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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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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和责任:专业研修的动力

——阎照祥教授访谈录

阎照祥  林凡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采访时间:2005年5月8日

采访地点:开封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林凡,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本访谈录阎照祥教授已审)

编者手记:学术界研究国别史倾注力量最多的大约要属英国。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英国首先发展起来?为什么英国自革命以来三百多年国内那样稳定?这两个课题迷倒了不少学者。他们为此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从不同角度探索其中的奥秘,向我们展现了一份份极具说服力的答案,其中包括阎照祥关于英国政治史的研究。我们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师,可能多数人都熟悉政治方面的内容,殊不知,中外历史中的政治我们误读最多! 这篇访谈虽然只是概括了阎照样教授的研究成果,但是,认真阅读仍可从中得到很多启示。本刊今年第1期曾刊登了阎照祥的《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性》一文。这是上半年本刊被转载最快的一篇文章。建议读者仔细看看,从中可了解阎先生的思考。

  问:阎老师,您是山东人,怎么来河南的?为何要选择历史教学和研究作为你终生的职业?

  答:我祖上几代都是建筑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祖父携全家来河南朱集镇(即商丘市)避难,靠做泥工活谋生。1949年家乡解放搞土改,母亲返乡分享土改成果,当年10月25日,我在成武县九女乡闫庄出生,成为兄妹中唯一的“山东”人。(附带说明,我姓闫,姓氏专家称为“山东闫”,它与“山西阎”本来不是一姓;可是几十年前的一次文字改革,武断地将这两姓合而为一;于是,自上世纪70年代,我发表文字时,被迫使用“阎”直到如今。)

  幼时,我跟祖父母一起生活。他们都是文盲,但对我比较撒手。我从小身体顽健,活泼好动,常在田间拾柴、割草、放羊、摸鱼,体验了田园乐趣。1956年到商丘市读书。

  小时我兴趣广泛,偏好文史和音乐,乃至以后减少了对数、理、化的兴趣。那时经济条件差,缺钱买书,我课余就到火车站捡废品,换点钱就去书店购书,或到市图书馆借书。借来的书每天要扣三分钱,为省钱我熬夜速读。春节得到的压岁钱,也总用来买书。家中配给的煤油多为我夜间读书所用。说起我对历史兴趣的缘起,还与看戏、听评书有关。幼年时我爷爷给一家剧院守夜,我可以免费看戏,培养了最早的兴趣;而后我经常出入戏院和曲艺社,看了不少历史剧,听了不少故事,激发我去读一些文学名著。渐渐地,文学著作不能满足我求知探索的兴趣,就找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读物来看。1964年,我已有了令伙伴羡慕的小书库,其中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王力主编的《中国文学活页文选》,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常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蔡东藩的《二十五史演义》等。有时,我到废品收购站和地摊上“淘书”,其中一些是准备做包装纸用的。就这样,我的图书越来越多,学习历史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在“文革”前我就盼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对中学历史教师尤其敬重,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未减。“文革”开始后,中学失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便躲在家中漫游书海。

  稍后,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我到商丘市郊区插队务农。下乡期间,因我不惜苦累,健壮敏捷,在众多知青中显得突出,经民主推荐和考试,1973年被开封师范学院(即今河南大学)历史系录取。多年的愿望开始成真。

  问:看来,您在同龄人中还是比较幸运的,听说你们这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的经历大多比较曲折,是吗?

  答:是的,那时高校招生很少,能进大学读书者委实很幸运。顺便说,我们一茬中虽然也有成功者,但更多的人经受了理想主义的冲动后,加以漫长冷静的思考,体验了对现实的种种无奈,在生活和事业上落人“被遗忘的一代”。根据统计资料,这一拨“同龄人”的平均身高、健康水平,既比不上长者,也不如年轻一些的。主要因为他们在长身体时,遇到了人为的“自然灾害”和“瓜菜代”的折磨,营养严重缺乏,影响了身体发育。目前,在下岗失业的群体中,也以这伙人有最多苦痛。就这点来看,我有一个稳定理想的职业,确实够幸运的了。

  大学三年,正值“文革”末期,学校屡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学风不佳,上课不多。我抓紧时间读书,并得到朱绍侯等老师的指教和鼓励,学业上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那时,我学习的侧重点是中国古代史。

  1976年毕业留校,因教学需要,我被分配到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边教学,边做学生辅导员工作。1978年考取河南大学世界近代史专业的在职研究生,自选英国政治制度史专业方向,并停了俄语学英语,同时还承担了较重的教学任务。可以说,1978年是我毕生学业中的重要转折点。

  问:在人生的旅途中,会有转折和波折。那么,您在学业上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有几次?

  答:我的研究方向在1978年确定后,大目标始终未变,但不乏调整和修改。换言之,自己是一直沿着从英国政党政治史到英国政治制度史,再由英国政治制度史到英国政治史,路子宽了,大的方向没变,步步走来,直到如今。

  大约在1980年前后,曾有师友问我:你为何丢下已有一定基础的古汉语、俄语和中国古代史,改修英语和英国政治制度史?我默然良久未作解释。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并不轻松。其一,国家主席刘少奇惨死在开封的消息刚刚传出,堂堂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然死在出了包青天的开封,可谓极大的政治冤案和历史讽刺。再者,回想起自己在“大跃进”、“自然灾害”时的见闻和切身感受,在“文革”中的风风雨雨,以及几位在政治运动中屈死的师友,我常常陷于痛苦和思考。显然,多年个人崇拜盛行的根源,是封建主义的影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是人治大于法治。是时,我很想通过自己的研修,了解岛国不列颠民主政治的曲折演进,从中领悟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我“改行”的一个原因。

  1980—1981年,我在韩承文、赵克毅、陈文艺、王继麟等老师的指导鼓励下,完成了题为《英国近代两党制的形成初探》的学位论文,约六万字,以后几年里我将此文划分为若干专题,从王权、议会制、内阁制、政党政治等方面,对17—19世纪的英国政党政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综合研究,先后在《世界历史》《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对若干受苏联影响的“正统”观点加以审正,在学术界产生了好的影响。《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和《中国史学年鉴》等书刊多次对拙文摘引介绍,给予好的评价。这些初步的成功,为我以后长期研修英国史奠定了基础。

  在我的起步阶段,除了本校的几位恩师之外,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如辽宁大学王荣堂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程西筠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李纯武先生,多次给我以指导和鼓励。其中德高望重的王荣堂老先生在信中勉励我:“认准目标,稳稳当当地进步,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终生不改,乃是成功的秘诀。”以后到了90年代,我又从王章辉研究员和许多师友处得到热诚的帮助。这些恩惠,我将终生铭记。

  问:您最初的研究重点是什么?是如何逐步拓展研究范围的?主要阐述了哪些基本观点?

  答:我围绕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课题研究,确定了自己第一阶段的研究方向——英国政党政治史。说实在的,当时探讨这类问题还真有点敏感性。那时离“文革”不久,政治运动的暗流并未断绝,稍不谨慎就会有麻烦。一位关心我的师兄就问我:“老弟,你为什么要在这棵树上吊死?”怕我犯政治错误,牵累家庭。但我初衷不改,坚持学术层面的正常探讨;围绕英国两党制形成的关键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地发表了《英国两大政党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1688—1914年英国政党政治初探》(《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论英国近代两党制的形成》(《世界历史》1985年第7期)、《沃尔伯尔和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形成》(《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英国近代前期王权问题补正》(《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1832年前英国政党组织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等十多篇文章。针对传统观点的不足和缺陷,重点探讨了英国两党制的形成问题。

  关于英国两党制何时形成和变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观点纷纭,这既因对英国政党政治史的研究不够深入,还因将“两党政治”和“两党制度”等而视之,致使在实践上缺少判定英国两党制度形成的统一标准,比如有的著作将两党的出现等同于两党制度的形成,或将内阁制度的形成作为两党制度形成的标志。对此,我于1985年在《世界历史》上发表《论近代英国两党制的形成》,强调:“政党政治”是个大概念,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协作关系、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等”。而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政党有组织地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从两者关系上看,正像政治包括制度,政党政治则包括政党制度,从时间上看,“政党政治先于政党制度,有了政党就有了政党政治,而政党制度则是政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英国两党制度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国家由两大政党采用轮流执政的方法实行统治,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执政党,组织责任内阁制政府,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在议会中占次多数席位的政党成为在野党,行使“反对”职能,并起着“后备政府”的作用。

  简言之,两党根据议会多数轮流组阁的做法,体现了英国多党制度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

  经过大约十年的积累,1990年,我写成了《英国政党政治史》的书稿。其间为了搜集资料,自1980年起,我多次进北京,在国家图书馆里早进晚出,查寻英文书刊。1987年至1989年我在美国西怀俄明学院访学,也利用任教之便,向一些图书馆借阅和复制了诸多论著。同时,我还在美国朋友格德纳·达德利博士、约翰·考林斯博士的热心帮助下,遍访盐湖城、克雷拉多市和林肯城等地的旧书店,重点搜集我国因政治运动影响而未能购置的相关的英文著作。那时,我在国外的工作紧张,生活相当艰苦。可我还是设法省下一些钱来,购置图书资料。

  又经过三年的周折,1993年我的《英国政党政治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国内,也是国际学界首册比较系统地探究英国政党政治史发展演变的通史性专著: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是我经受磨砺而出版的学术专著,在当时学界得到了肯定性评价。

  问:大家发现,你大约在1990年前后,将自己原来的英国政党政治史研究扩展为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其动因是什么?

  答: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在1990年前后:一个原因是受益于我最初十年的研究方法——尽量扩充视野和研究范围。具体说,是我在80年代综合探讨英国政党政治时,已经屡次涉及英国宪政、君主制、司法制、内阁制、议会制、文官制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有意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论作,如《1832—1868年英国责任内阁制的确立》(《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论近代晚期英国内阁权力的扩张》(《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再者,《英国政党政治史》中,有较多的有关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内容,成为我撰写近现代时期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基础。

  1999年,拙著《英国政党制度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千余年英国政治制度的内容、发展特点和趋势做了较系统的考证:其中,中世纪阶段包括普通法、衡平法和宪政的起源、咨议会的作用、五级制世袭贵族的形成、王权的有限性及其与贵族群体的互相制约关系、英国议会与欧洲大陆等级会议的异同等,多在较系统的探讨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我将自己的研究的范围由近现代延伸到了古代,开阔了纵向视野:由于溯源逐流,对近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些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例如,该书前言中如此分析英国政治保守主义根源:不列颠是个岛国,偏离欧洲大陆,地势较平坦,气候温和湿润,有助于该国居民形成稳健审慎的“岛国心态”。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容易安于现状、重视传统经验,不易受极端观念、理想主义和个人感情的支配,乐于遵循、服从某些古板陈旧的习惯法和规定。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比较保守的群体心态。另一方面,相对独立安定的社会人文环境还促使他们在政治上注意保持自身特色、善辟蹊径,自成体系,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中造就自己的特点——原创性、连续性、渐进性、灵活性。当英国统治阶级面对动荡的社会形势时,他们缓进慢退,兼攻兼守,勉强而又不失时机地实行有限改革、以避免革命冲击,社会安定时,英国政府注意兼顾有产阶级各阶层的利益,不露声色地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和制度。其他如中产阶级,在追求政治改革目标时,未脱离社会进化论的窠臼,善用温和方式调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英国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资格虽老,却久受工联主义影响,把实现经济利益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并像中产阶级那样怀着“特有的守法观念”,若是生活有所改善,他们宁肯不去诉诸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第三产业发展迅猛,英国阶级结构不断变化、福利制度迅速完善,社会矛盾继续缓和,正是在如此社会背景下,英国政治制度的连续性、渐进性等特征被长期地保持着。

  至于研究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法,我注意史论结合,看重史料遴选,喜爱采用实证方式,分时段谨慎地加以揭示和推理分析,力求准确地展露和叙述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和全貌,例如,关于英国内阁制,我一是注意追溯其在中古时期从小会议到枢密院的演进;二是探究18世纪20年代之前内阁制的起源;三是研究18世纪20—40年代沃尔伯尔任“第一任首相”时期内阁制的形成;四是勾画18世纪中后期英国责任内阁制原则的曲折形成;五是归纳1832—1968年间英国责任内阁制原则的完善化;六是揭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内阁权势的扩张;七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内阁制的运行。通过对这七个时段的研究分析,不仅向读者较全面地展露了英国内阁制的发展全貌,还比较细致地分析了其发展演变的复杂原因。

  其他如对王权、政党政治、议会制、文官制、地方政府等方面的探讨,大致上采用了类似的方式:即通过对基本的史实探微钩沉,慎重研究各类制度的轮廓和内涵,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揭示其时代特征和作用。渐渐地,我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被学界认可和采用。

  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在此书中,就有意揭示了一些易被学界忽略的历史启示。

  譬如,针对国内学界所谓共和国肯定优于君主制的断言,指出:“英国近代政治史的特色之一,是专制政体仅仅出现于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并且使用了共和国的名义……仅此可见,社会的安定与动荡和国民自由的多寡并非总与政体形式有关。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历史一再地证实。”

  又如,联想到某些国家危害沉重的个人崇拜,书中写道:“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民主法制观念的成长还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观念,削弱降低政界头面人物的作用。纵观‘光荣革命’后的历史,可知不列颠政界罕见主宰国运的伟人,上层政要的活动大多要置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干预之下,普通国人对政界名流常常会敬而远之,甚至冷嘲热讽。英国政界缺少叱咤风云的强者,以及民众对政要所表现出的冷漠轻视,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

  我将自己原来的研究范围扩大为英国政治制度史,一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研究课题,拓宽研究面;再者为了撰写一册可以用作“英国政治制度史”教材的学术专著,供同学科的师生使用。该书出版后出售较快,不久重印,被一些高校当作教科书,实现了我的初衷。

  问:您在《英国政治制度史》出版不久,很快又推出了国内首部《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不是为了抢占出版商机?而且,曾有一位评论家概括道:“如果说《英国政党政治史》为《英国政治制度史》奠定了学术基础,那么,《英国贵族史》则是《英国政治制度史》的补充,这种别具匠心的学术构思与学术历程,是作者由约而博与由博转约的真实写照。”——您认为这种评价确切吗?

  答:这实际上包括了互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头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曾几次听到。我的回答是:不排除争抢“千禧年”出版机遇的念头,但主要是自己早就将《英国贵族史》的研究列入研究计划,是自己多年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的合理而自然的扩充;是自己从英国政治史向英国社会史的有意切入。所以,那位学者的评价是相当准确地说明了我的研究历程的。

  我对英国贵族史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英国政党政治史时就开始了,并有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读书和在国外任教时,搜集复印了几十种研究英国贵族史的英文学术专著,如:特伯维尔的《十八世纪英国上院》(1927)和《改革时代的英国上院》(1959),劳伦斯·斯通的《贵族危机,1558—1641年》(1967);迈克尔·布什的《贵族特权》 (1883);诺曼·加什的《1815—1870年间的人民和贵族》(1983);约翰·坎农的《贵族世纪——十八世纪英国贵族》(1984)、格雷夫斯的《都铎议会:君主、贵族和平民,1485—1603》(1985);贝克特的们660—1914年的英国贵族》(1986);纽曼的《亨利一世在位时移居的盎格鲁一诺曼贵族》(1988);坎纳迪因的《英国贵族的衰落》(1990)等。

  浏览以上著作,可发现:除了贝克特的《1660—1914年的英国贵族》时间跨度较长外,其他各种专著都是短时段研究。短时段研究的长处是比较周严精细,但不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宏观性发展特征和趋势,对此,我根据自己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中的体会,先于1990年撰写了《论英国贵族权势在近代的长期延续》(《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后又在《史学月刊》、《河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铺垫工作,使我以后的《英国贵族史》的写作快了许多。

  在《英国贵族史》中,我有意强调:英国贵族群体有着强韧的生命力和发展连续性的原因,是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善于协调自身与王权、宫廷的关系。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迅速更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善于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情势下,较老练地处理本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例如,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他们既是王权的追随者、服从者、合作者和维护者,又是王权的对抗者、挑战者、监督者和制约者,是《大宪章》《权利法案》等重要历史文件制定者,“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他们与别国权贵的不同点,是在政治斗争中,善于捕捉有利时机,把握斗争分寸,运用群体力量,援引历史先例,发挥创造精神,采用法制手段,与国王达成了较为切实可行的契约关系,最早创立和逐渐完善了议会制度,率先获取了从事合法斗争的组织机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不列颠贵族更是稳居国家权力的中心,精心营造了以大地产者为核心的贵族寡头体制,把多种权力运用到极致。他们长于政治防守,又不放弃必要的退却,能够较为及时地掌握政治主动权和社会领导权。他们反对革命,但能发起渐进式改革。他们维护私利,却能兼顾其他阶级的利益,步步为营地缓和社会矛盾。总之,英国贵族在历史舞台上,多次扮演主要角色,屡次使用保守主义的画笔,描绘出颇有特色的历史长卷。

  书内还阐明:英国贵族之所以有着强韧的生命力,还在于它的系统性、开放性。所谓系统性是它在各个时期,都拥有界限比较清晰、职权相当分明的等级划分、管理模式和传承制度。所谓开放性是它的成分能通过自然淘汰、爵位封地或地产财产的转让、爵位封赐和晋升,逐渐地部分地更新。就阶级属性演变来看,英国贵族经历了原始社会军事贵族、封建主义贵族、资本主义贵族和当代劳工贵族的变化,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书中还有意将政治史和社会史加以交汇,介绍了英国贵族的婚姻、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以求增加知识含量和可读性。

  问:通过您对自己学术历程的介绍,了解了您的研究范围扩展。我还想问的是:其一,您对英国贵族史研究是否已经结束?其二,您目前和稍后的研究课题是什么?

  答:我先回答头一个问题。《英国贵族史》问世后,有了点影响。一些报刊发表了多篇书评,给予肯定。但几年来,每当我重读它时,总为这册小书的诸多不足而不安;其中不仅对英国中古时期贵族体制的演变写得过于简略,而且有关近代时期贵族作用的理论分析也较欠缺。书中虽然也谈及近代贵族体制的成因,但对这一体制形成的历史分析却显得单薄,对该国土地贵族如何控制政党的史实甚少提及,与同时期欧洲大陆各国贵族体制的比较也不够充分。同时,我还想到了国外有关研究的薄弱点。如时间跨度大多较短,使人难免会有“管中窥豹,仅见一斑”之感,不利于宏观考察,还有,英国的一些著作,资料丰富,但理论分析存有缺憾。国内研究的不足主要有,第一,在肯定“光荣革命”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特征时,对国体实质性演变的分析失于笼统,忽略了政治体制变革之下所隐藏的阶级属性的实质和演变;第二,缺少对贵族地主在经济方面的较全面的考察,对英国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化的影响写的不多。

  基于以上考虑,我继续搜集资料,撰写了《近代英国贵族体制研究》的长文(约25万字)。这对《英国贵族史》是补充和深化,不久就会面世。我期待着以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第二个问题,我想汇报的是:目前我正进行我的“英国政治史系列”的最后一项——《英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目的是想通过对不列颠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梳理,揭示英国各个时期政治思想对本国社会、政府决策,乃至其他国家的影响。

  等到我完成了《英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后,我策划多年的“英国政治史”的协作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我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若是还有余力。我想写一本“英国政治文化随笔”,记述和向读者汇报我多年研修英国政治史的体会,对自己大约三十年的英国政治史研究加以盘点。

  问:除了英国政治史外,您还结合英国史教学工作做了那些研究?对你自己研究重点之外的英国史研究现状有何看法?

  答:针对我多年讲授英国史而没有足够的篇幅得当的英国史教材的情况:我于2001年春季完成了《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约四十万字,可作为教材使用;问世后销售情况良好,很快重印。

  《英国史》的写作过程,也是我扩充专业知识的良好机会。我借机阅读了一些英国通史的书籍,深感自己在英国史研究中还有许多知识要学,有许多事情要做。至于国内的英国史研究,首先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了长足进步,发表了许多较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其范围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殖民帝国和外交史等。但另一方面,还应看到,我国的英国史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潜力。与英国史学家在中国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相比,明显不足。例如,英国李约瑟博士曾花费几十年之功,精心撰写了享誉世界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英国皇家学会和历史学会在20世纪也组织完成了不少多卷本的中国史巨著。可我国同类的研究成果还相当少。英国通史也没有写出多卷本来。目前研究英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论著倒不少,但具体到有关城市管理、环境、人口、金融、交通、家庭生活、福利体制、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专题性著作还不多;一些“泛论性”的作品在内容和材料上多有雷同。鉴于此,我们英国史研究圈子应该提倡发扬良好的学风,采用实证性研究方式,尽量多地占有资料,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写出较多专题性著作来。以后在此基础上写出多卷本英国通史来。这样,我国的英国史研究水平肯定会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肯定有助于我们汲取英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问:听说你先后多年负责河南省普通高招历史试卷的评定工作,又是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目前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你对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和教材编写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答:除了英国史和英国政治史,我还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曾多次参编和主编教材;为本省中学教师开设专题讲座;到省外学校做学术报告等。还有,我是从1978年就参加高招历史评卷的;1993年以来又多年主持河南省高招历史试卷的评阅工作,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我在国外世界史教学的感受和对中外历史教学异同的比较,我觉得系统性强、难度大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而某些绝对化和教条化是我们的不足,单一答案的“定性”问题太多限制了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国外中学历史教学和考试中不但观点纷纭,求同存异,经常还有“多解性”问题。举一个例子,美国80年代小学五年级的历史课本里,第一章题名为“是谁最先发现了美洲?”其中运用多样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在哥伦布到来的500年、甚至1000年之前,北欧维京人、亚洲中国人就不仅拥有高水准的造船航海能力,还曾抵达过美洲,所以,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只有相对意义。关于哥伦布的姓名称呼和形象,课本中列举了5种不同语言的叫法,并印有5张胖瘦不同的画像。换言之,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开启学生思维能力,对历史问题产生疑问,激发探究的兴趣。

  近年来国内倡导素质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内容和方式有了变化,高考出题也有意考查学生分析认知问题的能力,即便如此,还是“单一性答案”的问题偏多,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未能完全突破旧说。至于高校和中学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有了较大变化,可还保留了一些陈旧的内容和观点。我这里试举二例。

  其一是关于断代史的分期,即世界“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将之绝对化,引经据典地断言“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是划分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准。其理由阐释是:所谓“古代史”,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古史”是指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代史”主要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并开始衰落的历史;而“现代史”的开端则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划分方式的最大弊病,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断代史与表示社会性质的专史紧紧挂钩,将两类不同的概念混淆,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典型的历史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将灵活的问题用僵硬的教条主义来解释。甚至在不久前,仍然有人断言:历史分期是“原则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这种划分方式质疑,并于1981年写了《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一文,强调,划分历史各阶段的标准不是“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而是“时间”的远近,其参照系是“现代人”。即是说,凡是距离我们现代人比较久远的,属于古代史;不太久远而又非多数现代人所能经历的,是“近代史”;距现代人颇近、又由部分世人所亲身经历的,是“现代史”。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经离“现代人”很近,应是现代史的开端;可目前这一事件离我们比较远些了,就归入世界近代史了;再过几百年上千年肯定还要归入古代史,尽管十月革命的社会形态属性没有改变。又如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对于亲身经历了的杜甫而言,是现代史;对于唐末李商隐而言是近代史;相对于我们来则是古代史。尽管这一事件始终是发生在封建主义时代。
此文写成后,我先后向多家报刊投稿,均被退回。有的编辑还回信说他们赞同我的观点,说国内的分期方法委实是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可由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还是不能发表。于是,我的这篇短文就久久束之高阁,直到1993年才在我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通讯》上“非正式”地发表。而它正式发表在《史学月刊》上,则是1998年的事情了。我这篇小文前后17年的遭际,说明我国史学中教条主义根深蒂固,也说明了倡导学术自由的必要性。

  我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多年关注的另一重点是国际共运史问题。8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史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近代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学术会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文了。各种重要考试(包括全国普通高招历史考试)也几乎不出这方面的试题了。可我们现在的许多高校和中学讲义还在重复着旧观点,对于“议会道路”、“修正主义”、“中产阶级”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属性等问题,照旧持正统的批评立场,解释简单武断。这种做法,给课堂讲授带来了诸多不便,学生听课兴趣索然,甚至公开质疑。鉴于这种情况,我斗胆发表了《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性》,集中阐述了我对近代时期国际共运史中的几个所谓“敏感性”问题的看法。鉴于该文发表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回想我近三十年的专业研修,我觉得目标明确、持之以恒是我循序渐进从事专业研究的门径,而多年形成的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诸多师友的支持,则是自己不断进取的动力。

  真诚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

  谢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2005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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