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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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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治学 上下求索

——吴景平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3年10月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张徐乐,复旦大学历史系200l级博士研究生

采访手记:吴景平,清瘦,略高,寡于言而敏于思,治学严谨,著述丰赡,为人谦和但富于开创精神,是享誉海内外的研究宋子文的专家。近年来,吴教授又致力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发起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已经出版的有关研究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目前,吴教授,指导着十多名博士生和数名硕士生,正在对近代中国的海关、外债、货币、证券、保险、信托、外汇、私营金融业、银行及其同业团体、金融风潮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问:您是研究宋子文的专家,已经出版了《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和《宋子文思想研究》等专著,专题论文也有十多篇,不少研究者包括一些海外人士,在涉及到宋子文以及有关宋氏家族的问题时,也常常向您咨询求教。宋子文研究是您的博士论文选题,请谈一下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答:应该说,是源于硕士生阶段吧。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国民政府转向抗战的经济原因,在写作的过程中,比较多地接触了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诸领域的史实和资料文献,这些史料中经常会出现宋子文的名字。宋子文是国民政府时期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参与者,研究宋子文无疑有助于深入搞清相关的历史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研究宋子文的价值。   就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宋子文确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家世、个人求学之路、政坛经历、人际交往、精神世界,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宋子文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祖国大陆方面,以往关于他的论著和文章很多,对他的基本评价是:“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中国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内战罪犯”,可以说,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但是,我认为对宋子文的功过是非不能简单地定论,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同时在一定时期里也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因此,对他的评价,应该在比较全面地发掘基本史料、进一步弄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更深人的研究。鉴于把宋子文作为研究对象有很大的学术含量,也因为准备硕士论文期间已收集相当多的有关宋子文的史料,所以,我把宋子文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
  
  问:对于宋子文这样一个经历和作用都十分复杂的人物,您的研究遇到了哪些困难?
  
  答:应该说遇到过很多的困难。比如,有关宋子文的史料非常分散,对有关中外文档案和报刊资料的系统查阅、整理,是非常耗时的艰辛历程。就以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旧报刊上有关宋子文的资料为例,对《广州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都需要做全面的查找。同样,外文资料中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相关年度的远东卷、中国卷以及某些专卷,也必须按照索引进行查找。我的导师彭明先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在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有关资料文献状况、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给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导。有他那样的前辈学者的关心、教诲乃至精神感召,有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院校、研究所提供的治学条件,还有虽然专业和选题都不尽相同,但都在执著求索的诸多学子的相互勉励,我坚持了下来:今天回过头看,当初选择宋子文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所进行的相应的研究工作,也为我如今在复旦大学比较系统地进行外交史、财政史、金融史的教学研究、指导研究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同时还在宏观意义上拓宽了我看待中国近现代史的视野,认识到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认识到追求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全面性的艰难和必要:当然,我以往在研究宋子文方面所做的努力还是不够的,这些年我从海峡两岸的档案馆查找到不少新的史料,今后还打算利用美国的若干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有关宋子文的资料,在时段上和所涉及的领域方面都有所拓展,在整体上提高对宋子文的研究水平。

  问: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四大家族”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学教科书和其他历史著作中,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与陈果夫称作“中国四大家族”,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概念呢?

  答:“中国四大家族”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概念,应当说这是一个政治性、社会性的概念,与美国、日本的以经济意义为主的“家族”“财阀”不尽相同。以往有关“中国四大家族”的结论,主要谈及的是他们的共性,是将四大家族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中国官僚资本的代表,甚至是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代表来对待的。但是,所谓“中国四大家族”不等同于官僚资本,旧中国官僚资本的运作及其作用、影响,与“蒋宋孔陈”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实际作为虽然有联系,但不是同一回事,需要分别加以研究。况且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角度来考察,他们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就整体而言,只有蒋介石称得上是国民党政权的代表。只有在分别进行较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高已有的对“中国四大家族”的认识,使之更客观、更完善和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

  问:以往的历史著作和教材中,对包括宋子文在内的一些民国时期的人物评价存在着各种偏向。那么,通过对宋子文的研究,您认为评判民国人物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先谈谈对宋子文的评价。宋子文是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许多方针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和外交领域都曾有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还是他所在的年代里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如西安事变。在国民党营垒中,宋子文是比较多地了解和接受近代西方文明的人士之一,他曾在孙中山的指导、影响下投身国民革命并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如,他主持财政金融事务,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以及尔后的北伐筹措经费,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他与二姐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宋庆龄投身的爱国民主事业,在抗战时期宋子文曾出任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在对外事务方面,他反对外敌侵略,反对中国内部的投降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他与列强的大国主义进行过抵制和斗争。曾为废除外国在华特权、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努力过,还曾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事业争取外来援助而殚思竭虑,多方交涉。在国内政治事务中,宋子文并不完全赞同蒋介石的黩武主义与内战方针,他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为之奔走,赞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实行合作抗日,在抗战胜利之初,他曾希望以政治途径来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在国民党的上层官僚中,宋子文较为开明、务实而不尚空谈,他讲究效率、重视人才,主持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意义的财政金融制度和组织机构,在税制、币制等方面实行了某些改革,对民族工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推进财政金融制度的近代化,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如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宋子文并未能摆脱种种历史因素的束缚,他的基本价值取向,许多具体主张、作为和结果,他政治生涯中的几次重大选择,都带有复杂的内涵,对宋子文的评价不宜简单化、绝对化。事实上,在评价像宋子文这样的历史人物时,首先应有尊重历史、理解历史的基本态度。“治史如断狱”,对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断语,应力求有相应的史实和史料依据,简单重复已有的结论固然意义不大,随意褒贬、剪裁历史更不足取。进而言之,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孤立地局限于他们个人,尤其不能仅从其一时一地的言论或行动出发而试图给出整体性的断语,而应考虑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环境,并同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及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诸因素结合起来。回到对宋子文的评价,宜结合对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执政及相应时期的经济、政治、财政、金融、外交等领域的整体性把握,结合对同时代的政党、政派、团体和其他代表性人物的比较分析,也就是说,应注重整体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发展趋势,进行多视角的考察、多层面的评析。

  问:您从事历史研究以来,已经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多部著作,您的论著中不少都是与宋子文有关的,还有就是关于外债、内债问题的,但是近期则侧重于金融史。那么,您转向金融史研究的原因是什么?这与研究宋子文是否有内在的传承关系?
  
  答:我在大学阶段,虽然学过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但我研究中国近现代外债史、内债史和金融史的兴趣,则是通过比较系统地研究宋子文开始确立的,并且打下了相应的史实基础。宋子文曾参加过若干重大外债的举借交涉,也主持过内债政策和偿付方案的修改。在研究宋子文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系统研究外债史、内债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撰写了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此外,研究宋子文还使我产生了较全面地研究近代中国金融史的想法。宋子文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四联总处理事会副主席,主持过对政府金融体制的构建、对商业银行和钱业的监管,筹划和实施了废两改元,还是法币政策的主要决定者之一,又与三四十年代的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的运作有直接的关系。系统研究宋子文有关金融领域的思想主张和实践,势必要对相关时段的金融史做基本的梳理,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搞清了国民政府的相关金融政策。近代中国的金融与其他各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金融史。是拓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及深化研究层面的需要。
  
  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和建立四行二局金融体系,是民国金融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何看待宋子文的作用呢?
  
  答: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了两次币制改革,基本上统一了币制,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这样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体系。这两方面都是确立金融统制的重要内容,而且都不能离开宋子文的相应主张和作为。宋子文从2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广州、武汉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主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很早就提出统一币制和健全政府银行体系的主张,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到30年代初期,他明确提出统制经济论,为日后的金融统制做舆论准备;他主持制定颁行了一系列相关法规,主持实行废两改元,又在改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确定法币方案的谋划中起了关键作用。
  
  问:通过研究宋子文,您认为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进程中,有哪些重要问题应加以关注?
  
  答: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人。比如,可以研究近代中国金融与财政的关系,这实质上是金融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方面。另外,金融业的运作离不开特定的制度环境,近代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及相应实施,无论对金融机构监控还是通货和市场管理方面,直接影响到金融近代化的进程。又如,在近代中国金融业与工商经济和社会生活关系方面,既要注意金融业所提供的融资和其他信用服务,还要注意到金融资本对工商业的直接投资和相应监管。银行业、钱庄业在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历史也应予以关注。即便是银行业,除了研究银行与财政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外,还可以考察在金融业近代化进程中银行业地位的升迁和职能的拓展问题。在货币史方面,诸如铸币、纸币、兑换券、主币、辅币等货币形态,以及成色、重量、发行额、兑换比率等涉及货币基本职能的常规要素固然须加以研究,还应当注意到汇票、支票、期票、信用证等较为特殊的货币信用形态及相应运作机制的变化。此外,金融史还具有其独立的研究价值,应对金融史的对象、体系、基本文献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要较全面地把握金融史,包括研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史,必须“超越”宋子文。我打算在系统梳理近代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货币制度几个层面历史演变的基础上,以近代上海金融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主线,从整理金融业档案人手,在资料整理编辑方面,在整体性的通史编撰和专题性深入研究方面,与志同道合者进行共同的努力。
  
  问: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近几年,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币制改革的论文,您可否谈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币制改革的背景?
  
  答:20世纪30年代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既是对清末以来有关币制本位和统一主张的总结,也是对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应因之举。长期以来中国货币领域制钱、银两和银元并行的局面,与赋税、商贸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日久,主张改革币制者日多。自19世纪末华资银行业兴起之后,多家银行发行兑换券,则是金融领域又一不安定的因素。1910年,清廷颁布《币制则例》,确定国币单位为圆,可视作宣布银元为本位币,但既没有大量铸发新的本位币,更没有“废两”。1914年2月,北京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并开铸袁头银币,为统一铸币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同样没有废除银两制。北京政府还试图整理、统一纸币,但没有成效。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政治、财政、工商经济乃至对外关系诸领域的发展,都在呼唤废除银两制并最终实行币制的统一。以往我们较多强调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包含的金融统制意义,又主要从政治含义来解读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金融统制政策,忽略了从金融业、金融市场内部来探究币制改革的必然性。
  
  问:实施废两改元、法币政策属于政府行为,这一点以往有较多论述。那么您能否从金融史的角度加以说明?
  
  答:1933年废两改元得以实行,有各种因素在起作用,比如,银元实际上在金融市场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与废两改元有利益对立关系的银行业和钱业两者之间力量的消长,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的崛起,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主要倚重对象是银行业而非钱业,中央造币厂筹建完竣,等等。至于1935年推行法币政策,实质是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由政府银行统一纸币。这一政策确属政府实施金融统制,但必须指出的是,此举还在于彻底摆脱贵金属本位币制的弊端:中国银本位货币的稳定依赖国际市场上银价的稳定,中国各发行银行难以确保充分的发行准备。这方面的弊端因美国政府推行白银政策,以及日本在华势力的推波助澜而愈演愈烈。法币脱离了银本位,而且在较低的水平上与英镑、美元等“强势货币”实行技术性挂钩,法币币值获得了若干年的稳定,与以往的不统一的银本位货币制度相比较,法币政策适应了当时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客观需要,改善了中国的出口贸易状况,也有利于整饬混乱的金融秩序,为抗战时期的财政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全面统制提供了货币制度方面的可能性。不过,国民政府在既掌握发行权又不承担兑现义务的同时,也就不得不承荷起充裕外汇储备和稳定法币汇率的责任。以后的史实证明这两点都无法做到。
  
  问:在一些历史教材中,常常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统治晚期的金圆券改革是一次极大的失败,由于金圆券的实行最终导致国民党的垮台,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答:当时金圆券的发行给工薪阶层、工商百业以及私营金融业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今天我们从金融史的角度来分析有关的资料,如把金圆券的天文发行数、中央银行向财政部的巨额垫付款数额,同实际留在上海中央银行的微不足道的准备金、库存金银外币、经收税收数做对比,那么作为民国政治史、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的金圆券政策,它的掠夺性、欺骗性就昭然若揭了。然而,金圆券的失败固然有方案文本上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业已崩塌:军事上,三大战役的惨败,兵败如山倒;经济上,国统区生产与流通失序。正常需求无法保证;政治上,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陷入全民重重包围;外交上,连美国也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正从中国“抽身”。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拿出多少黄金外汇来支撑急剧贬值的法币,或者取代法币的是比金圆券更为合理的货币改革方案,都是行不通的。总之,金圆券崩溃现象的背后,是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乃至外交诸领域的全面失败使然。
  
  问:您的意思是说,国民党统治已经走向衰败,任何一种改革都不可能挽救它的颓势,在这样一种定势之下,金圆券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而“金圆券的失败导致了国民党统治的垮台”的观点正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答:是的。从有关史料看,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春,国民政府行政院已经承认经济局势“困顿危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各次会议上,业已对政府能否控制通货膨胀失去信心。而1948年8月19日,即颁行金圆券的当日,财政部长王云五在谈话中惊呼“通货膨胀渐达恶性最后期”。当时中央银行是惟一的发行银行,法币政策的后期,中央银行不承担兑现(金)或兑(外)汇的义务,也关闭了金银外汇市场,这样,民众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承担起平抑物价、稳定币值的责任。所以国民政府是把自己的合法性、权威性与纸币的稳定度联在一起了。严格地说。1948年国民党以金圆券取代信用业已破灭的法币,称不上认真的币制改革。有关的方案一方面煞有介事地公布了金圆券与黄金、美钞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却规定持有和行使金银外汇均为非法。自相矛盾。违背经济规律,其失败是迟早的事。事实上,不仅在货币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已经找不出任何得民心、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府重大举措。所以,金圆券本身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一个没落政权的无奈之举。
  
  问: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状况,必然涉及官僚资本问题,请谈谈您是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如何看待旧中国官僚资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
  
  答:旧中国的官办企业,在晚清和北洋时期都曾有相当规模,官僚个人投资实业也不乏其例,但都谈不上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支配。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以国家资本为本位,由国有企业控制重要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国策”,加上政府对财政金融领域的统制,奠定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宋子文主管财政金融,又持统制经济论,与相应政策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而在辞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后,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以及他直接控制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等金融和实业公司,在经济领域的扩张使人注目,一度成为众矢之的。不错,大体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问,国有、民营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有过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官僚与资本家结成的利益集团,都对一般民营经济具有压倒性优势。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扩张虽然也增加了国民经济的总量,但更直接的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而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支配的所得。以后,国民党没有抓住抗战胜利的契机,顺应民心,调整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更没有下决心抑制业已成为经济与社会毒瘤的官僚资本的膨胀。所以,一方面宋子文及其继任者主持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和组织机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并在税制、币制等方面实行了某些改革,对民族工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财政金融制度的近代化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真正获得巨大好处的只是极少数“豪门”,诸多民营经济和社会大众的处境日益维艰。
  
  问:您认为研究民国时期的金融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甚至说对当今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是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答:我们可以从社会的特定的行业、市场、制度和运作机制等视角来考察旧中国的金融现象,进而客观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金融发展的进程。引人全球化的参照系,就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史既呈现出区别分明的阶段、时期,又有着重要的连续性。现代意义上的金融领域具有超越时空的形式甚至内容,新中国金融业在制度和运作层面都有其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既有新建也有借鉴。想一想,如果新中国成立之际不利用旧中国的金融“遗产”。包括1日政府银行的人员、办公设施、资讯、技术性体制和手段,并且从一开始就让全部的私营金融业关门停业,那么新生的中国人民银行根本不可能在各大中城市迅速建立并且发展。更不可能承担起相应的融资等信用业务。新中国的政府银行体系、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在形式上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中国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任务对金融业的需求,是在政府银行的领导下。在各合营银行以及数目众多的私营金融业的共同参与下,才得以实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高度现代化的生产、流通事业。也需要现代化的高效的金融事业。而不了解中国金融的昨天,就难以形成对当下和今后金融事业发展与管理的科学认识。
  
  问:既然您认为金融史的研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那么对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状况,您有什么评价?
  
  答:长期起来,中国金融史一直被视作中国经济史的分支学科,或是金融学和经济史学的边缘学科。近二十多年来问世的各种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包括教科书在内,或多或少会提及属于金融史范畴的内容,但大多散见于部分章节,主要还是服务于说明经济史意义上的观点。如,讲到外国银行时,主要是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及其对华资本输出情况,通常较少涉及甚至完全不涉及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组织制度,特别是业务运作和经营管理;讲到华资金融机构,像钱庄、票号和银行时,着重说明这些机构与商贸、工矿业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关系,略于以资金运动本身为主体、主线;而为数不多的著作讲到货币发行和流通方面问题时,也往往意在论证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金融领域的问题很难作为主体和主线得到较全面的展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要有金融部分,但这不能取代把中国近代金融史作为相对独立对象的专门性研究。金融史应当如同经济史一样,有其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其价值与意义不会因特定学者的具体态度而转移。
  
  问:您能够概要说明一下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吗?
  
  答:金融史既属于经济学科的范畴,也应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应当如同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分支学科一样。在专门史的框架内有金融史相对独立的地位。就中国近代金融史全局而言,必须明确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列入研究对象。除了已见的若干金融机构,如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应有对近代中国或某一地区的拆借市场、贴现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金银市场进行单独而深入研究的论著,有对各主要金融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演变,不仅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还有业内的自律,主要通过金融业同业团体来体现,同时还应注意金融制度在文本上与实际运作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时段而言,晚清与民国时期金融史的研究基础较好,经过整理的史料和可资参考的文献较多,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金融史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某些问题的处理难度较大,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近代中国的金融运作,上与政府财政有特殊的紧要关系,下与生产流通与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连,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此外,近代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关系,华洋、新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各主要金融政策和制度,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思想、观点、主张、理论、学说,金融家及其企业等等,给有关的学者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为推进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至于金融史的方法,是与它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有关。与工矿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主要经济行业不同,钱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所从事的不是具体物质资料的生产流通,而是提供特定的服务——货币资金信用服务。中国金融史固然需要统计某个金融机构,甚至某一金融行业的业务经营和盈亏状况,但更要研究金融业与其他经济行业的经营究竟区别在哪里。因此,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和金融学的方法必须融会贯通。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相关理论水平的提高是非常紧迫的。
  
  问:对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您有什么规划吗?
  
  答: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史是整个中国金融史的主体部分和关键部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金融近代化的方向。因此研究中国金融史必须以研究上海金融史为重心。目前,我主要侧重于上海金融史的研究,兼及其他地区的金融史、全国性的金融史和中外金融关系史方面的问题。
  
  在上海有着研究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优越条件。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留存有十分丰富的金融史料,以上海档案馆馆藏而言,有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档案,有的银行,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留存下来的档案达数千卷。上海各主要图书馆存有《银行周报》《钱业月报》这样的金融专业旧报刊;上海还有一些金融业从业人员存世,可以进行口述历史的研究。与此相应,在上海的学者有义务、有责任在金融史的研究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上海近代金融史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一领域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而且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分析性的、综合性的研究已具有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对这些成果的认真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已有的学术基础,从而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至于今后的研究计划,我打算与同仁、研究生一道,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完成一部分成果:第一,专题性的系列研究,包括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选题是有代表性的银行,如北四行、南四行、小三行,或者钱庄的历史;其他金融业,如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历史;同业团体,如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历史。第二,出版专题性研究论文集。第三,多卷本的近代上海金融通史,其下限到20世纪50年代上海私营金融业被改造为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第四,举行学术会议,2002年举办了上海金融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国际学术会议,正筹备在2004年召开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历史变迁的学术会议。第五,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机构,通过努力,把它建成为相关专业方向的学者和研究生共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第六,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把对中国金融史有关的基本史实的认识传承下去,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把中国金融史的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准。
  
  问:最后请谈谈您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何认识?
  
  答:中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学的第一个阶段,高校历史教学实际上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继续,又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如何处理中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历史教学内容的衔接,值得引起中学和大学历史教员的关注。加强相互了解、沟通,尤其是高校历史教员必须了解并且关注中学历史教学的状况,中学历史教员则应当关心史学研究在史实、史料和史论方面的新进展。我长期为一年级大学生讲课,又曾经参加过高考历史卷的命题工作,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状况有所了解。中学历史教学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规范,就全国而言教学水平理应大体相当。但中学阶段的教学有升学率的巨大压力,有考纲、历届高考试题的导向,历史教学的客观性、全面性要求与现实生活中的应试性期望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教学的组织实施颇不容易。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学大纲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对重大史实的来龙去脉的介绍往往较为简略。此外,史实的基础是史料的可靠性,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宜适当提及某些重大历史事实的资料文献依据。作为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它不仅仅体现在分别地掌握具体的史实,还应当体现在把握相关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理解历史的准确性。这就需要在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处理好史实、史料和史观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加强历史观的培养,加强对中学生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角度、深度与能力的培养。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2004年3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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