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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土地继承与赡养协议

柴晨清 

  要:英国是西欧诸国中较早走上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国家之一,这与英国农民土地继承习惯有一定关系。中世纪的英国以不可分割的单子继承习惯为主。当儿子继承家庭的土地后,要与退出生产领域的家长达成一项赡养协议。继承人因继承土地而承担的赡养费用和他在市场上买得同样数量的土地所支出的费用基本相当。这说明,在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内部的土地转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市场行为。

 关键词:土地继承  赡养协议  市场化走向

 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土地继承习惯存在这样的惯例:当儿子继承家庭的土地等财产后,要与退出生产领域的家长达成一项“赡养协议”。由此产生的费用与其在市场上买得同等数量的土地所支出的费用基本相当。这反映出,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土地继承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土地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市场化气息,使土地较早地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那些经济条件较好且面向市场经营的农民逐渐积聚起大量土地,最终发展成为富裕农民。

 

一,土地继承与赡养协议 

英国中世纪农民家庭土地继承习惯是签订赡养协议的前提。由于地区习惯不同,每个家庭的子女情况各异,财产数量也不一样,所以英国中世纪农民家庭土地继承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有两个原则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按照中世纪英国的法律,土地不可分割的继承习惯得到尊重,往往是众多子女中的一个孩子继承整块土地,而其它子女只能继承上辈留下的房屋、农具等动产;第二,最为普遍的情况是实行儿子优先于女儿继承的土地非分割的男性继承,即土地完整地传给家庭中的一个儿子。[①]

具体到每一个家庭的土地继承问题,则需要考虑家庭成员构成的差异。

首先是只有儿子的家庭。这种情况下,通常是由某一个儿子继承最多的土地,其他儿子只是获得一小块土地。如此的继承习惯,可以保障家庭土地不至于碎化。

以奥韦尔为例来加以说明。奥韦尔是位于剑桥郡河谷地带的一个教区。在所统计的1543-1630年的50份原始遗嘱中,有22份遗嘱涉及两个以上的儿子,其中有10份遗嘱人将全部土地交由一个儿子继承,但把现金等财物留给了其他子女;其余12份遗嘱将大部分土地留给了长子,其余儿子只得到了能维持生计的小块土地。[②]

其次,既有儿子,也有女儿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优先于女性继承。通常的做法是将土地和房屋分给儿子,富有的立遗嘱人也可能把一间或几间住房分给自己的女儿们,家里的现金和动产大体上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孩子。[③]剑桥郡奥韦尔教区1543-1630年的50份原始遗嘱中,其中一份是一个叫威利姆·桑普菲尔德的佃农在1588年留下的,根据这份遗嘱,他将茅舍、菜园和果树全部留给了儿子;但儿子要在22岁之后的四年里每年为两个妹妹共提供13先令4便士的生活费,同时还要为母亲提供一间住所。[④]

第三,只有女儿的家庭。由于资料有限,笔者难以说明这种家庭的土地继承形式。但剑桥郡威灵汉姆1575-1603年所统计的49份遗嘱显示,有17个家庭只有未婚的女儿,而且根据这17份遗嘱,家庭的全部财产都留给了女儿。[⑤]故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家庭,只要女儿还未出嫁,便拥有家庭土地继承权。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继承家庭土地,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份地的继承人都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一方面,没有享受继承财产的子女的生计通常要由继承者承担。另一方面,家庭土地继承者要与退出生产领域的家长达成一项赡养协议。按照协议,退出生产领域的家长原则上仍然能保持以前的生活水准,或者说,与土地继承者的生活水准大体相当。

赡养协议是了解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土地继承情况的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它生动地反映了农民家庭因土地继承而带来的种种相关问题。戴尔是研究该问题的著名专家,他汇集了1240-1458年间141个村民家庭赡养协议。这些协议基本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签订的,赡养的对象往往是一个孤寡老人,也有夫妇之间签订的赡养协议,个别协议涉及到主人与仆人之间。[⑥]

下面笔者将分别从衣、食、住三方面对赡养协议进行分析,并尝试从中找出所蕴涵的市场行为要素。

首先是关于对赡养对象的食物供给。食物是最基本的供应品。从大多数协议内容看,被赡养者每年可以得到916蒲式耳谷物,但多数为12蒲式耳以上;在比较慷慨的赡养协议中,给退出劳动后的长者提供的食品有面包,浓汤和啤酒。1437-1438年,贝德福德郡某村庄一份赡养协议反映,艾玛·德·鲁德老人每年获得12蒲式耳小麦(相当于每天2面包),2夸特麦芽(2夸特相当于16蒲式耳,酿成啤酒合每天可消费2.5品脱浓麦酒),1配克的燕麦片(用于作汤)。又例如,1380年诺丁汉郡的一位妇女每3周就可获得1蒲式耳小麦和2蒲式耳麦芽,这是一个较大的数量,显然,景况较好的农民可以定期喝到啤酒。[⑦]

如果以12蒲式耳作为当时赡养协议中标准的食物供给量,那么这12蒲式耳对于一个老人的生活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戴尔认为,12蒲式耳的大麦和小麦,每天的混合物约合为1.51.75,这对于一个成年来说足够了。现代历史学家通常按照一个人每天所吃的食物中摄入的卡路里数作为判断其生活水准的重要依据。根据现代的饥荒救济标准,每人每天1的谷类食物被认为是足以维持生命的数量。1.75的谷类食物能产生大约2000卡路里,足以让一个退休后的人有体力作些轻活。[⑧]

关于住房。继承土地的子女要向父母提供基本的居住条件。1281年,黑尔斯的托马斯在继承母亲阿格尼丝全部土地之后,根据赡养协议的有关规定,他要出钱为母亲建造一间房子,“按墙内计算,房子长30英尺,宽14英尺,还要装上三扇崭新的门和两扇窗户”[⑨]。而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13世纪的农民的住房大致的标准是12-15英尺宽,25-30英尺长,[⑩]可以说托马斯为母亲建造的房屋完全达到了当时普通农民的住房标准,甚至还要高一些。

最后再来看赡养协议中对被赡养者服装的提供。从1314世纪之交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被赡养者一般能得到亚麻布衬衫(妇女穿无袖衬衫,男子穿束腰衬衫),粗制的皮鞋和宽松的毛纺长袍。较富裕的农民一般每年得到的服装价值为4先令6便士,其中一件长袍3先令,鞋子6便士,亚麻布1先令。这时期的赡养协议中甚至详细说明了做衣服所需要的布料数量。美国学者格拉斯在《一个英国农庄的经济社会史》一书中指出,当时一个中等农户在平年的支出为5先令9便士,[11]而上文中较富裕农民每年得到的衣服就价值4先令6便士,由此可见对被赡养者在服装上的供给还是很优越的。

赡养协议在衣、食、住三方面对土地继承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和满足了赡养对象的基本生活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一套严格完善的习惯制度保证赡养协议中相关条款的顺利实行。赡养协议中规定了土地继承人未履行协议时赡养对象的申诉途径及处罚办法,而且将协议内容在全体法庭上当众宣布,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应。这表明中世纪英国农民土地继承已不仅是家庭内部单纯的财产转让问题,而且是一种法律框架内的双方契约关系,市场因素在规范着家庭内部土地继承,土地继承双方互惠互利,在具有市场交易特点的规范下进行。 

二、市场化走向

土地作为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生活的主体,二者无疑是分析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化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家庭土地继承习惯正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的有机载体。15-16世纪的英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时期。由于农产品的单一性,许多小土地持有者被驱赶到市场中,生产商品,学习技术或给别人做工,以求在市场中得到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必需品。[12]于是众多的小土地持有者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土地。同时,随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土地也越来越受到市场化的冲击。而家庭内部的土地继承人通过放弃现金、粮食等动产,与父母签订赡养协议的形式变相支付土地款,一方面保证了继承土地的完整性,避免了土地碎化,排除了土地经营规模越来越小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使其它家庭成员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家庭土地继承是在生产领域内运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进行运作的。

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未能对赡养协议中为赡养对象所提供的食物、衣服、房屋、燃料折合成现金,使其与土地继承人在市场上买得相当数量的土地应交纳的款额作一比较。但通过对部分材料的分析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退出生产领域的家长通过赡养协议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加上继承人所放弃的被继承人之外的子女得到的动产的总额不应少于在市场上购买等量土地的花费。

侯建新教授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一书中,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转型归纳为三个社会机制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生产性经济生活的法律保障机制,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13]。而生产性经济生活的法律保障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其它两个机制的发展需要强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的规范。正如韦伯所说,“高度发展的,合理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是资本主义产生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14]赡养协议中所体现的一套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保证了英国中世纪晚期农民土地家庭继承的市场化走向。

以第二部分所举的那份完整的赡养协议为例,儿子在继承母亲所有土地之后,要根据协议所规定的粮食数量、燃料数量、应付现金数额、以及为母亲建造房屋的面积和装饰要求向母亲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这些协议内容中已经带有市场化因素,而赡养协议还规定,将协议内容在法庭上逐字逐句宣读,并指定合法证人,制定违约处罚条例及上诉途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证协议有效执行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得市场化的家庭继承土地在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

随着农村土地市场化的日益加深及农村土地市场的活跃,农民不再仅仅依靠家庭内部的继承手段来获得所需土地。有关的原始资料显示,到了15世纪,非血缘关系的土地转让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这表明进入15世纪后土地市场开始活跃起来。[15]在土地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富裕农民阶层开始兴起,并作为一个稳定的阶层脱颖而出。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农民阶层的手中。例如,剑桥郡的奇彭哈姆教区,从1544年到1712年,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由1544年的53%激增到1712年的74%,拥有30-45英亩土地的佃农消失了,拥有9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在1514年仅占3%,而到了1712年拥有90-25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占到了14%[16]

简言之,英国社会转型时期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渗透到了英国农民土地家庭继承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具有法律保障功能的赡养协议,从而加速了近代早期英国农村家庭土地继承的市场化步伐,这是活跃的农村土地市场冲击家庭内部土地继承的结果,而且在家庭内部土地继承的市场化过程中,富裕农民阶层开始兴起和壮大,以及包括土地在内的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日益加深,有利于英国近代早期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英国不可分割的家庭土地继承形式及其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促进了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

2.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

3.[]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浩:《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辽海出版社1999版。

5.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俞金尧:《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8.王跃生:《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9.Jane White,“Individualism and the Family-Land BondA Reassessment of Land Transfer Patterns among the English Peasantry c.1270-1580,Past and Present.NO.160 (Aug, 1998)

10.Phillipp R. Schofield. 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1200-1500, Palgrave Mecmillan, 2002.

11.Jack Goody ,Joan Thirsk , E:P.Thompson. Family and Inheritance –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2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注释:

[] J.怀特:《个人主义与家庭-土地纽带:对12701580年期间英国农村土地转让形式的重新认识(Jane White. “Individualism and the Family-Land BondA Reassessment of Land Transfer Patterns among the English Peasantry c.1270-1580.”,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988月号,第30页。

[] J.古迪,J.瑟斯克,E.P.汤姆森:《家庭与继承—12001800年西欧的农业社会》(Jack Goody, Joan Thirsk, Thompson. Family and Inheritance–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1200-1800),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158

[] 徐浩:《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

[] J.古迪,J.瑟斯克,E.P汤姆森:《家庭与继承—1200-1800年间西欧的农业社会》,第159页。

[] J.古迪,J.瑟斯克,E.P汤姆森:《家庭与继承—1200-1800年间西欧的农业社会》,第171页。

[]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第29-36页。

[] 侯建新:《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第29-36页。

[]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 []亨利·斯坦利·贝内特:《英国庄园生活》,龙秀清,孙立田,赵文君译,226页。

[]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第360

[11]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第363366页。

[12] 菲利普R斯科菲尔德:《12001500年间中世纪英国的农民和社区》(Phillipp R. Schofield. 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1200-1500.England :Palgrave Mecmillan.d,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13]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第19页。

[14] 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页。

[15] J.怀特:《个人主义与家庭-土地纽带:对12701580年期间英国农村土地转让形式的重新认识》55页。

[16] J.古迪,J.瑟斯克,E.P.汤姆森:《家庭与继承—1200-1800年间西欧的农业社会》,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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