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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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工业革命:从国家管制走向全面自由

尹歌(12级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 )


摘要:从都铎王朝建立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结束,英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由国家管制向全面自由的转变。都铎王朝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形成了与之前封建碎化的状态完全不同的、君主对国家事务强有力的控制。而到工业革命时期,这种国家管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这种呼吁自由发展经济的诉求也体现在当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思考之中,并逐渐应用于经济生活,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现现代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自由的环境。
关键词:英国;工业革命;国家管制;古典经济学家;自由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一次重大转变,它不仅是一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国家经济运行方式的一场重大改变,即从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管制到经济运行的全面自由。本文将从都铎时期国家管制的表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阐述和工业革命前后经济环境不断自由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绝对主义专制国家
  1485年英国红白玫瑰战争结束,都铎王朝建立,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红白玫瑰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封建贵族的力量,为都铎王朝建立强有力的王权提供了条件。因此,都铎王朝最明显的特征是此时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英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正是通过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强权来完成的,对内管制国家经济,对外保护国内贸易,形成极富特色的“绝对君主制”[1](P317)国家。
  从都铎王朝开始,国家的管制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农业上,反对圈地运动,设定谷物价格。圈地运动很早就在英国出现了,都铎时期由于受人口的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影响,迫使农民采用更为经济的方式来利用土地。虽然此时圈地运动并不像传统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数量多、程度深、充满暴力,但是都铎王室出于失业和农业人口减少会导致谷物价格进一步攀高的考虑,反对圈地运动。1489年,亨利七世颁布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圈地法令,反对任何地区、任何动机的圈地运动。  1536年这一法令重新颁布,并贯彻于更多郡县。1533年,为了农民控制耕地转牧场的做法,颁布了反购买、兼并法令,禁止农民占有两个农场,并限制饲养羊的数量。1555年规定,凡是饲养120只羊的农民必须同时饲养至少2只奶牛和1只小牛。1595年规定,凡是在转为牧场之前已经连续耕种了12年的土地必须恢复为耕地。[2](P10-12)这些反圈地法令的颁布是为了控制当时农产量下降、粮价增长的势头,以及耕地转牧场造成的雇工需求量减少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谷物法》是国家对农业进行管制的另一重要体现。《谷物法》颁布于1815年,尽管当时已经是工业革命的盛期,但是由于当时英国政治主要由土地所有者所控制,[3](P33-69)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颁布了限制粮食进口的法令。它规定,在国内粮价低于每夸特80先令的情况下,禁止进口外国谷物。土地所有者阶层提出了各种理由支持这一做法:依赖外国谷物对英国不利,而且如果谷物价格过低会减少工人工资,进一步减少土地所有者阶层和农民的购买力。然而,每夸特80先令的谷物价格在1815年的英国是难以达到的价格,这一法令相当于禁止粮食进口,以维持国内高昂的谷物价格,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在手工业上,受中世纪城市行会的影响,专利和特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从业资格上有很严格的限制。根据1563年的《学徒法》,如果没有按照一个定明师傅与学徒间相互义务的正式合同的规定做满七年学徒,任何人都不得在英国从事一种职业。而且,学徒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其人数与成年工人人数之间要保持某种比例。这在实质上是一种世袭的从业专利权,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756年,詹姆斯·瓦特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内设立了他的工场,为该校制造精密仪器。有关的行会不许他在格拉斯哥市内设立工场——这是行会制度的狭隘性和僵硬性的显著例证。此外,在产品监督上也有各种约束。毛纺工业是英国工业中最重要的和最古老的工业之一,更受到保护和法规的限制。国家不仅规定每匹织物的长度、宽度和重量,拉长织物和印染织物的方法,配置羊毛时使用某些准用的或禁用的配料,呢绒的加工润饰,为出卖而进行折叠和打包,起毛器的使用等等,还任用一大批专门官吏如测量员、监察员和检查员来负责秤、量和数线。他们之上还有保安审判官,监督工业条例的执行以及对违法者科处规定的处罚。[4](P60)根据科尔培主义建立起来的制度,连同它的一批负责监督生产过程,检查所用材料的重量、长度和品质等工作的官员,依然是毛织品制造业者所感到头疼的。[5](P110)1768年关于成衣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法令,1773年的《斯皮塔尔菲尔兹法》都表现出议会不愿放弃其对工业的监督权。
  在商业贸易上,重商主义集中体现了民族国家对全国强有力的经济管制。重商主义最明显的特点是各种各样复杂的税收体制,即关于进出口某项特定商品要缴纳税款。[6](P85)此外,重商主义的本质是英王与城市手工业者、商人之间的一种权钱交易。都铎王朝历任国王开支都比较庞大,然而此时的议会也处在上升期,不会任由英王操纵议会。为了满足需要,英王只能靠出卖某项贸易的专营权来获取钱财,而得到专营权的手工业者或者商人就可以垄断这一行业,其他人不得染指。因此,重商主义不仅仅是限制进口贸易顺差论,更是一种通过专制君主来维护特定群体垄断地位的体制。重商主义的观点不仅使从事国内贸易的特权局限在某些群体手中,而且使国家之间不能自由贸易,不能达到分工所能达到的最大效益。
  此外,关于“济贫”的一系列法案是此时国家管制的典型例证。旧济贫法是1834年之前的相关济贫法令。最典型的要数1601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它规定,教区不仅要救济没有工作能力的孤儿、老人和残疾人,还要保证有劳动能力者的最低收入。后来因为济贫成本太高以及教区之间人口的流动,针对贫民出现了教区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1662年又颁布了《居住法》,规定教区只对本教区的居民实施救助,有权将流落当地的贫民遣回出生地。这项法令固然保护着教区的利益,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工人阶级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之一——迁徙自由。如果一个农工因为没有工作而离开自己的村庄,那么当他到了另一个教区就有被当做“可能成为负担”而遭受驱逐的危险。这样他唯一的谋生机会便被剥夺,处于赤贫的状态。1790年左右,由于对外战争和农作物歉收,造成了可怕的贫困再次发作,英国粮价不断攀升。为了稳定生活,英国在1795年颁布了最低工资制度,即根据小麦价格的高低来估计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5](P354)工资低于基本生活标准的部分由教区补贴。这种看似充满人情味的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很大的弊端,不仅增重了济贫的负担,而且会出现雇主负担转移到教区的不公平现象,并且会滋生懒惰。
  这种在资源、资本、劳动力和分配上的种种限制越来越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英国经济学家首先在理论上对现状做出改变。

二、古典经济学家对现实的反思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分别针对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限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提到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亚当·斯密的代表著作《国富论》被称为是工业革命的“圣经”,而这部圣经的核心就是“自由”两字。斯密认为实现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和最有效的道路就是自由。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积累的原因在于分工,而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 不仅有利于最好地实现个人利益, 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公共利益。斯密主要针对重商主义做评论。他用第四篇一整篇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深恶痛绝的批判。批判了其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强调一切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提出国际地域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导致交换,反对对进出口贸易进行限制的重商主义原则,反对国内特许行会、国际特许公司对贸易的垄断。此外,斯密还集中反对当时的《居住法》,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合理使用必要求二者之间保持一定的均衡比例, 而这种均衡的实现必须通过自由来达到。[7](P51)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合理的比例关系,资本多的地方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不平衡。亚当斯密认为,一切优惠制度或限制性制度既已完全取消了,那么简单明了的天赋自由制度就可以自动树立起来。每个人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完全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利益,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与别人或别个阶层竞争。他力图证明国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并不适宜于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他曾经无数次地引用历史教训和现实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即:总的来说,政府是低效、轻率、浪费和屈服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的政府。[8](P111)亚当斯密首次吹响了自由的号角,乐观地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整个社会就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阐明和研究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他的地租理论认为,只有在人口增长以致需要耕种次等的或位置较差的土地时,地租才会出现。谷物的价值是由在不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上(或用那一部分资本)进行谷物生产时所花的劳动量决定的。任何时候只要耕种四等土地成为必要,三等土地所有者就会得到地租。李嘉图的理论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现象是高物价造成的高地租。在他看来,抑制地租的惊人增长、谷物的涨价和利润的下降的唯一方法是外国谷物的自由进口。他主要反对1815年的《谷物法》,并发表了《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当》和《论农业保护关税》等众多文章反对《谷物法》。自由贸易是抑制不断增长的物价和地租的趋势的手段。谷物的自由进口意味着有人在遥远的外国耕种与英国相同的甚至更为肥沃的土地,这一切意味着可避免耕种较差的土地,并降低谷物的高价。他对地租问题的研究,使他成为比亚当斯密更坚强、比重农学派更有信心的自由贸易战士。此外,李嘉图对最低工资制度也不抱好感。他的第二个著名理论——工资理论曾强调指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劳动者彼此都能生活并使其种族不增不减地延续下去的价格。因为物价在不断地上涨,因此工资将显示一种与谷物价格上涨相适应的上涨趋势。然而,工人的实际工资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即劳动市场上的工资总是随着供求的变化而围绕自然工资上下摆动,劳动者的供应持续增长,而其需求的增加速度却较慢,劳工工资出现下降的趋势。根据李嘉图的工资理论,资本的数量增加,市场工资率都会提高,因为资本增加后,对劳动的需求就会成比例的增加,工资上升,带来生活状况改善,长期导致人口增加,从而使劳动供给大于需求,工资回落。这是自由竞争下的工资规律,而最低工资制度破坏了这一规律,进而无法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
  马尔萨斯的代表作《人口原理》是基于两个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的人口的增长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以及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尔阁提出的“收益递减规律”,从而得出:人口的增殖是用几何级数来表示的,后面一个数目总是前面一个数目的倍数。生活资料是按照算术级数,即简单的加法增加的。食物的不足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不仅是饥饿和死亡,而且还有瘟疫以及各种战争。他以14世纪的黑死病作为例证,说明经过12、13世纪中世纪盛期的发展、人口高速增长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每当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的供给形成压力的时候,自然界就会通过抑制人口的增长来使两者保持平衡。恶行和贫穷“这两种人生遭际中痛苦的原料”是抑制人口增长的两种因素,而在《人口原理》的后续版本中,马尔萨斯又把“道德限制”作为第三种可能性包括在其中。因为在当今的英国,瘟疫和战争显然不再成为控制人口的手段,而要进行道德的节制,也即不带来不正当性生活后果的那种对结婚的克制,即出于远虑的动机克制结婚,并在这节制的时期里保持严格的道德行为。不仅禁止结婚范围以外的一切性交,并把结婚推迟到一个人能够担负养家糊口的责任的时候——如果经济条件不许可,甚至完全放弃结婚。他表示自己是当时英国济贫法不妥协的反对者。他认为既然公共救济不能创造财富,也就一个贫民也养不活。在贫困状态下,人们为了减轻负担,自然会减少生育。然后如果在济贫法下,没有能力抚育后代的人凭借国家和政府的帮助照生不误,这样会造成贫困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必须了解,他们本身就是他们自己的贫困的原因”。[5](P188)国家基于良好愿望的措施只能使现实越来越糟糕。他要求逐步废除济贫法和一切有组织的、给穷人提供各种他们常能指望得到的帮助救济。

三、不断自由、市场化的英国经济
  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的开始。[9](P93)这种人均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自由的经济环境。阿诺德·汤因比曾在《工业革命演讲录》中将“从保护性法规时期过渡到自由和竞争时期”作为是产业革命的主要事实[10](P85),将自由视为英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根本[11](P357)。约翰·米尔斯也认为正是英国自由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开明的自利,为发挥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新经济动力的作用提供了最佳框架。[8](P129)经济发展的自由环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断努力,使自己的利益在国家管理中得到了体现的成果。自由经济环境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从18世纪最后20年开始,后来被对法战争打断,后来由几位19世纪20年代著名的政治家加以继续,直到1860年英国才在事实上确立了经济自由发展的环境。[6](P88)
  随着圈地运动的盛行,关于圈地运动的讨论十分激烈。1607年曾经有一场关于圈地的讨论[12](P107),1621年就颁布了减轻关于圈地问题限制的法令[12](P107)。到1639年,格洛斯特郡等地就出现了支持圈地的文件[12](P122)。尽管中间反复出现过关于圈地的争论[12](P122,143,144),但到17世纪末,圈地的限制已经逐渐放宽,支持圈地的反响越来越大,圈地已经成为一种趋势[12](P186)。尽管这与土地阶层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有关,但是圈地促使了个人所有权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土地市场的法制化与自主化。以《谷物法》为代表的税收体制也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抨击。英国各种税收的取消和经济活动的自由离不开一系列政治家的改革。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83年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在艰难的情况将亚当·斯密经济自由理论赋予实施。由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小皮特在税收改革上取得的成绩很有限。威廉· 哈斯基逊(William Huskisson)1823年出任英国商务部部长,他基于英国国际贸易的考虑进行了一系列降低税收的改革,他通过与欧洲大陆、英格兰殖民地签署贸易互惠条约,极大地减少了英国贸易中的关税阻碍。他最大的功绩在于对英国《航海条例》的改革。《谷物法》的废除同样与政治家的改革密切相关。根据李嘉图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规律,人为的维持高谷价使地租越来越贵,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只能得到更少的利润。因此遭到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制造业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他们希望看到生活费用的下降。在紧跟着前一年在爱尔兰因为马铃薯饥荒而爆发的抗议行动之后,爆发了一场由理查德· 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领导的大规模运动,并于1846年由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取消了《谷物法》。[6](P88-93)《谷物法》的废除,不仅是英国普通民众免于日常最重要的一样税收,而且也标志着对英国最有势力、最保守的阶层——土地阶层的打击。《谷物法》的废除,使得英国将几乎所有的关税全部取消了[8](P127):取消了对农业大宗产品、采掘工业和几乎所有制造品的有效保护。为拆卸而进口的船舶征收 25%的从价税,手工假花也征收 25%;但享有最惠待遇的丝绸那项英国的重要制造品,现在却只用 15%的关税予以保护了,而三十年前则是采用绝对禁止进口办法的。其他任何制造品的关税没有一种在 10%以上;很多工业或工业部门则完全没有关税。铁、羊毛和皮革都可以自由进口;煤也可以自由进口,如果有任何人愿意输入的话,密陀僧和“作为自然史标本的各种生物”,以及“magna groeciaware”(大希腊货)、甘露蜜和肥料都是如此。殖民地木材可以按一先令一罗德的税率,也就是照普通木材来说大约从价 2%的税率进口;小麦可以按一先令一夸脱的税率,也就是照 1850—1852 年的市价来说稍稍超过 2%的税率进口。事实上,不列颠几乎是除开酒精以外它所生产的一切物品的一个开放的市场了;而且本国制造的酒精也必须承担国产税。中世纪英国的历代国王所赖以为生的那些出口税的最后一项也作为 1850 年《航海条例》的废止的一个必然结果而取消了[13](P14,15)。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之间,对土地资源以及其他一切资源的配置,英国都逐渐趋向市场取向的自由交易。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实现与济贫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对旧济贫法改革的尝试自18世纪末就已开始。面对旧济贫法出现的种种问题,萨缪尔·惠特布雷德就曾在1795年议会中提出“工资法草案”,希望以此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这个草案遭到首相小皮特的强烈反对,认为它不仅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且必将扰乱工商业的自然运作秩序。同时皮特提出,一个更重要的改革应该是废除《居住法》,小皮特在下议院说道:“居住法阻碍了工人到他可以根据最有利的条件出卖其劳动力的市场去,同时也阻碍了资本家雇佣那为他所投的资本带来最高报酬的能干人”。1795年后《居住法》的限制逐步取消,斯密的主张最终得以实践。[14](P106)从此以后,劳动力的流动就充分了,人与资本和商品一样,也受供求法则的支配,人的自由流动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了解决济贫问题,从1817年到1831年议会曾先后任命了几个委员会来研究救济产生的经济影响,并试图提出改革方案。1817年的下院特别委员会报告相当重要,这份报告明显受到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响。报告认为给予贫困劳工院外救济实际上养成了受救济者懒惰的坏习气,并且导致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济贫支出的不断增加,同时工资补贴的救济形式也违背“工资规律”。1832年2月,议会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法施行的现状。负责这次调查报告的是纳索·西尼尔和艾德温·查德威克。西尼尔是一位倡导自由放任学说的经济学家,他将工资水平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因而认为斯频汉姆兰制度的工资补贴救济扰乱了经济规律的自行运作。可见自由放任理论已经成为19世纪初期以来济贫法改革的指导思想。1834年提交议会的《济贫法报告》对济贫法的修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报告认为对于最低工资制度“应该毫不犹豫地建议完全废除它”,因为这个制度实际上鼓励了懒惰的人不劳而获并且创造了贫困。报告提交不久后的1834年就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与之前旧济贫法相比,其最重要的改变是不再无条件向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救济,确立了新的救济原则,因此又被称为“新济贫法”。[14](P106)
  由此可见,工业革命前后,经济发展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越来越倾向放任自由主义。确定性和自主性成为时代精神。个人对资源的占有或使用不仅有明确的权限,而且处置方式由个人完全自主的决定。人们越来越相信,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我可以自主选择我需要的资源,并付出一定的个人劳动。这一资源不会因为某些集团的垄断而价格离谱,我也可以自主选择我个人劳动的方式,作为劳动回报的工资也完全由市场决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根据供需关系这条市场铁律,不断改变并完善着各种资源的配置。在工业革命这场变革中,就作为整体来看的古典经济学来说,其伟大成就在于为扫除从重商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对贸易活动和对巩固市场规则来说存在的多方面障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通过提供这种证明,古典经济学家们为牢固树立一整套包括政治、社会、法律、经济及文化状况在内的综合体提供了巨大帮助;正是由于这一整套综合体,才形成了至少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说从那以后人们一直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框架。[8](P131)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成为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自由国度。维多利亚在 1852年 6 月 29 日给她的比利时舅父的信中曾这样提到:“德尔比勋爵亲口对我说,他认为保护政策已经完全成为陈迹了。可惜他们没有早一点发现,不然可以省掉多少麻烦,多少困难。”让机器和看管机器的人自由地得到供应吧,让世界各国的工艺和财富自由地进入英国吧。“那批自命的时髦人物和最激烈的保护贸易主义者所散布的如何有种种危险的那些居心叵测和荒诞不经的传说,都平息下去了”。[13](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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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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