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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国人认识国际法的几个特点

作者:田 涛


 

西方国际法的输入,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背景下,晚清国人对国际法进行了持久的评说,值得做一番认真的体味。

  特点之一:对国际法理性精神的充分尊崇

  近代国际法理论最早来源于带有神学色彩的自然法,它强调理性是超乎人间的根本法则,国家之间的法律亦即国际法应该合乎人类的自然理性和普遍道德。在输入中国的国际法译著中,公法被称为“天所命之理,各国皆以为然”,“虽其不守理法,而理法自在也”(《各国交涉公法论》原序、续序)。晚清国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以“天理人情”来度量国际法的精神本质,把国际法称为“性理之学”,是“性法”、“理法”、“本乎人性,宜乎人类”的“经世大法”。他们把欧洲独立小国的存在视为国际法“存立小国之义”、“保护立国之例”的体现,声称“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曾纪泽遗集》,365页),“自古济弱扶倾,乃万邦之公法”(《郑观应集》上册,10页)。诸如此类,是国人最具普遍性的评判言论。

  对国际法的这种理解,是在传统思想理念的引导下形成的。在中国人的精神体系中,理被奉为宇宙的最高准则,国际法所标榜的自然理性由此得到了印证;而以“续绝世”为理想的王道政治,又与以“存小国”为大义的公法原则相吻合。通过这种精神勾通的建立,国人得出了国际法体现着人类共通的基本道德、以理性为最终归依的认识,并由此肯定了国际法的意义。

对国际法理性精神的肯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晚清国人接受和承认国际法,打消对西方国际社会规范的疑忌心理,推动中国跨入国际社会的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晚清国人对国际法形成了完备和正确的观念。在19世纪的国际法学说中,占主流地位的是实在法观念,它强调国家的意志与行为,主张国际法由条约和惯例构成,适应了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需要。国人对公理公法道德意义的强调,不无回避当代情势的心态,其背后所流露的,则是对全球性殖民征服时代的无奈和不适应。

  特点之二:对国际法的现实价值积极肯定

  晚清国人承认国际法对规范国家行为的意义。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万国公法》序中称:“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夏家镐在《公法便览》序中称:“列邦雄长海外,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有常法以限之,其何以大小相维,永敦辑睦乎?此万国公法之所为重也。”这些评论虽然没有把中国明确地规定为万国之一,隐含了中外有别的观念,但毕竟在一般意义上承认了国际法的现实意义。

  国际法对于中国的意义究竟何在?在国人看来,当今世界是一个“权力相尚”的时代,国际法本身不无强权的色彩,但它毕竟是国际社会大小相维、强弱相制的重要根据,所以,中国不应该也不能自摒于公法之外。薛福成称,公法的作用是“齐大小强弱不齐之国,而使有可守之准绳”,虽然弱国并不能从公法中得到同等利益,但“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今天的中国既然没有强大国力为后盾,就应该倚重于公法,以尽力挽回国家权益(《庸庵海外文编》卷3,15、16页)。曾经在欧洲学习过国际法的马建忠也认为,对外交涉应该“理”、“用”兼备,“假公法以求全”(《适可斋记言》卷2,38页)。对国际法现实作用的承认,表明了国人具备了初步的近代国际政治意识。

在近代国家观念尚未建立的背景下,国际法也启发了国人的主权意识。他们以国际法为参照,对中国不平等地位进行了大量评说,集中谴责了欧美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一方面对各国不以公法待中国表示愤恨;一方面也对中国隔膜于公法之外进行了批评,并进而建议把国际法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工具,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的关系。

  承认国际法对中国的意义,主张以公法为依据挽回国家权利,在弱国外交的背景下,这种认识有其现实性一面。但过分依赖公法的公正性却又是不现实的。正如近代国人所认识到的,根本的出路仍在于自身的强大:“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而已”(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2,36页)。

  特点之三:两难心态

  对国际法的道德理性和现实意义的肯定性评判,但并不意味着国人完全消除了接受国际法的精神障碍。在华夷观念的顽强阻击下,晚清国人对资本主义国际关系准则的认同是有限的;而遭受殖民侵略的现实处境,又使他们对西方世界所标榜的公法秩序不无疑虑。这使他们在对国际法的评判中陷入了两难境地。在国际法的理性和残酷的民族生存现实面前,近代中国人对国际法的心态矛盾而复杂。 一方面,国人认识到,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体系,在新的生存条件下,国际法是必学、必通之术。他们承认国际法在规范国家行为方面的意义,试图把国际法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依据,保障中国的权利和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强权政治的肆意横行,尤其是中国所处的不公平地位,又使他们深深感受到西方世界对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排拒性。围绕国际法是否可恃,国人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心态,所谓“恃和约邪?可成即可败也;恃公法邪?可据即可背也”(汤震《危言》卷4,36页)。即使是那些给予国际法高度评价的人们,也不能无视民族压迫的现实问题,国际法名义上的平等和现实政治中的不平等,使近代国人在对国际法的评判过程中,不得不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一方面是对国际社会平等成员角色的期待,一方面则是难以摆脱的不公平现实。这使他们长期徘徊在国际政治中是否有正义、有道德、有理性的思考圈子里难以解脱,贯穿了晚清国人认识国际法的整个过程。

  晚清中国人对国际法的肯定,来自于要求走向世界的开放心态,也来自于一个落后民族对世界公理与和平的强烈期待。然而,理性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又使国人对国际法的认识过程,变成了一个艰难的心态抉择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心态又成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一个迟滞因素。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首发] 200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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