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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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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十年冷”

——陈谦平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3年12月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张立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采访手记:陈谦平,常以“爱没事儿找事儿”自嘲。所找之事皆大是非,追求历史真实也。学术研究本无禁区,因此而惹是非,乃阶级斗争遗毒之患。谦平有言:“从严格意义上讲,过去我们中学历史课程和大学非专业历史课程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政治。”政治应该讲,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君不闻,刘少奇临终遗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时代在前进。让历史学回归学术,当为时不远矣。

  问:请谈谈您为什么选择了与历史打交道呢?

  答: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上小学四年级。那时无法正常上课,就看了很多古典小说和西方名著,了解了一些历史故事、1971年至1973年我在南京上高中时,盛传大学会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故而在高中期间扎扎实实地学了一些基础知识,收获很大:但1973年国家并未恢复高考,由于我在家中最小,哥哥姐姐们又都在外地工作或插队,才得以留在南京城,不久被分配到一家制造医疗器械的大集体所有制工厂当工人: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厂里成立了理论中心组,我被选中,经常脱产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习历史知识,也常常写些讲稿在厂里、车间评法批儒。这段时间培养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也是在那时,我通读了司马迁的《史记》等史籍。1977年秋,恢复高考制度后,由于考虑到自己的数理化荒废的时间太久,因此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

  问:您所经历的那个年代无形中培养了人的政治敏感性,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国史研究仍然是个禁区,可是您在大学毕业后却选择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当时是有什么想法还是又一次的历史巧合?

  答:是的,那个年代的历史几乎等同于政治。民国史的敏感性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学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张宪文教授,研究的是 1926年中山舰事件,恩师的调教,帮我摆脱了这种困扰,为我后来从事民国史研究打下了基础,1982年1月我本科毕业后留系任教,虽是给当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茅家琦教授做秘书,但张老师对我仍然十分提携,经常鼓励我跟他一起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合作撰写过一篇名为《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查阅了收藏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量档案,对台儿庄战役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篇文章应该是我开展民国史研究的处女作,发表在《历史档案》 1984年第3期上,受到学术界好评。后来,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张宪文老师当研究室主任,我成为该研究室的一名助教,从此正式开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历程。当时的民国史研究领域处处有禁区,这种禁区主要来自于极“左”思潮对史学进行客观研究的限制,许多实事求是的结论会受到批评和责难;后来,我参加了由张老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的撰写,这在当时是一件大胆而艰难的工作。该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美联社以“中国大陆重新评价蒋介石”为题发表专文,被世界各大媒体转载。可是在国内,虽然邓小平已经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仍然很大,这本书险些被当作批判的靶子。张老师有时和大家开玩笑,说我们也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搞研究的。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就这样,我沿着民国史研究的道路走了下来,一直没有间断,也从未因选择这个专业而后悔过。看到今天民国史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显学,我真感到十分欣慰。

  问:我们曾拜读过张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在当时的背景下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您经过那次冒险的尝试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勇往直前了。好像后来您做的研究也多是相当敏感的话题,是这样吧?

  答:民国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雷区遍布,荆棘丛生,几乎所有研究内容都是相当敏感的:但我不愿意炒冷饭,东摘西抄,人云亦云。人家说我是“爱没事找事”,也有道理吧!记得当年《简论台儿庄战役》那篇文章发表后就有一些人质疑,问我们把共产党和八路军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根本就没有在抗战期间打过胜仗。但我们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通过对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的分析,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以后我还写过几篇在当时来讲的确比较敏感的文章,如1987年我写了《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是国内最早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准备的学术论文。在那以前,学术界一致认同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后是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的观点。我翻阅了大量资料,史实摆在那里,我的结论是: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划定国防区域、整建江海防要塞和构筑国防工事,这些国防设施在抗战初期大部分发挥了作用,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文章一出来GY┑曤{膝麔岖髤稧Y鼻傲恕:孟窈罄茨龅难芯恳捕嗍窍嗟泵舾械幕疤猓钦庋?/p>

  问:90年代以后,您的研究焦点更令人瞩目了。您是国内较早从事西藏问题研究的学者,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怎样走进这个领域,又怎样使您的研究得到认同的呢?

  答:我从1992年开始转入中英关系史,特别是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因为在此之前,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太具说服力的成果。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少有人愿意涉足此课题;另一方面,是受资料的限制,由于国内这方面的档案不开放,其他资料也很难找到;所以,转到这方面研究的初期,还是受到一些质疑的。

  1992年年初,我得到王宽诚英国学术院奖学金的资助,应邀赴剑桥大学东方学院进行民国期间中英关系研究。英国公共档案馆所藏的民国时期中英关系资料之丰富,令我兴奋不已,在伦敦和剑桥大学搜集的档案与文献资料为我后来十余年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英国国家收藏的档案一般在30年后解密公布,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所以,在欧美国家查阅历史档案文献,一般来说并不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在国内搜集所谓“话题敏感”的档案资料。在英国搜集的大量有关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档案激发了我的研究欲望,但真正要依靠英国档案文献来发表研究成果,却又感到十分困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惟恐依靠孤证做文章导致论点的偏狭,而我所涉及的研究论题恰恰又是在当时国内相当“敏感”的中外关系和边疆民族关系方面,这部分档案资料在国内各档案馆是不向学者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国内搜集资料的工作异常艰苦,颇费周折;一方面是利用已经出版的档案或文献资料发掘相关史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零碎的史料同已获得的英文资料相印证,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几年,利用中英文档案资料,先后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如《1942年蒋介石访印与调停英印关系的失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英关系:宋子文访英个案研究》《1943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论“紫石英”号事件》《英国阻挠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动因初探》《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战后英国对西藏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五十年代初期的中英外交与香港》《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近代英国在华直接投资评析(1895—1937)》《抗战前后英国对西藏门隅地区的领土扩张》《194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等等。

  研究西藏问题的确很麻烦,西藏自元朝以来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民国时期由于英国从中作梗,迫使中国政府无法有效地在西藏行使行政权力,给外界造成西藏“事实上(de facto)独立”的假象:实际上,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一直坚持对西藏拥有不可分割的主权,而国际社会也从未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民国时期西藏研究的难点在于国内相关档案资料的不公开,仅凭英印方面的资料进行研究难免会有失偏颇:尽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了一批档案文献资料,但对于西藏研究内容的深入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从1998年至2000年,我在民国西藏问题方面的研究几乎陷入停顿的困境,所幸的是,台湾“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时期档案于本世纪初全部开放,我于2001年和2002年两度赴台,基本将国民政府外交部有关西藏问题同英国交涉的档案全部浏览,这样,有中英文资料的相互印证,我中断了两年的研究得以延续,这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了8年的主要原因。该书去年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所以,我想我的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学界认同,主要因为运用了大量可靠翔实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而且这些档案既有英国方面的,也有中国方面的,双方资料都说明同一个问题,我才肯下结论。

  问:这种敏感的研究课题与当代的政治、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外交冲突。特别是关于西藏问题,许多学术研究期刊,对于发表此类文章都持相当谨慎的态度,您当然知道这方面的限制,搞不好,花了许多心血,耗费了许多时间和财力研究出来的成果,可能会没有面世的机会,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答:我认为,所谓研究话题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或者说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所致,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史学研究并不应该存在任何敏感话题。20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清末和民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实际上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诸如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关系无不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有着密切的关联;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在他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一书中谈到外国势力在民国时期的影响时指出:“外国商品、观念和习惯进入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全面、深刻。现代性的影响实际上包含着各种特定国家不同的特点。”但是,关于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和边疆民族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开展的都还相当不够。美国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也看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他指出:“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表述却未必恰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档案资料的封闭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结所导致的价值判断上的歧异。

  以往的民国外交史研究过于注重民族主义,忽略了人权和现代化的视角,更缺乏国际化的眼光。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仇外情绪发展到极限,也使得人们将一些理性的思考不加区别地统统斥责为洋奴主义或“汉奸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时代的产物,帝国主义对于东方的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它主宰了20世纪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无可厚非的。但历史的事实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时期之一,虽然中国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自晚清以来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华文化的传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但由于国力孱弱,民国政府在外交上则淡化了民族意识,而注重运用国际关系的手法来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传统的观点对于近代中国的外交评价甚低,但从全球化的视野看,近代中国外交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1919年以后,西方列强开始分裂,民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运用外交手法来收复已失去的部分国家权利。全球化的视野就是要求我们将中国外交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框架中去进行考量,这有助于准确、公允地认识近代中国外交的背景和特质。

  至于您所提到的那些限制和担忧,以往也有发生,如论“紫石英”号事件的那篇文章,最初同国内几家刊物有过联系,但它们均因担心政治上的风险而不敢刊用,最后由《南京大学学报》发表。又如,涉及边疆民族关系或疆域划界问题的相关成果,不仅研究成果发表时又审又查,且出国出境参加学术会议时,还要报经中央有关部门审批。但是,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我并不会因自己的成果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无法发表而感到沮丧或担心。我治学的原则非常明确,宁可不发表文章,不出书,亦决不违背学术良心和道德。所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的学术环境也越来越宽松。

  问:听说您有几篇文章虽然在发表的时候费了一些周折,但发表后,反响很大,特别是关于“紫石英”号事件,国内外都有不少评论,近代史研究所的王健朗研究员认为这篇文章为“近年来最为着力的研究”、“作者相当准确地重构了事件的发展过程”。您对此有何感想?

  答:近几年我在《历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民国档案》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影响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的中英关系上。之所以反响比较大,客观地讲,主要是因为以往没有人进行过深人研究,或是想研究而在资料上用的功夫不够。如,《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一文,就是利用档案材料,厘清了西藏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关系。但假如没有历史档案的公布,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将永远是一个谜。又如《论“紫石英”号事件》一文,对于打破约定俗成的传统见解,实事求是地解读历史,的确起了积极作用。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同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在镇江至江阴的长江上发生了数次炮战,英国皇家护卫舰“紫石英”号搁浅,远东舰队旗舰、万吨级重型巡洋舰“伦敦”号以及“伴侣”号、“黑天鹅”号均受到重创而返回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后来发表声明,指责英国军舰同国民党军舰一道,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这是毛泽东所下的历史定论。但实际上,这个事件存在很多疑点。为什么战后对国共内战一直持中立态度的英国会在国民党面临崩溃之时出动舰队帮助国民党?为什么受到重创的“紫石英”号会在一个盛夏之夜连闯数关,轻而易举地逃出长江?既然英国已同中共在军事上交手,为什么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迫不及待地加以承认?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为“紫石英”号事件“翻案”或“平反”,而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写这篇文章,我断断续续耗费了近 5年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当时缺乏中共方面的系统资料;假如你光用英国方面的档案资料,很容易落人偏听偏信的陷阱;经过多方艰苦努力,我找到了比较完整的中共中央档案,才动手写这篇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英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均认定这是一个偶发性的意外事件,都不愿意恶化双方关系。不过,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历史因素都限制了中共中央和英国政府以更圆满的方式去解决这一争端,让“紫石英号”逃脱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惟一选择。

  问:您认为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我们领先吗?他们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又存在哪些缺点和不足呢?

  答:用“领先”或“落后”之类的词句来表述海内外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异同或许并不贴切;差距固然存在,但随着中国学者思想禁锢的解除、资料占有上的全面、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和理论视野的拓展,国内也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者,这种差距越来越小。但总起来讲,国外学者研究的软件和硬件都要比我们强,在许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他们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几率较高,他们运用的分析手段比较先进,等等;当然,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有局限性。有些学者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观政治倾向比较明显;多数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的真谛及其背景,经常套用西方的价值判断体系来对中国的历史事件或人物给予评价。西方学者研究西藏问题最大的不足,在于他们利用历史档案和资料的局限性。这些学者大多不懂汉文,有许多人亦不精通藏文,他们根本无法利用汉、藏文档案文献和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研究。实际上,英国政府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档案早于1979年就已开放,外国学者墨菲(Malcolm H. Murfett)的专著《长江人质》(Hostage on the Yangtze:Britain,China,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也已于1991年出版。但墨菲论著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利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档案资料,因而他根本无法了解到中共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以至于认为“紫石英号”能够逃出长江是一个奇迹,是英国舰长沉着应战的结果。殊不知,中共中央关于沿长江部队“不予拦截”的密令才是该舰能够逃离的决定因素。否则,纵有10艘“紫石英”号也无法从人民解放军沿江炮兵密集的火力网中逃生。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外学者的研究存在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我们不加强研究,任这种偏差流传,特别是涉及到边疆、民族问题及其他国际关系领域,将对我们形成很不利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是我这十几年来不计利害,坚持做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啊!

  国内档案适时、适当地开放,是提升民国史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档案30年后应该对公众开放,但真正实施起来却有难度。在此,我呼吁各地档案管理部门与时俱进,加大档案开放的力度,为中国史学的繁荣创造条件。

  问:学历史的人都熟知“板凳十年冷”这句话,但熟知并非真知,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已经很难一见了。您5年写出一篇文章,8年写出博士论文,可算是真知其意了,您认为这样值得吗,以后还想坚持下去吗?

  答:史学研究需要有一种不甘寂寞的精神,要善于发现疑点,勇于解决问题。有同仁称我为“完美主义者”,我想是性格使然。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具有这种品质。我想我今后还会继续这种研究风格,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要下功夫。对我的学生,我也是这样要求的,要他们看第一手资料,注重运用档案资源,看档案是很辛苦的,有时看数十万字的档案,可能只有一万字对你有用。但我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认识到实证研究的意义,把有限的档案资源利用起来,这不仅是活跃史学研究,对我们认清历史,特别是认清现实、开拓未来都是有益的。

  问:看来您很坚定。听说很多史学前辈都很支持您做这种有意义的历史研究,是这样的吗?

  答:的确如此。我能够在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发展到今天的状况,同老一辈史学家的关怀、指导、培养和提携是分不开的。张宪文先生一直是我的导师,从大学本科到博士毕业,我在民国史研究方面的每一步印迹都体现着他的关爱和心血,承蒙其悉心指导、精心栽培,我结识了海内外及港台地区一批著名学者,得“欧风美雨”之熏陶,并参加了由他主持的几个重大项目。茅家琦先生一直鼓励我在民国史研究领域的耕耘,并在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上对我进行指导,特别是他对于我利用档案文献研究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魏宏运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我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试论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建设》发表后,魏先生很重视,对我鼓励有嘉,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这种鼓励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后来魏先生对我从事西藏研究也多次予以勉励。此外,章开沅先生、蔡少卿先生、姜义华先生、金普森先生以及台湾的蒋永敬先生等,对我的研究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褒奖,这些都使我终身难忘。

  问:我想很多做历史教学和研究的人都想多了解一些关于民国时期西藏、外蒙等边疆地区的情况,您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些吗?

  答:民国时期在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确存在危机,尤其是西藏、外蒙、新疆、东北等问题,源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以及中国国力的孱弱,主要涉及英国、俄国(后为苏联)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从中华民国建立之初.英、俄、日三国就在承认民国政府问题上施加压力,要求民国政府承认他们在西藏、外蒙、北满和南满所拥有的特殊利益: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袁世凯分别满足了日、俄、英三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北京政府失去的是主权完整和边疆的安宁。

  英国逼迫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了1913年10月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中、英、藏三方会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经过同西藏代表伦青夏扎的秘密交易,于会上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计划,他们还采用偷梁换柱的欺骗手窢,背着中国政府秘密划定印藏边界(即麦克马洪线),但由于中国代表拒绝正式签字,“西姆拉条约”因此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政府不断逼迫北京政府同其谈判西藏问题,但一直为中国政府所拒绝。在西藏问题上,国民政府继承了北京政府的政策,即“不同英国交涉藏事”的既定方针,同时利用一切时机对藏宣示主权。历经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1937年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及其圆寂,以及抗日战争,中国政府对藏主权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讲从未丧失,且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的承认。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在西藏主权问题上的不妥协,为西藏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奠定了基础中、俄、蒙三方于1915年签订的《中俄蒙协约》虽使中国在名义上获得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俄国则确认了其在外蒙古的各项权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王公贵族主动要求放弃自治。1919年11月,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正式收回了外蒙古主权,并通知了各国驻华公使。但因直皖战争爆发,驻扎外蒙古的边防军主力大部调回北京,库伦守军只有2000余人,且久欠军饷,军心涣散。俄国白党恩琴在日本支援下,于1921年2月初率领由日本军官担任指挥的俄蒙军队攻占库伦,外蒙古于2月9日再度宣布独立。而苏俄对于外蒙古也有所图,苏俄远东共和国政府于3月13日在恰克图成立临时蒙古革命政府,准备派军协助蒙古人民革命党夺取外蒙古政权。同年7月,苏俄红军进占库伦,并帮助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库伦成立蒙古国民政府。同年11月5日,苏俄政府同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莫斯科订立《俄蒙修好条约》。在这份条约中,苏俄承认外蒙古为完全独立国,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此后,苏联军队驻扎在外蒙古各地,拒不撤退。此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前夕。期间,苏联经过二十多年时间,完全控制了外蒙古主权。

  在1945年2月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将“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维持”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美英两国首脑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参战条件,并于1945年2月11日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这份协定是瞒着中国政府私下订立的,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破坏。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安排,并立即派员与苏联就签订友好互助及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该条约有关外蒙古内容如下:“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外蒙古公民投票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结果一致赞同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遂于1946年1月5日发表公告,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问:您认为历史研究与当代现实的政治应是什么关系?如何摆正这种关系?

  答:从以上所举的西藏和外蒙古例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历史研究与当代现实的政治之间是一种怎样密切的关系。所以说,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民国史,对于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对外关系、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历史研究跟着政治指挥棒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不必去刻意追求,不能只图标新立异,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为当今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找到其历史渊源,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法和借鉴,而并不是要给当今社会制造麻烦,搞影射史学。前者是积极的态度,而后者是不可取的。我认为从事历史研究应切记两点:第一,必须注重开创性,不能人云亦云,要善于运用资料去解决历史问题,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至关重要。第二,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同现实的结合,如注重对区域经济、社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历史不能简单、机械地反映过去,而应该积极进取、科学地服务于未来。

  问:您的研究是以实证为基础的,但近年学术界似乎比较推崇以论为主,有些学者纷纷转向注重从理论上提升研究价值的学术之路,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实证研究是史学的基础,我们都知道“论从史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注重史实,就匆匆下结论,这种结论只能是泛泛而谈,没有说服力。另外,现在不断出现新的资料,档案的开放情况也正在好转,不利用这些资料充分展开研究,抓住时机,就是史学工作者的失职了。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要真实再现客观存在过的人类历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是十分困难的。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有锲而不舍、追求真实的意志,做到这点还是有可能的。史学理论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历史事实尚未清晰的情况下,何谈理论的提升?如果史实都是错误或片面的,那理论也是空中楼阁。更何况,人文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复杂的,由于论者的视角、立场和史料取舍等方面的差异,其结论往往不努。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民国史研究领域要想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和突破,目前为时尚早。我们还是应该先扎扎实实地在实证研究上下一番功夫,在挖掘史料上花费更多的力气。当然,我并不是说在研究中不需要理论分析和先进的研究方法,我反对的是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论和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理论的盲论。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难道还少吗?当然,个人有个人的研究特点,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都是无可厚非的。

  问:您可否再谈谈民国史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存在的误区?

  答:以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过分注重于阶级斗争、过分注重于革命史,而忽略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实际上,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取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在20世纪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进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注重影响民国历史进程的诸因素,如外国的影响、中国民族主义、官僚政治与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个人认为,在民国史研究中有几个观念必须转变。第一,以“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阶级斗争”的革命史观。从表面上看,中华民国的历史似乎是一部阶级斗争的革命史,但其实质,则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进程中,“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构成了主要内容,因此,民国史研究必须转变视角,以民族和国家发展为本位,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进行价值评判。第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客观评价。过去由于从革命史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评估较低,尤其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如立宪派、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持否定态度。但假若我们改变视角,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视角去考察他们,便会有不同的评价。应该说,在民国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下层、中层还是上层,均在不同程度上担当了建设“民族国家”的重任。第三,对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的认识。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它们都是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而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作为对立面和打倒对象,而应该作为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研究它们的历史功过。在过去的研究中,民国政府被视为民国历史的客体,而今后应该将之看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基础历史教学中,五四运动以来应该突出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和现代化这个主题。关于民族主义应该同国际化,全球化结合起来全面认识,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去。民国史教学的内容亦应该强调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融人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这两个重点,有了这两个视角,就能够建立起真正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认识历史的坐标。

  问: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学术研究所得的结论与以前学的很多历史知识不太一样,有些问题令人费解,这种困惑在历史教学中常常会遇到,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近二十年了,能谈一下您是怎样处理这种问题的吗?

  答:这种情况的出现同中国近现代历史课程的内容设置有很大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过去我们中学历史课程和大学非专业类历史课程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政治。前面我也说过,过去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以革命为主线的,它所注重的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对于历史的叙述和评价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事求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学界将民国史的研究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上来,中学历史教材滞后的问题凸显出来。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历史教学很早就实行改革,尽管教材依然存在很多缺陷,但我们可以利用选修课、学术讲座、课堂讨论以及其他形式加以补充,使学生在历史观、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等方面得到改进,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这类方法行之有效,学生反映很好。所以,中学教师也可以参照处理类似问题。

  问:您认为历史学习在个人成长中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兴趣,并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历史呢?

  答:历史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常说“以史为镜”,就是重视历史知识对人的认识增长的重要性。历史知识丰富的人看问题比较理性,视野开阔,能够妥善地面对或处理各种问题。年轻人实际上是很喜欢历史的,但我们在中学实施的历史教育使他们对历史课程产生了误解;他们以为历史就是教科书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他们注重的是对事件和人物等八股似的评价-实际上,我们开展历史教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懂得如何去了解历史、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让他们学会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让他们明白人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规律,从而让他们懂得“爱”,而不是增加“恨”。因此我想,人性化的历史教育会引发学生对历史的喜爱。

  问:目前基础教育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可否谈一下您对基础历史教学新课标内容设计的看法?

  答:我对中学历史教学情况非常生疏,客观地讲,根本没有发言权。但我看过教育部于2003年4月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同以往的教学大纲相比较,新课标无论在基本理念、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新课标对于深化中学历史教学、提高中学生历史知识和人文素养、促进中学生国际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均有积极意义。不过我感到的惟一遗憾,是新课标在20世纪中国历史模块的内容设计上,还受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依然偏重于革命史和反帝爱国运动,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延续性还有所回避,这样,会使学生对于中国的昨天缺乏全面和清醒的认识。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4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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