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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地理:公共空间
——马里奥·尼夫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

 

作者:Mario Neve为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文化遗产系教授

在乌尔比诺,蒙特费特罗的费德里科会买下一座城堡,外城墙临河谷而立,象征着对地区的控制。

  漫步于一座理想的中世纪欧洲城市,我们慢慢观览主要的公共场所:市政厅、教堂、集市、凉廊和门廊:这些各有不同特征的公共场所都合于某种共通的模式犹如围绕着音乐主题的变奏曲一般都证实着繁复多样之中的某种整一,而这正是这些欧洲历史文化遗产的最独特之处:

城市和景观

  欧洲中世纪城市中市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城市公共场所在塑造市民们的归属感时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首先,就像在古典时代一样,很难在小城市和大村庄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线。它们彼此不分,如果非要区别开来的话,那就在于它们是否根据特许状建立起来的。

  中世纪末期,有4000到5000个城市和城镇,但我们不应夸大这些数字所反映出来的规模。其实,应该说是有着相对少量的大城市和大量的小城镇。这里存在着一种将城市和城镇的概念混用的趋势。在英格兰,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技术层面的,甚至是法律层面的。然而,在一般性地使用这些概念时,城市通常指的是大型定居点,城镇指的是小型定居点。不管怎样,除个别情况外,我倾向于平等地使用这两个概念。

  至于人口,不管怎样,中世纪城市仍然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中心。甚至在所谓“重要的”城市中,超过一半是拥有1到2万的人口。拥有5万人口的城市非常少:到1300年左右,不会超过一打(12个)。意大利的城市有各种规模,尤其是大城市。据可靠的数据表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拥有10万人口,米兰有8万,博洛尼亚和热那亚有6万,锡耶纳和巴勒莫有5万。在西班牙,科尔多瓦有6万人口,巴塞罗那有5万人口。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只有根特和伦敦达到了6万人口,唯一的“城市巨人”是巴黎,拥有20万人口。

  不管它们的规模怎样,每个城市或城镇在规划、功能、社会结构上都是独特的。不过,如果进行归纳,它们有许多共同点,而我于此正是要描绘一幅关于中世纪城市定居点的总体图景。从定义上来说,每个城市都是独特的,并且根据它们所体现的功能从周围的乡村中被区分开来(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城镇除外),此外,它们在法律和行政地位上也具有独特性。

  城市或城镇获得了一张特许状,或者假定认为它们拥有了这么一张特许状,这张特许状给予它特定的法律和经济权利。城市或城镇正是在这些方面与其周围的乡村区分开来。尽管如此,也总是要考虑到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城市所体现出来的特殊性。相对于欧洲其他部分而言,这些特殊的发展方式导致了这些地区不同的景观概念,在某些方面也导致了不同的认同。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要特征,将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城市与欧洲北部的城市区别开来,而被归入地中海的城市类型。

  中世纪的城市是由市政委员会进行管理的。这个委员会由选举产生,有界定非常准确的权限,不受封建管辖权影响,并且独立于众多乡村领主,与围绕着它、包围着它的乡村庄园和地产完全不同。但是独立程度各不相同,城市—公国(city—state)大部分情况下都具有主权和独立性,而大多数小城镇的独立性则非常有限。拥有一种有限程度的地方自治,只是城镇被界定的特征之一,但是它很准确。定居点是否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我们认为是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制区别开来。

  将城市与乡村定居点或村庄区分开来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即它拥有某种经济功能。其人口从事多种非农业活动,范围甚广,尽管这里我们没法说得很详细。

  许多村庄都有手工业者,只是数量上多少不一。没有哪个城市完全不涉及土地和农业,但是,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之外,它的人口比从事这些盈利行业的人口要多得多。事实上,许多学者指出,中世纪城市并没有完全与村庄割断联系,这不仅是由于经济原因,也是由于古代城市(主要是古罗马城市)的象征性能够为城市带来合法性,即中世纪城市恰恰是这些古代城市的最终继承者。但是这里没有时间对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进行充分展开了。

  每个城市和城镇都有可以界定为“基础的”各种行业,它们提供可以卖出的商品,赚取收入———离开这些基础行业,城市就不能继续进口食物和工业原料,就会无以为继。但同时,每个城市也都有“非基础性的”工业和服务业,城市以此为其市民提供方便。面包师和屠户几乎是专门为他们的邻里提供服务的,而兵器制造商或铁匠的客户则遍布于城乡。

  与城市情况相反的就是无数的小城镇,它们当中很少有人口数量超过1000的,而这种规模的小城镇在英格兰和整个中欧普遍存在。这些城镇的食物由它们周围村庄的村民们提供,他们用小车将其产品推到每周的集市上贩卖。城镇对他们的回馈是出售给他们日常生活所需,都是在村庄里没法轻易生产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仔细审视安布罗乔·洛伦泽蒂(AmbrogioLorenzetti,约1290—1348)在锡耶纳所绘制的景观全景图,以及它所反映的意大利和普罗旺斯城市的特殊案例,就会明白,为何城乡之间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意大利尤其明显。在洛伦泽蒂的景观图中,城乡之间亲密的、有机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历史上农业体系的多样性也显示出今天仍然存在的差异:城市中心的平均规模仍然反映出意大利南部流行的集中的定居模式,与北欧和中欧的乡村定居点有所不同,它显示出农业劳动力遍布各处。因此,每个意大利村庄都是挨着城市、在城市附近形成的,城市总是位于农夫的视力所及范围以内。这是法国地理学家

  亨利·德斯普朗克( Henri Desplanques)指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一词paesaggio出现在意大利语中,会让人误以为它是源自法语中的paysage,但是它们的意思非常不同,因为paese表示着农夫与市民之间保持着近距离联系,含义不同。

  村庄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城镇的房子一开始也只有一层,后来加层的时候,却没有巩固原来的这层。城内住宅,尤其是那些大的住宅,都是极度不稳定的。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指出过的,只有当城墙以内不能再获得更多空间时,市民们才开始建设郊区,即“城市下面”(below the city)的意思,居住在这些城外的区域,要冒着没有城墙保护的风险。这些郊区聚居点通常仅仅围绕着一个古代城市或一个原生的城市核心被建立起来,在斯拉夫国家被称作格勒(grod or hrad,城堡的意思)。原生的城市核心有时位于一座河面岛屿上(如弗罗茨瓦夫和波兹南),在西欧也被称作市镇(wik,相当于拉丁语的vicus,即贸易区域的意思)或港口 (portus),如斯凯尔特河 (Scheldt,法语名Escaut)上的休伊( Huy)、迪南( Dinant)、那慕尔(Namur)、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根特( Gand)、瓦伦西安(Valenciennes),还有今日法国的拉芒什海峡 (英国人仍称之为英吉利海峡) 入海口的昆都维克(Quentovic),德国靠近北海的莱茵河三角洲的多雷斯塔德(Dorestad)。但是,在内陆也会崛起一些原生的城市核心,如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不莱梅( Bremen)、戈斯拉尔(Goslar)。在这些城市核心的附近,会发展起新的聚居点,在斯拉夫国家被称作pogrodzie(相当于拉丁语suburbium,郊区之意),在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被称作堡(burgus,意大利语是borgo,英语是borough,德语是Burg,法语是bourg)。

  然而,城市生活的风险比乡村的要大。中世纪的城市通常极其拥挤,因此,供水和污水处理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大多数城市建筑都是木结构的,木材不容易保存,通常会很快腐烂,导致建筑物坍塌。取暖和烹饪则会导致一场大火出现;因此,室内用火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火灾。疾病也会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区域迅速传播。城市的人口死亡率很高,到那时为止,比乡村地区的要高许多。

  人们也许要问,既然这样,为何人们那么希望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呢?答案就是,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回报。从贸易中可以积累大量财富。虽然并不是所有移居城市的人都会发财,甚至不一定能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但来到城市,总还是有机会的。

市民生活

  不同城市和区域的中世纪市民有什么共同点呢?

  首先,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思维不同,他们不可避免地相互接触,分享同一处公共场所,因此被迫地被整合进一个微观世界中,这里有村庄中所没有的社交形式,有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每天都会用到钱,其中一些人思想上会很开放。

  其次,无论是在佛罗伦萨还是在布鲁日,城市文化多多少少都是相同的。只是程度的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城市体系”,不管一个城市化的西方如何发展,它的成员都多多少少会沾亲带故。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市民形式都不相同,但是在整个中世纪,市民们都确实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1314年由方济各会修士保利诺( Paolino)所表达的观点:“有群居生活的需要。”

  市场价格、流行时尚、生活状况都不断地改变着城市。正如亚当·德·拉·阿尔(Adam de la Halle)在《树荫的游戏》( Le jeu de la Feuillee,1276)中提到阿拉斯(Arras,法国东北部城市,中世纪时以制作挂毯闻名)的市民时,城市居民的重要符号就是“命运之轮”(Rota Fortunae)。在中世纪和古代的哲学中,这是一个意味着无从知晓的命运的概念。

  命运之轮属于命运女神,她随意地旋转轮子,改变轮子上东西的位置,一些人遭受厄运,其他人则好运连连。在洛伦泽蒂所作的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中,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符号。

  这是一幅布料制的地图,外面是木头的框架,可以使这幅地图作品围着一个轴心旋转:这幅旋转的地图以锡耶纳作为其轴心,很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可以旋转,但是锡耶纳在圣人保护神的注视和庇护之下,巍然不动———因为共和国很好地协调了市民们的所有不同利益、信仰、希望,在墙的另一面的巨大全景图中也表现了这一点。

  从流行的文化中提取出来的一个符号,就通过这种方式为城市自治的目标而服务。

公共场所和时间

  我们探访如下一些公共场所,看它们是如何清晰地界定城市生活的关键要素的。

  首先是市政厅,这座宫殿是城市自治的象征,或者表达了城市想要自治的意愿。意大利有史可载的第一个市政厅位于阿纳尼(Anagni),从这时起,这种建筑形式就成为独立的象征。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建造了这样的宫殿,以支持城市共同体联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大帝”腓特烈一世。

  从那时起,市政厅和广场就是一个整体,因为在广场上举行的市民大会和市政委员会成为统治城市的两个组成部分,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

  市政厅和广场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处,所有市民不管住在城里何处,都可以花相同的时间到达这里。它们或是通过购买自由土地形成的,如在米兰,或是强迫征用土地建造的,如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

  事实上,市政厅反映了主广场成为公益(common good)的符号。在地方出现对立、各种组织为利益和目标而发生冲突时,公益成为大家都认同的宗旨。

  当然,对于今日的市民而言,许多城市象征都已经失去了它们最初的意义,然而必须认识到,即使在今天,在许多意大利城市中,用来开展公共辩论、讨论仍然是主广场和市政厅的一大功能,这些地方依然是市政委员会的所在地。因此,这种延续并不是对这些符号的共享,而是对它们的功能的共享。即使石头随时间发生了物质变化,但也还是作为归属感的一部分而得以保存。

  就像在前一讲中提到的,大教堂是13世纪工业革命的焦点和动力,它们直接表现了商业和宗教生活的再度整合———这一时期,随着十字军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农业转型,在欧洲还出现了城市的发展和资本的流入。尽管大教堂依赖财政和城市发展,但它也在劳动、资源和知识的组织方面推动广泛的转型。商人、工匠、雕刻师傅、木匠、玻璃工、铁匠、瓦匠这些群体都开始发展。

  但是,最重要的转型是在金钱、资源、技术和宗教热情的组织和整合方面。这些是知识在生产、使用、流传方面出现的首要变化。随着大教堂而出现的不仅是石匠、木匠、玻璃工、雕刻师傅,还有行会和巡回商人,他们将整个欧洲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室。

  尝试重建一个中世纪锡耶纳的市民或晚期罗马帝国的市民的感受,肯定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两种市民都感受到了建筑环境的一种延续(我没法找到更贴切的词汇)。

  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弗朗切斯科·罗德里科(Francesco Rodolico)注意到,至少直到19世纪初,各个意大利城市都表现出一种对建筑环境的独特审美,混杂着“时间的颜色”,虽然它们所用的石头种类上有很大不同,或是当地的石头,或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石头(不同于从古代遗址或受损建筑上拿来建筑材料重新利用)。

  然而,这不仅是一种针对含义模糊的过去氛围的审美视角(更不是一种怀旧视角)。“像威尼斯或米兰这样的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石头。然而,这里存在着差别,这些地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依赖城市。从周围未经开发的地方运来的这些石头,仍然被认为是‘威尼斯的石头,或‘米兰的石头,,因为它们与每个城市产生的人性价值的特定背景密切相关。相反,通过割断这些联系,在全新的、全然不同的地基上铺上这些石头,现在的境况就已经使‘城市的石头,这个概念不再有意义。”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那样,习惯塑造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建筑环境已经融入居民的个人体验。只有一个旅行者才会在各种关注层次上观察一座建筑立面的特征。

  对一座城市建筑的感知是“心不在焉且整体性的”。建筑环境通过习惯融入日常生活,我们是通过将其视为家里的东西,来掌握这座建筑的美学特征的:它的外观不再是被观察思考的对象,而更多的是被看作一套使用指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城市实践的“习惯”具有一个特别的构成性作用,就像通常发生在社会制度中的所有典型的反复、循环模式一样,它有利于行动和行为的延续,尤其是在社会变化的时刻。而且,由家族背景、社会层面,尤其是教育制度所传达的文化,使其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被感知———在相同的建筑上,能够感受到分属不同历史时代的特征同时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建筑和城市结构成为个人“没有生活过的过去”,它已经出现,是因为它们属于这个主观的,却外在于个人经验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时间的认知存在于城市的建成环境中:建筑的构造是基于时间的。罗德里科对此非常清楚,一座历史建筑的石头,使它的历史和地理出处变得具体化,而且它历时的转型也构成了对“时间性”的城市社会认知。“从未生活过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历史建筑环境,很好地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关键任务,在几代人中持续存在,确保了个人的“时间”适用于一个整体的时间框架。

  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民族国家而言,首先是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新近演变的结果,对提供国家共同体以文化联系的需要已经给予了很多关注。古老的意大利语“comune sentire”(但比英语的 commonfeeling表达意涵更大),曾经是公众意见的同义词,因此也能够在此意义上理解为“共同的感觉”(common sensing),作为一种共有的感觉范畴,一个城市的居民对于他们的日常行为可以以这种共有的感觉作为指引。

  佛罗伦萨与博洛尼亚在感知方面的差异,甚至超过了地形和街道方向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于博洛尼亚与其乡村的模仿关系中,也即在建筑材料方面,如 Franco Farinelli 所说。不仅在城乡之间使用相同的材料,即使在城市的最高展示中亦是如此:如广泛流行的建筑母题、乡村起源、塔楼和城门;房屋和宫殿上都共同使用红色和赭色 (准确地说是土壤的颜色),这与佛罗伦萨房屋立面的刺眼白色如此不同,这种红赭色主要在城里使用,但也影响到了乡村。对比之下,在博洛尼亚,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则呈现出相反的情况:是城市受到了乡村的建筑形式和颜色的影响,因为它是为乡村腹地服务而存在。

公共场所、公共活动、街道生活

  凉廊小屋(lodge)最初是一座暂时性的建筑,它的建造是为石匠雕琢石头时起遮蔽作用的。它最终成为一种合作的体制,知识和技能据此在手工业者间传播,起到相互交换、积累的作用,这反映在诸如凉廊笔记当中。

  这些绘画位于佛罗伦萨的布诺米尼 (Buonomini)兄弟会教堂,表现了后者传教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市民同胞的施舍,在中转时需要合法的监管、约束和登记。壁画显示,凉廊(loggias)或者至少是像凉廊的空间是一个被用于展示法律条文的场所,譬如作为公证而展示,将嫁妆给予一个贫穷的女孩,这些都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还有就是产品名录的登记。

  私人的凉廊和柱廊面朝大街,这也是中世纪晚期环境的显著特征,尽管不如在罗马或博洛尼亚那么普遍。荷兰画家范艾克(Jan van Eyck)的著名画作《阿尔诺芬尼夫妇的婚礼》(Arnolfini Betrothal)中,可以通过背景墙上的镜子清楚地看到,画家描绘的可能是一张公证,因为画中所涉的阿尔诺芬尼和切纳米这两个家族,都是布鲁日有名的商人和银行家,画家在墙上的签名看上去是一个见证,因此画作本身可能就是一份公证文件,尽管显得比较特殊。

  在公共凉廊,即现在佛罗伦萨的兰奇凉廊(Loggia dei Lanzi),城市政府将其自己表现为市民整体,表现了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系统,包含了城市里的各种组成部分。在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公证人在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中都很重要。公证人们以独特的、色彩丰富的着装,与显贵们一起汇集在公共凉廊上,显现出同样的荣耀,和他们在私人的凉廊或类似的空间中地位同等显要。

  鲁切莱(Rucellai)家族的凉廊建于1460年代,正对着其著名的宫殿立面,这个地方由这个家族的各个分支居住。鲁切莱在新圣母玛利亚多明我修道院周围地区是占据领导地位的家族;相应地,阿尔伯蒂(Alberti) 家族直到14世纪末都控制着圣克罗齐方济各教堂周围的区域。所有的凉廊都被建造或重建于与各个家族有朝代和政治联系的地方,他们对联姻有很大兴趣,将其作为政治复兴的工具和标志。

  只有建造于古罗马时代的中世纪城市可能有街道规划或总体规划,罗马式的网格除了在特里尔和米兰等少数城市中还存在,其他大都被城市发展挤压得只剩下不连续的片段。国王、主教和资产阶级都没有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想法。

  根据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 的分析,巴黎中世纪街道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在造了建筑以后仍然保存下来。例如,在伟大的文艺复兴宫殿兴建于玛莱区之前,这块塞纳河右岸的沼泽地的街道立刻变窄了,建筑之间只能容一个人穿过,不同的所有者在这个地块的边缘处进行建造。另一方面,街道本身可以是一个创新的地点。在巴黎右岸的皮革工人区域,每个店铺的窗户都展示着商品,供街上散步的路人观看,这是对玻璃建筑的一个创新:窗户有了木框,可以翻折下来作为柜台。第一幢带有这种风格的窗子的建筑可以追溯至1100年代早期。这种发明使商人们能够将其商品放在显眼的位置,让街上的行人容易看到。通过这种方式,中世纪的庭院不仅与街道上的经济活动连结起来,也改变了街道生活的时间。“庭院既作为一个展现用的房间,也成为一个工作间,它的入口逐渐变大,能让人们通过,看到里面在做什么。”古代城市依赖白天;而中世纪巴黎的贸易拓展了街道的时间。人们在完成他们的工作之前或之后进入街道和店铺:“清晨和黄昏都成为消费的时间,面包房在黎明时分就开,屠夫铺子开到晚上,在白天购买、准备和烤完肉之后。只要街上有人,柜台就会保持开放,庭院也不会锁上。”

  不过不管怎样,都不应当认为街道生活很容易。

  正如桑内特所指出的:“街道上的暴力更加频繁地针对人身,而不是财产。1405到1406年(可以得到的巴黎可靠犯罪数据的最早时间),54%进入巴黎刑事法院的案件涉及‘激情犯罪,而只有6%是抢劫罪;从1411到1420年的十年间,76%的案件是针对人身的冲动暴力,7%涉及偷窃。”

  实际上,发生这些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酗酒。图雷纳(Touraine)是法国一个主要的农业地区,这里有35%的谋杀或重罪同酗酒有关。在巴黎,这种关联更强,因为酗酒不仅发生在家里,还发生在公共酒馆和葡萄酒商店。一个醉鬼在家里酗酒后可以睡去,但在城市街道边的店铺喝醉酒的人们会造成大型的街斗。人们在一起喝酒,然后在深夜突然涌到街上打架。不过,应该说,喝酒是一种必要的需求,那就是想要身体暖和。巴黎是一个北方城市,冬天非常寒冷。而葡萄酒可以在没有火炉的建筑物中使人的身体变暖。直到15世纪,才出现了墙边的壁炉;在这以前,是在建筑物的房间中央升起篝火,冒出的烟会让人没法靠得太近。而且,这种热量很快就消散了,因为城市建筑很少有装玻璃的窗户。

  每周也有集市在街上举行。在12世纪,这些街道市场仍然每周开放进行贸易,后来发展起年度集市,出售皮革和钢铁制品,在四面挂着布的露天办公室提供金融服务,进行资本交易。

  这些市场空间非常有效地打乱了国家管理贸易的权力。在一条街道集市上做买卖的商人受到法规管理时,就移到另一处集市去活动。而且,这些集市打破了宗教对集市的限制,在神圣的宗教节日也能进行买卖。

城市主广场

  沿着街道走,我们现在回到了主广场。

  最好是不要把公共建筑的建造或广场的布置安排视作城市和谐的表达。相反,它们是强烈冲突和痛苦决定的结果,但是会被下一代人忘却,下一代人会习惯于曾经全新但如今被习惯塑造了的公共街道、广场和建筑。

  一开始,主广场也可以成为市场广场,或者同一座市政厅的大庭院,就像布雷西亚、费拉拉、热那亚一样。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主广场的一边,有塔楼的市政厅,开始变成一个心照不宣的活动点,正如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布鲁日一样。

  从13世纪最初几十年开始,所有人都知道一座新的城市应当在中心处有一座主广场。在由行会控制的城市中,主广场是最适合用作行会总部的地方,只有在布鲁塞尔才将行会总部围绕着主广场分布。或许,只有公证人的大楼———因为他们采取中立态度———容易被公众接受,就像在博洛尼亚、费拉拉、维罗纳那样。基本而言,他们作为房屋买卖契约的监督者,显然也是市民自由的保护者。

  当领主要结束这个市政时代时,他们的广场应当在领主的宫殿-城堡和广场之间找到一种妥协。在乌尔比诺,蒙特费特罗的费德里科(Federico da Montefeltro)会买下一座城堡,外城墙临河谷而立,看上去就像一个堡垒一样,这象征着对地区的控制,而在朝向城内的一面,是L型的广场,实际上,这是宫殿本身的一种外在庭院形式。

  当九人委员会(Council of Nine)请洛伦泽蒂将被贵族们的建筑所包围的主广场(il Campo)表现出来时,结果还是给人多元统一的感觉,这正是城市共同体的特征。在乌尔比诺的画板上(一幅展现理想城市图景的油画),同样的规划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设计。洛伦泽蒂想象的多样化因此被其统一的高度、对称的四座主要建筑,以及向心的视角所限制,在这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店铺和房屋通常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在背景中,有典型的托斯卡纳外悬式屋檐,街道包围着集市广场。

  这是通过广场的审美所反映出来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变迁,因为数个世纪中,广场或许是唯一使欧洲以及欧洲的城市得到真正统一的文化特征。

   (本文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6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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