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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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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群体与清末新学

白玉(13级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学政是清代管理地方学务的最高职官,负责主持岁考、科考和院试,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学政群体对西学的认知不断变化。甲午之后新学的兴起,是清末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在维新变法和新政的背景下,部分学政成为新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新学的兴起和发展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清末;学政群体;新学
  作为掌管一省教育、科考的最高学官,学界对于学政这一群体已经做过不少讨论。这些探讨有的从制度史的角度,或论述清代学政官制的沿革,或考察作为考核学政重要依据的“剔除学政十弊”制度,或探讨了雍正时期学政制度的发展;有的对江标、徐仁铸、黄体芳等个人在担任学政时期的活动进行了考察。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清代前期,且对于学政这一群体与清末新学的联系虽有涉及但比较薄弱。本文旨在探讨清季学政群体与新学的关联,或可推进对学政这一群体认知的深入。

一、学政群体的文化观念
  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西学术与观念交汇,学政群体对中学、西学的认知也不断变化,甲午之后,其文化立场逐渐向西学倾斜。光绪二十年(1894年), 35岁的严修视学贵州,经过多方筹备,次年八月,贵州官书局正式建立,其为官书局亲拟的购书单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为参照,“泰西之学”开始在黔地传播,《几何原本》、《算学启蒙》等书籍逐渐风行。1896年8月,梁启超等创办的《时务报》刊行后,以资善堂作为该报在贵州的代办处,严修积极为学古书院的学生订购,住校的学生人手一份。其时最畅销的文史、政治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海国图志》、《校邠庐抗议》、《适可斋记言记行》、《盛世危言》及《时务报》等书报,在官书局都能借阅。严氏一方面积极为黔地士子引入西学,另一方面自身也乐于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他在《蟫香馆使黔日记》中记录了学习《数理精蕴》、《代数术》、《学算笔谈》等书的心得和体会,称自己常常演算难题并向人请教。日记中还有其学习英语的记录,内记其于1897年5月16日“始学洋文”,8月7日又载:“数月以来,发愤早起,签判之后,便治洋文。且读且抄,手口并用,其能有万一之效与否,盖不可知,少尽人事,以免他日之悔耳,拟自明日起,选洋译《聊斋》手抄读之。”据其日记可知,一直坚持至戊午巳未间(1918—1919年),年逾60岁的严修仍然延师于家“以英文为日课”。[1]
  赵惟熙,光绪十六年(1889年)已丑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会试同考官、国史馆总纂、陕西学政、贵州学政及甘肃提学使。1901年清廷宣布变通科举考试,以中外史志、政艺等考试学生以后,作为贵州学政的赵惟熙一面上《奏请开设译书公局折》,内称在边远内地,新学堂难以一下子兴办,不如译书易于奏效,请求朝廷开设译书局,一面应学生之请,“仿南皮张孝达前辈《书目答问》之例”,编纂了《西学书目答问》。对于西学分类,他采取当时通行的三分法,即政、教、艺三学,并屏西方宗教书不录,所以,书中只收两类,共372种。政学类计收录221种,包括史志学、政治学、学校学、法学、辨学、计学、农政学、矿政学、工政学、商政学、兵政学、船政学,附交涉、游记、杂著;艺学类计收151种,包括算学、图学(附中国地舆图)、格致学、化学、汽学、声学、光学、重学、电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每一学科前置一总述,介绍学科特点、收录原则。每种书目下,说明册数、著者、译者、出版机构,但无出版时间,有些书后附以简短评语。比如,对于《肄业要览》的评语是“是书言教学童之事,颇多新理可采”,对于《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的评语是“论颇奇辟,然观此可悟卫生之法”。其中,有些学科名称是此书首用,如计学,即经济学,其名为严复创译,但是用在书目分类中前未之见;再如学校学,在书目分类中亦未之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用的是学制。[2](P24)可见,赵惟熙对于西学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认知,能够甄别优劣,阐释己见。
报刊是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许多学政通过购阅报刊来获取新知,引导士子关注时务。汪康年是清末报界红人,人脉极广,许多学政与之也常有书信联络,或请其代购新式书籍报刊,或咨询开通风气等事宜。1894年督学云南的姚文倬常与汪讨论时务,其对于滇省风气闭塞“尤甚于他处”而忧心忡忡,曾因就书院添设算学一科而为某太史所阻而向汪抱怨。[3](P1243)刘廷琛视学山西后,汪康年寄函建议其督导山西士子阅读报刊,并送去《蒙学报》。刘回信称,山西“地阻山河,人多简朴”,然“尊报在赵,既有胡中丞为之推广,弟校士各属其足以语此者,亦当令其购阅。”刘课试山西士子除“政令之外”还包括《史》、《汉》、《通鉴》、《小学》、《近思录》,以及几何公法、格致制造诸学。[4](P2872)1897年,吴庆坻出任四川学政后致函汪康年说: “蜀士秀杰,稍病浮夸,期其间有通识能知识者,颇不乏人”并饬令各属购买《时务报》。汪则鼓励他逐渐开导新学,吴亦决心“尽洗俗陋要务,衷经折圣,不为游谈”,以期使四川士子“它日有兴起者,当可与东南诸子颉颃。”[5](P379)吴庆坻之子吴士鉴督学江西近一年后,致函汪康年认为“此时亟宜振兴学术”,希望其“于报中择专门之学翻译登载,旁采新说”,并自称莅临章江后“于开通风气之事,无不尽力为之,特自问不免谫陋,故无日不兢兢恐惧,幸士论尚不以为非,或可无负故人之期望”。[5](P288、289)陕西学政叶尔恺因秦地“轮舟火车所不到,购书艰难”,曾多次请汪康年代购“新出之书”,又致函汪称秦省士林风气“尤蔽寒”,遂“拟于复试改试以时务策论”。叶还告知汪陕西新建了实学书院,书籍颇为丰富,并就教习之人同汪商讨,还向汪康年请教“如何大开风气”事宜,汪劝其“以毅力持之,总以开通风气为要务”。经过叶尔恺的提倡,陕西“风气颇开”。 [4](P2472—2476)汪康年还多次向江苏学政瞿鸿禨寄去《时务报》、《昌言报》等新书报刊,希望后者推广新学,而瞿鸿禨也请汪推荐“通知中西算法者”,以备任用。[4](P3101)
  新学巨子梁启超感知到江标对中、西学有所研究,曾劝汪康年利用与江标的同年之谊鼓动其推行新学,称“此君尚能通达中外,兄与之厚,盍以书鼓动下,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以此为重心,则禄利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 [3](P1834)江标,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当时出使英法的大臣薛福成对其相当赏识,在薛的推荐下,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视学湖南。其继任者徐仁铸在当时被看作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为翁同龢得意门生,当年外放湖南,据称也是出于翁同龢之力。 [6](P48) 徐氏与时任江西学政的吴士鉴交往颇深,二人同为光绪壬辰科(1892年)榜眼,出吴鸿甲门下,是科翁同龢为正考官,对其第三场对策,也颇为欣赏。[6](P150)吴氏后在为徐仁铸《涵斋遗稿》所作序中称:“光绪戊子、己丑间,海宇无事,朝廷右文,一二名公巨卿,主持风会。凡以科目进者,多闳通渊瞻之才。论者谓嘉庆己未而后,得人以己丑为最。” 1889年,吴士鉴在京先后结识徐仁铸、江标二人,1892年,吴入翰林,三人“月必数见”,“文字殇咏之会,迨无虚日”。吴士鉴之父吴庆坻“先子丙戌入翰林”,[7](P169——171)吴氏父子一脉相承,在各自任职学政期间力倡新学以“开通风气”,为时人称道。吴士鉴复试的阅卷大臣之一是黄体芳,黄氏于光绪六年(1880)任江苏学政,两年后连任,“在江左五年,崇经术,擢幽隐……士趋实学,风尚一变”,[8](P359)并创办江阴南菁书院,1895年讲学金陵文正书院,后又参加上海强学会,主张变法图存;殿试的读卷大臣之一是汪鸣銮,曾任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吴氏父子与汪鸣銮同是浙江钱塘人,黄体芳则是瑞安人;徐氏父子与江标同籍江苏,是翁同龢的同乡。江浙地区历来是文化繁荣之地,1894年简放云南学政、贵州学政的姚文倬和严修也都是浙江人(严修祖籍浙江宁波),陕西学政叶尔恺则是浙江仁和人。具有相同文化倾向的学政彼此之间互通声气,惺惺相惜,共同参与和影响了晚清士习文风的转移。

二、学政群体对新学的倡导
  学政群体作为掌管地方文教政令的最高职官,职责主要是“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在甲午之后新学的兴起过程中,部分学政成为新学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新学的兴起和发展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其对于新学的倡导及影响主要通过在科考试题中加入新学元素、创办新式学会学堂以及创办报刊等方式体现。
(一)在科考试题中加入新学元素
  由于科考学额有限,士子不得不通过揣摩学政的学术思想来获得进学机会,而学政亦可借此来倡导某种学术风气。1894年8月出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曾多次在经古场中多出策论及时务题,他训诫黔地士子“近日习科举有三要,多读宋儒书,多读时务书,多读古文。应试之妙诀,即致用之根底”。[9](P90)江标视学湖南三年, 在湖南首倡新学,“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其考核士子虽运用八股文形式, 但“旧瓶装新酒”,试题内容多含新义,时人评价其“命题喜牵涉洋务,所取之文,又专尚世俗所谓怪诞者拔为前茅,士论益哗。至横造蜚语,箝搆震撼,而江学政持之愈力,非周知四国之士,屏斥弗录,苟周知四国,或能算学、方言一技矣,文即至不通,亦然首举之。士之终莫能恫喝,而己之得失切也,乃相率尽弃其俗学,虚其心以勉为精实,冀投学政之所好,不知不觉,轩然簇然,变为一新。虽在僻乡,而愚昧瞽虚骄之论,亦殆几绝矣。”[10](P269)据王尔敏先生统计,其在岁科等院试命题中“三年来所试四书文四十四题, 至少有三十题含有新义, 如讨论新与变的观念者, 有‘《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七题, 教战者有‘《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等三题。讨论言论者, 有‘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等五题。劝工商者, 有‘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及‘邮’、‘市’、‘渔’、‘梓匠’等十二题。”[11](P114)
  1897年8月继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考核士子“以正学端其趋向, 而无取虚衍之谈;以时务验其旁通, 而勿尚嚣张之气”,[12]继江标后在湖南广开风气,推行新学,从他观风试及按试的试题中可以窥视一二,见下表: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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