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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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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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天津女学的倡建与经费筹支(1902-1927)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1级中国近代史硕士研究生

陈政祥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天津女学的发展在中国北方独占鳌头。它的倡建得力于各要素汇集,或开埠通商后的社会风气影响,或开明士绅的鼎力支持,或政府要员的加盟,或其他社会人士的襄助。它的发展,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是其发展的重要保证。在诸多的经费来源中,有学费收入、官绅助款、政府拨款、社会捐资等诸多形式。对于经费的支出也是纷繁复杂。经费的充裕与否,对于女学的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天津女学 倡建 经费筹支 多元化
  
   一、天津女学的倡建
  
   清末民初,天津女学的发展在北方独占鳌头,这是诸多要素汇集的结果。适逢清末北洋新政,行政机构、经济、军事练兵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步伐的改革,教育也同样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直隶教育的改革走在了全国各省前列,在1907年的各省教育经费岁入和岁出中,直隶分别达362万和300万两白银,居全国第一;就学生人数而言,直隶达25万人,居全国第二。1而天津作为直隶的重镇,北洋新政首在直隶,直隶新政首在天津。自开埠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后,它独特的商业地位,加之作为北京门户与各国驻屯军所在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尤其是外国政府或教徒在津创办的教会学校(如1902年之前天津主要有Tunghsien之路河中学、第一淑真女子学校、Naval Medical College、成美中学校、仰山女学校、法汉学校、新书学院等教会学校2),极大冲击了当时旧的教育制度、开启了新式教育的风气,女子教育的开展更是受惠于此,终使天津的女子教育成为直隶甚至中国北方教育改革的典范。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在天津的一系列破坏活动以及都统衙门统治时期,诸多书院、私塾遭到毁灭性破坏,为新式教育的创办提供了有利契机。从都统衙门手中接管了天津城,地方局势获得了空前稳定,天津的新式教育,可以视1902年天津被归还给中国当局作为新纪元的开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开明士绅严修于1902年7月到翌年9月“东渡瀛山”(1904年第二次东游)考察日本尤其是教育方面,包括女校、幼稚园、高师、专门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的规制、设备及课程编制等,还访问了近卫文爵、大隈伯爵、嘉纳治五郎等教育家3,归国后在自家宅院中创办严氏女塾,就形式而言虽有浓厚的传统私塾意味,但就教学模式、男女师生混合以及外籍教师的聘任等4而言,却成为天津地区国人倡办女子学校的滥觞,如聘请“日本人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织布,从纺纱到织斜纹、直纹布,也织毛巾”,另设算术、缝纫等课程,同时严修亲撰《放足歌》,让女生习唱推行放足。5当时报纸舆论曾将之定性为“女学振兴之起点”6。之后,天津女学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据当时调查,到1906年,天津共有各类女学15所,学生670人;次年,增至807人;至1909年,女学20所,女学生约1100名。7据粗略统计,至1911年,天津各类女学达到24所(参见附表),从办学层次上看,有初、高等之别,甚至有幼儿园;从性质上看,既有官立,也有民立;从类别上看,既包括普通学校,也有师范、医学等专门学校。8
   当时开明士绅的兴学积极性空前高涨,严修、林墨青就是典范。他们的积极倡导为天津女学的发轫开启了道路。严修在创办严氏女塾后,于1905年改建含初小、高小两级的严氏女学,同年又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1904年建天津公立女学堂,次年设高等女学堂和官立女子小学堂。绅士林墨青在天津创建十余所女子小学堂,并亲自担任校董一职,有人用“学校林立”9这一双关语来颂扬林墨青的。
   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要员之倡导以及模范带头作用,为教育的兴起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严修曾赋诗赞颂袁世凯在天津的兴学:“项城少保扶天轮,大兴黉舍津海滨”10。外国人也对袁世凯大加褒扬,“假如没有天津归还以后的总督袁世凯那样的以非常的热心图谋教育事业的振兴的话,不仅新教育的兴起不可能,就是原有的各个学堂的重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1在他的直接主导和积极推动下,建立了北洋女子公学、公立初等女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医学堂、天津县官立第一女子小学堂等一大批女学堂。例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就是袁世凯直接委托办学经验颇丰的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创办起来的。为了消除阻力,力革女子教育,袁世凯在考察上古三代及东西列国的教育制度后,以“国家之盛衰,多本于女子之贤否”来说明北洋女师的合法性。傅增湘等人也积极借助天津的地理优势及《大公报》等舆论媒体进行宣传招生。12
  
   二、女学经费筹措剖析
  
   女学作为一项近代教育界的拓荒事业,其发展的首要因素即是经费。从挖掘的史料情况而言,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态势,经费是否充裕成为女学能否充分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学费收入
   学费包括学费、住宿费、书本费以及其他各项杂费。学费在经费的各项来源中,虽然比例不是最高的,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是一项最稳定的来源渠道之一。
   虽然学校的类型和层次不尽划一,但学费的收缴多作出明确说明。如北洋高等女学堂和天津公立女学堂每月学费“学习英文的为三元”,其他为一元和二元。13圣功女学校招生时,“来本校填注报名册后,缴报名费一元。被取者坐为学金,未取者还,而被取者不入校不还”,每年招高等一二年级插班生及师范预科等不同层次的学生共计70名,可收毛报名费70元。14诸多学校的招生报名费为1元,如启秀女子中学,在二十年代末,圣功女校的“学费收入高中2400元,小学2220元”。15我们即可看出,这是一笔不菲的款项。中西女学校在《益世报》上登招生广告时就作出明确说明,“学费:春秋两季各十五元;膳费(包括住宿费)每月2.5元”,16这样一年下来,每生可计费用55元。杨柳青振华女子学塾“学费:每岁六元,分三季缴纳”,每生可计18元。17北洋女子公学“学费:师范科每月三元、本科二元、预科一元五角、愿学习英文者另加五角、小学科一元。膳费:三餐寄宿每月四元、只一餐者每月二元”。18天津贞淑两等女学校在招插班生时明确学费金额,国民班6元,高等班8元。19贞淑两等女学校在增设师范班招生时,规定学费为“每月二元,分三季缴纳”。20女子钢琴传习所“学费:来所学者每点钟半元;请教员至家授课者每点钟一元”21如果学校经费实在拮据,上级会要求学生多缴纳一些学费,如在1915年底,劝学所要求天津各学校增加学生学费:各校原先高等班学费每年4元,初等班学费2元,自明年正月实行新学费制度将分别增加2元,以用来补学费之不足。22总体说来,学费是一项稳定来源,虽然里面也存在金额不固定、多少不统一等诸多变量。
   (二)开明官绅捐款助学
   天津女学的兴起与当时开明官绅的积极倡导是密不可分的。正是他们注入的资金为女学的开办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一些学校的经费全部由官绅承担,如严氏保姆讲习所“每月学费二元。经费约三千元,全部由严家负担”,23这些经费是由严家账房代管。24官绅资金成为一些学校开办的砥柱,如天津公立女学堂成立之时,“袁督(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故名)许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唐绍仪时任天津海关道,故名)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25。南开系列的学校的南开女中,也得到过极大帮助,在新校舍建筑之初,张仲平表示同情,“允捐建筑费一万元”。26
   女学在近代天津开办的热潮刺激了更多的天津官绅捐款于女学,这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与鼓励,政府在核实后,多进行褒奖。如前直隶提学使卢靖“遵其故父遗言减缩丧葬之资”,为天津十处女子小学校捐白银1200元,以此作为购书经费。27天津知事姒继先对此事,上请巡按使进行核奖。天津公立普通女学校校长冯雅廷“捐洋1317元,修筑学校”,天津县知事据情呈报省长查核给予金色三等奖章,以资鼓励。28或是当时媒体进行渲染,将事迹登之于报,如邑绅杜克臣遵循母亲的遗愿,将节省的1000元丧葬费用于公益事业,其中将200元捐助女子家庭传习所。29
   官绅助学更是得到女校的热烈回应,甚至于要求官绅再助一臂之力。在1926年10月20日南开女中校长张伯苓在致长芦盐运使言言敦源信中肯定他资助南开女中之功“今日在校之女学生,皆受先生之厦庇亦无不可”(在南开女中开办之时,言敦源曾捐款1000元30),而“惟是春风发萌不限于一拂,雨露生物有赖乎频滋”进而恳乞“愿先生对敝女校始终成全之。此校虽工竣,尚亏款三万余元未有着落,谨以捐启奉上,乞大力代为登高一呼”。31
   (三)女校请款及政府拨款
   对于女学的发展,政府采取了鼓励提倡的政策,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鼓励和保障女学兴办外,很重要的举措便是在经费上的支持。政府拨款一般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女校根据自身情况向劝学所申报,待巡按公署上级进行核查后,然后财政厅下拨,其具体表现为“天津劝学所昨禀请天津县公署拟请提拨三年,分男女各小学余款,组织河东国民学校,以谋教育之普及等情。昨经县长已转详巡按公署核办云。”32如天津十处女学校校董林兆翰因官立第七女子小学校“齐舍不敷应用”赴县署请款2000元准备在辛庄地建筑合宜齐舍,认为此乃“一劳永逸之计”。33约半年之后,财政厅同意之前第七女子学校请齐舍之款要求,下拨3520元。34同样,其他一些学校也是走相似的程序,如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拟扩充预科班、中学班、附小男女合班等班次,请求财政厅拨经费。35
   有时候学校校长则直接与政府商谈,如在1926年11月25日张伯苓致财政总长潘馨航信说“每月应由盐余拨给之公债息款六千五百元”36。
   政府不仅仅是拨给资金,还有一些是其他形式的资助,如巡按使公署科、内务科、教育科、实业科等昨发给男女露天学校及贫民半日学校,退笔293枝、废稿纸200余张,以资备用,亦兴学之一助也。37
   除对普通女校进行投资外,政府对一些专门学校也注入大量资金,如对长芦女医学堂的资金支持。这是由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女医院的附设学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公办护士学校。其经费由海关按月拨给700元,不足款项由医院诊费收入和官商捐助做补充。1908年天津海关拨银2万两,1916年天津海关停付该院经费,则由严修、张伯苓等人接办,芦钢公所每月拨给经费。二十年代时,则收学生学膳费洋30元。38
   (四)社会捐资兴学
   除政府、士绅热心兴学外,由于受到天津地区开埠以来的开放风气的洗礼,社会人士也认识到兴学对自身颇有裨益,纷纷捐资兴女学。如在1916年天津《益世报》刊登这样一捐款兴学名单:“竞存女学校自开办至今日,所有助款热心志士,兹探如下:张希班女士捐洋5元;徐规成女士捐洋5元;陈祖香女士捐洋5元;邓澄波君捐洋5元;林墨青君常捐洋5元(从开办起每季捐洋5元,共20元);王迂怀女士捐洋20元;李伯君捐洋24元;吴迅如女士捐洋10元;朱懿庄君捐小洋25元;朱庆澜君捐小洋50元;朱湘文君捐小洋25元;柴寅生捐洋6元;陈予廷、冯仲崎、叶新甫、蒋德忱、陶淑静诸君各捐洋4元;林子有君捐洋20元;王少溥君捐洋10元;翁太太、黄太太、立五太太、詹君、周君、宝振珪君京奉电报处各捐洋2元;丁寿之、郑竹律、杨绍苏、周绍堂、陈瞬卿诸君各捐洋1元云。”39我们可以得知,捐款各人款项不一,既有捐大洋的,也有捐小洋的;既有数额较大者,也有较小者;既有捐一次的,也有捐多次的;既有男士(21人,占70%),也有女子(9人,占30%)。
   政府对社会捐资兴学者给予褒奖40,如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于1905年上书请奖绅士附贡林兆翰、廪膳生卞禹昌,因“襄办学务始终勤奋”分别授内阁中书衔和国子监学正衔“以昭激劝”。
   在清朝最后的几年中,关于天津女学(此处未包括静海县)经费的各项筹措,在1911年直隶学务公所编制的宣统二年的《直隶教育统计图表》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表1 1911年天津女学堂岁入经费41

款项

旧余

存款利息

官款拨给

公款提充

学生缴纳

乐捐

共计

金额(两)

2539

314

9722

875

1615

1766

16831

比例(﹪)

15.1

1.9

57.8

5.2

9.6

10.5

100

 
   注:另有派捐、杂入、产业租入因数据不详,未列入表格。
   (五)其他方式的筹款
   由于天津遭受庚子之乱,所以天津女学在兴办之初,很多是借助庙宇而兴办的,如东门内弥勒庵(天津县官立第二女子小学堂校址),西门内准提庵(天津县官立第三女子小学堂校址),水梯子白衣庵(天津县官立第四女子小学堂校址),太平街白寺(天津县官立第五女子小学堂校址),西北隅黄姑庵(天津县官立第六女子小学堂校址),谢公祠(女学校一区)等,故有“废庙兴学”的说法,“所需学款,除由士绅筹集,主要以各庙的地租和公地租的收入为大宗”。42这种以庙宇经济充当女学经费,在当时自然受到以僧尼道人为代表社会旧势力的嫉恨和攻击,这也是新女学兴起的一个必然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风气的开花,就逐渐步入正常化渠道。
  
   三、女学经费的支出剖析
  
   (一)经费支出多元化
   经费的筹措渠道是多元的,同样经费的支出也是纷繁多孔的。在1911年天津女学堂岁出经费(单位:两)43:旧□:2031;职员教育及司事:9069;丁役雇夫:1619;操装伙食油炭等:691;租息粮税邮电等:341;实验实习教授用品:96;图书标本理化器械:144;营建修缮及设置:544;器具文具报纸等:435;分拨他学堂:空;杂项费用:1023;特别费用:129;计:16123。这些均是维持女校运转的基本支出。如果学校要扩大规模、增设班级、扩招学生,经费亦相应扩大,如天津私立圣功女校“每年现在额支数目湏费:12664元;暑假后新添班次湏费:4140元”。44
   学校在创建之初,支出款项更是巨大:北洋高等女学堂“校舍的新建费用,达一万四千两”。45南开女中初建,校长张伯苓在致周作民信中说“所最感困难者,尤莫过女中学新校舍工程清理账目(该工程费用共计五万余元)之事。该项工程结至目下,除就已募之款尽数开销外,余尚亏欠三万元未有着落,焦灼万分”。46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款项支出,如学校领导阶层外出参观产生的费用也计算入内,如直隶女学校校长协同小学校教员王镇江分赴京津各女学校参观、学习办学经验,将参观所产生的“川资房饭等费”计入校款。47
   (二)经费支出因校而异
   女校有不同类型,其支出也有较大不同。如师范性质的女校,学费不需要学生自行缴纳,相反,学费是学校的一大笔支出,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经费由总督负担,学生的学费,按照各自的学习的能力由本学堂供给。最优等者,定为每人每月十元,顺次等差。”48在一些优质的学校,还会设立奖学金,例如南开的“范孙奖学金”等,这些都是款项很大的支出。
   总教习金韵梅在致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禀文中提及道,北洋女医学堂在1910年时经费,:“每月应领经费七百四十七两五钱,自本年六月分因加给文案津贴银十两、书记津贴银五两……故六月分学堂经费较前多二十九两,共领银七百七十六两五钱。……本年学堂养病院应行购办书籍、仪器、药料、器械等项,每年额支银一千五百两”49。1912年之时,则“十月分经费银八百七十六两五钱、宣统三年额支煤炭银四百两、女医学堂养病院添置书籍、药料、家俱等项额支银一千五百两”50。另聘一员教习“月薪一百五十两,每年共需款一千八百两”,学生伙食银每人每月四两、学生每人每月津贴零费银一两、毕业生奖赏银等支出的款项处处可见。51
   女校层次的不同,决定其经费的多寡52:北洋高等女学堂“校舍的新建费用,达一万四千两。每月经费七百两”;天津公立女学堂“每月经费三百两”;官立女子小学堂“一个学堂的经费为每月七十两”。
  
   四、结语
  
   经费充裕与否直接关乎女学的存亡命运,尤其是私立女学。如温世霖初创于1905年的普育女学校,初始是女子家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因学生增多,迁校舍于鼓楼东沈宅东院,所有开办一切费用,均有温校长独自担任,学生已增至五十人,当时蒙士绅等赞助一切,校中始粗具规模……是年夏以来,学者踊跃,复迁校址板桥胡同火神庙内,经温校长奔走各处,劝募捐款,七盖校舍,扩充班次……近年因经费不足,仅存高小初小蒙养职中各科,将来经费有着,再谋恢复。”53在女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经费缘故而发生变迁,开创之时,规模甚微;待创办者划出家产及四处募捐,经费稍微充裕时,学生亦随之增多,校舍也扩建搬迁,也添置一些科目;待经费捉襟见肘时,而不得不缩减规模,再图教业。如果经费收入悬殊过大,则会让女校很难顺利发展下去,只会缩减规模甚至走向倒闭之路。
   纵观近代天津地区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窥探经费对女校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成为瓶颈性因素。经费筹措的渠道非一条,而是呈现多元化态势,或政府主导,或士绅主持捐资,或社会其他人士热心兴学,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真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女子学校教育在天津从无到有发展起来,而且一定程度上引领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附表:
   表2 1911年天津女子学堂概况简表

校名

职员

教员

学生

经费(两)

北洋女师学堂

12

12

48

26862

北洋高等女学堂

11

12

95

11847

长芦女医学堂

5

8

天津女子公学

4

8

56

6812

天津私立保姆讲习所

2

7

12

1752

中西女学堂

1

7

72

天津县普育女学堂

5

12

106

2401

公立补遗女学堂

5

15

20

303

天津县私立女子小学堂

3

41

天津县官立第一女子小学堂

3

60

852

天津县官立第二女子小学堂

1

2

120

1199

天津县官立第三女子小学堂

2

4

136

1959

天津县官立第四女子小学堂

1

2

70

346

天津县官立第五女子小学堂

1

2

77

805

天津县官立第六女子小学堂

1

2

74

769

天津县官立第七女子小学堂

1

1

40

800

天津县官立第八女子小学堂

1

1

48

714

天津县官立第九女子小学堂

1

1

34

800

天津县官立第十女子小学堂

1

2

56

1000

天津县温氏私立第二女子小学堂

2

3

15

294

天津县民立第一女子小学堂

2

3

53

1114

天津县民立第三女子小学堂

2

1

20

160

天津县民立第四女子小学堂

1

2

16

224

天津县民立第五女子小学堂

5

2

36

225



1 苏云峰著、吴家莹整理:《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于成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150页。
2 同上,第185-186页。
3 严修撰,武安隆、刘玉敏点注:《严修东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26、47-48、56、70、75-78、80-112、121-123页。
4 严仁清:《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幼儿教育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48页。
5 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6 《女学起点》,《大公报》(天津),1903年4月14日第四版。
7 转引自秦方:《晚清女学的视觉呈现——以天津画报为中心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9页。
8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册)之《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表六《女学堂》,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54页。根据文字编制而成
9 刘炎臣:《一生热心兴学的林墨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页。
10 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八十七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
11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 (原名《天津志》1909年日本出版),侯振彤译,天津: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室,1986年,第136页。
12 李净昉:《辛亥革命时期女学生的历史选择》,《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1-22页。
13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第144页。
14 《天津圣功女学校招生广告》,《益世报》(天津),1917年6月27日—7月3日第十一版(7月1日报纸缺)。以下《益世报》未注明者均为天津出版。
15 《天津市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校董会用表册》,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401206800-J0110-1-000008-001。
16 《中西女学校招生》,《益世报》,1916年1月10日第二版;12-22日第二版。
17 《振华女塾招生条例》,《益世报》,1916年2月8日第六版。
18 戴建兵编:《吕碧城文选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19 《天津贞淑两等女学校续招插班生广告》,《益世报》,1916年12月18日第十二版。.
20 《贞淑两等女学校增设师范班招生广告》,《益世报》,1917年8月1日第七版。
21 《女子钢琴传习所招生广告》,《益世报》,1917年4月7日—17日第十二版;20日-24日第十一版。
22 《劝学所通知各学校增加学费》,《益世报》,1915年12月24日第六版。
23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第144-145页。
24 严仁清:《祖父严修在天津创办幼儿教育的回忆》,第46页。
25 方豪编著:《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第856页。
26《南开女中学新校舍建立基石礼开会词》,《南开周刊》第1卷第3号,1925年9月28日。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27《请奖捐款助学》,《益世报》,1915年10月18日第三版。
28《女学校长捐资蒙奖》,《益世报》,1917年8月23日第六版。
29《撙节丧费移助善举》,《益世报》,1915年12月14日第六版。
30 齐植璐:《天津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第31页。
31 梁吉生、杨珣辑:《张伯苓先生函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1页。
32《请拨余款组织学校》,《益世报》,1916年2月17日第六版。
33《请款扩充女学》,《益世报》,1915年12月3日第三版。
34《饬领女校建筑经费》,《益世报》,1916年6月13日第六版。
35《女子师范请加经费》,《益世报》,1916年5月18日第六版。
36 梁吉生、杨珣辑:《张伯苓先生函稿》,第194页。
37《捐助学校用品》,《益世报》,1916年2月15日第三版。
38 张绍祖:《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66页。
39 《热心捐助女学经费》,《益世报》,1916年2月22日第六版。
40 《教育杂志》,1905年第3期,第64页。
41 王燕来选编:《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第十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表格系根据数据,绘制而成。
42 刘炎臣:《一生热心兴学的林墨青》,第65页。
43 王燕来选编:《民国教育统计资料汇编》(第十册),第282页。
44《天津市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校董会用表册》,档号:401206800-J0110-1-000008-001。
45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第144页。
46 梁吉生、杨珣辑:《张伯苓先生函稿》,第190页。
47 《巡按署批准参观女学》,《益世报》,1915年12月3日第三版。
48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第140页。
49 《女医学堂总教习金韵梅为领学堂经费等事致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禀文》(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4期,第69页。
50 《女医学堂总教习金韵梅为经费日绌请速拨款事致长芦盐运使洪恩广禀文》(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4期,第75页。
51 《女医学堂总教习金韵梅为延聘正医士等事致长芦盐运使言敦源禀文》(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医学堂史料》,《历史档案》1999年第4期,第75-76页。
52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第144页。
53 黄成助:《天津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第88-89页。

原载于《小荷》第11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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