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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地理:大学
——马里奥·尼夫在上海博物馆的讲演

图一:克劳迪乌斯地图(Claudiusmap),是在英格兰土地上绘制的第一幅不列颠地图,约1250年。现藏大英博物馆。


图二:《埃布斯托夫地图》(Ebstorfmap),其圆形外观让人联想到圣餐仪式中所用的圣饼,在背景中是基督耶稣受难的形象(作为馅料)。

图三(左)与图四(右):在这幅地图(Aeviveteris,typusgeographicus)中,奥泰利乌斯将世界像古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放置在全球框架中,通过巨大的平面球形图描绘出来,但把古人已知世界以外的部分都留了空白——在另一幅地图(TypusOrbisTerrarum)中,则展示了1570年时人类地理知识所能达到的高度。

图五:沙特尔大教堂在30年的重建时间里,出现过13次大的设计和结构变动,但是并没有一个总设计师,而只是一众建造者们相继接手完成。

图六:代表文法的人物通过一个手抄本教小男孩识字,其中包含了所有被视为学习基础的要素:诗篇、字母表,还有祈祷文。Gentileda Fabriano,ThevirtueofGrammar,15世纪壁画。
译/朱明 校/黎文
  僧侣、贵族、手工业者、公证人……,所有这些城市人物都属于城市共同体,这是一个当地的网络。共同体或是在城墙之内,或是在城墙之外获得官方承认的地位,这就是“大学”(universitas)。
  13世纪中叶时,人们为了宗教、商业、政治的目的要经常旅行。即使有时候仍然需要依靠基本的交通工具和初级的天文学、数学概念,但是航海技术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崛起中的中产阶级依靠贸易积累起大笔财富,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城市里也出现了文化生活,甚至产生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方式。为了理解导致这一结果的复杂过程,有必要关注传统领域出现的变化(既有的权位直到那时还把持着知识的垄断专有),同时也要关注创新及其影响。
教会世界
  进入11世纪以后,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大修道院(abbey)才会在城市中出现。它们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过于喧闹、繁忙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再找到一个有足够设施的房屋从事隆重的宗教活动。此外,克莱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Clairvaux)曾对城市大加挞伐,批评它充斥着贪欲,而极力讴歌充满乌托邦精神的修院生活。城市革命(在13世纪达到顶峰)使得大修道院的遁世生活无法再持续下去。12世纪时,僧侣们才再次回到城市。托钵修士们,如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来到城市,并在城市居住下来,这不仅仅是新的宗教信仰定位所导出的一个自然结果。使这些修会率先具有真正的“城市”特征的,是他们拥有的坚守贫穷的信念,与领地组织作别——正是这些领地在封建经济的框架内支撑着僧侣生活。而且,这些修会在增强市民精神纽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市民对他们的家乡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修士们通过制作时祷书、建设城市景观、塑造虔诚形象,在场所、认同和象征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
  多明我会士首选居住在人口至少为5000人的大城市,方济各会士则也会选择小城市居住。根据其重要程度,这些城市会拥有一到三处托钵僧院(monastery),有的多达四处,甚至可以根据所拥有僧院的数量来为一个城市确立其等级。教廷要求一处托钵僧院和其他修会的修道院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以免产生竞争,而且可以通过一张由宗教建筑构成的网络将大城市包围起来。由于这样的宗教决定,僧院通常成为城市区域的中心。
  至于僧侣对知识的垄断方面所出现的变化,重要的是理解僧院的所在地是什么样的环境,其在知识生产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从大修道院占主导地位,如孤岛一般远离城市人群的隐修生活,到托钵僧院逐渐分散,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这种转变。
  尽管文化上越来越世俗化,最终改变了“有学问”的含义,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学术环境仍由宗教机构掌控。尽管在12和13世纪时,大修道院里抄写经文的缮写室(scriptoria)逐渐不再是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网络,但仍保持了其重要性——不再仅作为珍藏传统的独特宝库,而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实验室,有时也生产特殊性质的知识。
  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由德国僧侣狄奥菲鲁斯(Theophilus,活跃于12世纪初)所写的文章《论各种技艺》(Dediversisartibus),可以被视作中世纪第一篇关于技术的论文。这里分析的例子具有特殊性质,为便于理解,有必要强调大修道院的小环境的多面性。通常而言,可以说,尽管不同的修会各具特色,但大修道院的团体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群体,通过拥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将自身与世界其他地方区分开来,而且在这个组织中,圣言(与书写)是关键的联系纽带。神圣的话语充斥着隐修生活,将僧侣们改造成为“咕咕哝哝的群体”,他们没完没了地思考圣言,以至于为日常之需发明、分类了一套无声的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所说,“长于圣言的专家们占据了僧院社会的顶端”。不仅如此,在13世纪,在整个文本生产世界的大转型之初,缮写室的学者们被赋予了一个新角色。一个文本的作者不再是其他人作品的汇编者和评注者,或仅是一个抄写人,他们成为一名学者,其作品具有原创性。之所以对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方面加以强调,是因为当时的知识主要还是书本上的:“(知识)不仅被记载在书本上,且主要是在书本上展开的。”(J.Murdoch)
  而且,修道院生活与外部世界的隔离(即便在克吕尼这样的修道院[ClunyAbbey,曾在10世纪意图恢复严格禁欲的隐修生活——编注],感官也会被做礼拜的行头所刺激)会导致一种由隐修理念所规定的,对自然感知活动的重新调整:“剥夺对修道院以外世界的感知后,新僧侣会被制度塑造出一种新的品格。”(A.D’Haenens)那么,不管这是一种对修道生活的“唯美”理想化,如克吕尼修士那样,还是一种严格限制僧侣感官生活的极度精神化,如西多会修士那样,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从僧侣的见习期开始,就为其提供了一种有结构、有连贯性的“整体化”,其“通过人际关系和对权威模式的吸收来完成,而服从是其中的重中之重。”(A.D’Haenens)
  因此,一方面,这是因为完全浸润于圣言,这一沉浸的最极端也是最有价值的表现,就在缮写室的活动中,尤其是随着经院主义的到来和新的作者观念的产生;而在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被或是更“保守”或是更“进步”的修会在制度上组织起来的感官生活。一名在缮写室工作的僧侣是通过他所属修道院的体制所提供的视角,来了解这个世界的;这不仅是指,感性知识的谬误构成了这些博学之士著名的退守,且甚至在身体经验这一层面上来说,感官体验即便没有因为心灵目的而遭摒除,它也总会成为一种精神化的肉体经验。换言之,肉体经验的不完美意味着向神性完美的迈近。即使在生产知识客体,或进一步而言,在生产像地图这样的工具——它们应当是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修道院环境的封闭特征也仍然普遍存在。
充满时间的地图
  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件作品是在近13世纪中叶的一个英国本笃会修道院的缮写室出品的,其作者几乎终生未离开过这座修道院。在这个意义上,他代表了一种类型,完全证明了我们坚持的观点,即在修道团体的范围内开展的感官生活是“制度化”的。
  你看到的这幅克劳迪乌斯地图(Claudiusmap,图一)是一个僧侣所作的四幅地图当中最精巧的一幅。这位僧侣,巴黎的马太(MatthewParis,1220—1259),是一名历史学家、艺术家。这幅地图也被认为是在英格兰土地上绘制的第一幅不列颠地图。实际上,这上面的不列颠岛屿的构造似乎比其他同时代的制图更贴近真实。
  按照图式,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这幅地图的三个显著特点,以探索巴黎的马太对这个感性世界的看法。第一个特征是人们最早研究这幅地图时就注意到的。这幅地图的中心结构实际上是基于从多佛到纽卡斯尔的路线,但也不限于仅把那些在地形上确实一字排开的地方连成一条直线(把圣奥尔本斯画在伦敦的正北,把多佛画在南部海岸的中间位置,这显然不是求地形学上的精确,而是路径的考量)。海岸、城市、河流同中轴线呈对称格局,用一种古典的路径修辞范式(hodological topos:hodological源自希腊文“hodos”,路径;topos,文学中的传统主题)来呈现这一路线(在普林尼的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种情况):将小方块置于地图的边缘,根据海岸线拐弯的方向对岛屿的边界进行调整。
  使用小方块显示了这幅地图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抄写者的文化。这幅地图的框架反映了中世纪手稿的通行格式,边缘小方块里的地名是注释,也就是在书写和绘制间的插入内容(顺便一提,沿着康沃尔半岛的这块左下被突破的画框并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中世纪作品的一个普遍特征)。此外,我们还可以对这幅地图编制过程中存在的抄写者文化,给予进一步的确认,这体现在巴黎的马太在另一幅地图即所谓的《王家地图》上所作的边注:“Sipagina pateretur hec totalis insula longior esse deberet”(“如果这张画页可以容纳得下,整个岛屿应该更长”)。这个注释被以各种方式阐释,但它毫无疑问显示了,巴黎的马太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源自他自己作品的文化体系。
  第三个特征是中世纪地图典型的图解特征。正如米歇尔(J.B.Mitchell)所说:“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扭曲处理,被认为是正当的,并不一定是对一个地区的无知或错误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值得反复强调。尽管很有学问的学者们都倾向于将空间呈现(后来以15世纪的透视法自证其合理)看作是关于所呈现的与实际所见之间联系的一个自然结果,但是这种把图解挤在中世纪科学文本旁边的典型方法,最初是为了尽可能清晰、而非笨拙地传达讯息。
  巴黎的马太所作图解的特征非常明显;而且,如果考虑到他在他最喜爱的作家,康切斯的威廉(William ofConches,约1080—1145)的《自然哲学对话》(Dragmaticon Philosophiae)一书上作了23幅图解,那就更明显了。这些图解能够将可见、不可见、可感、可知的东西,都呈现在一个“纯粹体系的抽象空间”中。实际上,图解的作用并不是以还原的方式进行图示化,而是把这个世界以一种混乱方式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形式、联系和互动,加强表现出来——它们通常都被忽略了。
  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地图生产再多谈一些,因为这对于理解中世纪世界观向现代世界观的转变非常关键,这种转变通常反映在绘制地图上,但也可以在其他例子中发现更加细致的形式,我将在下面进一步介绍。
  这是所谓的《埃布斯托夫地图》(Ebstorfmap,图二),被保存在靠近下萨克森的伊尔岑的本笃会修道院中。它绘制于1234年,是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中世纪世界地图(mappamundi)。不幸的是,《埃布斯托夫地图》的原件毁于1943年对汉诺威的轰炸,这个复件是基于1888年的摄影重新绘制出来的。
  这幅地图是对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制图传统的总结,其圆形外观让人联想到圣餐仪式中所用的圣饼,在背景中是基督耶稣受难的形象(作为馅料)。在某种意义上,它描绘的是世界;耶稣的头在顶部(东边),脚在底部(西边),手指向北边和南边,这种指向是中世纪欧洲制图的主要方法。天主教的空间普世主义通过非洲大陆边缘处的“奇观”(mirabilia)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幅迦太基城的图像,迦太基城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摧毁后就消失了。在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上重现一个已经消失的地方并非矛盾,因为这种地图不是对当时世界的描绘,而我们已经习惯了从我们的现代地图中期待真实的描绘。时间和空间被织入图像,其中,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主要框架。正如肯·希利斯(KenHillis)所指出的:
  “过去仍然是一个宜于地理描绘的地方……《埃布斯托夫地图》通过它强烈的象征风格和对多重视角的运用,表达了生命循环的构想。此后,文艺复兴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则同个人对肉体从生到死这一现实的理解,紧紧结合在一起。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概念,并不排斥(实际上纳入了)个体通过空间行进,而是从无止无休的生生死死、季节变换和星辰过往中,对文化有了一种共同感知。重生和毁灭是这没有尽头的世界的一部分,却还不是一个后文艺复兴人在线性的个人体验前后,会加上的一对书档。”
  自第一本现代印制的地图集——奥泰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所作的《世界剧院》(Theatrum Orbis Terrarum)起,对现在的呈现和对过去的呈现分开了。并且,在承认过去的重要性的同时,被置于首要地位的是现在:经验变得比权威更重要。这很清晰地体现在两幅伟大的地图上,第一幅是在汇集历史地图那部分的第一页上,突出强调了对过去图景的不同对待,还留出了一个特别部分专门给它们。
  在这幅地图(Aeviveteris,typusgeographicus,图三)中,奥泰利乌斯将世界像古代人所认为的那样放置在全球框架中,通过巨大的平面球形图描绘出来,但把古人已知世界以外的部分都留了空白——在另一幅地图 (TypusOrbis Terrarum,图四)中,则展示了1570年时人类地理知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对这两种平面球形图的简单对比,已经足以使读者认识到,古人教授的知识与现代人感知到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在这里,在两幅地图都使用了几何框架的基础上,世界的现在和过去分道扬镳了,时间明白无误地成为一种社会记忆,一种有待被认可的过去。
  总结一下:在现代,空间呈现与时间呈现分离开来。这样的分离出现在现代地图的绘制中,即在相同的几何基础上,根据给定每张地图时间框架的默认准则,过去地域的地图和现在地域的地图被(尽管是)分别绘制出来。根据《圣经》所确立的拯救情节,中世纪世界地图包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现代地图则给予过去一种不同的空间呈现,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分野变得可见、可感。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现代地图的力量,应当指出,正是因为欧洲现代地图是以欧几里德几何学原理所定义的空间为基础的(及其同质性、同向性、延续性的特点),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降低到了用坐标网格就能测量和展现,而现在、过去、一片土地的物理特征、一个地域的政治边界,都被分割为不同的呈现空间:在前现代绘制的地图中,这种划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新旧等级
  传统等级的地位发生变化,其中之一就是贵族。
  中间等级日益增强,获得权力,贵族则越来越弱。在旧堡垒的军事重要性消失后,原先定居在城中或堡中的骑士再没任何理由住在那里。至少在欧洲北部,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贵族们退居乡村,离开城市。只有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贵族们才继续生活在城里。
  这一意大利和普罗旺斯贵族才具有的显著特征(表现了一种特殊道路,景观的概念就出现在这些地方),必须归结为当地对传统的保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罗马帝国市政组织的保存。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城市和曾作为行政中心的地域密不可分,但在8、9世纪的经济衰退时代,这里跟别处一样都没有与行政中心保持紧密的联系。意大利和普罗旺斯贵族的领地分散在全国各处,并没有像法国、德国、英国的贵族那样以乡村属性为特征。他们居住在城中,靠他们的土地收入为生。在中世纪晚期,他们建造了塔楼,时至今日仍然在托斯卡纳和博洛尼亚的古老城市中呈现出如画般的景象。
  他们并没有剥除古代社会留下的深刻的城市印记。因此,贵族和中间等级之间的对立在意大利表现得不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在城市革新的商业复兴时期,伦巴第的城市贵族甚至也对商业展现出兴趣,并将一部分收入投资于企业。或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意大利城市的发展与北方城市的发展呈现出那么大的差异。
  但是,现在需要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标志着城市新生活、资产者新世界的特征的新活动了。我们先考察手工业者和他们对知识生产的影响。
  中世纪的城市是消费中心,但是它也是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劳动分工发展出专门的手工业,推动手工业者们自行组织起来。为此,手工业者们建立规则、“法令”,增强其集体力量,管控竞争。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通常很高。《行业志》(Livredes Métiers)记载了巴黎的130种手工业,其中涉及食品行业的有18种,涉及金属锻造业的有22种,涉及纺织、皮革业的有22种,涉及制衣业的有36种,诸如此类。
  货币交易是城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它同市场和商业产生联系。城市发展与货币流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12世纪到14世纪,可以区分出城市货币交易的三个层次和与其对应的三种商人类型。这种分类会根据地区、国家和城市的不同发生变化。然而,在这一领域,“伦巴第人”(lombardi)、“货币兑换商”(cambiavalute),“货币交易人”(cambisti)可以被详细谈论。
  “伦巴第人”是放贷者,以短期限有偿地借钱给别人。他们借出的数额相对个人消费是非常小的。“货币兑换商”就像所有的手工业者一样,在他们店铺前面街上的露天地方有个 “长凳”(banco,“bank”即出自此)或“办公桌”(tavola)。他们进行(数额非常大的)货币兑换,还进行贵金属兑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在最后给这种常规活动增加保证金,并再投资于贷款,从而成为真正的银行家。不过,所谓“货币交易人”才代表了其中精英,他们是在佛罗伦萨拥有“大银行”(banchi grossi)的人:狭义而言,就是商业银行家。他们并不专注于某处,而是开展多样化的投资活动,从国际进出口到金融交易:包括保证金、信贷、保险、汇票佣金、持有许多“公司”的股票。通常,他们也是“行业领袖”,就像美第奇家族一样,在佛罗伦萨有两个呢绒厂和一个丝绸厂。
  如特恩布尔(D.Turnbull)所强调的:
  “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250万人口建造了50座大型宗教建筑、3500座教堂、大量的修道院和隐修处、军事要塞、宫殿和房屋。然而,哥特式教堂不仅巨大、复杂、独特,它们在结构上也有很激进的创新,将参天的高度和超薄的墙体、巨大的窗户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砖石建筑,除了像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很少能再次达到这样的高度。直到19世纪使用钢铁结构之后,才能够模仿和超越这些中世纪的宏伟教堂。
  “在哥特式教堂内部,墙体被改造成玻璃幕帘,支柱变成更细的圆形石柱,屋顶成为精致的石透雕。在外部,它们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被夸张的飞扶壁支撑并包裹起来。
  “在一次毁灭性的大火以后,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cathedral,图五)在1194—1230年之间被重建,立起一座高达105米的尖塔,相当于一座30层的摩天大楼。它屹立了800年,在现代人眼中,是哥特式建筑中美得惊心动魄的典范。”
  这座大教堂是通过30次竞标重建起来的(花费了25至30年的时间),雇了9个不同的建筑承包人或石匠大师。在30年的时间里,出现过13次大的设计和结构变动,但是并没有一个总设计师,而只是一众建造者们相继接手完成。即便如此,即便一位现代工程师或建筑师几乎不能接受这样一项缺乏计划和审美一致性的工程,沙特尔教堂仍被公认为一座风格完美统一的哥特式大教堂。而且,尽管缺乏分析结构的方法,尽管会出现强风下的不稳定、地基沉降以及灰泥涂抹导致的不牢固,沙特尔大教堂一直屹立着,没有出现过大的结构问题。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知识涉及实践的应用,因为知识(不仅仅是一系列指导)需要时间。知识需要载体,它不会说话,所以很难被原封不动地转续、传达。例如,在很长时间里,信息是通过信件、消息等形式,由人来传达的;或者以一种具象载体的形式,在“自然世界”流传,如手工艺技术。作为对诞生于8世纪的同业公会的继承,法国的行会组织在12—13世纪,主要是在建造大教堂的背景下,正式确立。
  学徒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获取培训和经验的主要手段——不可能让他们仅仅呆在某个工作间里——是环游法国,在相关城市旅行;这是一个网络,由各协会所支持。欧洲的历史上写满了不同国家的巨匠们创造的伟大作品。手工业者的知识由于行业协会的联系网络(由众多网络构成的网络)而得以充实丰富,这就能够解释,那些仍被赞叹不绝的欧洲哥特式风格的美丽典范为何在地理分布上如此复杂。
  实际上,大教堂的建造工地,正是13世纪工业革命的建筑实验室所在。在这里,传统的作用通过知识的传播表现出来,这种知识还未从实践中剥离(剥离是现代的标志)。这种特别知识的传播是直接(且近乎只能)通过人们在具体工作中的协作,而不是仅仅通过信息的“分别流动”来达成的。要想获得知识,当然需要“可消化的”信息。知识的生产总是一个集体过程,这也是为何我们说,知识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公证活动
  公证活动可以追溯到古代。在欧洲,公证人的出现和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有特别的关系。在12世纪以前,由抄写人或公证人书写的特许状,被题写在羊皮纸的散页上,分发给相关群体,有时还会被收进契据册(cartularies)里。由于公证事务在12和13世纪发展起来,公证人习惯于将每项协议誊抄一下,然后在这些协议的基础上草拟法律文件。协议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律效力,公证文件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公共档案。这标志着公共公证体系的开始。而从14世纪开始,各地方言逐步取代了拉丁语,由此根本性地推动了官方对日常语言作为身份认同来源的承认。
  由于中世纪盛期的人口增长、商业发展和政治转型,公共公证从12世纪开始就在南欧广泛出现,一两个世纪之后,在北欧也发展起来。
  正如丹尼尔·斯梅尔(Daniel LordSmail)所说,
  “在14世纪中叶的1337—1362年间,在黑死病肆虐之前拥有约25000名人口的马赛,从事公证事务的有160人。其中有许多人为教会或世俗领主服务,按照客户和雇主的要求,誊抄租赁记录、草拟信件、整理档案。
  “在这26年的时间里,其他的公证人中,有不少于77名至少在部分时间里为公众服务。这些公证人以‘公共公证人’的称号区别于其他公证人。他们写下多种类型的协议,一般常年有效。”
  在13世纪的意大利城市中,公证人数量既多,名气也大,尤其在佛罗伦萨,公证人的数量多达600名,比萨有300名,热那亚有200名。
   公证人“提供了一个具有强制力的合理有效形式”,因此,他们的出现不仅使协议的签订对弱者(犹太人、妇女、儿童,等等)而言更加平等,而且确保了同客户的关系中,不受私人感情的影响,具有更大的客观性。
  公证活动所依赖的更抽象层面的基础有:
  “长距离贸易的协议;牵涉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贷款;贵族和工人之间的劳工协议;涉及生者与死者之间财产关系的遗嘱;委任法律专家为当事人进行辩护。”
  此外,公证人的活动也和城市场所的现代实践有所发展有关。实际上,正是从他们的工作中(正如丹尼尔·斯梅尔所展示的中世纪的马赛),出现了对居住地址的使用——我们现在在欧洲已对此十分熟悉。
  “合法的居住地的概念,古罗马时就有了,伊斯兰哈里发时期也有一个和财产或人头税密切相关的概念,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北欧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将身份同一个地点联系起来的习惯,既不是马赛所独有,也不是全新的。之前加洛林时期的土地上最早出现的贵族家庭,就是以其城堡命名地名的。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贵族习惯性地将他们自己与宫殿和豪宅等同起来。关于马赛,令人惊奇的是,这种习惯并不仅限于持有土地的贵族。
  “在14世纪的马赛获得一个地址的意愿,主要是来自债主和领主官员,他们迫切想要将他们的欠债人在空间中定位出来。在此,这种情况无疑具有强制性;可以说,是债主将地址与个人联系了起来。
  “记录一个地址,不仅能让官员知道去哪里找一个欠债人,还能让官员走进街区,去了解一个人的名声。一方面,是越来越倾向于将地址与个人联系起来的领主官员和其他债主;另一方面,是那些公证人们,是他们促成了理性化、以街道为基础的制图法,到了17、18世纪,其成为了城市规范。”
大学的诞生
  所有这些城市人物都属于城市共同体,这是一个当地的网络。共同体或是在城墙之内,或是在城墙之外获得官方承认的地位,这就是“大学”(universitas)。
  关于中世纪城市里的学校,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校的发展(图六),尤其是考虑到欧洲自罗马帝国衰亡后,识字率普遍下降,波及几乎每个社会阶层。教团和主教学校在这里起到了作用,但是城市学校扩展的真正推动力还是来自大师的私传,在这些大师周围聚集起了支付学费的学生,尤其是在博洛尼亚(在法律方面)和巴黎(在神学方面)。让教育更加普及的动议不久也扩展到了儿童。小男孩(有时也有小女孩)被教会认字、写字和计算(如图六所示,代表文法的人物通过一个手抄本教小男孩识字,其中包含了所有被视为学习基础的要素:诗篇、字母表,还有祈祷文。实际上,同一般认为的正好相反,祷文不仅仅有其虔诚的一面,还被视为一种学习计算的思维工具)。
  另一些城市贸易显示,学生和老师在一些城市中建立起协会、行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学出现了。最早的大学(1088)是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进行管理,在当时作为学习法律的中心而闻名于世。1180年,巴黎的大学联合会被建立起来,由大师管理,成为神学研究的重镇。13世纪时,有了牛津和剑桥大学,之后又有了维琴察大学、阿雷佐大学、维切里大学、帕都瓦大学。考试系统也在西方被第一次建立起来,这种社会向上流动的方式依据的并不是血缘和财富。
  如果我们要提到大学(university)这个概念的起源,就会发现,中世纪英语的universite,盎格鲁-法语的université,都是源自中世纪拉丁语universitas,“整体,聚集”之意,在晚期拉丁语中是“协会、社团”之意(源自universus,即“整体、全部”)。原先的中世纪概念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习用的概念。一开始,universitas被应用于单一群体,也即组建了一个受法律认可的自治联合会的群体。在中世纪,universitas可以是一个商人社团(universitasmercatorum),或者甚至可以是市政(municipality)本身,因为一个市镇(commune)也是一个universitas,因为它就是一个共同体。并且,居住着商人、学生或学者的区域或城镇也被称为natio,从这个拉丁词衍生出了我们今天的nation。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民族/国家”也非常不同于我们的民族归属感的概念。首先,学生和学者们的大学(universitas studiorum),都是一个广阔的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在其中,不同的来源被认为是对网络本身的丰富,而不是一个归类的标签。
  自13世纪,领主开始占据上风,尤其在意大利。由于这些领主,以及同他们一道的法律事务专员和随从们,如但丁在其《炼狱》篇中抱怨的那样,共和体制的共同体梦想终结了。斯卡利杰里家族成为维罗纳的主人,维斯孔蒂和斯福尔扎家族先后成为米兰的主人,贡扎加家族成为曼图亚的主人,埃斯特家族成为费拉拉的主人,本蒂沃利奥家族成为博洛尼亚的主人,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成为乌尔比诺的主人,玛拉泰斯特拉家族成为里米尼的主人;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的主人。不仅城市的权力和财富为他们所统治,文化也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复兴就是在集体共用城市(communal cities)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只有在德国,城市的独立性保持了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通过我们在前一讲中提到的网络:德国的汉萨同盟,它在15和16世纪达到了顶峰。
   (作者MarioNeve为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文化遗产系教授。本次讲座为上海博物馆“博物馆与世界文明”系列讲座之一)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2016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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