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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作者:阎云翔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内容简介

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先生系著名学者张光直的学生,早年著作有《礼物的流动》,最近,他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书评

本书是一部乡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写得简练、平和而扎实,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几乎所有重要方面,并对诸多新兴事物进行了发生学研究,如对50年来年轻女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分家”的发生学研究尤为突出。关于国家对乡村私人生活的影响、塑造、进行了同样细致的描述。
(刘苏里)
——中华读书报
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教授曾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农村里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再次回到那里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因此,他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幅关于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感人。
——奖辞

 

目 录

总序
中文版自序
前言
导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单质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與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停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书摘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6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迎来了自由恋爱的春天。下岬村新的领导接受了大跃进的教训,开始将工作重点切实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结果是,下岬的集体经济开始好转,在以后的20年里,村里人逐渐过上了相对安康的生活。集体经济的稳定给新的公众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新的公众生活的重点是推进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同时也给了村里的年轻男女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有相遇的机会。在年轻人中间,看电影和篮球比赛是最受欢迎的活动。电影一开场,在场的人都很容易感受到周围出现的浪漫气氛。许多村民回忆说,总是有些青年男女故意站在外围,相互对视的时候比看银幕还多。另外一个谈恋爱的机会是每年的篮球赛。球赛总是有很多人围观,观众也很兴奋。有些村民甚至说,那就像是在过节。尽管恋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在黑暗中看电影时那么容易眉目传情,但姑娘和小伙子都愿意借机看看对方。下地干活是年轻人之间最经常、也是时间最长的交谈、交往机会。在春播、夏锄、秋收的各个农忙季节,青年男女必须肩并肩一起工作。比如,种玉米就需要两人配合:一人挖坑,一人撒种。通常男人负责挖坑,女人负责撒种。虽说夏锄与秋收都是单人工作,但是通常男人在完成他们那几垄地后就会过来帮助妇女,之后男女再一起休息。田间休息通常是早上一次,下午两次,每次10到20分钟。

1972年,有个队干部家的姑娘喜欢上了同队的一个小伙子。他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时,姑娘总是找机会去跟小伙子说话,有时还会请小伙子帮忙干活。这小伙子有个毛病,一到高兴或者困窘时便会有点口吃。农忙期间的一天,小伙子期期艾艾地对姑娘说了半分钟,最后才说清楚是想帮她磨镰刀。在场的其他社员听明白后哄堂大笑。几天内,村里所有人都听说了这件事,不少人还在这对年轻人面前学小伙子的窘态。大伙的调笑反倒使这对年轻人原来模模糊糊的感情变得明朗起来。农忙过后,姑娘对家里表示要嫁给这小伙子。她父母觉得姑娘太傻,因为小伙子出身上中农家庭,所以不想答应这门婚事。不过姑娘终于说服了家里。这对心上人不仅顺利结了婚,女方家还给了嫁妆。

除了一起工作之外,村里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一些途径去发展感情。在70年代中期,有个中学生回乡务农。他本想上大学,可是当时就连城里的青年学生毕业后也得下乡。他非常苦闷,出工、收工经常一人呆着,不参加集体活动。村里有些人嘲笑他异想天开,但是他从前的一位女同学却很欣赏他,听他的倾诉,支持他的想法。小伙子被感动了,两人很快坠人情网。在我1994年调查时,当年这个小伙子回忆说,那天下午他到姑娘家,她父母都不在。他拉起姑娘的手,请求她当他的对象。姑娘眼泪汪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了点头。可惜,女方的父亲不肯将女儿嫁给他,因为他想把女儿许给外村的一个干部。当爹的觉得,让女儿嫁给这小伙子就会毁了孩子,因为小伙子又种不好田,家里又穷,付不起像样的彩礼。姑娘说不动父亲,于是就采取了女孩子通常的做法:无论谁家提亲都坚决不同意。这办法一般都很有效。一年里,她拒绝了一家又一家,这使她父母终于明白,除非是心上人,她坚决不肯结婚。最后,当爹的只好让了步。

1963年至1983年间的择偶方式在两方面不同于1946年到1964年这段时期。第一,在六七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件父母、儿女间因婚姻而反目的事件。其次,在父母、儿女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后者多半都能在最后占上风,得到父母的允许而如愿与心上人结婚。事实上,到60年代后期,年轻一代在择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权,父母没有儿女的同意一般没法逼迫他们嫁娶。因此,在这期间结婚的多数年轻人对自己的婚姻选择都相对满意,只有很少数一部分人说他们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婚的。另外,这期间在订婚前后,对象之间的来往越来越频繁,即使是一些经人介绍而认识的青年男女,爱情之火也会燃烧起来。不过,在我访谈时,这些人并不把自己归人“自由对象”类,因为他们属于媒妁介绍,而且也没有长辈的反对。

P.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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