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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西晋政治人物传记所见西晋政治的三个特征
   ——以《晋书》为中心

杨雪(12级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由于其禅代政权本身所包含的“不合法性”,使得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人物的言行和处境也充满了矛盾色彩。何曾、王祥等西晋政权所推崇的“道德模范”,他们的言行反映了西晋政治中对儒家名教的重视;而以石苞、石崇父子为代表的政治投机者,在成为禅代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后,他们的身份地位也随之发生改变;此外,以贾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相当能力的政治家,则因帮助司马氏一族实现对曹魏的禅代而获得了史家褒贬不一的评价。本文以《晋书》所载相关人物传记为研究中心,从而管窥以上政治人物言行所反映的西晋政治中的三个特征。
关键词:西晋;重礼重孝;身份变化;人物评价
  在司马氏一族为魏室禅让、西晋政权的建立而欢呼雀跃时,不论其代表的豪族强民还是依附的魏室旧臣,依然笼罩在“不合法”政权的阴霾之下。在这个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政权下存在的政治人物不论是否愿意,都将面对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的到来,这些政治人物的言行流露出当时政治的一些特征。

一、从何曾、王祥的言行看西晋政治的重孝、重礼
  《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云:“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1](P997)从何曾严谨的家风、相敬如宾的夫妇礼节,可以确定一点,何曾重孝、重礼,符合儒家名教的道德标准,是标准的儒家豪族。
西晋政权强调“孝”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不单指家庭中长幼之间的孝道,更深层次的则是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遵循儒家名教中的“礼”。除何曾之外,位列“二十四孝”的王祥也被认为是至孝的代表,然而这二人对于“礼”的做法却不尽相同。《晋书》卷三十三 《王祥传》中曾经提到晋武帝司马炎做晋王时,王祥与荀顗前往拜谒,“及入,顗遂拜,而祥独长揖”[2](P988),原因是王祥认为“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3](P988)虽然晋王地位尊贵,但王祥和荀顗都是曹魏的三公,向晋王跪拜是不合于“礼”的。与之相对的便是何曾与高柔、郑冲同样作为曹魏三公去拜见当时的晋王司马昭时的情况,“文帝为晋王,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致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4](P996)
  同为曹魏三公,同样是去拜见司马氏的晋王,王祥和何曾的做法却截然想反,难道说是何曾更加忠于司马氏,王祥更加倾向于曹魏吗?其实不然,反观王祥的做法则更加老辣狡猾,须知王祥在晋武帝为晋王时期,西晋政权禅代曹魏已成定局,而以西晋司马氏为代表的儒家豪族更希望用名教的“礼”来巩固即将获得的政权,遵从古礼借以否定曹魏,从而淡化禅代所带来的不合法性,此时的王祥看出了司马炎的心思,正如王祥所说的跪拜晋王会“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5](P988),因而“独长揖”,不仅未被迁怒,反而因其符合司马氏所推崇的儒家重礼的行为而获得“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6](P988)的赞赏。
当然,并不能因王祥的重礼行为而认为何曾不重礼。关于何曾的重礼行为在《晋书》卷三十三《何曾传》中曾经有所提及,“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不可长也。’”[7](P995)、“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8](P995)从以上何曾对阮籍居丧期间放纵形骸的不满,可以看出其重礼、重孝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王祥。
  由此可见,其二人只是政治投机方式的不同。比起王祥的静观其变,何曾可以说是更加富于实干,在这场世家大族与曹氏代表的势力的斗争中,他坚定的选择了司马氏一边,“时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 [9](P995)并非何曾不重君臣之礼,只是在何曾看来此时他所应尊奉的主公应是司马氏一族,而非曹氏,不仅在政治活动中追随司马氏,更为禅代成功,西晋建立出谋划策,不惜为当世诟病,甚至死后曾被博士秦秀谥为“缪丑”[10](P997),而王祥因为其重孝、重礼的行为,既有前文所提到的“独长揖”又有更早时候面对高贵乡公曹髦遇害后的“老臣无状”[11](P988)、“涕泪交流”[12](P988)等符合儒家名教的言行,站在了当时道德的高峰,既获得世人的褒奖又被西晋政权“拜太保,进爵为公”[13](P988),与何曾一样成为元勋拥有了崇高的地位。
  因此,可以说何曾与王祥同样重孝、重礼,同是儒家豪族的代表,只是在这场新旧势力,寒门与世家大族的夺权斗争中,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投机方式,前者与司马氏积极谋划禅代,后者内敛狡猾,观时待变,这些只是具体方式的不同,本质上都是符合豪强世族为代表的西晋政权重孝、重礼的特点。
二、从石崇、石苞父子的言行看寒族、豪族身份变化
(一)出仕途径的变化
  石苞、石崇,这对父子同在《晋书》卷三十三《石苞附子崇传》。“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14](P1000)可知石苞出身寒族,与河内司马氏、弘农杨氏、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的地域有天壤之别。在看重出身门第的西晋政权,石苞的出身决定了他如果没有特别的优势很难挤进统治阶级的高位,幸运的是石苞“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 [15](P1000),被时人赞曰“石仲容,娇无双”[16](P1000),因而被召为县吏,做了给农司马,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在曹操推行的屯田制下的跑腿小吏,即使郭玄信认为石苞和邓艾以后将“并当卿相”[17](P1000),此时的石苞却难以真正发迹,没过多久,便以贩铁为生。在豪族世家统治的政权之下,石苞的出仕之路步履维艰。
  石苞因为出身寒微,所以对于辗转得来的出仕机会倍加珍惜,他看到了司马氏一族最终将取代曹魏政权,因而在选择政治阵营时对司马氏倍加依附,“(石苞)既出,白文帝(司马昭)曰:‘(高贵乡公)非常主也’”[18](P1001)。同时,司马氏在夺权斗争也需要像石苞这类出身寒族的有能力的人才,根据《石苞传》中的描述,石苞为西晋禅代曹魏是付出了一定的努力的,特别是在司马昭去世以后,石苞开始积极参与司马氏禅代曹魏的活动,“(石苞)后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19](P1002)最终西晋建立,石苞也在多年苦心经营后得偿所愿“武帝践阼,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20](P1002)
  相比出身寒微,发迹坎坷的父亲,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石崇“年二十余,为修武令,有能名”[21](P1004)、“入为散骑郎”[22](P1005),年纪轻轻就拥有在中央做官的资格,后来“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23](P1005)可见,石崇的出仕升迁之路相当顺利,而且“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24](P1006),石崇依靠祖上的功勋很快成为了晋武帝器重之臣。如果仅就石苞的出身而言,石崇也应和他父亲一样属于仕运艰难的寒族,但是处在豪族世家掌握政权的西晋时代的石崇却因父辈的功勋位于西晋最高统治阶层,石苞的后人开始享受祖上的恩荫,拥有了豪族的待遇。不仅是石崇,石苞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顺利出仕为官,“统字弘绪,历位射声校尉、大鸿胪” [25](P1004)、“乔字弘祖,历尚书郎、散骑侍郎”[26](P1004)、“儁字彦伦,官至阳平太守”[27](P1004)。可以说在石苞的功勋恩荫之下,他的后代全都顺利升迁,不应再视为寒族而已逐渐转变为豪族。
(二)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的变化
  除了出仕之路的不同,石苞、石崇父子二人在官场及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也有不同。在世家大族控制下的西晋政权,像石苞这类靠个人功勋进入统治集团高位的寒族依然没有牢固的政治基础,一旦出现不利于自身的政治危机,处境就会十分危险。《石苞传》中提到在伐吴战争的过程中,因为王琛的密奏以及一些谣言误会,石苞被晋武帝怀疑,甚至性命堪忧,幸而石苞用计才勉强解除了皇帝对他的误解,然而石苞面对委屈是不敢多说话的,“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28](P1002)
  而同样面对来自政治上的风险时,石苞之子石崇却比自己的父亲更敢于为自己申辩。“兄统忤扶风王骏,有司承旨奏统,将加重罚,既而见原。以崇不诣阙谢恩,有司欲复加统罪。”[29](P1005)面对即将加到自己及兄长头上的罪责,石崇并不像他父亲那般顾虑出身寒微不敢辩解,还亲自向皇帝上表陈情,“崇自表曰:‘臣兄统以先父之恩,早被优遇……近为扶风王骏横所诬谤,司隶中丞等飞笔重奏,劾案深文,累尘天听。’”[30](P100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此时的石苞因为父亲的功勋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地位也得以巩固,面对政治上的弹劾不用再像父辈那般忍气吞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之前提到的其家族的地位已有寒族向豪族的转变。
  此外,石崇在生活上也不像曹魏寒族之人崇尚节俭,反而如世家豪族一般崇尚奢侈。石崇的奢靡行为见于《晋书》卷三十三中,“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紫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31](P1007)其中提到的王愷和羊琇,皆为司马氏皇族的显赫外戚,原本父辈为寒族的石崇却与这些世家豪族出身的人有着相同的崇尚,石崇的奢靡符合西晋豪族世家崇尚奢侈的表现,也再次说明了其身份已发生变化。[32](P22)
  由此可见,像石苞这一类寒族出身的官吏,改变了政治立场,转而投靠司马氏一族,因而获得政治利益,进入统治集团高层。与石苞类似的还有贾充(其父贾逵,忠于曹魏,先人有做市魁的,出身寒族)、陈骞(其父陈矫与本族通婚,非儒家世族的通婚方式,应属寒族)等人,这些人的后代都享有了世家豪族的待遇,拥有了最高统治阶层的地位,已经不能归为寒族。[33](P19)另一方面,以上亦可说明借助这些转变政治立场的寒族之力也是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的一个原因,同时体现了西晋禅代政权的一个特征。
三、从《晋书》对贾充的言行褒贬看西晋政治人物的双面评价
  贾充在西晋政坛是个有能力之人,这是见于史册的。《晋书》卷四十《贾充传》云:“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34](P1166)、“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35](P1167)、“充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帝善之”[36](P1167),这几句话便说明了贾充拥有相当高的从政和实干能力。贾充既擅于干实事又懂得察言观色,其主持颁行的法律惠及百姓,而且重视农耕、节减财政支出,这在官员普遍不作为的西晋政坛是非常难得的,关于这些,《晋书·贾充传》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在修史之人看来,贾充的这些所谓能力都无法改变其指使成济杀害高贵乡公曹髦的不臣之举,因此为世人所诟病。
  首先,对于贾充擅于察言观色、洞察时局,《贾充传》中有如下记载:贾充曾与诸葛诞谈论实事,“(贾充)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37](P1165)此时正是在司马昭执政之时,贾充看清了司马氏早晚必将禅代曹魏,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做出了与其父贾逵所不同的选择,支持司马氏一族。当高贵乡公将要讨伐司马昭时,成济问贾充如何行事,“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38](P1166)至此,贾充帮助司马氏一族夺取君权扫除了最后的障碍,本来出身寒族的贾充替司马氏做了想做而又碍于君臣名分而不敢做的事,自然成为司马氏及其所代表的世家豪族的大功臣。在司马昭的继承人选择问题上,贾充又准确地洞悉了司马昭和其子司马炎的心思,对司马炎极尽赞美,因而“文帝(司马昭)曰:‘知汝(司马炎)者贾公闾也。’”[39](P1166)司马炎因此对贾充倍加看重,在为晋王时和以后禅代称帝都对贾充委以重任。
  如果只针对贾充的个人能力而言,以上的几件事情确实可以看出其在政治形式变化上的独具慧眼,可是,贾充的政治投机在当时是为重孝重礼的儒家名教所不齿的。“(诸葛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39](P1165)、“初,(贾)充母柳见古今重节义,竞不知充与成济事,以济不忠,数追骂之。侍者闻之,无不窃笑。”[40](P1172)在西晋这个由世家豪族统治的政权,伏膺儒教、标榜君臣、父子之礼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而贾充的行为无疑是对君臣之礼的巨大破坏,即使其能力出众,深得统治者重用,也难以逃脱世人对其道德败坏的质疑和斥责。
正是由于贾充在道德上的无礼行为,以至于其对下属的提携和知人善任也被世人曲解。“(贾充)从容任职,褒贬在己,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41](P1167),贾充不但专注实干,而且对于所推荐的人才也负责到底,自然获得了士人的归附,即使对于多次诋毁自己的王恂等人,也大力推荐,不论其是否有其他目的,单从表面来看也是很有政治家的胸襟的,但是《贾充传》中对贾充“颇好进士”的评价却是“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42](P1167),这应是当时晋人对贾充的认识,因他破坏君臣名分,道德自然败坏,只是当时人们的主观认识,实际上贾充并不是这样只利用谄媚获得认可的官员。即使在晋武帝继承人的问题上有所顾虑,贾充依然能够获得皇帝的重用,“更以沛国之公丘益其封,宠倖愈甚”[43](P1169),但是依然被服膺儒家名教的当时之人想当然的认为“朝臣咸侧目焉”[44](P1169),在其死后也曾被博士秦秀“议谥曰荒”[45](P1171)。也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豪族统治下的西晋政权对于名教的尊崇。
  与贾充一样曾在当时“获讥于世”的西晋政治人物还有依附他的荀顗、荀勖、冯紞等人。《晋书》卷三十九《荀顗传》云:“性至孝”[46](P1150)、“(荀)顗年逾耳顺,孝养蒸蒸,以母优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47](P1150)、“(荀)顗明三礼,知朝廷大仪”[48](P1151),这些说明荀顗重孝、重礼,符合儒家豪族的道德行为准则,得到了世人的褒奖和正面评价,但是“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49](P1151)、“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 [50](P1151)荀顗依附贾充,支持贾充之女贾南风为太子妃,也不可避免地与贾充一起被世人诟病。又同书《荀勖传》云:“(荀勖)既长,遂博学,达于从政”[51](P1152)、“(曹爽)诛,门生故吏无敢往者,(荀)勖独临赴,众乃从之”[52](P1152)、“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53](P1153)、“与贾充共定律令”[54](P1153),足见荀勖亦为重礼之人,即使是司马氏的政敌曹爽的葬礼,荀勖仍亲自前往吊唁,颇有君子之风,而且文化水平高,既是出色的文人又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与贾充一样具有实干能力,但也因其依附于贾充,“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焉”[55](P1153)。再如《晋书·冯紞传》云:“得幸于武帝,稍迁左卫将军。承颜悦色,宠爱日隆,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56](P1162)、“充女之为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57](P1162)、“初,帝友于之情甚笃,既纳紞、勖邪说,遂为身后之虑,以固储位”[58](P1162),可见冯紞如贾充一般擅于察言观色,并获得晋武帝赏识,只因与贾充亲善,导致其对武帝继承人的看法也被时人冠以“邪说”恶名。
  以上均说明,在注重儒家名教,重孝、重礼的西晋政权,即使如贾充等既身处统治阶层高位,又具有很强的从政能力和实干精神之人,仍会因其破坏礼教的行为而为当时晋人所不齿,虽然也不乏正面评价,但基本是贬大于褒,反映了西晋时代人们对于那些改变政治阵营转而依附司马氏一族的政治人物的矛盾态度,这些政治人物既享受政治投机的既得利益,又不得不承受来自世人对于他们破坏儒家君臣之礼的鄙视与诟病,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西晋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晋书》卷三十三、卷三十九、卷四十所涉及西晋政治人物传记的研读,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说明儒家豪族统治的西晋在政治上崇尚儒家名教,重孝、重礼;对于那些原本属于寒族的官吏,在政治投机成功后,他们的后代依靠恩荫逐渐获得了与儒家豪族相同的地位和待遇;最后,由于西晋是禅代曹魏所建立政权,在政治上有其不合法性,贾充因参与了弑君的行动,在道德上获讥于世,即使其并未做很多坏事,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中依然贬斥大于褒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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