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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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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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 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层间流动(一)

主讲人: 朱汉国教授

参加讨论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 世纪中国社会史方向博士生彭贵珍、李小尉、李自典、李在全、张在兴、陈雁、郭云

 

主讲人简介: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1986 年留北师大任教, 历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现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著有《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6)、《华北农村社会问题(192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当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费生活方式(1956-1998)(北京出版社, 2005), 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中华民国史》(10 卷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中国20 世纪纪事本末》(5 卷本,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等。近年来参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 主持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 主编北师大版初中历史教科书(6 ) 和人民版高中历史教科书(9 ) 等。

 

朱汉国教授: 今天我们讨论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层间流动问题。何谓阶层? 社会学中的阶层概念与政治学中的阶级概念, 具有相近的含义。它指由于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与此相应, 一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变化, 也会从一个侧面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1912 1949 年的民国时期, 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一个时段。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政治的剧变和经济的发展, 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层间的流动。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层间流动, 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破产农民流向城市, 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 二是一部分传统的富有阶层, 如官僚、地主开始投资于工商业, 成为新兴工商资本家; 三是随着新式学校的开办, 出现了数百万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这种变动, 反映了民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同时又影响了民国社会的发展。

李在全: 老师所说的层间流动, 是不是指社会阶层间的互相流动。这种流动, 是不是以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前提的。您能否具体说说?

朱汉国教授: 是的。所谓层间流动, 是指社会阶层间的互相流动。这种流动, 是以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前提的。

下面我就民国时期的阶层分化和流动作简要的说明。

民国时期社会阶层分化最显著的标识之一, 即是农民的急剧分化。

对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 人们一般认为有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在士农工商中, 农民无疑是人口众的一个群体。近代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 长期以来依附于农业为生的农民率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民的急剧分化。民国时期, 农民分化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由农民上升为地主。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些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户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户发家致富, 成为农村中的富裕阶层或上升为地主。不过, 从全国范围来看, 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二是由农民转为工人或沦为游民。民国以后,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 广大农民在农村无以为生, 被迫离乡背井。其中, 一部分进入城市或矿山, 转为工人;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长期在社会上游荡, 成为游民。

三是农民普遍的贫困化。由于新兴的军阀、官僚地主和工商地主的大批出现, 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大量的土地被兼并。于是自耕农迅速减少, 无地农民迅速增多。据史料记载, 1905 年江苏昆山农户中, 自耕农占26%, 半自耕农占16%, 佃农占58%; 而到1924 年时, 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下降到8% 14%, 佃农却上升到78% [1](p.276)

李小尉: 农民的层间流动是否也可理解为有两种流向: 一种是由农民阶层向其他阶层的转化, 如农民进城后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进了商铺当了店员等。另一种是农民内部的层间流动。

朱汉国教授: 是的。民国时期的农民内部, 依其占有土地多寡及有无土地, 还可区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不同层别。各个层别的经济地位及生活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富农是农民中较富裕的阶层。富农一般占有土地, 而大多拥有较多较好的生产工具和一定数量的资金, 自己参加生产劳动, 但经常依靠剥削雇佣劳动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民国时期, 由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不景气, 富农的比例并不大。一般说来, 在东北和华北地区, 富农占的比重稍大些, 在南方, 比重则小些。就全国而言, 1935 , 薛暮桥根据各方调查, 估计中国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的6.4% [2](p.25) 郭德宏在《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一书中, 综合考察了近20 省份的农村阶级状况, 认为中国富农约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 [3](p.42)富农在农户中的比重虽不大, 但所占土地的比例并不小, 尤其是人均土地数。

中农是农民中的中产阶层。民国时期, 中农仍是农民中的主体成员。就全国范围来说, 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7% 左右。[3](p.42) 中农一般拥有小块土地, 并有相当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 自耕自食。中农不剥削他人, 也不被人剥削, 这是中农与富农的主要区别。

贫农和雇农历来是中国农民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民国时期, 中国的贫农、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58% [3](p.42)贫农与中农相比, 所占土地很少, 甚至完全没有土地, 单靠自己的土地不足以维持全家生计, 所以贫农一般要从地主那里租入土地, 成为地主的佃户。由于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民国年间贫农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民国时期雇农在农民中的比例, 因地区有所不同, 其人口总数约占农村人口的3%-20% 不等。[4](p.493) 雇农既无土地、农具, 又无资金, 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因此他们较贫农生活更艰苦。雇农的劳动时间都较长, 每天一般劳动10 小时左右, 而所得却极其的低。

彭贵珍: 老师的讲授中我们了解了民国时期农民的分化和流动, 我们是否可以说, 在民国时期, 就全国而言, 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总量是在减少?

朱汉国教授: 是的。但要准确地计算出民国年间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是困难的。从我们可见的材料来看, 关于民国时期农民的人口比重,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 其看法是不尽一致的。在20 世纪20 年代, 一般认为中国人口的80% 在农村, 20% 在城市和集镇。据许仕廉估计, 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总数的66%, 居集镇者占22%, 居城市者占12% [5 ](p.45) 金陵大学1929-1933 年对19 168 县的调查, 认为农村人口占79%, 集镇人口占11%, 城市人口占10% 。① 南京国民政府1932 年主计处统计, 则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3% [6] 事实上, 由于当时农村、城市的划分标准并不科学和统一, 调查的范围也有限, 所以上述数据很难说是科学的。不过, 我认为, 民国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比重在减少, 是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1910 年代中国农口比重约93% 左右, 1920 年代为85% 左右, 1930 年为80% 左右。[7](p.3) 这种估计比较符合民国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农村人口比重减少, 其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即是农民离村。农民离村后一个主要的流向便是进入城市成为工人。

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发展, 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第二个显著标识。

工人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兴群体, 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人, 产生于19 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里。此后, 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所创办的企业在中国的不断出现, 中国工人的人数也随之明显增多。至19 世纪末,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 万人。

中国工人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并成为中国社会之重要一分子, 是在民国时期。据史料记载,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19 年五四远动, 中国工人队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1913 , 全国产业工人约30 多万, 而到1919 , 全国约有产业工人260 余万, 其中铁路工人16 , 邮电工人3 , 工厂工人83 , 矿业工人70 , 建筑工人40 , 搬运工人30 , 海员15 , 汽车、电车工人3 万。[8](p.122)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在此时得到大发展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此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914 年至1918 , 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 欧洲帝国主义不仅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而且由于战争, 它们急需从中国得到某些工业品, 这就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1914 年至1919 年的6 年间, 中国民族工业新设厂矿共379 , 平均每年设厂矿83 。上海1911 年共有工厂98 , 1919 年猛增到385 家。江苏无锡, 1911 年至1913 年每年1 , 而大战期间每年建7 厂。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这一短暂的“黄金时期”, 为中国工人队伍的成长壮大奠定了基础。

1919 年后,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工人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到20 年代末, 中国产业工人已达300 万。1949 , 中国产业工人已有800 万。作为一支新兴的社会阶层, 它的发展壮大与其他阶层的分化是分不开的。我们可透过中国工人的社会来源来加以说明。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社会来源, 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农民。

民国年间, 中国新兴的工矿企业中的工人, 几乎都来自于农村。关于农村出身的工人究竟占工人总数的多大比例, 目前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但从现有的部分工矿工人的调查中(如下表), 我们仍可以断定, 农民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社会来源。

被调查单位

年份

被调查工人数

农民出身的工人

百分比

上海印刷

1935

189

151

79%

中兴煤矿

1931

985

503

 51%

大连码头

1925

100

 69

 69%

久大盐业

1926

86

 51

59.3%

塘沽碱厂

1926

 50

 22

44%

1929 , 有人对天津地毯厂工人的调查也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果。该厂被调查的300 名工人, 大多来自本省的农村。上海纱厂的工人来源也多为江苏的农民。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对无锡缫丝厂女工的调查, 发现女工中有50% 来自太湖周围的农村, 30% 来自苏北贫困的农村。

二是来自城市居民。

中国工人的另一来源就是城市居民, 包括各种类型的贫苦居民。19 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城市的发展, 出现了一批贫困的城市居民。他们有的是刚刚离开农村到城市居住的, 有的则是几代以前就离开农村来到城里, 给士绅、官吏及富商大贾当的。这些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 大多从事叫卖商贩、按日打短工的苦力、看夜的、船夫、清道夫等工作, 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威胁。因此, 他们往往希望在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里找到一个较为固定的工作, 哪怕收入不多也行。

这种现象, 我们可从下表中看出。

被调查单位

年份

被调查工人数

市民出身的工人

百分比

久大盐业

1926

86

 25

 29%

塘沽碱厂

1926

50

12

24%

大连码头

1925

100

 27

27%

三是来自熟练的手工业工人。

近代工业从旧式的传统手工业中吸收了多少手工业工人, 吸收的程度如何, 根据现有材料还很难确定。但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仍可看到熟练的手工业工人是如何演变成近代产业工人的。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并不是在早期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使得近代化的工矿企业没有机会直接吸收那些旧式手工业者。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熟练手工业者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发挥作用。中国近代工业一般都开设在没有制造业传统的地区, 因而它在雇佣工人方面不得不采行一种降格以求的态度, 就是雇佣大量的农民出身的非技术劳动力。然而生产的需要, 迫使它必须寻求最低限度的熟练工人。有材料表明, 许多地处沿海的近代化企业, 都有到传统手工业发达地区找寻熟练工人的情况。如久大制盐厂建立时, 雇佣的木工都是来自河北一个以木活著名的地区深县。青岛一个日本人办的屠宰场的工人, 全部来自鲁西的回民, 他们祖祖辈辈都从事这种职业。上海墨汁厂的工人全部来自于以手工制造墨汁而闻名的婺源。有人曾对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到矿以前的职业作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22.8% 的工人到矿前为熟练手工业工人。

一般地说, 在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中, 农民出身者约占50% 左右; 都市居民出身者约占20% 左右; 熟练手工业工人出身者约占20% 左右; 另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学生或其他社会流民。

李自典: 我同意老师的观点, 中国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与其他阶层的分化是分不开的。但我还觉得, 工人的发展, 与其他阶层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具体说, 它与中国工商企业主阶层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朱汉国教授: 是的。民国年间社会阶层变动的又一个显著标识, 便是新兴工商企业主阶层的成长和发展。这里所说的工商企业主, 是个较中性的表述, 是社会学中的概念。这一社会阶层, 赋予它政治属性, 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 或资本家阶层。

近代工商企业主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它与工人一样, 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关于这一阶层的界定, 人们有不同的表述。

有人根据工商企业主所经营的内容, 把它分为工业资本家、矿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手工业资本家。也有人根据工商企业主所拥有资本的大小, 把它划分为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还有人根据工商企业主的出身, 把它划分为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

我认为, 上述划分都有其一定的理由。但如从社会史的角度, 从中国工商企业主的形成及其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 中国工商企业主从一开始就划分为买办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三大层别。

买办资本家在中国的出现早于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 它是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鸦片战争后, 随着外国资本企业在中国的相继开办, 在中国出现一些专为外国在华公司、银行、工厂等办事的买办。买办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外商招揽业务, 包括替外商推销商品、收购原料、收放资金等。外国列强通过买办的活动在中国建立起商品推销网和原料收购网, 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倾销基地和原料产地。因此, 中国的买办资本家从一开始就依附于外国列强。

民国成立之后, 随着列强侵略的进一步加剧,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买办网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买办资本家的人数迅速增加。1912 年外国在华商行有2328 , 1919 年为8015 , 1928 年增加到12293 家。如果每家外国商行以1 总买办计, 那么在1928 年时, 中国就有1 万多买办资本家。事实上, 外国在华较大的商行, 都不止雇佣1 买办, 而且每个买办的任期也长短不一。考虑到这种因素, 中国的买办队伍大约在3-5 万人。

官僚资本家是中国工商企业主的上层。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家主要是由创办、经营和控制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洋务派大官僚所组成, 其代表人物有李鸿章、张之洞等。民国建立以后, 官僚资本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 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中国官僚资本家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军阀官僚们对近代企业的大量投资。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军阀大官僚, 靠搜刮民脂民膏, 积累了庞大财富。据估计, 72 位主要北洋军阀官僚拥有的私产总数达66540 万银元, 其中有23 人的资产超过1000 万元。鉴于中国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高额利润, 这笔财富的较大部分, 也被北洋军阀官僚投入近代企业。如当时华北以天津为中心兴办起来的恒源、裕源、裕大、华新等纱厂, 基本上都是军阀官僚投资的。北洋军阀官僚在华北、东北的不少矿山中也有大量的投资。与此同时, 他们还投资创办了许多银行。如安徽督军倪嗣冲与其亲信王, 便是金城银行的大股东。据有人统计, 历任北洋军阀政府副总统、总统的黎元洪, 投入近代企业的资金约达200 万银元, 投资的工矿银行等企业共计44

应该说, 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家的人数并不多, 但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 将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控制着中国的工矿金融等主要经济领域。如上海交通银行, 其股份为115 大小官僚所瓜分, 其中有宋子文、孔祥熙、张静江、阎锡山等。

民族资本家是中国工商企业主的主体部分。它的出现要晚于买办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 大致在19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社会来源, 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买办; 二是官僚地主; 三是商人; 四是手工作坊主。有人曾考察81 家早期民族工矿企业主原有身份, 结果如下: 出身于买办的29 ; 出身于官僚地主的25 ; 出身于商人的21 ; 出身于手工作坊主的6 人。[9](p.22)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1911 ,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数量, 大约有52000 余人。[9](p.88)

民国成立后, 特别是由于欧战的爆发, 中国民族资本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下表是1913-1920 年间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情况(单位: 万元):

 

1913

1920

工业资本

20515

45075

交通业资本

8226

12907

商业资本

166200

 230000

银钱业资本

52000

102700

合计

246941

390682

由上表看出, 在民国成立的最初7 年里, 中国民族资本增长了58%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资本家的队伍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 1919 , 全国工厂数为22000 , 商店数为200000 , 如再加上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 全国工商户约有30 万户。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 到民国时期,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地主、买办投资民族资本企业额的下降和一般商人投资额的上升。有人统计了1914 年至1922 121 家民族资本企业创办人及主要投资人的情况, 结果表明, 55% 是商人, 而在1913 年以前商人只占18.3%; 地主投资近代企业大大减少, 所占比例由55% 下降到22.3%; 买办的投资也由24.8% 下降到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被统计的121 人中, 华侨有8 , 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有8 , 还有技术人员、文教人员各1 , 这是在民国前所没有的。[10](p.325) 这说明, 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构成已发生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 到后期越发明显。1936 年有人调查了上海238 家工厂创办人情况, 其中, 做官出身或退职官僚创办的工厂有24 ; 买办或在外商洋行担任过高级职员出身的有40 ; 商人或工厂主出身的有69 ; 银钱业主出身的有23 ; 华侨出身的有11 ; 工程师、技师、教授等出身的有48 ; 技工、学徒和手工业者等出身的有17 家。[11](p.247)

(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6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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