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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重商时代 —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

刘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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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欧商人问题的专门研究,国内史学界似乎不多。其实,商人一出现在历史上,就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注意和评论。在农本经济社会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商人和商业都被当作了抑制的对象。重农轻商、重本抑末,是东西方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到了1418世纪社会转折时期,西方商人的社会作用、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却呈现了与东方很大的差异性。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加速了西欧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对商人、商业、商人资本几乎持一致的赞颂态度。1617世纪西欧重商主义居于主流意识,使1618世纪的西欧似乎就是一个“商人社会”或“商业社会”。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了“市场经济”和“经济人”理论,也过高地估计了商人的地位和作用。这些理论被视为西方世界的正统学说,直到20世纪还被奉为圭皋而继续张扬。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商业起源论”、西欧中世纪城市“商业起源论”,就是这种张扬的极致表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著有专章,对商人资本的作用进行了历史考察,而且还注意到了商人资本的一些消极性影响,并在理论上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商人资本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本书围绕商人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市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若干专门研究。研究中并不追求系统化,而是试图就这些问题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在结构上也就分成商人和城市两大篇。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书中论述的观点,兹将各章做一概述。

上篇“商人论”共五章,力图较为客观地评论西欧社会转折时期商人的社会作用及其局限性,并以英国为例考量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及其变化问题,阐述了商人资本作用体现最典型的现象之一——英国乡村工业的兴起,也剖析了16世纪西欧最大最典型的商人家族——德国的富格尔家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学术界对商人研究的新动向——家族企业和亲属关系,以及这种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各章要点如下。

第一章《转型时期西欧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消极作用》认为,在西欧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商业和商人资本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将商人资本的积极作用作了归纳。但是,商人资本的作用不能无限拔高。本章即主要分析西欧商业和商人资本独立发展后,是怎样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产生消极作用的。

首先,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商人资本,其积极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商人资本越是独立发展,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有的比例也就越大,也就会越来越多地挤占社会投向再生产过程的资金和财富,从而放慢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整体速度。而且,商人资本越大,在社会总利润中所占取的比例越多,产业资本的利润就会越小,因而势必影响产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商人资本越是独立发展,它所形成的活动能量也会越大,它对社会财富和物质的支配能力也就越强,利用这种越来越强的支配力,商人资本就会极力保证自己在流通领域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从而一方面夸大流通的作用,攫取更多利润,贬低商品生产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们也不情愿向生产资本转化,不愿意从支配地位下落到被支配地位。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生产发展的基本规律背道而驰的。

其次,商人资本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此它对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会很感兴趣,甚至还可能去干扰阻碍社会变革。商人资本的兴趣既然主要是商业和流通领域,那么他们所热心的主要是商业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巩固,是怎样在充当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角色时最大程度地牟利,从而使他们对商业的关心甚于对工业的关心,对国外市场的关心甚于对国内经济的关心,因此他们对国内经济特别是生产所做的贡献就十分有限。

第三,商人资本极具移动性。商人资本虽然有时也投资工业,转化为生产资本,但这种投资和转化是为其商业服务的,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因此,商人更热衷于商业投机,甚至从产业领域往商业领域反向转移。商人资本也易于转化为高利贷这种非职能化的资本。高利贷资本完全离开了经济领域,减少了投入经济活动的社会总资本量。

第四,商人资本所拥有的财富常常有流出经济领域的趋向,如纷纷退出商业活动而投资于土地获取地租的做法。而且商人资本独立发展积聚的巨大财富,以及财富占有的不稳定性,还助长着商人们随意消耗财富的不良倾向。

第五,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对改变西欧社会旧的封建性质作用也不显著。以富商阶层为社会基础的城市贵族,日益走上垄断城市政治领导权的道路,城市早期的政治民主气氛愈来愈被排除,寡头政治十分流行,城市领导权局限在极小的社会圈子里,从而加剧了城市的保守性,加剧了城市的矛盾冲突和城市危机。

第六,随着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和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商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要求日益迫切,因而常常急切主动地向封建权势(封建国王、领主、教会等)靠拢,最后反遭其害,落得家财失尽,法国雅克·科尔、德国富格尔家族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总之,对于商人资本应该有辩证的认识,在充分肯定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不能忘记它存在局限性和消极性的那一面。

第二章《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首先分析了近代早期英国商人阶层崛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阐述了商人队伍的壮大和财富的巨增,并从商业贸易、工业、乡村、政治生活等方面考察了商人社会作用及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两个层面考察了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

一是商人对自我形象的改善和对自我评价的变化。随着财富激增、社会地位上升,以及出于为自身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社会氛围的考虑,商人们改变自身社会形象的要求日益迫切。商人对自我形象的改善既体现在素质修养、经商行为也体现在社会活动上。在自我形象改善的基础上,商人越来越多地获得社会认可,又增强了自信心,增强了自我意识,提高了自我评价。

二是社会各阶层眼中的商人形象以及他们对商人评价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扩张和贸易的需要,一些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意识到商人的社会作用,看到了商人为改变自身形象所做的努力,因而给予商人一定程度的认可,渐渐改变了对商人形象的认识。另一方面,社会上仍然流行着中世纪以来的贱商观念,加之商人一些不良社会形象的影响,对商人不停地发出诅咒之言的也大有人在。但从总体上说,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都在朝着更为肯定的方向发展。

当然,各阶层由于所处立场不同商人的评价也会有差异。文学家在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商人形象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既有歌颂,也有贬抑。思想家们擅长以深邃的眼光、理性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来观察和认识社会现象,近代早期商人力量的兴起以及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必然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对商人的形象与评价有所改变。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更是做了很多工作来提高商业的地位,强调商业的必要性和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也不信任那些远离生产领域的中间人,担心商人会使金银外流,认为商人只对商业利润感兴趣,而不注重维持社会的合理平衡。国王和政府不仅看中了商人手中的财富,也看中了商人的才能、知识和特长,利用商人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商业知识,精于计值等素养,吸收他们参与国家管理。在贵族心中,商人的地位不再那么低贱,当贵族为形势所迫之时,也愿意将商业作为改变困境的手段,力求通过商业致富。乡绅和商人的联系比较紧密,两者之间的相向流动也很普遍,彼此渗透,互相影响,乡绅对商人怀着复杂心态,批评、诋毁与赞美、褒扬并存。基督教会历来重视农业,轻视工业,鄙视商业,竭力反对以盈利为本的商业行为。近代早期,大多数教职人员仍沿袭了中世纪的态度,但商业带来财富,也令教会人员趋之若鹜。不少教职人员受雇于商业公司和商人行会,和商人交往密切,教士们在布道中往往称赞和美化商人,给予商业和商人极高的评价,并从圣经中寻找经文来论证商人的重要性、商人的美德等。普通劳动者有赖于商人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维持生计,解决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等问题,同时又受到商人的盘剥和控制,因此商人在他们心中便有着不同形象,他们对商人的评价也是褒贬并存。

总之,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海外扩张和贸易的需要,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日渐被人们认识;商人对自我形象的改善也被人们所认可;当时人出于各种需要不得不同商业发生联系,对商人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人们在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也发生着变化。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社会开始对商业和商人重新审视、重新评价,渐渐改变了对商人社会形象的传统看法。同时,社会上仍存在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贱商传统,整个社会对商人的认识仍未从传统中完全脱离出来;商人不良行为的经常性存在使人们心目中的商人不良形象挥之难去。社会对于商人褒贬不一,这种复杂性和多重性折射出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

第三章《商人资本控制下的英国乡村工业》较为全面地考察了1518世纪英国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对英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意义,以及商人资本对这一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英国乡村工业的蓬勃兴起,曾在最近二三十年被学术界视为一种“工业化前的工业化”运动,视为一种“原工业化”,视为“农耕世界中所孕育的工业世界胚芽”,可见已引起历史学家们的广泛注意。

本章首先考察了1518世纪乡村工业在英国的普遍兴起。所谓乡村工业,是指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乡村手工业,是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品的生产,尤其是指那种面向国内国际大市场的手工业。英国乡村工业发展始自13世纪水力轮的广泛应用之时。到1516世纪,乡村工业已逐渐挤占农民原有的家庭手工业基础。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乡村工业在全国已有广泛深入的发展,几乎遍及每一个村庄。在所有的手工业部门中,以毛纺业在乡村的分布最为广泛。1518世纪英国有三大毛纺区。一是西部各郡,1516世纪时是英国最重要的毛纺区,它主要分布在乡村。二是东盎格里亚,也是1518世纪英国呢绒的主要产区,并且是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英国最重要的毛纺区。三是约克郡西区的毛纺业,起步于15世纪,较大发展于1617世纪,18世纪里是英国毛纺织品的最主要生产区。毗邻的兰开夏东部,也是很重要的乡村毛纺区。新近的研究表明,东南部肯特郡的韦尔德地区也有发达的乡村毛纺业。毛纺业是英国的“民族工业”,17世纪初,整个英格兰从事毛纺业的全部人口约在百万以上,其中90%以上是乡村人口,因此毛纺业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工业。

除毛纺业外,兰开夏的棉、麻纺织业也是著名的乡村工业。以曼彻斯特为起点,向东部和北部的乡村伸展,形成了一条棉麻混纺业工带。曼彻斯特四周的村庄无一不从事棉麻混纺业。纺织业以外,以伯明翰为中心的西密德兰“黑乡”铁工业区也是著名的乡村工业区。有些较次要的手工业部门也主要在乡村发展。织袜工业从17世纪兴起后,诺丁汉郡、莱斯特郡、德比郡的村庄,便成为织袜业的主要中心。花边工业在17世纪里扩散到德文郡农村,后又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顿郡兴起,成为低收入农民的补充副业。以设菲尔德为中心的“哈拉姆郡”地区,作为最重要的铁器制造区,虽然生产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城镇,但在附近乡村也有广泛的分布。16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大工业”,如采煤、金属开采和冶炼、玻璃制造、肥皂制造、明矾制造等,也可以算作乡村工业。

英国的羊毛贸易和毛纺工业基本上控制在各类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包括羊毛经纪商、羊毛批发商、羊毛分类商、毛纱商人、呢绒制造商、“布莱克威尔厅的代理商”、呢绒商、“曼彻斯特商人”、零售小商贩等。此外,14世纪以后,英国还专门成立了垄断出口权的商人公司。早期有“羊毛出口商公司”Society of Staplers,垄断了羊毛的出口权。15世纪出现的“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逐渐排挤了外国来的汉萨商人,基本上控制了呢绒贸易的出口活动。无论是“羊毛出口商”还是“呢绒出口商”,他们都以伦敦为总部,但在国内各地都有成员,形成了控制出口羊毛交易和呢绒交易的巨大网络。所有这些商人,由于经营活动的需要和联系,都多多少少介入了乡村工业。有的直接经营和投资,有的是间接和股份投资,有的依靠市场导向和市场需求信息来引导乡村工业发展方向。

广泛分布的英国乡村工业,基本上组织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下。控制乡村工业的主要是商人资本家。所谓商人资本家,是有特定含义的,他们并非一定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而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主要控制了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商业职能(即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早期的资本家基本上都依靠这种形式控制生产和生产者,而不论他出身如何。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产生有两条道路:一是“生产者变成商人”,二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这两条道路说的都是对生产中商业职能的垄断,而不必考虑这些垄断者先前是何人。在乡村工业中的商人资本家一般有三类来源。一是在乡村土生土长的呢绒制造商,大多由解放了的农奴、自由小农上升而成,以及由乡绅转化而来;二是转移到农村的城市手工工匠发迹而成;三是城市商人。相比较而言,来源于纯粹商人的比例要更大些。在商人资本家渗透和控制之下的乡村工业,有三种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并都以在毛纺业中表现得最为充分:(1)初级的“家内制”。在这种形式下,商人资本向独立的乡村毛纺工人赊卖原料和购买产品,但不参与生产过程;乡村毛纺工人则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向这些商人赊购羊毛和出卖呢绒,逐步丧失着羊毛购买和呢绒出卖的自主权。商人资本家由于垄断了乡村毛纺工人原本所具有的商业职能,从而取得了对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部分控制权。这一形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分散工场手工业制即“家内制”(domestic system)的初级或原始形态。这种形式主要分布于约克郡的西区,是这一地区乡村毛纺业的主要组织形式。(2)典型的“家内制”。即通常所说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是乡村毛纺业的主要生产组织形式,流行英国各地,尤其是西部各郡。作为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最大乡村纺织区的兰开夏,分散的工场手工业也是主要形式,这里的“家内制”更多地被称为“发放制”(putting-out system)。西密德兰“黑乡”制铁业也盛行“家内制”,尤其是制钉业。(3)集中的手工工场。毛纺业中的集中工场一般出现在新兴的工业城镇或村庄。16世纪英国许多巨大的呢绒制造商,大都是集中的呢绒工场老板。那些采矿、冶炼、制皂、制玻璃、煮盐等乡村“大工业”,更是集中的工场形式。

乡村工业兴起对英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说明:(1)乡村工业与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成长。英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大约于14世纪萌芽于城市。但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发展路障重重,而农村却具有许多吸引城市资本向乡村转移的有利因素。城市商人资本向农村的转移,不但促进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化,而且也加速了商人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步伐。从量上的比例关系看,乡村工业所涉及的地区广、人口多,生产的产品数量也要大得多,远非同期的城市手工业能比,因此,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便主要是仰赖于乡村工业的发展。(2)乡村工业与农村资本主义的成长。英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出现也比较早。尽管英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是大农出现,但它既不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道路,更不是农村资本主义成长的主要途径。正是乡村工业的发展才真正加速了农村的商品经济化和资本主义化。或者说,乡村的商品经济化和资本主义化,是以乡村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化为最初起点的。至于圈地运动,无疑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道路,但却不能视为英国资本主义整体成长的主要道路。(3)乡村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飞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育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又产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通过工业革命而从手工工场时代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这一飞跃的实现也是同乡村工业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乡村工业奠定了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和扩展的生产基础。其次,乡村工业培养了工业革命中第一批富有进取心、开拓心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再次,乡村工业发展集中后形成的新兴工商业城镇,连同周围的乡村工业区,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

第四章《德国富格尔商人家族考察》,试图从富格尔家族兴衰的原因及其商业经营特点入手,来透视西欧商人在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富格尔家族是欧洲16世纪最大的商人家族。一些研究欧洲16世纪历史的学者,甚至把16世纪称作富格尔时代。

富格尔家族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地理优势与时代背景。奥格斯堡作为家族的起源地,具有双重有利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向南紧靠商业发达的意大利,往北可到当时贸易兴旺的佛兰德尔,是联系地中海贸易区和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的中转站;另一方面,它紧靠金属矿藏丰富的中欧,即蒂罗尔、上匈牙利、图林根等地区。而“长的16世纪”里欧洲所发生的新变化,又为富格尔家族兴起提供了时代契机。地理大发现引发了欧洲的“价格革命”和“商业革命”,促使社会各阶级对商业的态度都在改变:君主为发展行政、维持雇佣军而对商业加以重视,商人因此介入政治生活;教会对商业高利贷存在的承认,积极参与商业活动,使商人放下了思想包袱;市民纷纷从事高利润的商业活动,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工具和新方法如信用、汇兑、薄记等,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富格尔家族能脱颖而出,成为16世纪最大的商业家族,也有它自身的因素,尤其是它独特的商业经营方式。富格尔家族的商业活动,被视作“19世纪工业企业的原型”,其活动主要依赖家族公司来进行,家族内部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同时它也出于政治和商业目的而广泛联姻,寻求资金与政治的支持,从而使家族的商业活动能触及到各个领域。经营采矿业是富格尔家族崛起的关键;经营银行信贷业,则扩大了家族的政治影响。而且,家族领导人已具有某些潜在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有良好的经营素质,注重对下一代人的教育与培养,还善于使用现代商业手段,建立广泛的通讯运输网络,从而尽快获得商业信息,准确把握商机,控制市场。

富格尔家族的衰落也是极为迅速的,其原因包括在向工业资本转化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资金大量流失到经济领域以外,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的战争使国际金融贸易发生断裂,包括富格尔家族在内的德国商人深受其害,家族因与政治联结而腾达、也因之而受害,家族后期领导者决策失误,导致公司境况每况愈下等因素。总之,富格尔商人家族是16世纪西欧商人的典型代表,从其可以折射出当时商人的基本形象。1516世纪欧洲客观上是需要商人的,但要成为佼佼者却必须依靠与政治(君主和教会)建立紧密联系。当财政左右政治时,商人就在社会中举足轻重,并从政治中获得某些商业特权。但当政治决定财政时,商人随时面临破产的危险。无止境地向商人借款的各国政府,为摆脱财政困境而不惜宣布破产,结果使富格尔家族等相继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第五章《商人研究新视角: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从评述美国学者格拉斯比对转型期英国商人家族企业和亲属关系的研究入手,试图从一新的角度来探讨英国商人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作用,基本内容是:

一、对转型时期的英国,格拉斯比认为商人阶层的作用最为突出。他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中,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商人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这就打破了只把家庭、家族、亲属关系纳入家庭史范围的传统思维,而从历史角度对家族和亲属关系的经济社会作用作了深层次分析。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二、格拉斯比使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广泛搜集资料并加以细致地辨析,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准确地把握材料的价值并认识其局限性,恰当地运用材料去说明问题,并指出切忌用个别材料来进行全局性研究。他采取计量方法,甚至还利用计算机手段,根据材料内在的逻辑关系,脉络清晰地展开研究,注意静态分析和动态描述相结合,从而得出了一些前人未有的结论。

三、亲属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和扩大,处在变革年代的英国,人们为了寻得社会支持,更看重亲属网的作用。在近代早期英国的亲属网中,自我是中心,亲属关系分血亲、姻亲和假亲(如师徒)等层次展开。以亲属关系网为基础的商人家族企业下比商人单个家庭企业,上比公司等商业组织,均有不同的优势,其作用有规避风险、积累资金、培训人力等,但它也有弊端,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企业日益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冲击。

四、研究亲属关系和家族企业,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正是由于新,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也会不少。格拉斯比的研究促使了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探讨商人亲属网问题。但他的研究过于实证化了,没有对商人家族企业和亲属关系问题作更深入的理论分析。我们发现,家族企业和亲属关系网虽然可以共生,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概念。格拉斯比对商人家族企业多有探讨,但对家族以外的亲戚关系却很少论及。至于亲属关系网对转型时期英国工商业发展和变革的作用,除了他所论及的几点外,至少还可包括共构市场网络、专业环节分工、增强社会势力等。由此,我们可以为西欧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展开一个新视角,即从社会关系角度来探讨经济发展,将社会和经济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

下篇为“城市论”。城市是商人的主要活动基地,也给商人提供成长的环境结构和外张的力量支撑,因此要理解商人问题,不能不考虑城市的作用。本篇首先力图从政治属性、政治地位、政治关系、政治作用等方面对中古西欧城市进行总体论述,并结合中国中古城市作一些比较。同时,以威尼斯为解剖对象,注意研究对城市工商业发展起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接着,又对英国中世纪城市进行细致解剖,重点考察城市市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这样一来,本篇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城市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诸多方面,虽然具体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意在对城市作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考察。本篇最后评述了中国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城市研究的状况,试图揭示中国学者对西欧城市的研究水平,找出国内的研究特色及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第六章《中世纪西欧城市的社会政治结构》,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一、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包括城市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城市兴起的历史过程等;二、中世纪城市的自治和自由,包括城市争取自治的运动、城市的自由权利、城市的市政管理、城市同盟等;三、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包括城市的社会分层、行会政治、寡头统治与行会革命、市民阶级力量成长等;四、近代国家兴起和自治城市衰败,包括国王与城市的结盟、作为近代国家雏形的城市共和国、民族国家兴起与城市自治权萎缩等。第七章《中国中古城市政治:与西欧城市的对比研究》,实际上是为观察和理解中世纪西欧城市问题提供一个参照系统,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一、中国中古城市的产生,包括封建统治者“建立”城市、政治和军事目的是城市的首要职能、经济功能维系着城市的生存等方面;二、国家对城市的控制和管理,包括城市管理机构、人员及职责、城市里坊制度、国家对市民的管制和打压等;三、中古后期城市政治的局部变异,包括中古后期城市民众组织的出现、经济发达地区新市镇的兴起等现象。两章的具体内容不再赘述,但在此两章的基础上对中古时代西欧与中国城市进行比较,可感觉到至少有四个方面可谓大不相同,对中西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迥然相异:

一、关于城市的产生问题。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有“手工业起源”论、“商业起源”论等多种观点,这些观点都注意到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一大特点,即城市是“兴起”的,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运动的产物;工商业者自动聚居于一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手工业起源论”等着重从封建经济结构内部考察城市的兴起,认为城市兴起是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市是因专门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在一起才形成的。“商业起源论”注重外部因素即国际贸易对城市兴起的刺激,但也强调城市因商人聚居才得以出现。与此相反,中国封建城市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将其作为政治中心或军事堡垒建立的,封建城市体系的基架就是这些由统治者建立起来的政治性城市。作为政治活动的产物,城市的兴与废、盛或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统治者的意志,城市建设也集中体现了他们的要求。一个地方要成为城市,统治者的意志和选择是第一位的,这和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主要由工商业者力量的推动是迥然相异的。

二、关于城市的概念内涵。中西封建时代城市的概念内涵是有很大差异的。西欧中世纪城市不但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当我们说“中世纪城市”时,这个概念中包含了“城市共同体”或“市民共同体”这一内涵。中世纪城市拥有很多的自由。城市自由的实质,就是城市共同体摆脱对领主的依附地位,有自由行动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种自由既指城市对领主的独立程度,也指市民个人从业和活动的自由程度,还指城市作为社会共同体有集体行动的自由。作为一种共同体,中世纪城市是西欧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种基层组织。但这种基层组织是代表本城及市民利益的,而不是上级政治权力如国王、诸侯或主教的代表。而中国封建城市作为各级政治中心,以及衍生的经济中心、社会中心,吸引了众多人口聚居,但城市概念主要是指其人文地理意义,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含义,但决没有“城市共同体”、“市民共同体”之社会内涵。在中国城市里,聚居的人口没有共同利益,城市也不作为共同体与外界交往。就社会地位说,中国封建城市居民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人的截然划分。官府代表国家对城市实行绝对统治,城市管理者即各级官府和官吏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在中国封建城市里,基本上不存在西欧中世纪城市那样的市民自由、市民权利、市民自治之类概念。

三、关于行会等民众组织。在西欧,行会几乎随着中世纪城市的产生而产生。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行会不但具有经济和社会功能,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行会时期,城市里的行业差别,市民们的贫富差距,都不是很大。这种经济平等决定了政治平等,因此行会时期的城市是很有民主气氛的。而在中国,唐代以前的城市里几乎没有民众组织。唐宋以后城市中出现了行会等民众组织,但它们基本上停留在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层面,很难体现出政治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政治极度成熟的社会里,行会在政治方面潜在的积极作用总是被抑制中,而其保守性越到晚期却体现得越明显,并且越来越傍上了封建官府。

四、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中世纪工商业自治城市的兴起,是西欧与中国封建社会相比较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城市在西欧历史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历史地位远非中国封建城市可比拟。这种作用和地位可概括为:其一,中世纪城市孕育了新的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其二,中世纪城市培育了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即由城市工商业者逐渐集结而成的市民阶级。其三,中世纪城市市民政治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社会观念和政治法律精神的形成。其四,中世纪城市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培育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其五,中世纪城市工商业经济作为一种异类因子,对西欧封建农本经济结构起着腐蚀和瓦解作用。最后,城市从中世纪的独立性极强的政治主体,逐渐将自己融合于以领土为特征的近代民族国家之中,并在这种融合中完成向近代城市的转变,城市也就在这种自身的转变中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

第八章《影响威尼斯商业兴衰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探讨了中世纪至近代早期威尼斯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府体制,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多重文化特征等方面,认为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威尼斯商业的兴和衰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威尼斯是一元化的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经济活动始终是以商业而不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阶级结构里因而不存在一个封建的阶级,这就避免了许多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威尼斯从一开始就以商业贸易为主,全民经商,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高度一致,因而不存在有别于其他阶层的商人行会。这种“全民皆商人”的一元化社会阶级结构,从整体上为威尼斯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利益高度一致,使政策法令能得到有效实施,在危机降临的时刻,可以全民共同分担,共度难关。这是威尼斯商业长久繁荣的基本保证之一。威尼斯也有社会分层:上层是占人口5%左右的城市贵族阶层;中层是人口略多一点的享有部分特权的市民阶层;下层是各种工商业劳动者,占居民总数的90%左右。尽管有这些分层,但威尼斯的两极分化并不像诸如佛罗伦萨那样显著。

政治上威尼斯是多重化的政府体制,类似金字塔。位于最上层的是总督及其内阁,这是最高行政长官和行政机构。贵族组成的大议会位于最基层,它是最高立法机关和监察机关。位于中间的则元老院及十人委员会。元老院是威尼斯的实际权力机构,十人委员会是其常设部门。总督的权力要受到十人委员会、元老院及大议会的牵制。在这种政府体制中,各层机构互相牵制,没有一个机构可完全独立行事,这就既使独裁专制的企图化为泡影,又使威尼斯避免了那种席卷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党派之争,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商业的发展。在政治冲突连绵,政府更迭频繁的中世纪欧洲,威尼斯可以说是政府最稳定的范例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看似近乎完美的政治体制所掩藏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体制的弊端使政府渐趋腐化没落,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与尊严,政府行政效率降低,同时也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离心倾向加强,在危机到来时刻加速了威尼斯的衰落。

威尼斯商业的繁荣,与其当局实施的以经济利益为归宿的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密不可分。经济政策方面,中世纪城市追求的是满足本城市的利益,即一方面要求城市本身有足够的供应,最重要的是粮食供应和手工业原料的供应;另一方面要求城市商业有一个稳定的市场,防止外地、外商竞争,即采取一种垄断政策,用行政手段造成垄断的局势。可以说, 威尼斯是实行这种经济政策的典型。从城市的经济利益出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政治法令,做出过许多重大政治决定。但这些政治举措好似双刃剑,一方面促进或保证威尼斯商业的兴盛,同时又影响并阻碍着商业的发展,加速了商业的衰落。政府开展各种外交活动,实行安全、稳健与强硬相结合的外交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对威尼斯商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政策所体现的一些不平等现象以及权宜之计性质并未使威尼斯永久获利,相反,还给商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15世纪以后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威尼斯仍然固守曾促使其成功的原有做法,而且还违背自身海上利益的根本原则,推行大陆政策,穷兵黩武,终于加剧了其商业衰落的趋势。

威尼斯是一个多重文化汇融的中心,受到多重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及形成了浓厚的本土文化,也感染上了异域商人的文化气息。多种文化特征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既促进了威尼斯商业的兴盛繁荣,同时也阻碍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本土文化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其形成在于长期的商业贸易活动,锻造了威尼斯人勤劳吃苦,富于冒险的企业精神,使他们表现出勇敢进取与聪明机智的商人特征。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人社会,所有的威尼斯人,上至总督,下至平民百姓从不以从事商业为辱,相反,他们把商业看成是合乎体面与礼节的荣耀之事。因此,威尼斯有一种浓厚的商业意识与传统,并受到社会普遍承认与推崇。至于异域文化,威尼斯人接触较多的是拜占庭文化、阿拉伯文化和犹太人文化,这些文化大多是商人文化或重商文化,与威尼斯商业文化颇为相洽。

第九章《中世纪英国市民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中世纪英国远离欧洲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特别是远离国际贸易中心区,城市的发展远没有大陆国家那样出色,但也呈现出一些特征。除伦敦等个别城市外,大多数英国城市与国际市场联系并不很多,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它们的发展更带有自然性、原发性,更具有解剖价值。由于与国际贸易体系不是特别密切,因此用“商业起源论”来解释英国城市兴起显然行不通。英国事实上也很少出现因国际贸易而兴起的大商业城市,城市的兴起基本上是本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自然结果。相应地,城市工商业的服务范围主要是本城和周围农村。依此原则,中世纪英国城市大致可分为三类。最基层也是最广泛的,是数百个中小城镇。中间层次是大约100个左右的地方城市。最上是首都伦敦。即使按中世纪的标准,英国城市也都是很小的,只有伦敦这个城市达到了欧洲大陆二流城市的水平。

城市既然是作为工商业中心兴起来的,它的经济功能首先就是工商业功能,市民的职业主要是工商业,这是所有城市的本质特征。但各类城市在工商职业结构方面各有侧重,并随经济变化而变化。(1)中小城镇。其经济生活的一大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农业气息,但它的基本职能或首要职能是工商业,它是各个乡村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中心。其职业结构一般是手工业和商业并重。商业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它是周围乡村居民互相交换农产品的市场地,也是城镇手工业品与周围乡村农产品交换的场所。二、它也是本地区与外地进行商业联系的窗口。中小城镇的手工业基本上面向本地,主要为周围农村和本城居民提供日用消费品,提供日常手工服务。由于本地人口生活需求的广泛性,中小城镇的行业也就相应地杂乱。(2)地方城市。市民的职业更为广泛、庞杂,绝大多数市民以工商为主要职业。工商并重,服务周围地区,是这些城市经济的主要特色。当然这种职业结构又是变动不居的。商业化是地方城市在15世纪以后的普遍趋势,商人在市民中的比例不断增加。1617世纪里,城市市民所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多。(3)伦敦。中世纪时是一个普通城市,16世纪初人口不到5万,伦敦的膨胀性发展是从16世纪开始的。15世纪以前,伦敦虽是首都,但经济上只是英格兰的主要中心之一,伦敦市民的职业结构与地方城市并没有多大不同,工商并重,既庞且杂。15世纪后期起,伦敦向商业远占优势的城市转变,逐渐以一个国内市场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形象出现。市民中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人极多。从总体上看,除了基本的工商市民外,英国城市在15世纪后又开始出现一类新的职业群体,这就是律师、公证人等自由职业者。这群正在成长为中产阶级的人,其财富和势力日渐引人注目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市民主要是两个来源,一是该城的原住民;二是来自于周围乡村或外地的移民。两者在城市人口中各占多大比例,各城有各城的情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如果没有移民进城,城市人口是不会增加的,因为在中世纪,城市人口的死亡率通常大大高于出生率。城市在兴起阶段时,来到城市的移民多为所谓逃亡农奴。城市在发展阶段中所吸收的移民则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为“改善型”移民,第二种是“生计型”移民,第三类是外国移民,他们兼有改善和谋生双重特点。移民的原籍,也是随着时代发展由近而远的。在一些城市,移民对城市发展的贡献率还大于城市原籍居民,尤其是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的伦敦。

所有取得了自由人资格、在城内开业的人都是市民。但他们开业资格的取得,他们日常的工商活动,都要受到城市各种经济组织以及城市当局的管理和约束。中世纪英国城市工商业组织的发展和演变,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商人基尔特(gild merchant),12世纪下半叶和13世纪上半叶是其全盛时期;第二阶段,手工业行会(craft gild),在13世纪下半叶和14世纪里独揽大权;第三阶段,公会(company),15世纪开始进入城市经济领域。总体上说基本如此,但各个时期、各类城市都有一些不同情况,本书对各种不同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

无论处在哪一阶段,有一点是变化不大的,即手工工匠也好,批发商、零售商也好,服务业老板也罢,他们的作坊或店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或经营单位。在这个单位里,主要有三类人在从事劳动、生产或经营活动,即行东(老板)、帮工和学徒。三类人的社会经济角色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手工生产作坊和服务店铺的老板也就是行东师傅(master)。他们具有生产职能和商人职能两方面职能。因此,城市的手工业者一般都是亦工亦商,“前店面后作坊”是典型的手工业作坊形式。学徒(apprentice)是作坊里的无偿劳动者。帮工(journeyman)属于雇佣劳动者。有一部分出师学徒永远停留在帮工这个角色上,只能靠打工挣钱而养家糊口,而不能自己去当老板,通过学徒途径成为独立开业者的自由人很少。如真成了在城市独立开业的自由人,其前程便有可能不可估量。随着行会解体,一些破产的工匠和帮工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小匠师(small master)。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工具,但实际已丧失生产的独立性,他们无资金购买原料,也无资格自销产品,因此只能从商人那里接受计件工作,将完成的产品交回,再领取工资,最终成了商人资本控制下的雇佣劳动者。

从法理上说,市民的身份是平等的,也都有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但事实上很多帮工、学徒独立从事工商业的自由实际上被剥夺了。他们是城市中没有地位的贫民阶层。比他们地位更低的,还有那些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流浪者、乞丐、无业人员等。独立工匠、服务业和零售业店主,是市民的基本阶层,可称城市平民。富有的批发商、外贸商、高利贷者和房地产主则成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谓市民,多指的是手工业者和店主以上的人员。按说中世纪城市在本质上是应该没有社会等级的。中世纪英国也没有哪个城市公开在法理上规定社会等级。但由于城市诞生于等级的封建社会中,因此“无论如何绕不开”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影响。因此,中世纪城市里等级意识、等级观念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的,英国当然也不例外。等级观念与收入差距、贫富程度相结合,使城市中存在着以财富为基础的明确的等级分层。

不过,中世纪英国城市并没有一个富裕的中间阶层。富人尽管是极少数,但毫无疑问在城市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着城市的统治权。

第十章《中国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城市的研究》19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城市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分别就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城市、英国中世纪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及其原因、英国中世纪城市的经济功能与城乡关系、英国中世纪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英国中世纪城市与封建体系的关系、英国中世纪城市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六个方面的问题,介绍了中国学者的各种观点并予以评论,认为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独立见解,有的学术观点相当有创见。从总体上说,中国的英国中世纪城市史研究已经起步。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一研究也明显存在着多方面不足,其中因研究方法差异而难以与国际同行对话,不能运用第一手资料而使研究难以细致深入是一大缺憾。

总之,本书虽然对处于转折时代的西欧商人和城市作了一些探讨,但这种探讨仍只是初步的,不成系统的,可能也是肤浅的。本书的目的亦在于能够抛砖引玉,期望学术界在追溯近代西方兴起之缘由的时候,不要忘记在这个由农本而重商的转折时代,商人和城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发散思路,不囿于传统之见,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历史事实本身,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扬弃而创新。

                                                 (原载于刘景华著《走向重商时代 —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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