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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07年日本教科书的引进

张梅(05级研究生,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清末新式学堂兴起后,为了满足学堂教育的需要,日本教科书被大量引入国内。特别是在1906、1907年间,更是达到了高潮,除了日语教材外,日本学校使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也在国内大量译印。日本教科书的引进,是20世纪初年中国经日本输入西学的一个例证。

关键词:日本教科书 编译 清末

废科举、兴学堂是清末新政的一个主要内容,随着学堂在国内的迅速推广,带来对各类新式教科书的巨大需求。在国内教科书编纂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满足学堂需要的情况下,翻译日本教科书就成为当时新式教科书的一个主要来源。1906年到1907年,正是科举初废,学堂迅速兴起的时期,日本教科书的引进一时十分盛行,本文略作介绍如下。

一、日语教科书的编译

清末学堂兴起之际,也是大批留学生赴日留学、“东学”在国内日趋兴盛之时,当时有人说:“东学为室,东文为门,不得其门,则不能入其室也”。[1]不少学堂因此开设了日语课程。如1906年北京设立的贵胄学堂开办时,“所授课程系按照保定学堂酌加增减,并议定添授德文、东文两科,缘此二文于陆军有绝大关系也。”[2]学堂添设东语课程,日语教材也因此走红。

这些教科书有的直接取自日本学校,有的则是由国人或日本人编写。仅在1906年,就可见《日语教科书》、《日本语教科书》(松本龟次郎著)、《广和文汉读法》、《日语教程》(湘渔著)、《日本文法捷径》(丁福保著)、《日本讲义》(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辑)和《和文习本》等多种。1907年也为数不少。初级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语自习》第一篇《舌切雀》,其宗旨是:“一则以资会话,一则以便听讲”。[3]高级者则有东亚公司天津分号发售的《汉译高等日本文典课本》,据介绍,该书由保定优级师范学校日本教习兒崎为木追先生著、中国诸名家译,“为清国学生专究日本文语及口语者而编述者。分篇为五论。而其通篇叙述之井井,解说之明快,毫莫所间然矣。著者自序卷首,曰避理论注实用哉,章章句句必提例题及练习问题。而其材者多采汉唐以前圣贤之嘉言名句以示其应用。故一读则可以理论文语与口语之大体焉”。[4]当时的报纸上常有这类教科书的发售广告,如《大公报》当年就曾介绍过一本《新式东语课本》,称:“此书专注意语法,究言动相关之理。期学者语言与动作相合,孤立无倚之单词自寻常浅近渐及深远语句,联络自然,兼晓风俗习惯、地理之别。喜语者莫妙,于此著者曾经多年实验而单创业。学者就此研究之豪不费神自有心得,亦半功倍无出其右者也。”[5]工具书方面,则有王杰编《新编日本语言集全汉译日本新辞典合壁》,该书由《新编日本语言集全》和《汉译日本新辞典》两部分组成。集语汇集、读本、语法等教科书的综合,内容详实,既有语法说明,亦包括词汇集、会话、文章篇、书信的写法及留日指南,甚至包括辞典。[6]

由于东文、“东学”在社会上流行一时,这些日文教科书大多都很抢手,其定价也颇不菲。东亚公司1907年发售《东语集成》,定价二元,另一本《日华语学辞林》,定价大洋二元五角。[7]据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统计,1906——1907年这类日语教材有26种(1906年20种,1907年是6种)。[8]种类包括教材、文法、会话、字典等,其规模相当可观。

二、自然科学教科书

1906年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以“尚实”为学堂课程设置的一个重要原则,清末新式学堂创办后,几乎无一例外都设置了数学、物理、地理等西式课程,这类教材的需求也十分广泛。1906——1907年引入中国的日本教科书中,自然科学类的教材也为数甚多。

以数学教科书为例,自日本引进的教材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代数、几何、算术和三角。下面作简略介绍:

(1)代数教科书。1907年有 《最新代数学教科书》,根据报纸的介绍,该书为日本中学教材,“清人以明敏之笔译成汉文以饷我国,精当明瞭,务求适合于我国教科之用,学代数者宜先亲为快也。”[9]《查理斯密小代数学》,原名《初等代数学》,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查理斯密(Charles Smith)著。陈文就日人长泽龟之助的增补本翻译成中文(1908年由仇毅据日译本重译,中文名为《初等代数学》,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另有王家菼的译本)。以上两书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29编,604页,内容包括四则运算、一次方程式等。在当时国内的代数学教科书中,该书的质量颇高,王家菼译本《查理斯密初等代数学》的序言称:“查理斯密自谓此书立义蕲新,措词简单,章法配置得宜,例题选择精当,为其平生极有经验之作,则此书之价值可知。……至他之教科书,据是编之原本为蓝本,更指不胜屈。”[10]

(2)几何学教科书。1906年东亚公司出版有日本长泽龟之助所著《新几何学教科书(平面)》。译者为周美权、包荣爵。该书是日本最新的一本教科书, “其徵旨在使中国学界的适合教科书”。[11]书中先后有著者的日文“序”、译者的“自序”、 “译例”4条和著者的“原书序例”12条。本书共四编,讲了直线、圆、面积和比例,并附习题。全书正文页共167页。本年,彭泽鹏还译有日本林鹤一著《重译足本几何教科书》,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

(3)算术教科书。算术教材在清末数量很大,不少是由日本教科书翻译而来。1906年西师意译日本东野十治郎所著《最新算术教科书》。“著者……用力撰说问题,亦务期平易简明,若其度量衡诸目主取准予清国旧惯,以欲俾清国学生速通数理也。初学者一翻,数学则算术之学自应融会贯通矣。”[12]该书出版时还特别说明,日本算学教材翻译已为数不少,但“如诸名数界套用日本度量衡且应用问题等,亦有颇不适于清人者”,该书则加以改进,以中国旧惯为准绳,使学生能够理解学习,“真是绝妙好汉文数学书也”。 [13]

(4)三角教科书。1907年张修爵翻译了日本长泽龟之助所著《普通教育平面三角教科书》,“本书共有五方面的特长:一为简明之理论;二为藉相关之计算的测量之应用;三为彙集范式一览供记忆;四为附录函数简表以检寻;五为别设杂录问题一编,得以练习资料”[14]。据称,由于这本书尤为适合中学使用,京师实业学堂即以此为教本。

除数学教科书外,其他日本自然科学教科书也有不少引进。如地理方面,有《中学教科适用最近统合地理》,原著者为日本理学士山上万次郎,定州谷锺秀编译,1907年由河北译书社出版。“是书原为教训日本国民而设,谷君译成后,又经编辑,以其适合于教我国国民。精当美善,且适用之中且未有,插图二百多幅。……诚最亲最善适用之教科书也。”[15]动、植物学方面,1906年出版的《植物学》由日本三好氏著、杜亚泉编译。该书“向已风行,现重加校订,印刷精良,以亦出版犹称完美,世有志植物学者展卷读之,虽细至一萍一藻一梗一叶,皆觉有理由之可寻。其种种宜人之智慧,鼓人兴趣,愿与专家共赏之。”[16]当年出版的一本《生理卫生教科书》,也是由日人教材而来,“于解剖之形组合之理系卫生法,无不精详确切,文笔亦明达简洁”。[17]

在其他方面,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的《小学农业教科书》二册、1907年邢之襄等编、河南译书局出版的《统合外国地理书》、《矿物界教科书》、《生理卫生教科书》等,均系译自日文。

三、社会科学教科书

1906——1907年译自日本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可见者涉及历史学、伦理学等方面。

历史学教科书主要是日本史,1906年上海科学书局发行了《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江苏学政唐大宗审定),并有普通学表解丛书《东洋史表解》、《东文典》和《东洋史年表》,江楚编译馆书局出版有日本青木无助的《中等教育日本历史》二册(张菼译)。另外也有从日本翻译的西洋史教材。如《中等西洋历史课本》一书,著者为日本文学家木寺柳次郎,仁和张献之译、邹寿祺审定。有关该书的介绍说,“……夫西洋历史书,其兴于世者不啻牛栋,然欲求一善本不可得焉。日本木寺先生深慨之,考察中学堂教科之程度,且酌量授课之时辰,以著之。”[18]“便于寻常中学堂及之同程度名学堂课本起见,故务期斟酌时辰节约纸张,至其叙述次第略于古代史而洋于近世史及最近史,篇中设章,以其前后不紊,所以便教课之用。”[19]有人评价其“叙述精详,繁简合宜,洵课本中之白眉也。”[20]

伦理学方面,可见者有1907年文明书局印行的《中等伦理学》一册,日本元良勇次郎著、麦鼎华译,蔡元培曾为之序,“学部谓为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序文,犹多荒谬,下令查禁;但各省中校学堂仍多用之”。[21]

以上并非当时翻译日本教科书的全部,但从中已可看到日本教科书在清末的流行。日本教科书的翻译和引进,一方面是由于清末学堂发展极为迅速,国内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不能满足一时之急需,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国人对日本教育的认识有关。1906年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不少地方就是借鉴自日本。如其论“忠君”说:“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彰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论“尊孔”说:“孔子之教,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汉学之功。其所谓汉学者,即中国圣贤之学也。”论“尚武”说:“凡中小学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易闻之。”[22]当时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学习西方成效显著,西学诸书,日本多有译本,从日译中去了解西方文化,不仅使近代中国人平添了一分亲近感,而且转译过又有着文字相近之便。[23]张之洞曾谓:“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24]由于中、日文字相近,翻译日本书简单易行,日本教科书因此成为引进教材的首选。

据谭汝谦的统计,1896——1911年时期,日文著作的中译本共达958种,包括哲学32种,宗教6种,自然科学83种,社会科学366种,中国史地63种,世界史地175种,语文133种,美术3种,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书加起来达778种,占81.2%,而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加起来有172种,占17.9%。[25]据杨寿春《译书经眼录》(1927年版)统计,1901——1904年中国自各国文字翻译著述数量分别是:日本321种,英国55种,美国32种,法国15种,德国25种,俄国4种,其它81种,合计533种。其中译自日本书占60%强。译自西洋诸国者,主要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重译过来的。由此可见,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著述委实不少。这种情况后来略有变化,但直到清末,日书中译,盛况依然。[26]


[1] 李小兰.清季中国人编日语教科书之探悉[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 时事·贵胄学堂议定课程[N].大公报,1906-04-28.

[3] 东亚公司书东局新书告白[N].申报,1907-02-17.

[4] 东亚公司天津分号发售书[N].大公报,1907-06-07.

[5] 新式东语课本[N].大公报,1907-03-04.

[6] 李小兰.清季中国人编日语教科书之探悉[J].杭州市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7] 东亚公司新书发刊告白[N].大公报,1907-01-12.

[8][日]实滕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生活 读书 知识三联书店出版,1983.

[9] 最新代数学教科书[N].大公报,1907-01-02.

[10] 魏庚人.中国中学教学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56页.

[11] 东亚公司书东局新书告白[N].申报,1907-02-17.

[12] 东亚公司新书发刊告白[N].大公报,1907-02.-17.

[13] 同上.

[14] 普及书局新书新报广告[N].大公报,1907-03-05.

[15] 中学教科适用最近统合地理[N].大公报,1906-01-02.

[16] 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图书出版·植物学[N].大公报,1906-04-27.

[17] 申报[N],1907-01-03.

[18] 东亚公司天津分号发售书[N].大公报,1907-06-07.

[19] 最新刊·中等西洋历史课本[N].大公报,1907-03-25.

[20] 东亚公司天津分号发售书[N].大公报,1907-06-07.

[21] 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二编[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36页。

[22] 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载中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Z].第106页.

[23]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24][日]实滕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3.第16页.

[25] 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6][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3.第240——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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