一书,并发表了相关的几篇论文,就唐代礼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唐代礼制的主要内容及其沿革的基本线索,唐代礼制与法律、社会、政治、文化包括礼官的地位与素质等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同科举制度的研究一样,我对礼制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制度条文的考证,而是把它置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中进行全盘的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唐代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以个体家庭的普及为标志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的社会控制系统不得不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唐代礼制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对方方面面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而细致的界定。从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到官吏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到国内民族关系、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从各色人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到社会地位乃至于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岁时节庆、文体娱乐,纤毫毕至。其涵盖范围不仅远超前代,而且对后世特别是宋代的礼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礼法合流,作为唐代制度史上的关键性特征之一,一方面使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礼制的引导性,从而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则使礼制在一定意义上带有了法律的强制性,从而更适合在社会中推广,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能力也由此大大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中原文化向其他地区的扩展速度急剧加快。这不仅促进了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认同,加速了中华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发展,而且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由于对唐代制度史的研究必须掌握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使我对唐宋两朝的历史的连续性有了深刻的认识。目前,我设计了一个对唐宋制度史进行全面考察的研究计划,作为我和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近几年的基本任务。这一计划,涉及唐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包括土地、赋役、货币、官制、兵制、学校、科举、礼乐和法律。预期形成的成果,将包括一套十册左右的《唐宋制度史研究》系列丛书以及若干篇专题论文。而最终的成果,将是一部《唐宋史》。目前,《唐宋制度史研究》系列丛书的研究和写作正在进行。第一批三部专著《礼仪制度与唐宋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与唐宋社会秩序》《科举制度与唐宋士人阶层》将于近期出版。

  问:谈话中,我知道您目前主要还是从事断代史的研究。但是,您的研究计划却包括了唐宋史的整体研究。就断代史来说,过去,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史的断代划分,一般是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在设置学科方向的时候,也基本上是这个模式。换句话说,您几乎是把两个断代放在一起,实际上是把包括唐、五代十国、北宋和南宋大约六百多年历史放在一起做整体性的研究,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您提到断代史的研究,这确实是我们史学界比较传统的研究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最富有成果的研究方式。但是,这种研究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可以集中精力,对一个相对不太长的历史时段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形成相对完整的认识,缺点则是容易形成一种局限,尤其是容易限制人们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把握相对重大的历史问题,从而影响人们对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具体地说,我们在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上例如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出现时间界定上的多种说法,除了理论认识和史实理解上的差别以外,断代史研究的局限性应该是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习惯,首先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因为必须拓宽研究范围,至少要拓宽知识面,才能达到目的。就我自己的研究经历来说,努力扩展研究领域,力图逐步形成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是我不断追求的目标。从我的治学路径来看,也是逐渐由窄而宽,由小而大。但在目前,我只能实验性的把研究领域扩大一点而已。当然,我的考虑不仅是能力问题。我一直认为,唐宋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连续性相对较强的阶段。这种连续性几乎处处都有表现。无论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也无论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可以看出这种连续性。特别是在制度层面,连续性就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唐宋史的研究或者说相对长时段的研究,有可能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与社会提供相对完整的认识,至少可以避免讲唐史中的问题涉及宋代,只好以“且听下回分解”来结束;而讲宋史中的问题,又常常用“上回书说到”来开头。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把唐宋两朝的历史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不是我的发明。例如关于“唐宋转型”的讨论,就是把唐宋史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实例。

  问:说到“唐宋转型”,我倒有一个疑问。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唐宋转型”的讨论一直受到史学界特别是唐史学界和宋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唐宋转型”几乎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好像人人都在谈论转型的问题,甚至许多文章都是从转型的角度来立论。而您的观点,似乎与“唐宋转型”的说法并不一致,这是为什么?换句话说,您对中国古代史发展的阶段划分是怎么看的?进一步说,您对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规律是如何认识的?

  答: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既包括对史学理论的宏观探讨,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观察,所以很难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阶段性划分是必要的。因为通过这种划分,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历史。但是,这种划分不能生硬孤立地进行,就是说,首先要有一个全局性的掌握,这种划分才有可能是合理的。对目前关于唐宋转型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个扼要的分析,首先会发现其中同样包含着一个断代史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我们只要举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许许多多的“转型”,就可以发现,实际上,自春秋战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开端)以来,从秦汉到隋唐、从隋唐到两宋、从元明到清代的历史过渡中,都发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提示我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变化无处不在。而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意义。不仅在两个朝代之间有变化,就是在一个朝代之内,变化也是层出不穷。仅以有唐一朝为例:举凡礼乐制度与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状况、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实力、货币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官制与权力分配以及行政效率、兵制与国家边疆形势、学校与文化积累、科举制度与官吏素质,哪一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应该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既然变化无处不在,为什么惟独唐宋之际的变化受到这样的强调?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十分清楚其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除了受到断代史研究习惯的束缚,使我们容易对某个时期发生的变化做过分的强调之外,对理论问题的理解误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法国人和日本人提出“唐宋转型”说的时候,他们的原意是在论证中国在宋代已经开始了“近世”——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现在学界讨论这一问题,尽管范围有所扩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脱离原来的框架。换句话说,人们仍然在努力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希望把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起点尽量提前。从这一点来看,“唐宋转型”的讨论还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有关中国社会形态的讨论的继续。我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形态演进所做的分析的正确性。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我也不否认这些分析完全可以用于指导中国史的研究。但是,指导就是指导,不应该替代具体的历史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一些基本形态。但是,这些形态是否也是按照西方的发展道路依上述次序逐步的、阶梯式的逐一成为某一时期的主导形态,恐怕值得研究。从学界以前发生的有关问题的争论及其所提供的论据中,是否可以理出某些线索?例如: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似乎已经可以依稀找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在明清时期,似乎还可以发现大量的“奴隶制”的残余。这些现象给我的感觉是,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似乎不可能被严格而明确地或者说是硬性地加以区分。因为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现同样的因素,或者说相同的因素往往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长期延续。换句话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原始社会的因素、奴隶社会的因素、封建社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区别只在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发挥作用的大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确区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肯定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允许我做一个假设,我想说的是,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是按照中国的道路进行的。那么,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有没有可能是以“多种社会形态因素长期共存”的格局多元过渡,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一种“阶梯”的方式直线发展?并且,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没有表现出西方那样明显的阶段性以及伴随而来的诸多矛盾的说法是否由此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研究工作的重心,已经不是某些社会形态是否曾在中国存在以及什么时候存在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独特方式、基本内容,以及这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独特性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个性化走向。我一直认为,与外国的历史相比较,整个中国历史所表现出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使得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至今仍然保持着突出的独立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而且使得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项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连的各个社会层面在演进时呈现出的清晰、完整的脉络感。我的唐宋史研究,就是基于上述考虑。也许将来我会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史进行一番考察,证明我的想法有些道理,但是目前,我只能做一个相对的长时段研究,希望逐步地做一些有益的积累。

  问:从您刚才谈到的问题里面,我能够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独立思考的精神,一种您对历史研究的独特体会。我想,能否请您就治学体会做一个概括?

  答:体会很多。说说最想做到、必须做到而又最难做到的吧。我想,梁启超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我的治学理想,那就是:“鉴空衡平”。这四个字的大意是观察历史不要有先入之见,评价历史要公允。从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受这句话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研究工作的进行,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刻,几乎是我所有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点和出发点。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历史学的研究要么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要么做的根本就不是历史学的学问。但是,就是到了现在,说到我做得怎么样,好像还不敢自许。因为不仅我自己的认识水平有限,事实上人们也不能完全摆脱外界的影响。我们毕竟是现代人研究古代人的历史,理解过程中的误差本来就不可避免。不用说汉字的横、竖、撇、捺和洋文的A、B、C、D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相互理解起来存在着天然的障碍,就是现代的中国人自己去理解古代汉语,也不见得没有一点误差。搞史学理论的人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中包含的一个意思就是历史学在本质上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或者干扰。而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不存先人之见,尽可能地公允而已。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可以把这个当作借口,不去尽最大的努力。

  问:谈谈您的学术成就或者是您比较满意的著作。

  答:这是一个不好谈的问题。因为学术成就需要学界的认可,不是我自己可以随便说的。我的研究工作,从南唐史扩展到五代十国史,从五代十国史扩展到唐史,又从唐史扩展到唐宋史,中间还包括一些对中国古代史的整体考察。涉及的问题,大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分析层次,小到史料细节的具体考证,也算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说到成就,却总是不敢开口。问题在于,历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研究领域可以是无穷无尽的,焦点性问题可以是层出不穷的,而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观点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因为历史学是适应人们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会有很大的不同,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方向,主要就是围绕着这种变化来不断地进行调整,同时,也就会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摆在史学家的面前。这就是史学理论家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般来说,研究工作应该解决问题,历史研究也应如此。但是,历史研究中的解决问题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范畴中解决问题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和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解决问题的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历史学概念中的解决问题是相对的。我的意思是,历史学的科学性其实在本质上就是相对的。因为历史学家的结论或者观点,只是个人的一种认识。这种结论或者观点提出来以后,得到的只是一种认可。许多问题的结论或者观点实际上是无法真正得到证明。我们常说,史学研究形成的观点,“上焉者学界公认,下焉者自圆其说”,其实,无论学界公认还是自圆其说,都只不过是一种认可而已,区别只在于认可人数的多少,而且无论认可人数的多少,都有可能被进一步的研究所修改甚至完全推翻。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历史研究中单纯的史实考证区别出来。尽管史实考证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单纯,但受到的人为因素的干扰总是要小一些。至于说到我自己满意的著作,怎么说呢?其实是既满意又不满意。当时满意,过后不满意。某一点上满意,某一点上又不满意。当时不满意,不会拿出来出版。过后不满意,又无可奈何。只能是在后来的工作中不断改进。但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在照顾细节方面很难做到十全十美。所以,我不太敢看以前写的东西,怕看了上火。这样一来,也就不好跟您说具体哪一本好,哪一本不好了。勉强说吧,可能《南唐史》《唐代礼制研究》和《十国典制考》稍微好些,因为在选题上比较注意开创性,花的工夫也更多一些。

  问:最后,请您就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谈谈您的意见。

  答:改进意见谈不好,存在的问题倒是看到一些。其实,人们就这个问题已经谈了许多了。一些具体问题也都谈得相当清楚,例如,学习内容的限定,教学方法的改进,课程体系的更新,等等。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师,二是教材。教师方面,过去人们好像认为什么人都能做中学历史教师似的,所以,往往是学习较差的学生才被分配到中学教书。现在情况如何,不太知道,不敢乱说。但是,一些中学尤其是“非重点中学”的历史教师素质不高,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历史学的价值在哪里?我想是在它的认识功能里。大家都知道,人类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动物,除了会制造工具以外,还在于人所具有的认识自己的欲望。“我是谁?”这个人类对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永久性的问题,向我们昭示的是人类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教育是素质教育。从事素质教育的人本身素质不高,受教育的人的素质怎么提高?更重要的是,中学历史教学面对的是中学生,中学是一个人的人生观正在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们有什么理由允许某些人在历史课堂上说一些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话?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至于教材,存在的具体问题太多,我不想谈。我想,要解决中学历史教材存在的问题,应该去找教材的作者。中学历史教材应该由有学识、文笔好、又非常了解中学的人来写。每一个字都要仔细斟酌。大学教师可能有学识,但是比较喜欢写自己的一套,特别是有可能在程度上弄得太深太高,所以,不一定适合中学生。中学教师了解学生,也不乏有学识、文笔好的人才,但是,兼备上述优点的人才不多。大学和中学应该搞集体联合写作。目前,中学历史教材的写作似乎是在搞集体写作,但实际上这个集体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优势,还需要改进。我们经常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发给他们的教材要么干巴巴没法读,要么乱糟糟读不懂,学习兴趣从那里来?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

返回顶部   
首页 学者访谈知名学者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主办
copyright©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津ICP备09008453号——8/津教备0381号

eshwebmast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