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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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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

                       ——李根蟠先生访谈录

李根蟠 张剑平

 

  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沉寂了十余年后,正再度成为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1999年11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之后,《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为此发表一个专辑,其他刊物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讨论文章。就这一热点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研究》原主编、博士生导师李根蟠先生。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年他主持编写《中国经济史一百年》,又参与了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唯物史观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的研究,近年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古史分期问题发表了意见,现把采访中李先生谈话的内容整理如下。

  一、古史分期讨论的历史表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是学术界辩论的自然结果

  :李先生,听说您在2001年初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就“古史分期问题”作了发言,颇受与会学者关注。随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课题座谈会上,及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生的讲课中,您也简要谈及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我们对此很感兴趣,希望能听到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

  :好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最热闹时期是在建国后17年,当时的讨论围绕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展开,也就是说,它是以承认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为前提的。分期主张多达八九种,众说纷纭,迄今没有一致的看法,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困惑。于是,一些人说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是斯大林搞的,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基础上的古史分期讨论,是失去了大前提的一种讨论,注定是无果之花。近年来曾一度受压制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观点颇为流行,另一些人则批评上述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简单回顾一下分期问题讨论的历史。

  古史分期讨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次论战有三大问题:一是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二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具体在什么时代?在论战中,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受到广泛的批评,多数学者认为,商业资本不可能构成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实际上已被学术界所摒弃,后来就连此说的倡导者陶希圣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说法。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是由原苏联学者马扎亚尔引起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是不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社会,而且自古如此。此论明显违背中国的实际,在苏联受到了批判,中共六大决议明确否定了它,在中国学界,响应者亦寥寥无几,绝大多数学者是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依次更替的理论框架内给亚细亚生产方式定位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有肯定的观点(我称之为“有奴论”),也有否定的观点(我称之为“无奴论”)。首先肯定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的是郭沫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继郭沫若之后肯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吕振羽、翦伯赞等人,但奴隶社会存在于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意见与郭沫若不同。在政治上属于托派的王宜昌也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阶段。不过,从总体来看,当时“有奴论”是少数派,“无奴论”是多数派。主张“无奴论”的,不但有“特殊亚细亚社会论”者、“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者和政治上属于托派的一些学者,而且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外学者,例如写《中国社会史》的苏联学者沙发诺夫,翻译《资本论》的中国学者王亚南,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并不否认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规律的普遍性。开始时,批评郭沫若的人很多,但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何干之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中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奉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1如日本学者森谷克已原认为中国历史上缺了作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到1936年,他的观点已和郭沫若接近。早川二郎1933年批评郭沫若主张中国古代有过奴隶制“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则公开反对西周封建说,回到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说。苏联史家奥士博夫、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也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何干之指出:郭沫若的“西周奴隶说,打破了一二千年来官学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确是一桩破天荒的工作。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2齐思和先生1949年在回顾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3一些著名的学者,如侯外庐、傅衣凌等,虽然并不赞同郭氏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具体结论,但他们回忆治史经历时,都说深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与此同时,吕振羽等人主张的殷商奴隶社会说,也获得较多的支持者。此外,原来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的陶希圣,30年代初也改变了主张,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制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们致力于魏晋封建说的构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特殊亚细亚社会”论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等在中国史坛已基本上销声匿迹。另一些学者在社会史论战的热潮中鼓噪了一阵子以后,也趋于沉寂。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并做出了卓著的成绩。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就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建国以后。

  回顾这段历史,我想指出两点:第一,中国学者围绕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划分来讨论古史分期问题的局面,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并不是受到了斯大林理论的影响才产生的,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所必然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一部分,并不是斯大林发明的。上述理论之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并非凭借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学术界辩论的自然结果。第二,“无奴论”是早已有之的,不能说主张“无奴论”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有奴论”和“无奴论”的争论,既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进行,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展开。

  :这段历史的确很能说明许多问题。关于第一点,即古史分期讨论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与斯大林的关系,请您再作一些具体的说明。

  :古史分期讨论,无疑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指导或影响下进行的,即使在社会史论战时期,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但这种理论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斯大林。我最近看到某台湾学者写的一本书,其中说到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奴隶社会”,只说过“古代社会”,把“古代社会”解释为“奴隶社会”的是恩格斯,却并不一定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说得比较模糊,明确把奴隶制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是斯大林。可惜作者太过性急,竟顾不上查核一下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实,首先提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理论的,正是马克思本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建立“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4,这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所以,恩格斯把“古代社会”解释为“奴隶社会”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的。恩格斯对依次更替的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述是相当清晰的,列宁1919年在《论国家》中也明确指出“奴隶占有制社会”是绝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在这以后,斯大林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讨论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加上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概括为人类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五种主要生产关系或基本生产方式。斯大林的这种概括,以及他对特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批判,并没有什么错误或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地方。把五种生产方式说成是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原意所作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尤其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该书作者声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透过郭沫若的宣扬,成为革命的理论基础5。作者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我们知道,斯大林对五种生产方式做出明确概括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写于1938年,郭沫若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在1930年,书中结集文章的写作在1928年就开始了。十年前郭沫若如何能预知斯大林的理论?不知作者是否掌握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指示郭沫若宣传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秘密电文?又不知当时日理万机的苏联革命领袖斯大林是如何指挥流亡日本的郭沫若的?其实,郭沫若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恩格斯的《起源论》,并自许为《起源论》的续编。不但该书的写作,而且该书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均在斯大林做出五种生产方式的概括之前。当时的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内部的观点,都不可能因斯大林的某句话而定于一尊。由此看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非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学术界辩论的自然结果。

  二、应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前提下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殊路径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在目前关于古史分期和社会形态的讨论中,不少学者反对把“五种生产方式”当作僵死的模式,认为它主要反映了西欧历史的经验,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我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依次更替的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应该坚持,并把它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但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是完全可以讨论而且应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上的各种生产方式进行概括时,不但研究了西欧历史,也研究了亚洲、非洲、美洲的历史;不过总的来说,五种生产方式主要还是根据西欧的历史总结出来的。西欧经验有其特殊性,但也包含了普遍性。人类的认识总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西欧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般”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这种“一般”,可以作为“指南”,作为“参照”,在这过程中也接受检验,获得修正和发展,但不能把它当成公式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因此,重要的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找出其中的特殊性、普遍性及其相互关联,但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需要经历艰苦的探索过程。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着力论证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普遍性,强调中国和其他地区一样,走着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道路,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是形势所趋,当时也有功利主义。不过他们也逐步注意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例如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而不同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变种”之说。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是否正确,可置之不论,但他的“路径”说实际上已超出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的意义,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侯外庐是努力寻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他也没有解决好,主要原因恐怕是过多的试图从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中寻找中国历史特殊性的依据。尽管如此,他的“路径”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一种发明,是当时的一个理论创新!它的意义不仅在其论述自身,更在于其思路所具有的启迪作用。主张西周封建论的著名学者吴泽,就是从侯外庐的理论得到启发,从中国(东方)奴隶制的特点来探索中国封建制形成的道路,为西周封建论增添了重要的支柱。他晚年撰写《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时还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不要把特殊性和普遍性对立起来,不要把寻找中国的特殊性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对立起来,世界上没有特殊到只有个性没有共性的事物;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完全可以、而且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因为普遍性是和特殊性相互联结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您从回顾历史谈到有关的理论认识,给人诸多启发。现在能否谈谈您对中国古史分期的具体主张?

  :我是在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的前提下来考虑古史分期的。我说过,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是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要否定奴隶社会的存在并不那么容易。长期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作民族调查的胡庆钧先生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历史所的同志合作,撰写了《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一书,对奴隶社会从理论到史实都有新的阐述,“无奴论”者不应该绕过它,也不可能绕过它。

不错,在原始社会瓦解过程中,曾同时出现奴隶制因素和农奴制因素,因此也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向。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和原始共产制本身的偏狭性,掠夺别的部落成为正常的营生,俘虏提供了奴隶的丰富来源。在这种条件下,榨取奴隶劳动,甚至可以不大考虑其自身的再生产,在剩余产品很少的情况下,比剥削农奴更为有利。因此,奴隶制在一定时期内占居主导地位,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剥削制度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是带有必然性和相当的普遍性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奴隶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在奴隶制社会中有封建制的因素存在。

  :原始共产制的偏狭性应该如何理解?

  答:原始共产制的平等原则是只在狭小的共同体内部实行的,离开这个范围,就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了。他们甚至把本共同体以外的人视为非人,所以俘虏是可以随意杀戮的。当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发现了俘虏的使用价值以后,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是很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从卜辞反映的情况看,人们驯俘为奴和驯兽为畜实在差不多,俘虏驯服为奴后,也可以随时杀掉,充当人牲,和牛羊一起向神祗献祭,奴隶是“物”而不是“人”,实与原始共同体的偏狭性有关。廖学盛先生在《更深入地研究“奴隶”与“农奴”的区别》一文中指出:奴隶制形态出现的必然性,不但在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而且在于当时血缘氏族部落的内外区分,这种区分使原始社会瓦解后最早的被剥削者只能是人身被占有的奴隶,而不可能是地域国家中对土地所有者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你们可以认真读读《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廖先生这篇文章。

  :您在前面高度评价了侯外庐先生的文明起源“路径”说,您对古史分期的观点是否也受到这一理论观点的影响?

  :是的,我思考古史分期问题,基本上遵循侯外庐“路径”说的思路,虽则我关于分期的具体主张与侯先生有所不同。我认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是正确解决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之一,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与西欧和“古代东方”均有所不同。中国是在保存了农村公社的条件下进入文明时代的,西欧则是在农村公社瓦解的条件下进入文明时代的。在保存公社进入文明这一点上,中国和“古代东方”是一样的,但中国的农村公社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瓦解了,而“古代东方”的农村公社则一直保存到近代殖民势力东来之时,这正是两者不同之处。

  由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殊路径,使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出以下显著特点:

  其一,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不同于“古典古代”的奴隶制类型。西欧由于是在农村公社瓦解的基础上进入文明时代的,所以较早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商品经济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奴隶制发展程度也较高,工商业奴隶主占统治地位,奴隶多为私人奴隶主占有,并成为生产的主力,形成所谓“古典的古代”的奴隶制类型。中国夏商时代由于保存了农村公社(井田制),奴隶社会表现出另一种面貌。在农村公社土地所有权之上,逐步形成了国王的某种最高土地所有权,贵族奴隶主占统治地位,奴隶(包括生产奴隶和家内奴隶)一般为奴隶主家族所有,而村社社员仍然是生产的主力,但奴隶制下的农村公社毕竟不是自由人的地域性结合,村社社员已处于受奴役、受剥削的地位,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古代东方型奴隶制。

  其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走着与西欧不同的道路,较早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保留农村公社的条件下,商代社会同时发生了封建化和奴隶化两种倾向。农村公社原是具有独立经济的小农所结成的平等互助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和剥削制度是对立的。但相比之下,它比较容易适应封建制,因为封建剥削方式不需要改变村社社员小生产者的地位,也基本上不需要改变村社内部的关系。而奴隶化则意味着村社社员的彻底被剥夺,意味着农村公社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解体。因此,奴隶化的倾向必然引起村社社员的坚决反抗。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导致商朝奴隶制覆灭的,主要不是奴隶的反抗斗争,而是村社社员反抗奴隶化的斗争。

  其三,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农村公社的解体,使中国封建社会从领主制阶段进入地主制阶段,并出现了一个“类古典”时期。由于原来被公社这种社会有机体束缚着的各种力量被释放出来,整个社会呈现出异常生动活泼的局面,土地私有制(个人的民间的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商品经济、商业资本相当活跃,奴隶制成分也有所增长,在相当程度上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代,难怪有些人被这种现象所迷惑,认为战国秦汉是中国奴隶制发展的时代。不过,中国的这个类“古典”时期不是发生在奴隶制时代,而是发生在封建制时代。决定这个时代封建性质的最明显的事实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不是奴隶,而是构成编户齐民主体的农民,这些农民对国家有强烈的依附关系,不能与欧洲古典古代的自由民等量齐观。编户齐民的分化产生的佃农,至迟西汉中期已经成为地主经济中的主要生产者。

  三、对古史分期再讨论的现状和前景的看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是把讨论推向深入的必要条件

  :李先生,关于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与西欧相比的显著特征,您的看法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也帮助我们澄清了不少模糊的认识。我们还想请您谈谈您本人对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和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状况及前景的看法。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一谈应该以什么标准衡量学术讨论的成效。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学术讨论只有获得统一的结论才算是有成效的;古史分期讨论因长期没有统一的结论而引起人们的困惑,就是由于他们的心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标准。但是,人们总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观察事物,而人们的认识又是不断发展的。由此,必然产生不同的认识,在学术讨论中,一致总是相对的,不一致才是绝对的。在学术上不可能像政治上那样要求人们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一致的意见。因此,衡量一次学术讨论是否有成效,主要应该看它是否把研究引向深入。用这一标准衡量,以往的古史分期讨论虽然没有获得统一的结论,但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效,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古史分期所依据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把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作为它的基础,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才能真正超越只着重论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的中国传统的经济史学,建立和发展科学的现代经济史学。

  同样,对当前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我们也不应该期待它短期内(或长期内)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而应该期待它把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次古史分期问题的再探讨是在新时期近二十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目前学术研究的环境比起30和50年代来说是最好的时期,只要我们坚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前人研究的成果,积极吸收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脚踏实地地做研究工作,应能将该问题推向深入的。

  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必要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从1999年以来讨论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但对如何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却出现许多分歧。一些学者承认人类社会一般要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依次发展的阶段,只是这些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参加天津会议的著名史学家何兹全、马克垚、宁可等先生都持这种观点。另一些学者认为奴隶制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仍然是指导古史分期的基础。又有学者试图在传统“定势”中作些调整和修正,认为基础性社会关系形态仍应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来解释;根据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则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还有一些学者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摒弃五种生产方式,或试图撇开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另辟蹊径。总之,多数学者在讨论中仍然坚持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唯物史观,但在一部分学者中,抛弃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唯物史观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五种生产方式说可以讨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新时期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但不应采取情绪化的简单的完全否定的态度,而应该提倡科学的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精神。有些学者不恰当地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从质疑五种生产方式发展到否定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着力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是对的,但这种特殊性中也包含了某种普遍性,但如果特殊到没有任何普遍性,那就值得商榷了。有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推广到历史研究中,中国历史从先秦到现在,一直是“中国特色”,而这种特色又是排斥普遍性的,这恐怕不是“发现”特色,而是“制造”特色,不是科学地在研讨问题,而是在人为地“创造”中国历史!如果我们承认特殊性中包含了普遍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回到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上来。1999年10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一些同志访问我时,我曾经说过:“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和五种生产方式更替的理论既密切相关,又不能等同起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石,不能丢,但各种生产方式如何演替,特别是具体到中国,完全可以而且很值得讨论。马克思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指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这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使史学摆脱用政治的或思想的偶然因素任意解释的混沌状态,使它成为科学。我看不出否定这种理论正确性的任何站得住的理由。”6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观点。离开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就能找到“中国特色”吗?恐怕未必。有人以古史分期讨论长期得不出统一的结论为由,否定作为这一讨论的理论依据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但是,离开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难找到统一的历史分期标准,意见会更加分歧,讨论会发生更多的枝蔓,更难获得统一的认识,徒增纷扰而已。谓予不信,请拭目俟之!

  现在有些观点,乍看起来很新鲜,实际上以前的讨论中,类似的观点早已有之。因此,我们在立论以前,研究一下学术史,看看以前的讨论中出现过哪些观点,它们后来是如何发展变化或被抛弃的,恐怕是有好处的。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不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就是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怕争论,不怕批驳;如果它能被批倒,它就不是真理,倒了也活该。在新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在应对各种新的挑战中获得新的发展;对此,我充满了信心。

  注释:

  1、何干之著,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2、何干之著,刘炼编:《何干之文集》第1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3页。

  5、赵庆河:《读书杂志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208页。

  6、王志刚:《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1期,第140页。

(作者李根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剑平,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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