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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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汇集世界史特别是研究转型时期问题的各博士、硕士点研究生的习作、课堂讨论及学位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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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贵族”与工会运动的历史考察

主讲人:钱乘旦教授
参与讨论者: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张岩、叶建军、王俊芳、马约生、雷恒军、王蓓、金燕。
整理者:雷恒军 王蓓

主讲人简介:钱乘旦,1949年生,江苏人, 历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委员会成员;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兼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著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世界现代化进程》、《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主编:《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欧洲文明: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在蓝色海洋的一边——欧洲文明》、《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世界改革史鉴丛书》、《世界文化知识丛书》、《二战战场丛书》等。译著有《剑桥艺术史》、《帝国斜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撰写论文90余篇。其主要学术观点是:改革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可能的模式;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英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冲突中的融合”,英国是和平渐进式历史发展道路的典型等,具有较大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其著作多次获奖,包括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吴玉章奖等。1991年获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2年获国家特殊津贴,1996年获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1999年获“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称号。现正主持国家“211工程’’项目“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发展研究”及“985工程”项目“英国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研究”。

钱乘旦教授:今天,我们主要讨论英国历史上的工人贵族和工会运动问题,这个问题是英国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引发过长期的学术论争。我们今天自己来参与这场论争。现在大家先谈谈读书的情况。

张 岩:我看了一本中文书、三本英文书,它们是: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约翰·洛弗尔(John Lovell)的British Trade Union: 1875- 1933 ;罗伯特·格雷 ( Robert Grey)的The Aristocracy of Labour in Nineteenth Cen- tury Britain 以及霍布斯鲍姆 (E.J. Hobsbawm) 的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叶建军:我主要阅读了霍布斯鲍姆 (E.J.Hobsbawm)的一本书: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王俊芳:我阅读的书籍是:甘米奇的《宪章运动史》,蒋孟引《英国史》中的相关部分;约翰·K.沃尔顿的《宪章运动》;R.S.尼尔(R.S.Neale)的 Class in English History,1680—1850;霍布斯鲍姆的 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马约生:我主要阅读了三本书,它们分别是:德瑞克·墨菲与理查德·斯坦顿(Derrick Murphy& Richard Stanton)合写的Britain 1815—1918,J.R.德温迪(J.R.Dwinddy)著Radicalism and Reform in Britain 1780—1850;钱乘旦著《英国通史》。

雷恒军:我阅读的书是The Labour Aristocracy and Its Values:A Study of Mid—Victorian Kentish London,作者是杰弗里·克罗希克(Geoffrey Grossick),他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工人贵族问题。

王 蓓:我主要看了两本英文书,一本是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的Labouring Men: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另外一本是罗伯特·格雷(Robert Grey)的The Aristocracy of Labour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金 燕:我也阅读了两本英文书,书名是The Aristocracy of Labour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和The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l880—1900,作者分别是格雷 (Robert Grey)和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

钱乘旦教授:大家阅读的书目中有两本是关于英国工人贵族问题重要著作,它们分别是格雷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人贵族》与霍布斯鲍姆的《劳动者》。现在同学们谈一下自己的读书体会。

金 燕:我先来谈一下格雷的这本书。我觉得格雷在书中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格雷认为工人贵族的概念有一定的意义,但不能使这一概念僵化,很难也很不必要对这一概念作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工人阶级是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分化的,即使在同一时段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如果硬要为工人贵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反而会给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强加上一个静止的范式,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格雷指出仅仅从工人收入角度定义工人贵族是不科学的。因为单个工人的收入只是经济进程的一个片面的指标。它并不能有效显示家庭的环境或是家庭整体的收入,也不能使我们了解那些失业人口的状况或他们失业的原因。试图将工人贵族与高收入的工人等同起来是不科学的,这样难以解释一些复杂的现象。因此工人贵族不等于工人阶级中的高收入阶层。此外,英国工业具有多样性;工程、建筑、采矿、棉纺等不同行业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使我们很难在工人阶级的上层区分出一个潜在的工人贵族群体,那么,哪些人可以被称为工人贵族?格雷介绍了三种观点:一是霍布斯鲍姆的观点,六个标准;二是福斯特的观点,工厂工人是工人贵族;三认为技术工人是工人贵族。格雷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工人贵族,就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和社会结构转移到文化和社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

但格雷承认有关工人贵族的讨论也有其积极意义,可以使历史学家超越工人阶级是一个同质统一体的观念,使他们能够考察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不同的经历和活动。在工程、建筑、以及一些城市手工业中最容易区分出一个工人阶级的上层,这些行业的普遍特征是学徒制及“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会员”间的明显区别。这些上层的工人阶级绝大多数集中在职业种类繁多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友谊会和其他协会代表着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体,他们中会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意识。在那些可以轻易区分出工人上层的中心城市,上层工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维多利亚时期工会的价值观、组织方式和策略都明显可见这种影响。

钱乘旦教授:我刚才已经说过:工人贵族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投入论争,金燕刚才介绍的格雷的著作《十九世纪英国的工人贵族》正是对相关争论的一个研究综述,所以说,他的书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就他们争论的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工人贵族的争论是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上个世纪下半叶一篇论文挑起的,谁来介绍一下霍布斯鲍姆关于工人贵族的观点。

张 岩:霍布斯鲍姆认为:19世纪下半叶出现一个工人贵族,它们在工人中扮演了“贵族”的角色,脱离于普通工人大众。在界定谁是工人贵族时有六个要素,它们分别是:第一,工人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的稳定性;第二,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是否处于关键岗位;第三,工人的工作条件,包括在工头和工厂主那里所受待遇;第四,工人与位于其上和居于其下的人们的关系;第五,工人一般的生活条件;第六,对于未来的期待。

叶建军:我想对霍布斯鲍姆的观点作一些补充。霍氏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相应地都由经济繁荣和经济不景气交替构成。第一阶段从18世纪肋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其中1780年至拿破仑战争结束这段时期为经济繁荣期,1815— 1840年为经济不景气期;第二阶段从19世纪40至90年代,其中1840年一1870年为早期经济繁荣期,19世纪70至90年代为经济大萧条时期;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至1939年,其中1890年至一战为经济繁荣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经济大萧条。关于工人贵族存在的时间段的分析应该放在上述阶段分期中进行。在第一阶段,工人阶级尚处在从前工业社会的劳苦大众演变为阶级的阶段,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因此在该阶段最好不做工人贵族的区分,尽管工人贵族的特点已有所展现。第二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阶段,也是工人贵族的黄金时期,工人贵族在整个工人阶级中所占比例大致为10%左右。妇女劳工的增加使工人贵族的地位更为凸显,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和工厂制的兴起也使传统工业如纺织业中工人贵族的地位更为突出,但其在工人贵族总数中所占比例下降,新兴的金属重工业成为工人贵族新的聚集地。在这一阶段,工人贵族总的发展趋势是其重心从旧式技术行业转向新兴金属工业,但工人贵族占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内部,工人贵族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差别在该阶段趋于扩大, “转包制”这种剥削方式在其中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在第三阶段的前半期,即从1890年至1914年,工人贵族在类别和构成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太大差异,只是工人贵族的重心更加转向金属工业,工人贵族占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平均在10%到20%之间,不同行业中工人贵族所占比例差别较大。并非所有的技术工或手艺工都能跻身于工人贵族的行列,同时,现有的工人贵族日渐感受到机器竞争的压力和自身地位下滑的危险。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1914年以后,工人贵族的命运与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手21232人颇为相似,其在工人阶级中的显著地位逐渐不复存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四点:19世纪形成的工业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衰退成为萧条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工人贵族的主要据点;工资支付方式的改变开始消除工人阶级中技术工与非技术工的差别;行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半技术机器操作工的大量出现也开始消除工人阶级的内部差别;不断增长的白领工人、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工人贵族的地位。

钱乘旦教授:把收入与经济地位作为界定工dx.贵族的主要标准是霍布斯鲍姆定义的最大特点,但恰恰是这一点成为霍布斯鲍姆定义的致伞缺陷,也是霍布斯鲍姆受到攻击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以经济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无法清晰、准确地界定出谁是工人贵族。个人工资高不等于生活水平高,比如,一个家庭中只有丈夫有收入,其他人没有工作且家庭成员多,这样就会稀释工资收入的作用,工资高也没有用。同理,虽然每个人工资并不高,但家庭成员都有收入,负担不重,条件好,生活状态就相应好。此外,工资高不一定意味着地位高,许多工资高的工作是因为它危险、或强度太大、或没有人愿意干。工资高但地位低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这种高工资也产生不了“工人贵族”。仅仅以收入标准来判断,很难将所谓的10%的“工人贵族”从其他工人群体中分离出来。既然难以确切界定谁是工人贵族,所以,格雷基本上否认工人贵族的存在。

王 蓓:那么,我们能不能以是否参加政治活动来界定谁是工人贵族呢?

钱乘旦教授:用政治的标准如是否参加政治活动来界定谁是工人贵族看起来似乎容易,放到历史事实中去考察就不是那回事了。比如,宪章运动是主张政治斗争的,事实上把政治斗争看成是唯一的斗争手段;工会运动则长期以来一直不卷入政治斗争,工会参与政治要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那么,谁是“工人贵族”呢?如果说不参加政治斗争就是工人贵族,那么这个命题就意味着:工会是工人贵族。于是就涉及到了如何理解宪章运动和如何理解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会运动的问题。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运动,其社会基础和目标、手段等等都不同。宪章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工业革命正在消灭的手工工人,工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则恰恰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大工业生产工人。如果以是否参加政治活动来界定工人贵族,那么工厂工人就有“贵族”之嫌了。事实上,所谓的“工人贵族”问题,确确实实就是针对英国的工会运动而提出的。因此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工会组织。

工会组织和“友谊会”、“互助会”等互助团体有区别:互助团体是自助性质的组织,目标是成员之间互相帮助,有事时大家帮忙,共渡难关,有点像中国的“入份子”。而工会则是以争取工人现实的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群众性斗争组织,是团结工人大众、面对面向雇主斗争,提出要求、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组织。互助团体出现得很早,按韦伯夫妇的说法,最迟 15、16世纪就已经有了;工会则出现得很迟,大工业出现后才出现。19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出现高潮,欧文是那次高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但那次高潮未能维持很久,原因是各地、各行业同时爆发罢工,它们对总工会的期望大高,到处都要求总工会提供资金支持,向罢工者支付生活补助。这样,很快就把工会的基金耗干了,这次高潮也就很快消失,工会也纷纷瓦解。早期的工会都维持不了多久,原因是资金少、斗争多。这种状况到50年代才改观,这时出现了所谓的“新模式工会”。“新模式”吸取以前的教训,尽量不卷入决战性的斗争,也不卷入政治活动,目的就是保持力量,非到万不得已不进行决战。这使得“新模式”的“战斗性”极低,英国工人运动似乎一下丧失了战斗精神,后世的学者试图解释这个现象,于是提出“工人贵族”理论,说是“工人贵族”瓦解了工人的战斗意志。但其实,我们若历史地看,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工会为生存下去,也许不得不如此而为之。事实上,后来的工会运动都是从“新模式”发展下来的, “新模式”至少有一个功劳,就是它让工会存在下去了。而工会不参与政治活动也是有原因的,工会的唯一力量就是团结,没有团结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英国有两个问题最容易引起工人分裂,一是宗教问题,二是议会改革问题。为避免内部分裂,工会一般都规定不讨论宗教问题,也不讨论政治问题,不参与政治活动。工会运动不卷入政治斗争在当时是明智的,因为对工会来说,它们的唯一力量就是团结,为了维护团结不得不牺牲其他。我们在理解历史现象时,一定要把它放到历史环境中去,否则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是那样,从而难免做出主观的臆断。 19世纪70--80年代起,工会卷入政治斗争,原因是它们发现工会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向工厂主进行的经济斗争经常受到法律的干扰。于是工会就开始走进政治的层面,支持议会改革,争取工人选举权。希望在议会中出现工人的代表,为工人说话。其结果,就是在20世纪初成立了工党。英国工党是从英国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政党,它一开始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也很简单,就是选出工人议员,实现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的代表权。工党是工会运动在英国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的产物,是工人阶级进入政治层面所需要的一种政党要求。工党的出现当然意味着工会卷入政治活动,但因为英国多数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所以他们也就是工党党员(工会是工党的集体会员),在这个意义上,普通工人也卷入到政治活动之中去了,正如工会的领导人一样。所以,用是否参加政治活动为标准仍然不能区分出一个10%的“工人贵族”,这个标准仍然无法使用。

雷恒军: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Labour Aristocracy and Its Values:A Study of Mid—Victorian Kentish London",作者是Geoffrey Crossick,他以英国的肯特郡为例,以大量的具体材料为依据,介绍了工人贵族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如自尊、自立、自助,不酗酒,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过体面的生活,拥有象样的住房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文化价值取向方面来界定工人贵族呢?

钱乘旦教授: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刚才谈到,如果用是否属于经济高收入者或者是否参与政治活动的标准来判断,很难清晰地确定谁是工人贵族谁不是工人贵族,也就是很难确定工人贵族的存在。但是,我们如果从文化价值取向标准衡量,如自尊、自立、自助即“三自”,这样看来,那么,所谓的工人贵族可能就真的存在了。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体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在艰难的谋生中省一块面包去买一本书,少一点休息去看一份报。当别人回家与妻儿谈笑时,他们却点起一根蜡烛钻进低矮的阁楼挑灯夜读;当别人去酒馆消磨时光时,他们却捧起一本书避开喧闹的人群埋头细看。有时他们饿着肚皮,却以读书为最大乐趣。他们经常忘记疲劳和筋骨的酸痛,却把学习当作休息。恩格斯也曾提出这一点,他说尽管工人阶级衣衫褴褛,但他们却都去读书。他们这样做,需要的是毅力,是坚持不懈的意志。正如著名的工人激进派、彼得卢大会的组
织者之一塞缪尔·班福德(Salnuel Bamfold)所说: “若不能律己,岂可持家?若不能持家,岂可治国?”正是在如此高度使命感的召唤下,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孜孜不倦地在求知的征途上披荆斩棘。除自学外,工人们还自发地组织读书会互教互学,这在成年工人业余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诚然,有些人追求知识是为了“日后的成功”,即在社会的阶梯上爬到中等阶级的行列中去,但更多的先进分子,他们追求知识,则完全是为了寻找苦难的根源,探求工人解放的道路,他们因为没有面包而追求知识,追求知识是为了自由。这些人在他们的同伴眼中似乎是“贵族”,是“文化贵族”。 叶建军:我认为用经济收入的标准来衡量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三自”的出现是否与部分高收入工人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钱乘旦教授:不完全是。收入的差异在任何时代都有,向前推200年或向后推200年差异都存在。手工工人在工业革命进程中所受打击最大,因而自助运动在他们中最先形成一种风气。但手工工人的衰落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的,而这一代人又恰恰是文化修养最高的一代,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经济状况越是恶化,就越逼迫他们去思考,去寻找恶化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他们逐步认识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形成了清楚的阶级意识,从而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站到了前列。30年代以后,在工厂工人中也出现了自助运动,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Samuel Smiles,他认为工人完全可以改造自己,并出版了一本书《自助》,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如果我们将这些收入较高、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自觉地学习文化、自觉地改造自我的人称为工人贵族的话,那么,我们对所谓的工人贵族的历史作用就应该重新看待。因为这些所谓的工人贵族在英国的所有工人运动,包括工人激进运动、合作社运动、宪章运动、工会运动中都扮演了积极的领导角色,工人运动一直都处于他们的支配之下,是他们将工人阶级的意识变成实际的行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在这些人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如果这些人是“工人贵族”,那么“工人贵族”岂不是很好吗?

雷恒军:我想到这个问题:人们说这些人是工人贵族,是因为这部分工人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成为工人阶级中的败类,还是因为这部分工人追求所谓的贵族风度即认同于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呢?

钱乘旦教授:工人贵族的概念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列宁的意思是英国和西欧的工人运动已经被工会上层领导引向歧途,这些工人上层或工会领导人实际上已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变质的“工人贵族”。因此,世界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就天然地落到了俄国工人阶级身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问题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重新提出,并形成高潮。工人贵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范畴内部的问题,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般不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

马约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不同的群体对工人运动作用及意义的理解问题。有的人倾向于将工人运动理解为激烈的暴力斗争,有的人可能倾向于工人运动应采用合法的议会斗争形式。所以,在主张暴力斗争的人看来,和平的议会斗争实际上就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

钱乘旦教授:是的,这就是当时英国甚至是西欧大多数的工人政党或工会组织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分歧所在。列宁认为,工人运动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如果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工人的最终目标,模糊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权根本对立的本质,这样一来,工人运动的结果只会使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巩固。因此,在列宁看来,那些把英国工人运动引入和平的、合法的议会斗争道路的英国工会领导人就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工人阶级中已经变质腐化的投机分子。但20世纪下半叶英国历史学界关于工人贵族的讨论基本上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了,不存在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它主要的目标是讨论“工人贵族”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由此而引发出许多话题。

今天我们就工人贵族的概念、工人贵族的界定及工人贵族的作用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格雷在《十九世纪英国的工人贵族》的结尾部分还提到了在研究工人贵族问题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请金燕把格雷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金 燕:格雷对工人贵族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六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不同的工业中存在着不同的技术、生产组织和生产工序,这种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究。 “skilled”和“unskilled”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理解。不同集团对职位以及对职位招聘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性别差异与职位差异之间的关系。在很多工业中,“贵族”是男性而“平民”则为女性。

第三,语言和社会现象问题在分析工人阶级时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四,工作之外的行为,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体面”必须和工人运动的进程、工作纪律等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把“体面”和“贵族”简单地划等号是不对的。 第五,统治阶级也不是一个整体,在任何一个具体情况下,工人总是和某一个雇主而不是与整个统治阶级发生冲突,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利益与价值观区别。

第六,在将英国的情况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时需要用系统的方法,国际政治传统、经济状况以及国家的结构都是相关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应加以理解。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4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首发] 200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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