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主办

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关于网站
联系我们
网站推介
站内搜索
   
     





 

首页 博硕园地课堂讨论
博硕园地
 

论题: 中国传统社会产权问题辨析

主讲人: 王家范教授

参与讨论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李世众、朱贻强、李文峰、杨素华、夏邦、赵明、周保明、瞿骏、董倩, 硕士生黄阿明, 青年教师董建波(博士后) 等。

主讲人简介: 王家范, 1938 年出生于江苏昆山, 1961 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 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 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 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也多有探索。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 代表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当代新儒家价值定位》等。代表性学术论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等。

  “中国历史通论”课程是应华东师大历史学系“211 工程”硕士通识课程建设项目的需要而创置的, 兹后列入上海市教委“研究生课程建设”重点项目, 获得高等教育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本课程在全国高校历史专业研究生教学中, 作为公共必修的通识课程建设, 具有创新和开拓的意义。自编教材《中国历史通论》亦具原创性。在课程教学方法方面, 主讲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与各专题讨论相关的史学发展动态、学术争论焦点以及有讨论空间的学术素材上, 鼓励研究生在融会贯通、深入思考的基础上, 敢于独立发表意见, 不依傍门户, 不拘守成见。本次课堂讨论, 是在前几届硕士生讨论的基础上, 深入就若干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索。整个讨论是开放性的, 师生双方仍然不得不带着许多疑惑继续前行。

  王家范教授: 教材《中国历史通论》第四章是专就“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问题作专题讨论的。我是50 -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学人, 按古代的算法, 与诸位正好有整整一代的差距。我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释, 有明显的从旧躯壳里蝉脱、蜕变得不干不净的痕迹。这一点, 瞿骏在2001年的作业里就尖锐地指出过。今天他已经是中国思想文化专业的博士生了, 再次参加讨论, 我特别的高兴。我想先请瞿骏把这个批评给大家展示一下。

  瞿骏: 产权问题虽古老, 但也新鲜。说古老,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追溯到罗马法与近代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说新鲜, 现代产权理论要迟至上世纪60年代, 才由科斯系统建立。在中国, 90年代后,经济改革深入到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层次, 才使这一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任何扎实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向“历史”吸取养料。不管经济学如何的“帝国主义”,如何的“挑战历史”,遗憾的是对西方产权演进史的讨论甚多,但有关本国产权的历史状况, 此前几少有人问津。王老师《中国历史通论》(2000 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 的产权讨论, 可算是这一方面的开路之作。既为开路之作,也就必然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王老师说: “大一统体制内在的产权国有底气, 仍然或显或隐、或强或弱地发挥其无所不在的能量。任何名正言顺的国有产权, 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侵蚀, 被化公为私;而任何看似私有的产权, 历尽挣扎, 也仍然逃不脱私有产权不完全的困境。对私有产权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 公私含混不清, 私有产权没有制度化保障的环境, 恰恰是以后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一个症结。”这似可看作王老师对产权问题思考的“问题意识”根本所在。但整段话其实是有预设的。这预设就是以西方历史为参照系。首先我们要追问: 关于西方私有产权完全或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之类的历史结论, 是不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 王老师对产权问题的讨论, 还是过多地纠缠于“公有”还是“私有”。其实,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绝对的“公有产权”或是“私有产权”。

  要追问的第二个问题: 制度仅仅是保障私有产权吗? 在我们罗列出中国与西方产权制度许许多多不同的同时, 要找出中国与西方在产权制度上的一个关键的相同点也很容易, 那就是: 制度不仅仅保障私有产权, 更是在限制私有产权。如果我们能深入地研究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内涵, 而不是满足于这些理论保护私有产权的抽象宣言, 可以发现保护私有产权的原则并不是科斯等人所注重的。他们注重的是社会整体的效率标准——保证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在这一准则面前, 私有产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保障”每一个人的“私有产权”, 也就必须同时“限制”他们的“私有产权”。这是个深刻的悖论。所谓充分的、独立的、完全的“私有产权”可能也是一个“理想国”。

  最后一个问题: 纵观《通论》一书, 王老师意欲诉说一部中国为何没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 归结到产权问题是间接地论证了“私有产权”同资本主义世界兴起的相干性, 但现在却也有许多人(如沃勒斯坦、弗兰克等) 在做“私有产权”乃至“自由市场”、“经济理性”同资本主义兴起不相干性的论证。透过这种论争,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中国未能走出中世纪”,还是“西方的兴起”,都依然有着许多不解的谜。这些谜几乎使我们下笔就有犯错的可能。产权问题在众多的讨论中仅仅是一个小点, 可这一小点牵涉的东西却极多。我们说产权明晰是最有效率的, 难道产权明晰就只有“私有产权”这一条路? 跳出“非公即私”的思路, 有没有可能? 即使产权明晰了, 它对于我们走出中世纪也只是一个因素的作用, 其他的因素还有很多。等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走出中世纪的所有因素都有了, 组合在一起, 它们会不会又互相排斥, 而不能发挥合力的作用呢?

  其实, 上面的讨论都是从产权一般的含义, 即使用权、占有权、处置权三个层次出发的, 但西方对产权的定义远非如此简单。而且这些定义, 能否用来描述我国古代的产权状况, 也是个疑问。

  王家范教授: 瞿骏的议论, 是解构性的, 尖锐地批评我仍然过多纠缠于“公有”(我用的是“国有”)抑或“私有”, 以及以西方为“典型”准绳, 未能完全脱俗, 是一针见血的。

  90 年代, 我开始意识到60 年代乃至80 年代的中国史讨论, 还是只盯住生产资料所有制, 忽略了占有、使用、分配方面的诸多权利的分化, 以及各种所有制之间名实相串、相混的历史复杂状况, 因此才想到寻求比较复杂、精致的西方产权理论的援助。但由于旧的惯性和对新理论的不深究, 有先入为主的导向, 半旧不新, 那是一定的。现在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 西方的产权理论究竟能不能帮助我们廓清中国产权历史的“混沌”, 看出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历史弱点呢? 中国本土历史上有没有“产权”及其演化的自身逻辑? 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 当然先得对西方的产权理论,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归纳才好。有哪位愿意就此问题, 先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发言?

  黄阿明: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与产权理论方面的书籍。读后的印象, 觉得新制度经济学派内部对产权概念的界定, 说法也不尽一致。“产权”(property rights) , 最初是罗马法关于规范人们财产占有行为的范畴。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中, 它被用以定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 就是用“所有制”概念来解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演变的。但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中, 产权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外部性”, 并被假设为经济过程已经确定的制度前提, 即撇在一边、不予理会的“恒量”。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中,“产权”概念不为主流经济学家们关注和讨论。20 世纪70 年代以后, 随着科斯等人对企业制度、契约关系等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们广泛讨论了产权及其相关问题, 才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通论》“产权”篇, 我觉得王老师似乎受诺斯的影响最深, 感情的色彩, 犹如当年对韦伯的崇拜那样。诺斯早年是从事于将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 后来才从事产权理论研究, 并试图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上的制度变革。稍后, 又依据产权理论, 为近两个世纪西方工业化史提供更带普遍性的理论阐释。他着重探讨的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结构”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科学技术、人口统计和思想意识等等”。而影响“变迁”的三个重要变量是: (1) 产权, 它产生刺激经济活动的动力;(2) 国家, 它是规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3) 意识形态, 这是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 对个人产权的认识以及转化为行为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诺斯的努力, 产权制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迅速为经济史学家们运用, 有力地推动了新经济史学派的发展。我想, 是诺斯重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此王老师才喜欢他, 不知对不对?

  有关“产权”的概念界定, 说法很多。我觉得菲吕博滕和佩杰威齐的说法应该重视。他们认为产权系统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的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因此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

还有一种界定, 就是瞿骏刚才提到的。德姆塞茨认为: 产权具有造福或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权利, 生产更好的产品会伤害竞争者, 不过这样是允许的, 但向竞争者开枪则不行; 允许向入侵者射击以求自卫, 但不允许低于“价格下限”出售产品。由此可以明白, 产权具体规定了如何使人们受益, 如何使之受损, 以及为调整人们的行为, 谁必须对谁支付费用。这也就是瞿骏说的, “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必须无条件地“保护”任何状态的“私有权”, 还得通过协定的“行为关系准则”来被界定和被限制。

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产权的权能结构”。它指的是产权安排的基本存在状态, 表现为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资源和资产为多种经济主体以不同的行为方式所利用和交换, 而共同增加价值和创造新的财富。具体来说, 包涵以下几种权利:

(1) 经济资源的所有权, 是最基本的产权, 它是对某一经济资源的最终归属权以及保障这一经济资源的租金所得权。所有权有两种基本形式———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

(2) 经济资源的使用权。就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言, 它基本等同于经营权。它是在生产领域中, 最早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而具有独立交换和收益权利的产权。

(3) 使用经济资源的剩余收益分配权。

(4) 经济资源的处置权。这是指改变经济资源, 即资产、劳动、土地、经济组织、专利等的存在形态和使用方式的权利。一般而言, 处置权与所有权具有同一意义, 对某一经济资源的物质形态进行改变或改造, 是表现了对这一经济资源的所有权。但随着货币化进程和产权交易的深化, 所有权和处置权的分离就越来越明显了。

(5) 对经济资源的转让权。这与处置权是一样的, 是随着交易行为在规模和形式上都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后, 才最后从所有权中独立起来的。

以上五种权利, 构成了一个社会主要的基本产权结构。

朱贻强: 就像阿明介绍的, 把产权问题的考察带到更广阔的领域, 把过去纯经济史学派撇开的许多因素, 特别是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人际关系等整合进来, 是一种新的思路。循此思路,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 我发表如下浅见, 供大家讨论。

论点一: 产权现象是一种权利现象, 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产权是人在社会关系中, 被社会所认可的对某物所拥有的排他性的权利。产权作为一种社会权利, 虽是指向物的, 但根本上它表明的是权利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

论点二: 不同的社会, 产权现象及制度是有差异的。

这个差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描述与比较的角度可以是任意选取的, 比如: 传统与现代、复杂与简单、高级与低级、明晰与模糊、高效与低效、完备与不完备、私有与公有、刚性与弹性、可预期性与不可预期性等等..

论点三: 产权现象古已有之, 但“产权”及“产权制度”作为一个认识学上的概念, 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

它是理性时代中效率观念的产物。所谓现代产权制度, 就是以追求效率为核心目标的产权制度。这是与传统产权制度最大的不同, 尤其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制度比较。如近代西方社会追求效率, 我们不追求这个。各有所好, 没什么不好。但问题在于, 两方面相遇了, 追求效率的欺负不追求效率, 后者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也跟着学。我们之所以没退路了, 是因为强盗总在门口。

论点四: 产权制度与社会的财富观有密切的关系。

传统中国社会的财富观有两条原则: 物力有限;财富循环。

物力有限使整个社会与文化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分配上, 由此不鼓励积累财富, 甚至打击之, 同时在道德文化上配合以不争谦让的宣扬。因为物力有限, 不争才成为美德; 对积富敛财, 评价不高(因为财富的积累, 本没有出路, 反而造成社会不均的恶果) 。与世不争, 为高人; 与民不争, 为善政。

财富的循环观。则让人顺天听命。财富若四季, 荣枯更替。所以民间有言: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千年田, 八百主。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五世。

论点五: 传统中国社会的产权制度很难用例证式来说明。

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产权形式, 也带有现代产权制度的色彩。据我所知, 明清时期, 尤其是清代的钱庄票号, 就有集资入股的惯例, 有股东大会的雏形。

而且, 票号有专门的经营管理人才, 类似现在的职业经理人。但我们只能说它类似于现代的公司产权形式, 但要真正变成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比如由票号变成现代化的银行, 那得需要整个国家组织的转变与配合。同时说明, 透视中国传统产权制度, 举例式论证
是不够的, 因为几乎各种性质的历史例证都能找到。讨论产权制度, 实际上非要追究到笼罩于它之上的政权制度。

传统中国产权制度的主要特色是:

1、政治权利居于首要地位, 是一切其他权利的量度, 具有排他性及决定性。

2、没有经济上的效率目标。完全服务于均平与稳定的社会目标。

3、不扶植私产, 遏制或打击财产积累, 即便是国有财产的积累, 也是不鼓励的。

4、尊重小私产, 承认私产的流动与转移(这一点与遏制财产过度积累相违) 。

5、政府对私产交易监管不力, 或者征收交易税太低, 一方面造成国家可收的收入不足; 另一方面, 等于变相鼓励了私产交易, 往往造成财产过度积累的后果。

6、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制度的要害, 不在公有与私有的比例多少, 而在大私有与小私有的养成与消涨, 以及与国家、社会的相互关系。

7、施政原则上打击大私产, 因此产权制度中缺乏容纳大私产的技术环节。低成本的私产交易, 国家的放任自流, 又使大私产极易养成。国家不能有效监管与课税, 大私产变成国家政权的恶性肿瘤, 且最终将其吞噬。(投献现象的大量存在, 说明问题。)

总结: 私产交易盛行, 大私产极易养成, 制度上缺乏容纳大私产措施与能力, 大私产不能服务于社会, 反而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我认为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产权制度, 着重点在大私产的养成、前途以及功能与效用, 关节点在大私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论点七: 拿中国传统的产权制度与现代西方产权制度比较, 我认为最根本的差异是, 前者缺乏可预期性。

可预期性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因为, 可预期性是财富实现积累与增生的前提。产权制度的不可预期性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资本积累不足与生产投资不足。中国传统产权制度的不可预期性表现在:

1、对待私产的政策在保护与遏制之间变动不定;

2、推倒重来式的王朝更迭方式, 对财富的积累效应破坏最大;

3、因科举而带来的政治身份的流动性, 使财富在政治上失去了稳定的依附;

4、制度与法律往往是因人的、因时的、因势的,

所以财富一直处在一个变动不休的外部环境中, 破坏了稳定地积累, 也阻碍了再生产的投资。生产一直处在一种低水平的投资不足的状态下进行。

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可预期性, 使资本无法进行理性地投入。于是财富呈现出消极的收藏, 而不是积极地创造。财富没有出路, 也无法找到出路。

王家范教授: 听了前面三位的发言, 我想先说两点体会:

一是“解释之难”。记得马克思曾经引用哥德的话, “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之树常青。” 没有疑问, 历史的经验事实总是鲜活的, 内涵丰富而多彩。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道路会完全一样。进一步说, 也不会有通过完全“克隆”别人的经验而获得真正成功的。因此, 相对于理论喜欢化约和通约, 具体的历史事实都是各别的, 甚至是一次性的, 难以产生简单的“公分母”。然而, 我们也必须承认经验事实本身不能产生解释, 不能自动产生有利于后人的智力认识。历史学的智力活动, 即表现为通过纷繁的个别事例综合与比较, 包括中西比较, 一路“打破砂锅问到底”, 试图不断穿透表象从中获取认识智慧的过程。

贻强的意见有震撼力。他与我《通论》里所强调的基本相通, 主要着眼于传统中国的国
家制度层面对产权效率的负面影响, 考察的方面比我更宽, 判断也更细致, 系统多了。但, 也面临瞿骏“导弹”攻击的风险。因为这些判断都是以西方产权优越于传统中国为预设前提的———假若西方完全不是这样, 辛辛苦苦构建起的大厦一旦被击中, 那就是“911”的结局了。这一问题, 我们热切地期盼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能伸出援助之手, 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化, 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我总感到有点遗憾, 在“全球史”已经出现的时代, 中国史的讨论, 没有世界史学者的共同参与, 像是少了半爿天, 不可能圆满。

这几年我也在想, 强调传统中国虽然也存在各种私有产权的形式, 但归根到底仍然摆脱
不了“国有产权是最高产权”的制度底气, 这说法有没有毛病?
这种看似有力度的批判, 概念解释上, 好像有两方面的毛病。一是误读了“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 并非完全是历史的“实在”状态。秦汉以下的国家政权, 就像阿明介绍诺斯所说: “它是规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个别权利人之间可以互订契约, 但在全国范围, 作为一种广泛的产权制度安排, 只有国家政权作为一个(主权) “单位”, 才拥有这种权力, 亦即“法”的权利。

从这一点说, 全世界皆然, 绝非中国独然。没有一个国家对产权不加“约束”的, “限制”到处都有, 但限制的对象、功能、作用不一样。二是混淆了作为具体的“国有产权”形式与制度层面国家对其它产权形式的“制度约束”两个不同的概念。犹如政权作为运动员、或作为裁判员, 执行的功能是不同的。也不能一提到“国有产权”, 就等于无效率, 要看实际经营状态, 与其它私有产权状况作比较。当然,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也是一种“行为”, 虽然是不够“正常”的行为, 但在传统中国确实比较地突出。或许, 这是“前现代”一个常见的特征。

二是“思考之苦”。想找到一种理论, 对号入座, 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化, 几乎不可
能。理论与事实对勘, 实际上总是在“说不通—说通—说不通”的循环往复中, 试图走出“迷宫”。思考之苦, 在于必须不断转换考察视角, 不断寻找解释新路径。舍此, 别无他法。瞿骏的质疑, 值得我们重视: 说产权明晰是最有效率的, 难道产权明晰就只有“私有产权”这一条路? 跳出“非公即私”的思路, 有没有可能? 我想与之相连的, 就是什么叫做“最有效率”? 瞿骏说是“社会整体的效率标准———保证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贻强说: 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没有经济上的效率目标。完全服务于均平与稳定的社会目标。”与五年前相比, 我的认识也发生许多变化。现在认识到, 对产权制度的讨论, 重要的不在于简单的、笼统地定性, 确认谁好谁坏, 而是首先必须将它放在历史过程中, 说明这种“历史选择”的内在逻辑, 然而才可能讨论它是否有“效率”, 是什么样的“效率”。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由各种历史因素合力造成的“历史选择”; 既然它能存在, 甚至延续百年、几百年, 必然包含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例如东汉以
来的豪族大地产, 一直延续到隋唐前期才基本消失, 它比细小的自耕农经济效率就低? 二牛抬扛那样的大面积耕田工具, 小农就用不起; 加工粮食的水碓, 只有豪族庄园有财力置办。
国家政权用“限田”制度来打击它, 从政治上说得过去, 但在经济效率方面未必有道理。然而时过境迁, 豪族衰落了, “均田制”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公有”色彩的产权制度安排, 本意是鼓励和保障自耕农农细小的地产经营, 从北魏起实行了很长时间, 能说它就没有经济效率? 没有经济效率, 又何来“均平和稳定的社会目标”的实现? 隋唐经济上升明显, 从经济史上说, 或许它是限制了高效率的大地产, 但却换得了数量众多细碎地产经营合成的“总量”效率。这到宋、明、清就看得更清楚。因此, 它在那个时代, “保证了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 这说法能否成立?

产权问题的讨论, 似乎应该跳出原来的陷阱———简单“公私”定性以及单向度肯定否定的怪圈, 转到关注历史过程中的“产权状况”。若要检讨反省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 也得着重关注它在何种状态下, 不能随时俱进, 成为了一种不能引发经济进一步增长、促成社会转型的产权安排? 当然这种分析也应因时、因地、因事具体分析, 不要通盘抹杀、绝对否定。例如人民公社制度, 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 经济效率低, 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置办新式机械农具、推广农业科技等, 个体分散经营状态有困难, 集体经营(其实是国家经营) 却能做到。我想若能这样分析, 历史学方法较之经济学, 就能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优势。

朱贻强: 历史学的方法, 肯定是讨论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产权状况。探讨的核心, 应该是产权制度。从内涵说, 产权制度是有关如何建立与实现产权的一系列规则。从外延上说, 产权制度是一组制度或规则, 它关涉到相关的法律制度、赋税制度、货币制度等等, 以及在产权操作过程中各种相关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等等。
产权是一个历史概念, 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那样, 设定理想状态的产权形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 产权形式的优劣取决于社会效益, 所有的社会效益总是特定社会历史中的效益。研究传统中国的产权状况, 建议不要以西方现代产权制度为参照系。在具体的研究中, 甚至不应以经济效率为主要的考察量度与评价标准。我们可以在效率上给它一个评判,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传统中国特色的产权制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许我们该对它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有更全面公正的评价。

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通过法律及其它手段实施的制度环境, 有两个显著特征: 全能的政府与低能的效率。前者表现在政治权利上。而在经济效益上, 则是追求“均平和稳定”, 是服从于政治目标的, 因此效率的高低并不十分计较。一方面, 国有产权经济的低效是众所周知的, 根本原因是权利主体的不明确与非经济人特征, 所以其行为只是追求财税(甚至贪污) 的最大化, 而非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如盐业经营、明代的官马, 官府“织造”手工业, 等等。论效率, 照说最有希望的则是私有产权经济中的大私产。原因是, 它们或多或少是与市场需求相连接的(非自足性经济) , 同时有扩大再生产与改善生产技术的资本和动力。所以我认为要十分关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大私产以及它们的生存环境。我的基本判断是, 国家施政的原则, 不能容纳大私产的发展, 因此对它们的
监管、限制与课税都非常苛刻; 监管既无效, 结果又有害。这样的社会效果, 只能平均地“贫困”, 产生不出强大的富裕阶层。

王老师在《通论》里分析了官绅与庶民地主的土地兼并问题。这里我想补充一个事例: 寺院大地产。在欧洲中世纪的社会转型中, 教会田产的作用被讨论得很多, 但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情景。在明代, 作为大私产拥有者的寺院, 理应比农民小私产有更优越的财富积累与经营的条件。因为寺院经济, 比个体家庭有更稳定的继承(没有析产细小化的问题) , 有更多获得财富的途径, 也有更可依赖的经营管理队伍。成化十六年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徐某上奏: “福建寺田有多至万亩者, 而当差良民或无寸土, 照丁征敛, 苦不可
言。乞查寺田, 除五百亩以下, 余取其半给之贫民。”据《实录》记载, 该建议得到户部支持, 准予施行。这证明寺院田产属于大地产, 但只要政府一道命令, 近一半的土地就被剥夺了。剥夺的理由, 并不是因其非法所得, 而是占地太多。隐含理由是政府负有产权方面“均贫富”的职责与权力, 这权力是不受法律或任何经济主体的意志限制的。因此, 我在前面的发言中说: 中国传统社会产权制度的要害, 不在公有与私有的比例多少, 而在大私有与小私有的养成与消涨, 以及国家遏制大私产的财富“过度”积聚, 阻止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瞿骏: 个人以为“产权”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 绝不单指财产的归属, 至少还包括: 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等许多内涵, 因此要把产权理解成一束权利的组合。

我在前面说过, 产权的讨论过多纠缠于“公有”还是“私有”, 是无意义的,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绝对的“公有产权”或是“私有产权”。但是从规范意义上说, 产权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却是有的。那么, 什么是先进的产权制度呢? 先进的产权制
度, 就是政权与产权关系理顺, 政权归位后, 产权到位的制度。

为了说明上面的道理, 我想打一个比方, 譬如在下有1 亿元的资金放在银行, 无人不承认资金的所有权在我, 归属于我, 但这1 亿元资金的产权是否清晰而明确呢? 不见得! 是否可以自由创业、自由签约、自由进出境、自由交易、自由地获取剩余索取? 至少在眼下的中国, 这种种权利的实施还有许多阻碍, 不容易全部落实。要办个电厂, 政府不允许, 那是必须由政府控制的垄断性投资部门。要去办一个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 也不被政府允许。因为3000 万以上的大项目, 必须经有关部门审批。最后只好去
办一个水泥厂, 也许还是不可以, 据说那属于重复建设项目。即便暂时可以, 过了两年也许又不可以, 被勒令停业, 因为那时政府要关闭“五小”。那么, 我想用这1 亿元的资金收购一个企业, 并且让这家企业上市, 可以不? 同样不容易, 中间的环节复杂得不得了, 交易费用高得不得了。如此数落来数落去, 在下拥有这1 个亿, 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产权意义呢? 虽然拥有了归属于“我”的所有权, 但在流转、使用、经营等环节上受到“无所不在、无比强大的政府权力” 的阻隔, 被稀释或搁置了, 结果产生不出增殖的良好经济效率。

所以要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产权状态, 就必须要先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状态。虽说大一统王朝时代有二千年, 但从时间维度上讲, 各朝各代的中央政府状态有很多不同之处, 至少是可以划分阶段的。从空间维度上看更是如此。沿海与内地; 边缘与中心; 南与北; 富庶与贫瘠, 行省与各府、厅、州、县。政府权力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 必然导致产权状态的千变万化。而在这千变万化之中, 又有几条原则是相对不易的。其一, 中国幅员辽阔, 天高皇帝远, 容易造成“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某种意义上成了王朝时代的
一种常态。因此从累积个案的角度, 分析政策与对策的背离, 对我们理解中国产权的复杂性都会有所帮助。其二, 在效率与和谐之间, 王朝时代基本都是以和谐为先的。从这个基本点出发, 了解政权对产权的收放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贻强说的对寺院田产的剥夺,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三, 中央集权到底“集中”到了怎样一个程度, 传统的所谓“国权不下县”之说是否是一个迷思, 晚清开始所谓洋人时髦的“国家政权建设”之说, 在多大程度上有解释力, 也应该成为理解中国产权演化的一条路径。因此, 从本土历
史经验出发, 梳理并廓清中国产权的演化状况, 实际有大量工作要做, 课题开发的前景非常广阔。

王家范教授: 刚才两位的发言, 有论点, 有例证, 探讨又深入了一步。共同的一点, 还
都是从宏观经济的层面, “大历史”的视角, 着重检讨的是国家制度对产权的规定性及其效率检验问题。由于中国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 前行途上, 总热切希望摆脱一切沉重的、拖后腿的“历史包袱”, 所以长时期来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国家制度的检讨上, 并且不由自主地朝负面或弱点的方向倾斜, 难免要追究“国家干预”之咎, 情之所至, 思亦随之。至少我的《通论》有这方面的倾向。但这种追究方式, 也有较大的疏漏, 甚至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盲区。一是把微观经济方面的, 经济“行动者”的积极活动, 在产权方面的各种表现, 搁置在一旁, 无意间制度制订者成了“唯意志论者”, 似乎可以为所欲为; 各种“经济人”却成了“无所作为者”, 而不是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者”。过分强调国家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往往容易产生这种宿命的“目的论”判断。第二, 因此之故, 也就看不到或者难以解释国家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产权不同策略的变迁逻辑, 也不容易看到微观经济对国家宏观制度的“反作用”。瞿骏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说“大一统王朝时代有二千年, 但从时间维度上讲, 各朝各代的中央政府状态有很多不同之处, 至少是可以划分阶段的”, 国家对产权或收或放, 内中自有奥妙。可惜没有具体展开。我想试着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农业领域, 说说微观经济与宏观制度的关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选择何种农业产权形式, 不是随意的, 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便是生产技术条件以及由此采取的经营方式。在中国, 从经营方式的主流上说, 农业很早就“分田到户”了, 起初是粗放, 面积较大; 后来是细作, 田块逐渐细碎化。整套的技术手段, 都是适合于小农家庭个体经营的。各种环节的农具细巧而省材、省钱, 最能说明这一点。这种产权经营方式, 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上, 证明是最有效率的, 而且还有上升的空间。这就比较能说明前现代中国农业经济水平占世界前列, 不偶然。小农经营有较好的主动权, 在各种压力下, 他们总在尽力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了生存或者生存得好一些。明清江南的小农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出色。这不仅指自耕农, 还包括更大量的佃农。

离开“封建时代”, 进入“大一统”, 肯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秦“黔首自实田”, 就是培植和发展小农经营。下面是无数个分散的“马铃薯”, 扎紧成一个标号为“中国”的大口袋, 这需要成本。首先一个, 维护庞大政权运作的巨额费用, 使制度成本很高, 这就是赋役制度成立的依据, 理论上也应该归属为产权的权益分配中的一种形式(类似于所得税、产业税之类) 。这种制度成本随着政权的复杂化、精密化, 只能上升, 不能下降。这不是哪个皇帝的善恶意志可以改变的。我说“国有的底气”, 实际强调的是国家赋役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 假如很高, 平均率达到30 %、40 %乃至50 % , 你能说这是一种“主权单位”应该分占的权益比例吗? 假若国家赋役平均率近似于地主的地租, 业主的所有权不是变得虚幻起来了吗? 这是国家在产权中的“角色串位”, 使自耕农类似佃农, 地主变成“二地主”, 不是反常是什么? 今天的“减赋”, 说明我们的智商提高了。

回到微观经济层面, 这种强制性的反常就难出现。在中国, 农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以租佃分割权益的方式为主由来已久, 而且越到后期比例越高。何以会这样? 肯定是双方经济效率或权益收入考量、“谈判”的结果, 发现佃农经营比用农奴或雇工自经营效率高, 即业主所得收益多或更有保障。租佃的具体形式, 也是双方考量利益的结果。劳役租、实物租(分成与定额) 、货币租, 过去我们把它们看作是落后向先进递进演化, 实际大不然。直至1949 年前, 即使在农业经济最先进的江南地区, 也是多种形式的租佃同时并存。例如嘉定县, 据新志说: “解放前, 本县地租主要有定租、分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一熟田、田庄户等形式”。其中分成租,“租地上的收获物由佃户与地主按一定比例分成, 一般是对半分, 种子、肥料亦各出一半。若种子、肥料由地主支付, 则收获物佃户得四成, 地主得六成”。显然这些佃户生产成本不足, 投入能力弱, 对业主不能不有所依仗。既然1949 年前还有劳役地租存在, 初读惊诧莫名。看了就明白: “俗称脚色田。一般每亩租地每年给地主做30 - 35 劳动日。地主出租1 亩土地所得的
劳动日, 一般可耕种(自田) 215 亩土地”。哦, 原来是在乡地主用佃户“劳役”代替雇工自经营。我想, 靠近城市的地主, 自经营农地的收益较高(商品作物比重高) ; 而那里人多田少、租田难, 佃户亦可接受(省了交地租, 但农忙时苦极) , 故能成立。田庄户,“是西部农村田多人少地区的一种特有的租佃形式。即地主把田地和房屋租给外来的赤贫农民居住和耕种, 租户交付地租和房租。这种佃户还经常为地主无偿服劳役” (读各地方志, 就知道这不是特例) 。相反, 城居地主多般倾向于采用货币租。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具体而生动的事例, 说明撇开国家制度宏观环境的干扰, 从微观层面看, 在田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 完全可以按经济理性, 选择产权的不同实现方式;

这种选择是根据各自的实力与处境, 考量“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而自愿达成的。这里, 没有唯一最好的方式, 只有双方认可的方式。我不知道, 若科斯、张五常获得了这份资料, 会不会作为诠释“科斯定理”的一个极好例子? 正像诸位所说, 产权是一束分化而关联的“权力”, 归根到底是由物权引起的人与人的权益分配规则系统, 因此必与特定的社会组织中权力的构成与分配方式关联。在帝国时代, 以农立国, 田产的获得, 很早就有通过自由买卖途径的, 同时政府也鼓励开垦荒地, 个人获取或扩展田产。但大田产则多般要通过政治权力(赐封、投献) 或依仗权力背景(俸禄贪污收入加巧取豪夺) 才能获取。大田产的经济主体因政治遭遇上的不确定, 通常变动不居, 但大田产始终存在, 而且常常是“他杀”自耕农田产的直接凶手。政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显得非常的尴尬: 既赋予了官绅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 就无法阻止他们在产权方面“杀人”; 但这种“他杀”又直接导致原先以人丁为本的赋役政策“对象消失”, 财政收入流失, 对政府
又是一种“自杀”行为。贻强特别注意“大私产”的怪异命运, 这确实是传统中国产权制度上的一个“吊诡”。
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 国家的制度安排不能不因产权态势的变化, 或迟或早地作出调
整。宋以后, 国家的赋役制度开始明显变化, 趋势是由人丁为主转到以田亩为主, 将各种劳役也逐渐转向田亩, 与田赋一并征收。推动变迁的一个重要的经济背景, 便是租佃关系的发展。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 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租佃关系的发展———田亩面积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保不住小量自田, 而且连租种耕田的机率也变得小起来。明显的例证, 便是人口密度最高的江南, 自宋以后佃户的比例不断升高, 租田也越来越细小化, 明清更出现了“一亩二主”、“一田三主”。在这种产权关系大变的形势下, 国家以人丁为征收单位的分享权益方式被釜底抽薪,还不如改以田亩为单位征收更有保障, 因此国家就把征收的对象移向业主, 抓住田亩数作依据。与此同时, 放弃原来以限田为主的旧田制, 实行“不抑兼并”, 也就很自然了。这样,国家在产权安排方面的暴力干预, 因微观经济的变动, 在制度层面不得不大踏步后退。但国家累加累进的赋役负担, 对业主的压抑, 比过去更重———大私产更不易生存。
我们常常注意到了“帝王”对经济的发号施令, 但我们对“帝王”最后也不得不屈从于经济的发号施令这一面有所忽略。其实, “帝王” (或政府) 也必须依赖于经济才能生存, 至于他们是靠提高经济效率, 还是靠摧残经济效率来生存, 这就是“野蛮”与“文明”, 或者说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区别了。

在座没来得及讲的, 请抓紧时间发言。

董建波: 这次讨论, 大家提到不要笼统地以“公私”定优劣, 我有同感。刚才王老师说, 国家制度也不能长期违背经济效率, 很有启发。假若社会经济效率不好, 政权会陷入困境, 最后还得设法摆脱。我想以1949 年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几度变迁为例,说点自己的体会。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产权变革, 那就是通过土改, 按每个农民家庭的人口、劳力, 重新平均分配耕地。到1952 年末,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外, 在约3亿农业人口的地区, 有将近7 亿亩耕地分给了农民。正像王老师说的, 小农家庭经营的模式, 在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下, 是最有效率的; 况且废除了历史上沉重的王朝赋役负担, 当时的农业税比较低, 国家还有不少支农的措施。短短的二、三年里, 全国粮食产量就增长了4218 %。明清时期农业产量有高的, 但更多的达不到它可能达到的水平。土改后的小农经营, 可以说是把历史上小农的生产潜力和可能达到的最好水平, 充分发挥出来了。

此后的情况, 在座的都清楚, 不用细说。集体化, 本来是想克服个体经营的许多弱点; 人民公社化, 把这种设想发挥到极致。这种脱离实情、“乌托邦”式的产权变革, 严重压抑了农民个体“经济人”的意志。单个“经济人”丧失了对土地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的权益, 产权的激励效应降到低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重新回归土改后的状态, 实际上也宣布了探索近20 年的“集体化”产权变革严重失败。

时过境迁, 目前“三农问题”的专家在热烈争论的是, 农户家庭承包制产生了哪些新矛盾、新问题? 在产权安排方面需要作出哪些调整或变革, 确实保障农民的产权权益, 使农民摆脱贫困, 增收、富裕起来?

抛弃人民公社这个乌托邦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但它仍然保留了1957 年以来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一个在法理上含糊不清的制度, 时间越久, 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就越大。农户承包既然缺乏使用权方面可靠的保障, 滋生短期行为, 地力衰退现象严重。更尖锐的是, 不能有效地遏制县、乡、村干部假借“集体”滥卖耕地的行为。这在法理上称为“产权残缺”。进到经济改革的第三阶段,这一弊病被地方政府与城市投资方利用, 借“开发”之名大肆“圈占”农地, 农民耕地被低价“剥夺”,成为不可忽视的国家安全隐患。因此, 一时间学界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呼声高涨。有一种代表性的意见是, 考虑到中国国情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 不妨通过立法, 使国家象征性地拥有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权, 而使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长期化, 容许在法律范围内自由经营、转让、抵押和买卖交易, 最后走向完整化、永久化。据说政府也在考虑这方面的土地立法改革。

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 这种“私有化”, 如果仍然是个体小农经营的田产“私有化”, 对农民是福还是祸? 在城乡经济权益“二元”、农业处于弱势地位,城市资本不愿投入农业经营的背景下, 农民自由转让甚至出卖产权, 会不会换来的是“一无所有”的“自由”?

有人说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 农民绝不会轻易出卖土地产权。即使如此, 小农经济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弱点早暴露出来了: 水利没人管, 无法使用更高效的机械化农具, 有些地方农耕原始化。因为个体经营细小化, 在市场信息、种子采购, 农产品出售等环节上都成了弱势群体, 让商人各人击破了。农业产出利润很大程度让商人或流通环节拿走了, 或是转化到城市居民手里, 农民的处境仍然异常艰难。

我的观点, 将每个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通过立法使之拥有排他性的、独立的产权地位, 是个好主意。在这个大前提下, 要将小农经营改为集体性的经营。这种将小块田产集合成大块田产经营的“集体化”, 不同于前此的“集体化”, 首先必须是自愿的联合, 同时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有完整的制度和法规。“权利人”不仅能有自己合法权益的可靠获取, 而且建立机制保障他们拥有任命、监督和罢免管理者的权利。它可以是“农业股份企业”式的, 将来甚至可能由于不同的经营选择, 产生从种子、播种、收获、出售到科技咨询的各种专业公司, 为农业提供社会化的服务, 像日本、美国那样。
以上的例子, 我想也能说明, 产权“公有”或“私有”效率的判断, 确实要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其中“权利人”产权方面应得权益的保障(即清晰化、制度化) , 是不可或缺的共同前提。前面说的是新的“公有” (非“国有”)。它是“私有”的集合, 高于“私有”, 但不是吃掉“私有”。

董倩: 我来自西北地区。在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我认为产权不清晰是很重要的一点。国家给每个农民分配了最长30 年承包权的“一亩三分”地。但耕地之外, 西北还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国家《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 “矿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由国务院行使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因此, 农民即使在拥有矿产资源的“自己”土地上, 也不具有开采权、收益权。而且, 因为他们与自己拥有的土地下面埋藏的东西没有任何法定的“权利关系”, 在承包的土地受开采者破坏生存环境和经营权时, 很难获得赔偿。2000 年12 月23 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报道了陕北的农民因为石油的开采破坏了他们的耕地、水源、空气等生活和环境资源, “告天天高, 告地地厚”, 非常无奈。按照“科斯定理”, 照理在农民和矿产经营者之间应该进行一轮又一轮谈判, 直到双方“权益最大化”协议达成, 或由产权法庭裁决为止。至少要继续开采, 矿产开发方必须给出一定的补偿。这就是我国农民土地产权不完全、没有被清晰化的恶果。

另外, 我认为美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经验也值得借鉴。美国独立以后曾实行西部土地国有化, 但内战爆发后, 林肯政府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奴隶制的斗争, 1862 年5 月颁布了“宅地法”, 规定移民只要交纳10 美元证件费就可以在西部占有160 英亩的荒地, 耕种5 年后就可获得合法所有权。在“宅地法” 的吸引下, 大批农民涌向西部, 大大地推进了美国西部的开发。在开发大西北时, 我们是不是也可一试? 王家范教授: 后面几位的发言, 从历史说到了现实, 符合司马迁倡导的史学“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历史场景改变了, 分析和对策都需要因时而变。是古今对比, 而不是古今混同。但古今确也有相通之处, 而况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亦新亦旧, 历史的纠葛和困惑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也原是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讨论的一个潜在的背景。

讨论只能到此为止。这是一个特大话题, 需要多侧面、多角度考量, 反复思考, 反复论辩。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来说, 我们今天主要也只是说了农业领域。传统中国的工商领域, 与农业领域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学界的关注更不够, 需要厘清、总结的问题也很多。假若从社会转型的过程考察, 我认为工商领域产权的变化, 以及在他们中间能不能产生有法律保障的产权拥有者———即比较发达和独立的工商阶层, 可能更为关键。例如在明清, 工商发达引人注目, 但政府财税安排仍将重头放在农业上, 显然不合理。另一方面, 工商又备受官府摧残, 长年有“风吹雨打”之苦, 正常法规不跟上, 非法勒索却横行。这些都需要细细考量、检讨。

最后我想说, 在学术界,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中西比较, 始终是一个弱项。除了等待世界史方面的有力支援外, 我觉得年轻的中国史研究生应该努力直接阅读外文原书, 自己去获取并消化。理想的学科渗透, 也包括中西历史比较, 莫过于一身而兼任, “万物皆备于我”。国外, 攻读硕士、博士双学位, 甚至多学位的人不少。这次参加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论文答辩, 其中台北来的一位, 就已经拥有两个博士学位, 这次通过,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了。希望这样的复合型学术人才在中国能逐渐多起来。谢谢大家热情地参与。

(说明: 本次论坛文稿由导师直接操刀。为集中话题, 特别是限于篇幅, 对有些发言作了浓缩, 有好几位发言被忍痛割爱, 希望谅解。归纳失当之处, 由整理者负责。)

(原文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5 年第1 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首发】
返回顶部   
 
首页 博硕园地课堂讨论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主办
copyright©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津ICP备09008453号——8/津教备0381号

eshwebmast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