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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系史界知名学者访谈录,记述他们治学经历、他们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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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
 

记20 世纪40 年代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几位外国史教授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一些中青年朋友多次敦促我写回忆录,我都一一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那些事情很普通,不值得记录下来。但他们认为并非如此。他们说,我对他们讲的那些事,有些是他们不知道的,有些他们虽然大体上知道,但不如我说的那么具体、生动,所以还应当写下来。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先写一篇回忆清华大学几位教外国史教授的小文试试看。本文的内容包括听课的印象、课外的接触、我所知道和听到的有关他们的事迹以及当时学界的某些风气,为青年朋友了解那个时代的史学界提供一鳞半爪的情况,或许不无用处吧。
  1947年9月我由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学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7月毕业。两年期间,教过我的外国史老师共有5位,他们是:刘崇鋐先生、孔繁霱先生、雷海宗先生、周一良先生、噶邦福先生。
  首先要说明的是:1949年以前,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队伍都以中国史教师为主,中国史教师中又以中国古代史为主。在一个系中,专教外国史的教师很少,一般只有一、二人,有的系一个也没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有5位教外国史,其中三位专教外国史(刘、孔、噶)二位中外史兼教(雷、周),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
  先谈刘崇鋐先生。他生于1897年,福建人。192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专教外国史,开过多门课程。我听过他三门课:西洋近代史(必修)、英国史(选修)、美国史(选修)。刘先生备课很认真,讲授内容充实、丰富,但口才不太好,表达能力一般。他讲课有一个特点,就是每节课都要评介一些重要著作及其作者,这部分内容至少要占到1/3 时间。因此,喜欢这门课而又程度好的学生就爱听,因为这对于进一步学习用处很大。单为凑学分而选课的学生就不大爱听了,因为满堂不断出现作者和书名,感到乏味。另外,刘先生和当时许多教授一样,不注意系统性、完整性。例如,美国史讲不到20世纪就结束了。不过,那时的学生并不在意这些地方,只要教授真有学问,讲出自己的心得就行。
  刘先生西洋史知识渊博,但一生述而不作,学术文章极少,我在《清华学报》上只见过他几篇书评。他曾计划写一本关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专著,积累了大量材料,不过最后没有写成。他出名早,资格老,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是清华正教授,桃李满天下,于是就愈来愈慎重,不愿动笔了。
  刘先生对中国史也很熟。我作毕业论文时,想写一篇有关戊戌变法的文章。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指定刘先生做我的论文导师。我心里想,为什么不指定邵循正先生做导师呢?(邵先生专长元史和中国近代史)后来才知道,刘先生曾计划写一本带有一定普及性的著作《历次变法与革命运动》。这是1947年清华大学《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委员会》拟出版的一套丛书的一本。刘先生的一本及其他几本都未写成,1949年初清华大学就解放了。刘先生熟习戊戌变法,还有家世的原因。他的祖父刘齐衔是林则徐的女婿,官至布政使(藩台),相当今天一个省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巡抚。他的父亲刘宣甫是张之洞的侄女婿。刘先生的夫人叫沈钟应,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刘先生家世如此,想必知道有关戊戌变法的一些内幕,是书本上未曾记载的。附带说一下:刘师母善国画,我在刘府看过她作画。刘师母是“解放脚”(与胡适夫人相同),刘先生伉俪情深,不以为意。
  刘先生为人十分谦虚。他有一次对我说:“你应当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常说文人相轻,未必都是这样。
清华大学于1949年1月迎来解放。刘先生于1948年12月随梅贻琦校长离开北平。1949 年初到台湾大学任教授,1973年退休。刘先生在台湾史学界声望很高,学生尊称他为寿民先生(刘先生字寿民)。到台后,他仍全力教学,计划中要写的那本有关自由主义的书始终没有写成。
  第二位专教外国史的老师是孔繁霱先生(字云卿),生于1894年,山东人。孔先生先到美国留学,后又到德国留学。我选过他开的《西洋中古史》课程。孔先生身体很弱,给我们上课时不过五十多岁,已经显得老态龙钟了。他讲课效果较差。先用英文把一堂课的大纲写在黑板上,然后按大纲说明一下,少有发挥。单从讲课的内容来说,感觉不到孔先生有多大学问。但系里的一些老师都说孔先生对西洋中古史很有研究。一次刘崇鋐先生对我说,单就西洋中古史这一段来论,孔先生要比雷先生更有研究(雷先生教西洋近古史)。还有的老师说,孔先生精通拉丁文。我们学生中没有一个学过拉丁文的,听了也未在意。六十年后,我有一次看《朱自清日记》,竟然发现有这么一段谈孔先生的。1933年3月4日:“叶公超(按: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宴客,座有寅恪。……又谈(指陈谈)孔云卿先生每日读拉丁文籍。”选孔先生课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只有一位姓王的研究生(年岁比我们大很多,尊称她王大姐)选了他的《西洋中古史研究》。一个老师开一门课,只有一两个学生选,这种情况在文学院、法学院其他系中也有,不过很少就是了。我只去过孔先生家一次,看到他家中的中文线装书很多,西文书倒不多。
  按照西方大学的学术标准,教中古史,必须掌握拉丁文,要精通,只少也得熟练。孔先生的拉丁文很好,但我们学生对此一窍不通,因而也就无法向先生请教,学不到老师的长处了。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孔先生转入北大历史系,但已不上课。现在,活在世上听过孔先生课的人,恐怕只有一两个了。孔先生的例子说明,在1949年以前的名牌大学中,教师只要真有学问,课堂教学效果即使很差,也能受聘。
  第三位专教外国史的是噶邦福先生,俄国人。他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十月革命后离开母国,来到中国。我听过他两门课:《希腊史》和《罗马史》。他用英语讲课。他的英语发音带有俄语发音特点,如把three读成“特利”。听他课时,开始不懂他在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才大致能听清楚。课堂上,他常提到俄国大史学家罗斯托夫策夫(M·Rostovtzeff),并让我们课下看罗氏的两本名著:《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和《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此前,我虽看过Brested 的《Ancient times》一类的西方古代史名著,但没有看罗氏这样的大部头专著,颇有“大开眼界”之感。椐何兆武同志说,噶先生对史学理论和方法也很有研究,出过一本书,但当时我不知道。(噶先生还开过史学方法之类的课。我读书时,这门课由雷先生教)。
  噶先生大概是不认真看学生作业的。他的课结束时,让学生写一篇文,作为考试成绩,不采当堂闭卷考试方式。(那时许多课都采作Paper的方式)我的《希腊史》和《罗马史》作业文章(用英文写,噶先生不懂中文),后来被低班选这两门课的两位同学借去各用了一次。这两位同学的英文差,自己写不成,故借我的一用。可能稍微改一改,但不可能大改。噶先生如认真看作业,肯定能发现她们的抄袭,但后来这两位都过关了,所以我才肯定噶先生是不认真看作业的。也有可能看了她们的作业,发现抄袭,但不在乎,高抬贵手,放她们过关了。这样的情况,在解放前的大学中并不罕见。据说,著名学者钱玄同、黄侃都不看作业,随便打个分就算了。噶先生虽非名学者,但也不看作业,这类事系主任是不过问的。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一位教政治学概论的教授,他崇洋,凡学生用英文答卷,必得高分;用中文答卷,照例降等。
  噶先生在北平解放后,去了澳大利亚,因他女儿嫁到澳大利亚,他随女儿到那里定居了。
  兼教外国史的老师有两位:雷海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
先说雷先生。雷先生生于1902年,河北人。由清华学堂赴美留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雷先生学贯中西。我在校时,中国史方面,他讲《商周史》、《秦汉史》、《中国通史》几门课。外国史方面,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两门课。这两门课我都选过。
雷先生的讲课内容丰富多彩,表达又很有条理,口才是第一流的。在我听过课的教授中,论教学方法,他数第一。雷先生记忆力极强,上课不带笔记、讲义、书籍之类的东西,连一张卡片也没有,只有两枝粉笔,开口即讲。人名、地名、书名、年代随时写在黑板上,绝无差误。还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他从不拖堂,铃一响就下课,下课时正好告一段落。我想,能做到这一点,不光是凭记忆力好,还得在课前做一番准备:讲多少,讲到那里为止。单由这一点,可见他备课是多么认真了。雷先生的讲课富有吸引力,至今我还记得一些。例如,在《西洋近古史》这门课上,讲到宗教改革时,不仅说明基督教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势力,而且说明它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对人们的无孔不入的控制。他以“七礼”(或称“七圣事”)为例,说明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一个人从出生到死,都离不开教会。婴儿一出生,要受洗礼。长大成人,结婚时要由教士主持婚礼。临终时要由教士将特制的油膏涂在病人身上,是为终敷礼。然后,再讲教会的腐败,如出卖赎罪卷等,接着很自然地引出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西洋文化史》这门课采讨论班方式,每周由一位同学做读书报告(书由雷先生指定),然后大家讨论,最后由雷先生总结。指定我做读书报告的两本书是:《墨西哥的征服》和《秘鲁的征服》。那时,我英文阅读速度还不够快,看起来吃力,但对内容很感兴趣,读后获益不少。
  1949年以前,雷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中国史方面的,外国史方面的很少,基本是书评,如《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雷先生对韦氏的这本书完全否定,评为“书虽名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参杂质的西洋史”。雷先生文风犀利,一贯如此。雷先生深受斯宾格勒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影响。斯氏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文化的历史。每一文化都有其基本的象征,“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的”。雷先生在写这篇书评时(1928)受斯宾格勒的影响,认为“除国际外交史与文化沟通史以外并没有别样可能的世界史。世界通史是无论怎样也写不出来的”。1949年以后,雷先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就不再认为世界史无法写了。
  雷先生记忆力极强,他从不做卡片。有一次我去他家,谈到做卡片的事,雷先生说他不做卡片。我问为什么,他说,如需查找、核对材料时,可利用西文书后的索引(index),然后再看正文。西文历史书后一般都有详细的索引。为什么他也不做中国史方面的卡片呢?我未再问。当时,历史学教授们大都做卡片,我在吴晗先生家看到他的卡片非常多,分门别类,整理得很有条理。更老一辈的教授(我的太老师一辈)则习惯在中文线装书的头上做眉批。
  雷先生很关心学生,一次下课后,他对我说:美国波莫那大学的一个学生来咱们系进修中国近代史,他是研究梁啟超的。你是否愿意给他补习中文?可借机提高英语水平,还可增加点收入。我当然愿意。那时,金圆券刚刚发行。教他中文后,用第一月的报酬买了一双皮鞋。但金圆券很快就贬值了。到第二个月,我的报酬连半双鞋也买不了。我对他说,我的报酬必须在月初给,如在月底给,我就不教了。他同意了我的要求。
  与许多老教授一样,雷先生有安贫乐道的精神。执教西南联大期间,西语系美籍教授温德(Winter)推荐他赴美讲学一年(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同志存有推荐书的复印件),但雷先生坚决不去,说抗战期间不出国,在国内尽国民一分子的力量,打败日本后再出去。要知道,那时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收入大大降低,生活十分困苦。如去美国讲学,可得一笔美金,大大改善生活。但雷先生安贫乐道,不为所动,值得钦佩。
  雷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多年,但主任的工作用不了多少时间,对他的业务影响很小。据我所知,他每天只去系里办公室一两个小时,便回家了。那时的系主任大都如此。他不在办公室时,有位助教(系里只一位助教)值班,或由几位研究生(给以一定报酬)轮流值班。他们没有多少“公事”可办,大部分时间自己看书。学生自治能力很强,很少有事找系方。系方也很少有事找学生,不派班主任,辅导员之类的人员。一个系如此,整个学校呢?校长是梅贻琦,没有一个副校长,更不用说校长助理,即使办公室主任也没有。只有秘书一人,协助校长处理一般事务。我的中学(重庆清华中学)校长傅任敢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做过梅的秘书。校长秘书只有一人,是否就忙得不可开交呢?也不是。傅先生还有一些时间搞自己的业务(教育学),写了若干篇文章,翻译了几本西方教育学名著。清华大学这样一所名牌大学,只有这么少的行政人员就把事办了,原因何在,值得研究。现在人们都在谈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去什么?怎么去?这是一个大难题,必须仔细认真研究,并下最大的决心,否则是解决不了的。
  第二位兼教外国史的是周一良先生,1913年生,安徽人。周先生是当时历史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才三十多岁。周先生是由燕京大学转来清华大学的。在燕大时,是副教授,来清华后,由于陈寅恪先生的推荐,立即任正教授(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赵元任对周都很赏识)。周先生为什么要离开燕大呢?燕大的规定,刚由美国回来的,开始只能任副教授,但燕大不给周先生正式分住房,只给一间小屋,则是极不合理的。据我推测,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周先生是洪煨莲先生的得意门生。燕大另一位掌权的人物(洪与那一位都是华人教授中有大影响的)便对洪的学生给以歧视。周先生自己说,洪先生那时在美国讲学,不在国内,如在,他不会分不到房。周先生只讲到这种程度,但已隐然道出被歧视之意。故我的推测也非毫无根据。
  周先生的专长之一是魏晋南北朝史,但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当时在历史系开这门课,他就不能讲了。他开的课是日本史。周先生对日本史也很有研究。他十几岁就在家塾中学外文,先学日文(日本人教),后学英文。大学毕业后到哈佛留学,学日本语言文学。导师是叶理绥(1889—1975),日本名英利世夫,俄裔法国人。叶留学日本,是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科第一个外国毕业生,有西方日本学奠基人之称。周先生问业叶氏五年,深得其传。周先生的《日本史》课,主要讲古代史,近代史的内容不多,设有现代史部分。周先生懂古日语,晚年翻译了新井白石的自传《折焚柴记》。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中,懂古日语的极少。我的一个专攻日本史的学生曾对我说,在一次有日本学者参加的讨论会上,当涉及到古日语时,在座的中国学者只有周先生一人懂得。我想,周先生的日本史研究,功夫可能主要下在古代一段。周先生上课点名,叫Mr.某某,Miss某某。其他教授上课都不点名,周先生是独一人。
  清华大学规定教授要开三门课。周先生除在历史系开《日本史》外,还在外语系开《高级日文》,在中文系开《佛经翻译文学》。
  周先生有一业余爱好,即搜集楹联。他旧学功底深厚,但不作旧诗(偶或为之)而喜欢楹联,自己作得不多,但搜集了不少对仗工整、构思巧妙、独特的楹联。他辑有号称“联圣”的“大方”(方地山)所撰楹联多副。方地山曾在袁世凯家任家庭教师,与袁的次子袁寒云师生之情甚笃。
  周先生学贯中西,堪称一流学者,但为人很谦虚,是发自内心的谦虚。他曾两次对我说:“邵循正、张政琅两位都是一级教授的材料。”上世纪五十年代高校评职称时,邵、张两位在北大都评为二级教授。周先生的意思是:按照他们的实际学术水平,完全够一级教授。周先生当时也评为二级教授,自己心悦诚服。周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三杰”》。“前三杰”是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三位。“后三杰”指任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吴于廑(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联陞(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三位。周先生专门给我写过一封信,让我详细介绍吴先生的世界史成就。1976 年以后,周先生不再搞外国史,而我又继周先生之后与吴先生共同编 6 卷本《世界史》,还有许多业务来往,故让我详细介绍。其实,“后三杰”应当是“后四杰”,其中之一应是周先生自己。吴、杨两位对周先生都是很推崇的。周先生治学范围甚广,包括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敦煌学、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都有高质量的著作,但他总喜欢引用一句西方的谚语以自况:“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意思是:各行各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周先生实在是太谦虚了。
  周先生对学生爱护备至,稍有成绩,即予肯定。1983年,他给我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现代部分》作了如下的鉴定:“本书的总体安排、章节提法、繁简取舍方面,体现了正确的立场观点”;“本书取材比较广泛。不是仅从某几种外文史料汇编中翻译,而是从一些原始文献中选择、翻译,付出了较大劳动,也反映了主编者在本门学科中较高的学力和修养。”对我 1982 年赴美讲学,敢选外国史的题目,他更高兴。
  周先生身体素健。1993 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举行一次小型聚会,庆祝周先生八十华诞,那时他身体仍然相当好。不料后来得了帕金森症。他患病后,每年春节我都去拜年。他已行走不便,但思维仍很清楚,见到老学生来看他,很高兴,谈话兴致颇高。患病后,他用口述而由学生笔录的方式继续写了不少文章,我印象中的两篇有关《郑孝胥日记》和《王文韶日记》的书评,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一次他对我说,有四件事是不可久恃的,就是“春寒、秋热、老健、君宠”。据说,他晚年对其他人也常说这一点。后来,我看周先生的《学术论著自选集》,才知道“四事不可久恃”出自《袖中锦》一书。
  周先生功底深厚,学贯中西,本可在学术上有更大发挥。但解放后他做了大量行政工作,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长达十年,耽误了大量时间。又,解放后运动不断。周先生认为自己出身不好(曾祖父周馥是清两江总督,父亲周叔弢是民族资本家),必须加强改造,便抱着赎罪(“赎罪”是他的原话)的心理,积极参加运动,又用去了很多时间。如果不是由于以上的原因,他本可以有更大的成就。我这样说,并非抽象推理,而是有事实根据的。1985 年,先生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蒙先生赐我一本,读后敬佩不已。因为先生不搞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已二十余年(解放后根据组织安排改搞亚洲史),一旦重操旧业,就能拿出这样的“干货”。如非功底深厚,怎能办到。我曾对先生的另一位学生田珏(北大历史系 1955 年毕业)说,如果让我们在改行几十年后再写原来行当的文章,肯定空话连篇,大有水分。田深以为是。据说,解放前史学界公认周先生可传陈寅恪的衣钵。
  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学识浅薄,对几位老师的学问了解很少,对他们的嘉言懿行也仅略知一二。我今年已88岁,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肯定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片面性、主观性也一定存在。回忆录性质的东西很难免这些缺点,我的尤甚。尽管如此,回忆录还是可以利用的一种私人史料,关键在于要审慎鉴别取舍,不可全信,也不可一概不信。
(2014年10月30日草就,时年八十有八。)
附记:本文根据江湄、张志强同志对我的一次访问纪录整理而成,在此特向二位致谢。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1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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