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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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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 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层间流动(二)

主讲人: 朱汉国教授

参加讨论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 世纪中国社会史方向博士生彭贵珍、李小尉、李自典、李在全、张在兴、陈雁、郭云

 

李小尉: 老师, 你所说的农民的分化、工人队伍的壮大、工商企业主的发展, 民国社会阶层的上述变动,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其一切都源于中国经济正在由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呢? 换言之, 民国社会这种层间变动正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表现。那么, 我们如何认识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呢?

朱汉国教授: 你的理解是对的。一个社会的转型, 其表现形式会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最为重要: 一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二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 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 我们暂且不说。在此单说社会结构的变迁。

按照社会学理论, 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形态结构、社会群体结构等不同层面。社会形态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主体结构, 社会性质、社会面貌主要是由社会形态结构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结构, 就其内涵而言, 又可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等方面。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一个显著态势, 即是社会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其变动, 首先反映在政治结构上, 不仅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政体, 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 而且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完成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 向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过渡, 真正从政治理念上摒弃独裁专制政体, 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其次反映在经济结构上, 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资本主义经济在城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取代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成为中国的主导经济, 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旧有经济结构。此外, 社会形态结构的变动还反映在思想文化结构上, 逐渐完成了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从传统儒家文化到三民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更替过程。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的这些变动, 充分表明了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态结构已有被奴役的、分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群体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社会群体包括家庭、宗族、民族、社区、阶层、团体等。民国时期, 在社会形态结构变动的过程中, 社会群体结构也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

今天讨论的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层间流动, 即是民国社会群体结构变迁中的一种表现。这种变迁, 无疑反映了民国社会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农民的分化, 反映了这一特征; 工人的壮大和近代工商业主阶层的扩大, 反映了这一特征; 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发展, 也反映了这一特征。

下面说说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情况。

所谓知识分子, 列宁曾有个定义。他说: “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 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 因为literat, literatentum 不只是包括著作家, 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 所有自由职业者, 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12](p.322) 按照列宁的解释, 知识分子, 即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特殊范畴的一类人。知识分子的出现, 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 知识分子就已出现。那时的知识分子, 即是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从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出现了近代型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 中国的知识分子, 较封建时代的士大夫, 无论是成分构成, 还是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 知识分子的结构变化了。旧时的知识分子, 其表现形态便是儒生和文士。他们是地主、官僚的助手, 充当着传统文化的卫道士。19 世纪中叶以来, 知识分子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其变化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种类增多了, 内部分工日趋细致。民国年间, 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知识分子改变了旧时浑然一体的状态, 内部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法律界、新闻出版界等队伍。

知识分子结构的变化, 不仅体现在内部越发明细的社会分工上, 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素质上。他们不再是仅能诵诗读书、满口仁义道德的儒生文士, 而是接受新知识, 传播新文化的教育者。民国成立以来, 随着新式教育机构在全国城乡的开办, 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综观民国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 其间虽仍有一些满脑子陈腐观念者, 但更多的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据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 年的调查, 在被调查的1522 名教师中, 科举出身的仅287 , 18.9%, 非科举出身的1235 , 81.1% 。其间还有相当一批人是留洋学生。民国年间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思维方式以及知识结构, 已有异于旧时的知识分子了。

第二, 知识分子的队伍壮大了。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 目前无具体的记载, 也无确切的资料可统计。但从可见的有关材料中, 我们仍可推估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当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知识分子主要出之于学校。民国成立以后, 由于近代教育的发展, 各类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1930 ,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1151 万多人, 其中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为53410 , 中等学校在校生为514609 , 初级学校在校生为1094 万余人。如果加上历届毕业生, 有人估计, 如果以接受中等教育作为知识分子的界限, 那么20 年代末: 中国知识分子队伍至少在110 万人以上。如果按1930 年规模, 1949 , 全国接受中等以上教育者当在300 万以上。

另外, 我们从知识分子从事的主要职业, 也可推断出当时知识分子队伍大致的规模。民国时期, 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极其广泛, 在此, 试举教育、新闻出版、法律等领域的情况说明之。

据记载, 1930 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总数为634388 , 其中高等学校教职员6985 , 中等学校教职员58919 , 初等学校教职员568484 人。

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是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现象。自1815 年有了第一份中文报刊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多了一种新的职业, 即新闻记者与编辑。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发展, 新闻记者和报刊、书局的编辑也逐渐增多。1886 , 全国有报刊78 ; 1921 , 全国共出版报刊1134 ; 20 年代末, 报刊增至2000 余种。每家报馆所容知识分子人数, 由数人至数十人不等, 若按每家报刊10 人计, 从事于报刊业的知识分子则有2 万余人。此外, 还有数百家的通讯社和出版社。因此, 民国年间的新闻记者和编辑, 其数量也是可观的。

律师, 这也是近代才有的新职业。民国年间的律师虽不算多, 但也有4000 余人。

总之, 知识分子是民国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阶层。

彭贵珍: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前面所论述的关于民国社会阶层变动的四个方面, 农民的分化, 工人的壮大, 工商业主的扩大和知识分子的形成, 确实反映了民国年间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我要问的是, 民国时期还有没有地主, 如何认识地主的变化?

朱汉国教授: 你的问题问得好。民国的建立, 虽然从政治体制上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地主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依然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关于民国年间中国究竟有多少地主, 目前尚无确切的数字。1927 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土地委员会的统计表明, 中国地主约占总农户的6.25% [13](p.4) 薛暮桥1935 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等机关对陕西、河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调查, 认为中国地主约占总农户的3.5% [2](p.26)1950 , 周恩来在讲到新解放区的情况时说, 地主约“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从现在所见的史料来看, 民国年间地主的数量, 因地区不同, 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不同。综合考察各地的情况, 地主约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3%-6% 不等。民国年间, 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地主的内部结构较旧式地主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一是军阀官僚地主的出现。辛亥革命后, 北洋军阀夺得政权。此后, 各类军阀依仗军事政治特权, 采取低价强买、武力掠夺等手段, 霸占了大量土地, 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军阀官僚地主阶层。据史料记载, 北洋军阀的主要头领几乎都是大地主。如袁世凯在河南就拥有土地4 万亩左右, 仅他的老家彰德一地, 袁氏就占有全县耕地的三分之一。段祺瑞在东北拥有土地20 万顷。徐昌在河南辉县占有土地5000 多亩。曹琨是天津静海一带有名的大地主, 并且垄断了那一带的水利机关。中央军阀如此, 一些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也多是广占良田的大地主。云南总督刘楷堂在其家乡河南罗山拥有土地2 万余亩; 湖南督军张敬尧在其家乡安徽霍山拥有土地6 万余亩; 安徽都督倪嗣冲在其家乡阜阳拥有土地7 万余亩。此外, 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刘文辉, 广西的陆荣廷, 广东的陈炯明, 热河的汤玉麟等都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据统计, 奉系军阀10 头目共拥有土地达400 余万亩, 其中张作霖拥有151 万亩, 王树翰拥有225 万亩。对于军阀、官僚强占土地的情况, 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军阀已是一种新起的诸侯, “在有名的大地主中, 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14](p.14) 二是工商地主的出现。民国年间,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还出现了一批工商地主。其来源主要有二: 其一, 一些原来的高利贷者、商人和资本家, 在军政官吏大肆兼并土地的影响下, 也争相获取土地, 成为一方地主; 其二, 原有的地主在工商利润的驱动下, 在收租以外, 开始向近代工商业投资。1930 年春, 江苏省民政厅对全省374 占地1000 亩至6 万亩的地主的主要职业进行调查, 发现有71.12% 的地主在同时经营着工商业和高利贷。②

事实上, 民国年间的地主, 尤其是一些大地主, 他们已不是旧式的收租地主, 而是集地主、军政官吏、工商业主于一身的多元型地主。如军阀曹琨, 在兼并土地的同时, 创办了恒源纱厂, 自任总经理。曾两度担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 不仅是大地主, 而且投资创办了一批企业, 如中兴煤矿、中原煤矿、长兴煤矿、龙烟铁矿等12 家厂矿和中华汇业银行等9 家银行, 都有黎氏的投资。据调查, 在天津, 20 年代末期, 仅军阀官僚地主投资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纱厂的资本额就达1530 万元, 占当时天津工业资本总额的48.7%

李自典: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 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层间流动, 一方面反映了民国社会政治的剧变和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又影响了民国社会的发展呢?

朱汉国教授: 是的。民国社会阶层的每一点变动, 其实都对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大量的农民离村进城成为工人, 使得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一特点, 决定了中国工人作为近代中国一支崭新的社会力量, 在领导民众改造社会的过程中, 易于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 结成亲密的工农联盟。

再如工商业主阶层的扩大及其内部的构成特点,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至深的。这一阶层的扩大, 无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 也进一步促进了工人队伍的壮大。但另一方面, 它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具有的特点, 又从一个侧面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我们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 中国工商业主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买办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三个不同的层面。这三个层面, 尽管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如有的买办, 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 并逐渐结束买办生涯, 转化成民族资本家; 有的则一面投资近代企业, 一面仍兼任买办; 还有少数民族资本家打着与外国资本合作的幌子, 充当新的买办。但就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工商业主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买办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因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很明显的差异。

第一, 它们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同。一般地说, 官僚、买办资本家都能获得历届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支持, 它们凭借政治特权, 在经济上处于垄断和优越的地位。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治上始终未能掌握政权, 无论是北洋军阀政权, 还是国民党政府, 都不能代表它的利益, 从而在经济上处处受到限制,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未能占有主要地位。

第二, 它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亲密程度不同。买办资本家是由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 离开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它便无法生存。因而它的全部活动主要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服务的。官僚资本家为自身的利益, 也常勾结和依附帝国主义, 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态度。同时, 官僚、买办资本家还和封建、半封建的政权密切联合在一起, 以获取自己的发展。而民族资本家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虽也有一定联系, 但它们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 常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阻碍和破坏, 因而为自身的利益, 时时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对立面, 从而避免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种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

第三, 它们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不同。官僚、买办资本家由于它们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 对外勾结帝国主义, 对内维护封建势力, 因而在整个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实际上成为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之一, 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和消极的。而民族资本家代表着近代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 它代表着近代中国进步的生产关系, 因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起着进步和积极的作用。

第四, 它们对改造社会的态度不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是民国时期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官僚、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对此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由于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 官僚、买办资本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始终站在一起; 不仅没有成为改造社会的动力, 反而成为维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统治的社会基础。而民族资本家由于自身的软弱,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虽抱有幻想, 存在着斗争与妥协的两面性, 但它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毕竟存有根本的矛盾, 客观上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因而在民国时期历次革命运动中, 它能站在革命的一边, 成为改造社会, 建设社会的动力。

再如知识分子。民国时期, 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掌握近代科学知识, 看问题富有政治感觉, 因而在社会变革中常成为首先觉悟者和带头人。从民国时期的历次革命运动来看, 起先锋和桥梁作用的, 多为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各个政党的领导集团中, 其成员也多为知识分子。

然而, 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和弱点也限制了其对社会的影响。从总体上说, 知识分子不是经济上独立的阶层, 没有自己固定的生产资料。因此, 他们必须依附于社会其他阶层才能生存。这种依附性, 决定了知识分子不能代表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此外, 他们往往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生存条件, 使其逐渐养成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习性, 表现在政治态度上, 是动摇不定。

应该说, 正是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 决定了知识分子虽具有改造社会的要求和愿望, 但在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 难以成为独立的领导阶层。

注释:

① 参见卜凯: 《中国土地利用》, 金陵大学1937 年版, 505 页。

② 参见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载《中国土地问题与商业高利贷》, 上海黎明书局均37 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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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2 )[M]. 北京: 三联书店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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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A]. 中华学术论文集[C]. 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1] 陈真等编.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 )[Z]. 北京: 三联书店,1957.

[12] 列宁. 列宁全集(8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

[13]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Z].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14] 章有义.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 )[Z]. 北京: 三联书店,1957.

(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6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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