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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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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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会转型时期英国贵族教育变革的原因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1级世界史硕士研究生 袁 娇)


内容摘要:16-18世纪是英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英国贵族的教育文化活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这种教育变革不仅是贵族阶层对激烈的社会变迁做出的积极反应,也是其自身为维护统治地位及各种特权而发自内部的需求。既有为应对来自新兴阶层对贵族统治地位和特权优势的冲击,迎合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思想方面的变化,也有源自贵族作为天然统治者自身要求改变教育模式,追求完美绅士形象及更好胜任公职和处理经济事务的需要,同时,贵族所处的优势地位也为其接受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系列的原因都吸引着贵族们积极投身于教育变革之中。
关键词:社会转型时期 英国贵族 教育变革

  16至18世纪是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变革的转型时期,然面对社会变革大潮,英国贵族阶层虽历经动荡变迁、承受种种波澜,但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贵族阶层依旧高居社会结构的顶端。到17、18世纪,乃至19世纪中期,英国贵族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撼动的,18世纪甚至被称为“贵族世纪”。 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英国贵族阶层的教育变革。
  从16世纪开始,贵族逐渐摒弃中世纪式的家庭教育模式,代之以公学、大学及“大陆游学”等公共教育模式。根据数据统计资料,这时期接受公共教育的贵族人数越来越多,公学和大学的贵族色彩日益浓重,并且改变了大学在中世纪时期更多地作为“出身卑微者的子女被送入学习,以习得赖以为生的知识” 之所的形象。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英国教育发生的变化之大,以至于只能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斯通将此时期的教育扩展称之为“教育革命”。就规模而言,英国高等教育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直到“一战”后才又重新达到这一水平,“二战”后才超越这一水平。 16世纪中期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展已成为普遍接受的事实。从16世纪开始,接受学校公共教育的贵族人数不断上升,正规的学校教育逐渐取代家庭教育,骑士教育让位于精英教育,整个贵族阶层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英国贵族阶层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变革使其成功应对社会转型危机,不仅改变了整个阶层的文化素质,而且有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这致使我们不得不探究,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之下,何种原因促使英国贵族阶层改变其原有的教育模式,积极投身于正规的学校教育之中。

一、激烈社会变迁的推动

  16-18世纪是英国的社会转型时期,是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社会阶层流动频繁是这一时期典型的社会特征。“1560-1700年是英国社会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流动节奏之快是空前绝后的” ,而教育作为出身低微者实现社会晋升的阶梯,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随着中世纪晚期劳役制庄园的崩溃,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逐渐兴起,英国农村经济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资本主义农牧场迅速发展。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英国借助有利的地理位置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大西洋沿岸的国际贸易中心,其海外掠夺和殖民活动也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催生了一批社会富裕阶层,他们包括:乡绅、约曼和富裕的市民。随着这些新兴阶层的崛起,他们要求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进入大学接受精英教育,又被认为是通向仕途、实现社会晋升的最佳捷径,“一个人要进入到绅士阶层,有多种途径,但最廉价、最便捷的方式是进入大学或者四法学院至少学习1-2年” 。“让他们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是一条——也许是唯一一条——能使他们获得与其财富相衬的社会地位的途径” ,并且,新兴阶层也有充足的财力送其子弟去学习。
  中世纪的英国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贵族阶层一直以来都是作为统治精英高居社会等级顶端,贵族作为天然的统治者,担任着国王的顾问、廷臣、议会要员、地方官员和领主。中世纪英国贵族人数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大体在50到60人左右,终都铎一朝,英国贵族人数也基本在40到70人之间波动。但是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贵族人数有了较大的增加,到17世纪末贵族约有160人左右,而到1800年贵族人数增至267人。 王室的贪婪导致大贵族数量在1615年至1628年间增加了56%,“荣誉的贬值”是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一个欧洲现象。 在此时期,出身更为低微而有才干者在政府中占居要职的例子比比皆是。迈克尔1波尔是商人之子,后来成为查理二世的国务大臣;出身低微的托马斯1克伦威尔是制衣匠之子,最终被封为埃塞克斯伯爵,任国王的掌玺大臣;祖父为约曼的威廉1塞西尔,成为了伊丽莎白时期的首席国务大臣;更为罕见的是威廉·彼得爵士,出生于德文郡一个偏远乡村的约曼家庭,后来成为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玛丽女王统治时期的国务大臣。 许多乡绅借助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断上升获得较高的职位,或者通过个人才干成为重臣,如担任大法官、市镇长官,出席议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有的甚至通过购买爵位晋升为贵族;而乡村的富裕农民约曼在经济获益的同时,也通过法律的抗争维护自身的权力,许多约曼之子通过上大学、进入法学院等也有机会上升为乡绅,有机会担任国家的官员、教区的职员。 “在都铎和斯图亚特国王的众多近侍卫官中,康华里家族堪称是连续多年持之以恒地攀升、由乡绅最后成为上院贵族的楷模,该家族的先辈仅是一名商人。” 像这样靠自己的努力,出身于非贵族家庭最后晋升为贵族的不乏其人,虽然通过婚姻、财富等其他途径亦可以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首先要做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尤其是政治上来自新兴阶层的不断挑战,贵族阶层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安稳地享受政治特权所带来的各种优越条件,这促使他们不得不敲响警钟,去捍卫一贯享有的各项特权。
  随着最早发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扩展到西欧各国,英国在15-17世纪处于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这对英国贵族阶层的教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英国人文主义教育家的代表有托马斯?埃利奥特、托马斯·莫尔、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巴尔德萨·卡斯蒂利奥内等。人文主义者积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为了发展教育,他们宣传“物质是教皇制度的种床,只有教育才能抵挡罗马的骗局,并且引导人们走向真正的信仰”,“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的更重要的目标作用是统治国家,而不是追求学术研究” 。甚至警告贵族:如果他们的子弟不学习,而是像以往整日游荡,那么他将失去自己的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相信人的潜能,相信人能够通过不断努力最终达成至高完美的形象。巴尔德萨·卡斯蒂利奥内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在代表作《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中,描述了理想中完美的绅士形象。首先,完美绅士应出身贵族、有优良的血统,并且继承骑士游侠时代的遗风,有尚武精神;其次,绅士必须懂文学、会多种语言、精通各类诗歌、有一定的文才,他认为“除了美德之外,对心智真正和首要的装饰乃是文学”;一名合格的绅士还必须能熟练第演奏各种乐器、会跳舞;还有,绅士也应该学习绘画,“绘画乃是高雅而必要的事务,它是迈向文化艺术的第一步”。 卡斯蒂利奥内所描述的完美绅士形象,少了中世纪骑士舞刀弄枪的影子,而是风度翩翩、学识广博、幽默文雅的全才,大大提高艺术文化的重要性,“提出武艺和文艺并重的要求,强调了人肉体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带有鲜明的文艺复兴时期特色”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十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启迪人们的智慧、促进文明的进步及社会稳定和谐都有至关重要。若有了合适的教育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他在著作《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中对统治者敦敦教导,“将要即位的君主必须特别牢记,事实上,国家的主要希望就在于对其子嗣的正确训练” ,他认为良好的血统可以保证王国的继承权,但无法保证继承者有合适统治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对统治者们进行适当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塑造一位合格的统治者,最重要的是人文教育。
  人文主义教育家无一不强调对人文古典艺术的追求,尤其是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研读,“学习古典文化有利于增进人的知识,拓宽人的视野;对希腊、罗马历史和政治著作的研究有利于提高执政水平,激发民众的社会义务感” 。而此时公学及大学课程的设置上,古典人文课程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学习古典希腊、罗马名著蔚然成风。奥维德、加图、西塞罗、维吉尔,尤其是百科全书式人物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极受追捧,拉丁语是大学的通用语言,古典文学、逻辑、修辞、伦理学都是政治精英们的必学科目。“一切完美的‘文艺复兴人士’——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使用的一个概称——必须将人体技艺与语言技艺融为一体,亦即,不仅能断文识字,还要能翩翩起舞,不仅能舞文弄墨,还要能舞枪弄棒”。 而公学与大学正是培养完美绅士的最理想之地,贵族为子弟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被认为是一项长远可靠的有利投资。
  此时期,教育观念的转变也推动了贵族的教育变革。英国贵族的教育文化水平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在绝大多数基督教王国中最为糟糕的,至中世纪晚期,贵族对教育还是持有偏见甚至是鄙视的眼光,视追求知识为一种降低自身身份和地位的事。从一位绅士的谈话中可见一斑,“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宁愿我的儿子被绞死,也不愿意让他去学习什么学问。因为要成为一个绅士的儿子,应该能吹好号角,能够熟练而优雅地狩猎,能够驱鹰和熬鹰。然而,学习学问却只是乡下农夫的儿子们应该做的事情。” 然而此时,时过境迁,贵族对教育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1632年,约翰?斯特罗德爵士教导他的儿子说,“知识对于一个绅士来说,就像是在一枚金戒指上镶嵌钻石:两者相互生辉、相互美化”。 随着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观念的形成,父母们也越来越愿意在经济上和感情上为子女进行更多的投资,对子女教育方面的需求大大提高。当时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洛克,也认为父母应该重视子女教育的思想。“所以父母根据自然法具有保护、养育和教育他们所生的儿女的责任;并非把儿女看作他们自己的作品,而是看作他们自己的创造者、即他们为其儿女对之负责的全能之神的作品。所以父母所享有的对于他们的儿女的权力,是由他们应尽的义务产生的,他们有义务要在儿童没有长成的期间管教他们。儿女所需要的和父母应该做到的,是培养儿女的心智并管理他们还在无知的未成年期间的行动,直到取而代之并解除他们的辛苦为止。”
  中世纪的大学无一不是深深烙上宗教的印记,英国的大学也不无例外。教会几乎控制着整个教育领域,教师大多由神职人员担任,而学生也广泛享有教士身份及教士特权,在学期间领有圣俸更不足为奇。学校依附于教会或教堂,教育的内容以神学为主,教育的目的更是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民族国家的形成,迫切要求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16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大大推动英国教育的世俗化、民族化。接受教育不再成为教士阶层的特权,教育的对象更加世俗化,大学开设的课程更多是满足世俗化就业的需求。正如众多学者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绅士和平民子弟成为受教育的主体,且大学日益培养一大批以教士、法律、政府官员为主要职业的职业阶层。
  “英国清教徒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他们相信教育是对付无知、迷信、懒惰三大罪恶的利器” ,新教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提高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新教与旧教的斗争中,双方都重视教育的作用,积极创办学校、争夺教育权,以教育领域作为重要的阵地,争取更多的信徒,扩大自身影响。天主教的救赎理论是:“教皇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具有对世俗政权和万民的最高领导权;只有经过他授予神权的神职人员所主持的圣礼,世人才能取得与上帝的联系,得到降幅与赦罪;离开教皇和神职人员,个人在其他场合均不能与上帝交通,所以世俗百姓只有听从他们的摆布,才能获得精神解脱。” 新教教育家提倡,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人们可以通过自己阅读圣经,不需要通过神职人员直接与上帝联系,并达到最终的救赎。马丁?路德提出的“唯信称义”说,主张“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人们信仰的最高准绳和权威,人们只要依据圣经而产生对基督的信仰,都可以成为义人,即高尚的人,为上帝所承认的人,从而灵魂可以得救” 。新教改革者倡导普通民众提高自身读写能力,通过直接阅读《圣经》,感受上帝的意旨。新教教育思想打破了天主教垄断教育的基石,促使人们通过自己学习、自己阅读达到灵魂救赎。此外,新教教育思想还包括提倡公共教育世俗化,即剥夺教会的教育权,归还国家。“免费教育与强迫教育的提倡则更作为近世义务教育的胚胎,成为新教对于近世乃至现代教育的主要贡献” ,新教思想在推广国家的、免费的、普及的初等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教育的普及与国民化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血统与美德结合的需求

  “贵族享有特权的合理性是服务于这个国家;贵族的界定不完全是高贵的出身,而是血统和美德的结合;美德不仅仅包括献身于上帝和国教,也不仅仅包括道德上的品行端正,还包括某些特定技能的熟练掌握。后者除了书本知识、语言和历史外,还包括古典的良好优雅的礼貌举止和娴熟的军事艺术,因为只有获得这些新培训,贵族才能自我调整适应,与战时一样,也能在和平时期为君主服务。” 作为统治者,仅仅依靠高贵的出身是不够的,也不能再仅仅满足于舞刀弄枪的军事技能,它还需要良好的教育背景。正如前文人文主义学者所认为,作为统治者,绅士不仅需要英勇善战、有尚武精神,而且还必须懂文学、会多种语言、精通各类诗歌、有一定的文才,还必须能熟练地演奏各种乐器、会跳舞,也应该学习绘画。贵族的教育内容大大增加了文学艺术的成分,强调了人肉体和精神的全面发展。“温文尔雅、有良好的教养和风度是每个贵族的理想,也是贵族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 接受大学教育和拥有土地、财富一样,成为了绅士身份的象征。
  随着16世纪民族国家的迅速发展,对官员队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并且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对官员数量的增加,也体现在对官员各种素质的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是对教育背景的要求。现代国家的官员,对军事技能的需求已经减少,而对知识和管理才能的需求日益凸显。随着新民族国家和新的外交政策的兴起,高等公职更加需要的是能条理清晰地思考、能分析局势、能拟定会议记录、能通晓法律术语、能讲外语、熟知古典和现代历史、以及熟悉欧洲其他国家的制度和经济、能对当前问题有敏锐洞察力的人。 这对贵族教育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为一个贵族在世间的功用,是参加到君主的管理或政府工作之中,所以,他要精通外语,并有广博的关于欧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知识” 。公共教育而不是私人教育,更加适合那些视公共服务为使命与职责的社会上层阶级,不管他是要侍奉君主,在上院或下院演讲,还是与同等身份等位的人从容地交流。许多教育家也告诫贵族,如果他们不能使自己接受适当的教育,就有失去对社会下层的优势的危险。
  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菲利普·多默·斯坦诺普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如果“菲利普想要进入政界,首先他就得研究统治阶级的背景、道德观念、礼仪、目标和手段;他要研读最好的文学作品已得到优秀的文笔风格,而这也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他也该兼习音乐、艺术,但是上帝不准让他具有成为作家或音乐家的雄心;他要细心攻读欧洲现代史、各国国君和阁员、法律和宪法、财政和外交;他还要约的拉罗富什科和拉布吕耶尔探讨人性的著作;要学会谄媚,因为只有最伟大的圣贤人物才不被谄媚所惑;要把重要人物的家谱研究一番,因为人们认为家系比美德值得骄傲;要努力向女人求爱,主要是为了获得她们的帮助。”
  在私战纷争的中世纪,领主们依靠骑士阶层提供的军事服役,为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混战。掌握娴熟的战争技能是一个骑士最应该获得和引以为豪的品质,这也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军事训练才能获得。但是14世纪以后,骑士阶层在受到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不断打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到了16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日益扩大,火药武器进一步改善,大量的运用到军事上,笨重的骑士在军事上的地位日渐降低,骑士逐渐衰落,甚至消亡” 。旧的骑士教育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军事人才的需求已变化,新型的军事人才既要熟悉数学和设防技术,又要熟悉古代军事文学和军事历史。“希望在军队建功立业的贵族,如同从事法律和行政工作的贵族一样,也必须接受教育。”
  贵族集聚在少数几个公学和大学,长时期同窗学习形成的同学关系网,也有利于加强家族间的联系,为以后步入仕途积累广泛的人脉。威斯敏斯特公学很早就享有政治家摇篮的美誉,这里培养了一大批有成绩的国会议员,他们中有哈利法克斯、彼得伯勒、诺丁汉、森德兰、拉特莱特、普尔特尼、切斯特菲尔德、纽卡斯尔、亨利·佩勒姆、希彭、格兰瑟姆、赫维、海因德·科顿,在18世纪末紧接着的还有曼斯菲尔德、罗金厄姆、贝德福德、格拉夫顿、波特兰、里士满。伊顿公学也不例外,这里培养的著名政治家有斯坦诺普、沃波尔、博林布鲁克、亨利·福克斯、乔治·格伦威尔、布特、诺思、查理·福克斯。 “如果说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是贵族的目标,那么在伊顿或威斯敏斯特公学就学是一笔很可靠的投资。从汉诺威王朝建立到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的这段时期,在26位首席大臣中,只有4人是接受私人教育的,而毕业于伊顿公学的有10人、毕业于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有7人、毕业于哈罗公学的有2人。” 这种隐形的高等教育垄断为他们的统治带来了明显的效果,这种高等教育为上层阶级所拥有,也被他们所守护。在几乎整个18世纪,贵族家族或影响力相当的家族不超过一百个,虽然他们喜欢互相竞争而且经常毫无羞耻的相互憎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限于普通遗产和平时利益。如果英国上层阶级关系破裂,17世纪40年代的一系列致命事件将会是一个持续性的危机,也将加深政党之间的矛盾,进而几乎要威胁到整个王国的生存。法国人认为英国在1784年处在内战和革命的边缘,但事实并非如此。 教育特权在维持贵族统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教育和政治特权方面所遭受到的冲击,引起了贵族们的恐慌,刺激着他们为了保持固有地位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教育方式。同时,来自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亦促使他们迫切需要熟悉法律事务,提高自身的教育文化水平。16世纪英国土地市场的活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个阶层在土地市场上频繁交易,更加刺激了人们学习法律专业的热枕。土地是贵族财富、权力和荣耀赖以生存的根本, 贵族更是这场激烈的土地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积极购买土地,同时也出售部分地产,还有一些贵族为了获得交易差额或者成为坐食年金者,转卖或出租刚刚购买的土地。贵族们经济生活中所涉及的法律事务日益频繁,“尤其是有关地产和财产的继承、转让及借贷与债务处理方面的法律事务”, 同时,“治安法官职责范围的扩大以及争讼案件数量的猛增也是造成贵族和乡绅涌入律师学院的两个主要因素。”
  16世纪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涌入牛津、剑桥等大学继续深造,接受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时期,英国实际上有三所而非两所大学,在被视为英国的“第三所大学”的四法学院(The Inns of Court),即林肯内殿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格雷律师学院,同样可以接受为律师提供专职训练和为绅士提供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学生往往先在牛津、剑桥完成学业,然后进入四法学院,以获得律师资格证,跻身于法律界。在16世纪70、80年代,贵族进入四大律师学院的人数达到顶峰。“16世纪70、80年代,四法学院就读人数一度超过两所老牌大学中的学生。17世纪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几所学院将法律设为热门课程,前往学习者趋之若鹜,一流法学家前往任教。” 1665年,爱德华?沃特豪斯对贵族学习法律知识的目的做出解释说:“贵族和绅士与他人相比,更加关心对法律的学习和精通,因为他们拥有大片的地产,并且高度信任政府;如果对法律一无所知,将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事务。” 贵族和乡绅在他们的日常事务中,所显示的对土地保有权和法律程序的熟知,都表明:在17世纪早期,普通法的实际知识素养和精神思想,已深深地渗入到了这个土地社会之中。

三、特权与优势地位的保障

  英国社会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社会等级观念在教育上也表现的很明显。在公学和大学中,不同社会阶层在入学和奖学金获得的机会上也体现出了不同的待遇,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捐赠学院亦为贵族子弟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从17世纪开始,贵族把公学作为受教育的首选基地。伊顿公学的建立者亨利六世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现象会发生,“他(亨利六世)预见到这样的时期可能会到来,当伊顿公学需要的时候,不仅有富有的捐赠来支持它的权势,同时会有贵族的青睐和支持。因此在立法章程中包含了这样的条款,即准许贵族的儿子,有权势的人,特殊的朋友或者是学校捐助者(进入伊顿公学)学习语法。” 16、17世纪英国大学新建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崛地而起,在1500-1750年间牛津和剑桥大学共新建16所学院,其中牛津新建10所,剑桥新建6所,且其中的14所建于1640年之前。这些新建学院由于带有浓厚的私人捐赠色彩,且捐赠者凭借其在学院人事任免方面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及捐赠活动中所附带的条件,使得这些学院带有浓厚的家族、地域色彩。那些在牛津或剑桥大学有影响力的朋友或者是赞助人的家庭子弟,更容易优先获得入学资格。一些家族和某些特定的学院有很紧密的联系,例如,在16世纪,有很多父子相继进入剑桥大学女王学院。此外,一些牛津大学的学院还给予捐赠者亲属以优先入学的资格,并且捐赠者设立奖学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为了使自己的亲属受益。1526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设立的5个奖学金,被规定优先给与此学院设立者的亲属或者是与其同一姓氏之人。 1615-1639年,沃德姆学院的47位奖学金获得者中,15人是乡绅和贵族之子,1622-1624年圣加伊乌斯学院的29名奖学金获得者中,15人是乡绅和贵族的后代,可见,当时人们抱怨富家子弟抢占了为穷人受教育而设立的奖学金,并非空穴来风。 以致有学者评论道,在整个17世纪,不富裕的学生人数在下降,平民学生越来越难获得奖学金,因为它们往往被富有者们所垄断了。
  其次,昂贵的学费和食宿费也一直是致使平民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但昂贵和排他性的寄宿学校的思想理念,在贵族和乡绅中却还是极富有影响力的。当科克伯爵将他的两个儿子送进伊顿公学时,至少为他们及其仆人三年的膳食费、学费和衣物费支出了不少于914镑3先令9便士。 接受公学教育的昂贵支出,使公学更加具备浓厚的贵族色彩,从1630年代早期伊顿公学的情况可以看到,“彼得伯勒伯爵的两个儿子、多弗伯爵的一个儿子、科克伯爵的两个儿子、南安普顿伯爵的四个儿子,以及诺桑顿伯爵的两个儿子,都坐在第二章餐桌前,与骑士的儿子们共进午餐” 。
  接受大学教育的费用很高,能够进入大学学习并非是轻而易举之事。近来有学者通过对中世纪欧洲大学生学习和生活费用的考察,得出结论:在中世纪欧洲,就读大学的费用是昂贵的,绝大部分大学生仍然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富有阶层的子弟。其中,膳宿费、获得学位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和听课费占了大学生花费的绝大部分,而现代大学中学生每学年开学缴纳的高额入学注册费在中世纪大学则微乎其微。 而到了16世纪,大学生活的日益贵族化,大学在住宿、典礼、服饰等方面日益追求奢侈排场,更加剧了家庭贫困学生的入学艰难。16、17世纪由于价格革命和普遍的经济危机,1500-1640年物价由400%高达650% ,这也促使学习费用的普遍上涨。16世纪末17世纪初学生每年应缴纳的学费是30-40镑,1720年上升为每年50镑,1750年为80-100镑,1850年为200-250镑, 大学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学生要接受大学教育就必须承受学费的普遍上涨,因此这也是此时期平民子弟学生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据牛津大学入学统计,1575-1579年绅士阶层以下(不包括绅士阶层)子弟为61%,1580-1589年为59%,1600-1609年为48%,可见绅士阶层以下的学生比例日渐减少。正如哈里森在1577年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之世,穷人的子弟要想进入大学学习真是困难重重,他们当然更没有条件成为学者” 。
  然而昂贵的游学费用也并非普通平民家庭所能承受,在1580年,罗伯特?达林顿估计算,一个绅士的教育花费,以节衣缩食的程度计为每年80镑,如果他带有一个仆从,并骑马的话,每年将花费150镑。随着以后物价上涨,开销更多,特别是大贵族的继承人,十分讲究排场大手挥霍,随从仆人远远不止一人,开销甚大。著名的金斯顿公爵前后游学10年,总有一名导师(年薪500英镑)、一名管事(年薪100英镑)、一名贴身男仆(年薪23英镑)、两名随从(年薪各10英镑)陪伴,10年游学总开支超过4万英镑。诺丁汉伯爵的长子的游学花费每年达3000英镑。 最典型的是牛津伯爵爱德华,他在1575-1576年的为期14个月的游学中,至少挥霍了4561镑,超过了一个大普通贵族一年的地产收入。 在1570-1639年大陆游学较为活跃的时期,大约有225名贵族进入牛津、剑桥和四法学院学习,同一时期,约有65-80人在国外有一个为期2年至3年的大陆游学经历。然而游学的巨大开销,使得大陆游学主要成为了贵族长子们的特权,他们的兄弟姐妹不能如此幸运,在没有贵族豪门巨额资助的情况下,平民家子弟更是不敢奢望。

  16-18世纪英国贵族在教育文化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教育变革不仅是贵族阶层对激烈的社会变迁做出的积极反应,也是其自身为维护统治地位及各种特权而发自内部的需求。贵族在教育方面的变革,使整个英国贵族阶层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极大地提升,并且是贵族作为统治精英在面临社会转型危机而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贵族在教育方面所做出的改变,也反映出贵族在面对社会危机时极强的自我维护和自我修复能力,并使贵族阶层摆脱了成为社会变革牺牲品的噩运。

注释: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 1558-1641, Oxford, 1965, p310.
L. Ston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60-1640”, Past and Present, No.28(Jul., 1964), pp.68-69.
Alan Everitt, “Social Mobil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33 (Apr., 1966), p.56.
Hugh Kearney, Scholars and Gentlemen: Universities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Britain 1500-1700, Faber &Faber, 1970, p.27. 转引自刘贵华:《近代早期英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0页。
L. Stone,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60-1640”, Past and Present, No.28 (Jul., 1964). pp.70-71.
J.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4-15.
J. Dewald,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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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tone, 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40-1640, Longman Group Litmitied, 1965, p.23.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p.304.
郭文良:《卡斯蒂利奥内<廷臣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14页。
同上,第14页。
伊拉斯谟:《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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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p.305.
Ibid., 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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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小荷》第10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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