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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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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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5—10世纪西欧农民1的生活水平

赵牛津(12级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中世纪初期,西欧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农业劳动工具简陋,耕作方式原始粗放,整个西欧的农业生产处于极低的水平;同时,封建贵族之间的连年混战,外来民族的入侵与威胁,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当时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在这些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欧农业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绝大多数处于饥饿的边缘;并且,为了获得保护,他们不得不委身于实力强大的贵族,社会地位也有所降低。与农民的被剥削同时存在的,是村社与惯例对农民最基本权利的保障,从而为农民虽然缓慢但确实是在逐渐增长的物质积累创造了条件,为农民生活的逐渐好转提供了可能。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初步探讨,希望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5—10世纪;西欧农民;生活水平

一、动荡社会下的经济结构
(一)、混乱的社会秩序
  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而非彻底灭亡罗马帝国,因此他们对罗马帝国的破坏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么严重2,但他们的到来对当时已经极其脆弱的社会经济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当时的社会的状况是,“只要有一支以攻土掠地为目标而四处游荡的军事部落,便有一个‘王’”,“‘王’…的出现完全是社会职能的需要——部落在维持自身生存及扩张领土范围时需要有军事领袖,领导全部落进行战争。因此,战争胜利就是‘王’存在的前提,武力是他唯一的合法基础。”“那真是一个群雄乱世的时代,成者立,败者亡。小的‘王’被消灭了,大的‘王’兼并侵吞。经过无数的征讨与兼并,又形成一些较大的国;到6世纪末,才发展出初具一定规模的像样的‘国家’”3,因此当时的西欧大陆上,几乎一刻不停地上演着封建混战。
墨洛温王朝的建立并未使社会长期安定,“诸子继承制”的实行使王子们为了打败争夺王位的对手,不惜向贵族出让各种权利以获得其支持,中央王权在一次次的争夺中衰落下去,地方贵族的势力却强大起来,又为新的封建混战提供了温床。并且,中世纪的贵族普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正常状态,这一点在远古时代几乎就已经成为真理。贵族首先是一名战士,为了保护社会的井然有序,甚至只是为了维护祖先的荣誉,他们就会发动战争4;战争是使事物处于有序状态的一部分,也是解决争端最有效和最常用的方式5。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西欧中世纪的封建混战可以说是无日无之”6,而农民经常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长期的战争、掠夺导致农民处于饥饿与死亡的边缘,终于,542年到700年间,欧洲爆发鼠疫,“差不多整个高卢都遭到饥荒。许多人被迫用晾干捣碎的葡萄核和榛子花加少量面粉来做面包,而另外的人则用羊齿植物的根。许多人割下青麦秸,用同样的办法加以处理,而另外许多根本没有面粉的人,就拔来各种青草充饥,食后周身肿胀而死。商人们极其恶毒的掠夺人民,因之一蒲式耳谷物或半蒲式耳酒几乎用三分之一枚金币也难买到。穷人们为了一口食物,自卖为奴隶”7。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加速破产,导致这一结果最重要的原因是毁灭性的军役。仅在801到813年的十余年间,查理大帝几乎每隔一年就要发布一次军事敕令,不仅严禁农民逃避军役,而且要求其自行解决出征所需的装备补给8。长期的军役导致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很多人由于饥饿丧生,社会人口进一步减少,社会经济更加凋敝。在八世纪的大饥荒中,“人们相互食用彼此的粪便,人相食,兄弟相食,母食其子”9,到10世纪为止,整个西欧社会成为一个“稀稀拉拉、松松垮垮的社会,人群很小,相互居住相隔很远”10。
(二)、单一落后的经济结构
  早在罗马帝国晚期,大地产制就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在大地产上,不仅有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劳动者,也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和其他劳动者,因此大地产本身几乎可以满足内部人员的一切需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其产品主要用于内部的自我消费,无需与外界发生太多的经济联系。在这种到处都是同样经济形式的环境里,既很少有人买,也很少有人卖,各地经济逐渐彼此隔绝,商业萎缩至无足轻重的地位,货币失去了流通价值,不再是评价财富多少的标准,而土地却成为获取财富与衡量财富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在一个自然经济盛行的社会内,土地几乎是资本的唯一来源。生产与消费的整个过程都围绕土地运行,土地对这一时代的人供给了几乎全部的生活要素”11。农业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差不多独一的生产方式”,而“财富是由土地来代表,很少由别的东西来代表的”12。“土地不仅是人们获得绝大多数财富的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也是主要的社会资源,只有围绕着或伴随着它,社会关系才能确立…土地同样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地位,在土地上行使权力的能力标记出了最基本的社会化分”13。法兰克王国时期,商业进一步倒退,特别是随着地中海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加洛林王朝更是成为一个没有国际贸易、尤其是失去了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国家,成为一个由地主贵族统治的几乎全部是农业经济的国家。如果说墨洛温王朝时代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的话,那么到九世纪加洛林王朝时代,高卢原先最富裕的布罗温斯省变为全高卢最贫困的地区,马赛也由于贸易的衰落两百多年默默无闻。墨洛温王朝时期黄金的流通就在逐渐减少,到8世纪加洛林朝时期,金币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取而代之的是份量严重不足的银币,直到11世纪金币才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加洛林王朝除了极少数的犹太商人和叙利亚商人贩运极少数的盐、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之外,很少有贸易进行,整个社会笼罩在几乎完全统一的农业文明当中。通过查理大帝的庄园清单可以看出皇帝的家庭设备是多么的简陋,而农产品的储备是何等的丰富14。值得注意的是,清单里最多只提到罚金,却丝毫没有提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货币在加洛林时代流通量的极其有限。实际上,加洛林王朝时期罚款主要以实物的形式交付,换句话说,一个人是用值多少先令的牛羊,用值多少先令的谷物,来缴纳法庭的罚款的。
  商业衰落的同时,西欧的农业生产力也处于很低的水平,这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严重缺乏与落后上。5到9世纪,铁制工具很少,农民所使用的多为木质工具。安那贝王室领地的一个一百多公顷的庄园却只有“两把铁锹、两把长杆镰刀、两把普通镰刀,其余工具全是木器”;在科尔比修道院,也“只有两把铁锹、六把铁锄、两把普通镰刀和一把长杆镰刀”。 15重犁由于价格昂贵,很少使用,轻犁又无法进行深耕,但即使是这种犁,“在当时对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的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16其次,耕作方式原始粗放,很多地区使用最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方式,当一个地区的土地不再肥沃时,整个村庄便会迁移到别处,重新毁坏森林,开辟农田,这种现象甚至在11世纪的法国山区仍然存在。播种完全依赖手工进行,净种工作做得很差甚至根本没有,种子随意采选,不同种类的种子是不分开的,农民将一把种子撒在地里,它就有可能既包括大麦、黑麦,又包括小麦、燕麦17,农作物的混合播种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再次,经营农业必不可少的牲畜牵引力少的可怜。在勃艮第地区,平均每两个农庄才有一匹马,两到四头牛,十只猪和羊18,大多数情况下,几个甚至十几个家庭才共同拥有一到两头牛,集体拉犁、播种、耕作。第四,自然灾害严重且频繁。5世纪,全西欧范围的自然灾害共发生7次,6世纪为22次,7到8世纪共14次,9世纪时骤增到24次,10世纪回落到14次。第五,整个中世纪初期的农业劳动力都显不足,816年里昂教堂的垦殖地中1∕6的土地无人耕种,10世纪时法兰西土地的50%或更多、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土地的2/3,英格兰土地的4/5,都无人耕种19。“9世纪初的西欧最好想象成人口稀疏的广袤荒原,天然的植被把它分割开来,在一簇簇封建小村落里居民一家挨着一家”,“西欧在十世纪初基本上是一片广袤的荒野,中世纪初期,庄园之间没有或很少有社会经济联系”,“一个个村落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和封闭的”20。
  总之,5到8世纪,西欧社会的各种文化都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货币几乎不再流通,人口大量减少,贫穷肆虐,直到10世纪,西欧仍然大量存在着土地上的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所有的人被笼统地分成祈祷者、打仗者、劳动者三类,祈祷者使社会充满迷信,打仗者往往把战争变为抢劫,然而他们却是受到尊重的人;劳动者为上述两类人生产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然而他们却被视为卑贱的奴仆21。到十世纪中期,欧洲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也早已遍体鳞伤。
二、农民的生活水平
(一)、微薄的收入与沉重的负担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当时农业的生产率无疑是极低的。加洛林时代麦子的产量不超过2:1或2.5:1,22 甚至1:1的播种与收获之比都是少数23。9世纪初,安那贝王室领地上的播种与产出之比,双粒小麦为1:1.8,大麦为1:1.6,黑麦为1:124。800年时,安纳佩斯地区斯佩小麦产量是种子的1.7倍,大麦是1.6倍。总体而言,中世纪早期收获与种子的比例是1:3,除去种子,净产量是种子的2倍。25
但作为依附着的农民还不得不承担各种封建赋税,首先是地租。农民交给领主的各种赋税占总收入的1∕3甚至是1∕2。9世纪初,弗里梅斯海姆地区的农民播种7.5马耳脱种子,可以收获22.5马耳脱粮食,纯收入是15马耳脱,收获与种子之比是2:1。其中4马耳脱交给领主(占纯收入的1∕3左右),2.25马耳脱缴纳什一税,最后只剩下8.75马耳脱。它们可以用来制作300个7磅重的面包,而一个5口之家需要420磅26。因此中世纪初期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都只是处在能够生存的最低极限。
其次是劳役。中世纪初期,农奴最沉重也最痛恨的封建负担便是劳役27。1000年左右,恩舍姆修道院的院长记录了一个不自由农夫的劳作场景:“我的活计非常沉重。我黎明即起,驱赶牛群到田里,然后套上犁。无论冬天多么寒冷,我因为惧怕主人而不敢留在家里。我必须给牛套上犁,将犁头和犁刀系在犁上。我每天要犁整整一英亩地或更多。我有一个男孩子,他用刺棒放牧牛群,由于迎风呼唤牛群,他至今还嗓音嘶哑。我在牛食槽里放满干草、注满清水,然后清除牛的粪肥。”28为了保证领主自营地上的收获,农奴每天必须先将领主自营地上的农活干完,然后才能去经营自己的份地。农奴每个月似乎都很忙:3月给葡萄园翻土,4月为领主驯养猎鹰,5月忙于果园,6月为耕地锄草,7月准备收获,8月忙于打谷,9月用长杆打落树上的核桃,10月榨葡萄酿酒,11月播种,12月杀猪,1月摊煎饼,2月拾枯柴29。每年的8月1日到9月30日是最忙的收获季节,为了保证粮食按时收割,领主要求农奴出更多的“帮工“(boon work),农奴平时只需每周为领主提供3—4个工作日,此时却很有可能被要求为领主每周提供8—10个甚至12—14个工作日30。为了完成任务,农奴家庭需要至少两个劳动力为领主“帮忙”,那么他自己的份地就会无人看管。在那样一个靠天吃饭而且收成本就不多的年代,农奴有时只能在晚上收割自己份地上的庄稼。因此在收获的季节,农奴家庭内的妇女同样需要在农田里忙碌,她们需要扎麦捆,打麦子,收割草料,需要帮助挤牛奶,拿着谷子到磨坊排队等待磨面等等。由于当时的犁不适合进行深耕,而适合深耕的重犁又极其昂贵,因此中世纪的土地在播种之前要翻腾至少三遍,有时甚至要翻腾六遍。一个农夫和一头牲畜一个工作日可以耕作25-40公亩,那么,一个拥有3公顷即大约50公亩土地的农民(这是一个拥有中等大小土地的农民)翻地四遍就需要足足消耗一个月的时间。
  最后,农奴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赋税或罚金。(一)、农民死后要向领主缴纳“遗产税”,通常是最好的牲口;其次要向教会缴纳“死手绢”,通常是处于第二位的最好的牲口31。但有些时候,遗产税简直就是那些冷酷的领主对农奴的大掠夺,一些地区的遗产税绝不仅仅是一只最好的牲口,而是占到农奴所有财产的1∕3,有些领主甚至是夺走他所有的财产32。(二)、领主往往拥有公共设施的专用权,森林、湖泊、池塘,都被看作是领主的私有财产,无论农民是想在森林中砍柴,还是想在河流湖泊中钓鱼,都要缴纳罚金。农民若想碾压小麦,也必须使用领主的磨坊,而不能在家里使用自制的小磨台,否则就要被处以罚金。但使用领主的磨坊代价很高,一般每10-12袋谷物就要被扣下1袋。(三)、领主作为农奴的主人所随意征收的税,其中以“塔利税”最著名。受罗马法的影响,中世纪的法学家认为“农奴不属于他自己”33,他们从头到脚都归他的主人所有34,一个农奴甚至连赎买自己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用于赎买的东西本身就是领主的”35。总之,农奴的人身和土地都属于他们的主人36。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领主有权利随时取回属于自己的财产,有权对农奴进行任意的掠夺,而“农奴总是交这样或那样不明不白的钱”,甚至有时候“农奴根本不明白领主为什么要向他榨取这些数额的钱”。37
  总之,农民的物质生活,在10世纪以前很不稳定,而且总是显得那么可怜,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终年辛勤劳作、但到头来依旧无法解决温饱的庄稼汉。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沉重的劳役和地租之下,住在极其简陋的茅草屋里,这种状况“保持着多少世纪不变”。他们的衣物粗糙,食物简朴,直到12世纪,道德家还记载说他们“从来没有饮用过他自己的葡萄酿造的酒,也没有尝过一片好的食物…如果他有肥鹅与肥鸡,白面糕点放在他的箱里,那他的领主都要一一夺取”。总之,“他只能保留绝对必需的东西”38。
(二)、农民最基本权利的保障
  5—10世纪的西欧农民虽然面临着多重剥削,却也切实受到一些因素的保护,不仅有效地避免了领主的肆意妄为,也为农民保障自身最基本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财富积累——虽然极其缓慢——提供了可能,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农村公社和村社惯例的延续与生效。
日耳曼人定居西欧之后,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逐渐让位于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使人们出于集体安全的需要彼此靠拢、聚集起来,来自不同氏族或不同地域的人们居住在同一个村庄内,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农村公社。因此,农村公社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居民点,而此后兴起的庄园是封建贵族侵吞农村公社后以强权为手段人为建立的。庄园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建立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只是由于它后来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社会组织,似乎农村公社便完全被其取代了。但实际上,农村公社不仅从未完全消失,而且还继续发挥着作用。领主权利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农村公社组织的消失或者是被消灭,“首领的权威建立在有组织的团体之上,而不是取消这个团体…庄园绝对没有扼杀村社”,而是“两种体制同生共存。无论一个乡下人怎样依赖他的领主,他都必须处于自己身为其组成部分的村社的权力之下。村社并没有丧失他的集体生活,而且通常都是热情而认真的”。“领主通常都给村社留下一个相对宽松的活动领域…应该记住,哪怕领主对农民的生活能够完全独断专行,他也应该以村社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并能为其各种传统作出解释”。39“庄园和村庄同等重要,庄园始终没有完全取代村庄,即使在残酷的农奴制下,村庄共同体仍然具有抵抗手段和行动的空间。无论一个佃户如何依赖他的领主,他都同时处于村庄共同体的权力之下,是其中的一员,参与活动,受其制约,也受其保护”。40庄园的建立,只是使封建贵族利用强权取代农村公社成为统治者和收租人罢了,但公社里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日常习惯并没有因为庄园的建立而受到大规模的洗涤。因此,虽然由于当时社会人口减少导致劳役地租的存在进而导致对农耕者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大量的原先自由的公社农民转化为隶农、农奴,但公社内部很早就已经存在的敞田制度(Open Field System)、强制性轮作的耕种方式、以及份地以条田的形式交错散步、各种公共用地仍然继续存在等农村公社时代的情景,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中世纪初期,领主的采邑往往遍布在不同的区域,为了参加各地的宗教活动,同时也为了及时消耗各地的赋税,领主及其随从长期巡游于领地之间,形成中世纪初期极具特色的“巡游王权制度”。但是,领主巡游各地主要还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宣布对彼此隔离的领地的所有权41,庄园对其而言更主要的是一个经济单位,是一个消费场所。领主往往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管理者,他最关心的是从领地上得到足够维持其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只要农民按时交租服役,他不会过多地干预农民的生产和农村的生活,对各地久已存在的习俗也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消灭的做法。“在封建化过程中,领主接受了公地制度,原因在于,他所要求的不过是佃农对他的义务的完成,至于他们是以公地制度的形式完成,还是以其他形式完成,它并不需要过多在意”42。公社内部普遍实行敞田制,由于各个农户的土地分散在不同的地块上,而且同一地块农民的土地也是彼此交错分布,因此农民必须实行统一的农业安排;同时,畜力、资源的稀少促进农户之间相互合作,这种长期以来的共同劳作无形之中拉近了农民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利益在很多时候是一致的,“一个村庄的财产拥有者们是共同享受着一些权利、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把集体行动作为他们行为准则的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43出于集体安全的需求以及长期实行的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共同合作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农民之间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整个社会生活被由庄园法庭表达和实施的公众意志所控制44,这意味着,对任何一个人的伤害,便是对所有人的伤害45。中世纪领主的统治所依赖的,主要是其直接控制的核心地区的土地,对距离较远的领地的控制明显不如前者严密,对当地社会组织的控制也极其有限。这就导致权力在当地的运转主要是通过当地人集体行动的自治的形式实现的。在很多时候,领主及其代理人对于当地人而言,更像是一个“外来者”,他们也不得不在“互惠关系”的前提下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为农村公社以及惯例的保留、延续提供了难得的空间46,而农村公社的存在加强了农民内部的团结,为抵制领主的任意侵犯提供了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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