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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要领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与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商榷(一)

许平中

时间:2005年02月05日 作者:许平中 来源:史学评论网

 

摘要:一些学者把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经济进行比较,力图找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但学者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存在斯密型增长但未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彭慕兰则干脆认为到1800年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都是不得要领的。

 

关键词:内卷化 斯密型增长 地理条件 商品市场 历史反差 不得要领

 

前些时,我从王家范先生的批评文章 “ 《〈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直到1800年,英国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大,只是由于英格兰具有适合开采利用的煤矿以及北美殖民地缓解了人口压力,才使得的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才分道扬镳了。

说实话,光从彭慕兰的这一结论我已断言,《大分流》一书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如果为了消遣去阅读它,那对我的意志力也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最近,一位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说,他看了关于《大分流》一书的评论,感到彭慕兰关于英国崛起原因的论述,恰好能够证明我“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历史理论(许平中:《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 月出版)。我对这位读者把《大分流》与我的历史思想联系起来颇感吃惊。但仔细想来,彭慕兰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原因,正好“对应”于我所阐述的“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读者对我的历史理论产生误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也使我认识到,有必要再向读者强调,在我看来,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条件”)是确定的,都是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研究的关键任务,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进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阐明这些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了经济人的选择,从而使他们创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

为了说明我与彭慕兰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我不得不浏览了网站上关于《大分流》的介绍和评论,也大致了解了中国学者研究经济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学者们提供的具体经济史资料进行评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经济史爱好者。

一、宏观历史问题的提出:近代中国何以“落伍”?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史家也开始对自己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检讨。但是实在说来,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学者们并没有搞清中国历史进程何以与西欧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在笔者看来,人们甚至对传统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搞清。19世纪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一落后是由于明清时期才落伍了(而明代之前的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还是从秦汉以来社会就“长期发展缓慢”,甚或传统中国“社会早已停滞”?

许多人以为“缓慢论”、“停滞论”和“落伍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认识问题的基础并不相同。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是“长期发展缓慢”,那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形成后社会运行的动力方面去寻找原因;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早已停滞”,那就需要从传统社会有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果认为古代中国有辉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际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时代具有什么特殊因素中探讨落伍的原因。

当许多中国学者尚在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状况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学者李约瑟,他硬是在故纸堆和其它不知道什么资料中发掘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得出15 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的结论。于是问题就简化为:15世纪之后的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陷于后进挨打的命运呢?中国人把这一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

从了解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时起,就有不少学者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神话颇感怀疑。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远在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就归纳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就这一体系给人的思想启迪来说,那是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不少人隐约感到,四大发明也许一点也不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偶然的发现而已。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具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那就无所谓明清时期的“落伍”。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欧,不过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欧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讨中西历史何以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应当致力于研究中国,而应当致力于研究西欧。

其实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区也纳入我们的视野,就很容易发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实际上也都是停滞的。只是由于它们距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较近,受近代文明“冲击”比中国早,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统治,这才使它们似乎显得比中国“进步”。从宏观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落伍、缓慢还是停滞,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世界其它地区还会普遍停滞于自己的中世纪,中国也还会继续自己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中国学者很难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不具有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所以总想在中国历史中发现能够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于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制造(真正是制造)了出来。对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能发展起来,他们则归咎于西方的扩张打乱或“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看到,远在资本主义扩张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就不能够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于是一些人力图在中西历史的比较中,找到西欧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反差。在这些对比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对明清江南经济与同时期英国经济所做的比较。

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也就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却没有发展,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出现了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出现了斯密型经济成长,但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斯密型经济成长毕竟也是经济成长,黄宗智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因素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认为,此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的结果。

下面介绍这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不同观点。

二、 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和李伯重的批评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中,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状况的“内卷化”理论。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就全年家庭劳动而言,尽管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就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来说却是减少了,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用“内卷化”或“过密化”来表示这种增长。黄宗智认为,真正的“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家庭农场实际上对能够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有一种现实的抵制,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也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进行抵制,这就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经济增长。中国当然就不可能发展出近代、现代社会。

李伯重起初对“内卷化”理论评价颇高,后来又转而批评这一理论。黄宗智的理论提出后不久,李伯重就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从标题即可看出,他对过密型增长理论(即内卷化理论)颇为推崇。然而几年后,李伯重对江南经济情况产生了新的看法,他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标题观点鲜明)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李伯重认为,“内卷化”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而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至少有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技术进步带动的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两种形式。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不排除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

其二,提出“内卷化”理论所依据的事实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李伯重原先曾经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这与黄宗智的认识一致,所以成为黄宗智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李伯重自己后来却认为,“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就与原来对事实的看法大不相同,于是感到“内卷化”的理论基础也成了问题。

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人口压力增大,但是对明清江南人口状况的这一论断却很成问题。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等人的研究证明,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考虑到当时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逐渐兴起,其人口增加也纳入了这一统计数据,可以认为江苏省的实际人口增长率更低;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根据这些资料,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正当中国人为解答明清江南何以落后于西欧的问题颇费脑汁时,美国学者彭慕兰却提出,18世纪的中国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国,甚至比英国倒更有发展优势。让我们来看看彭慕兰的观点。

三、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关于中西比较的观点

在《大分流》一书及其后发表的文章中,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

1、彭慕兰认为,“内卷化”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现象,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于英国。彭慕兰提出,人口压力导致工资下降的情况是普遍的。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18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中国农村居民也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如果说中国江南出现了一种内卷化现象,那么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所以用“内卷化理论”不能说明中国江南的落后。

2、彭慕兰认为,黄宗智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表明,“内卷化”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黄宗智认为,只有在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向现代经济的变革,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英国的近代化发展就具有这样的意义。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不具备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彭慕兰则指出,18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由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了当地的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内卷化”理论,这应当是造成英格兰“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但黄宗智一方面把中国江南的人口过剩作为“经济内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运动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国向现代经济变革的动力。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作用的这一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彭慕兰认为,对人口过剩这一现象所起作用的相反解释,说明内卷化理论存在内在矛盾。彭慕兰看到,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国的圈地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大分流》一书对近代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英国人口压力缓和,土地制约因素解除,二是英国煤矿距经济区较近,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相比较而言,中国没有类似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中国虽然有不少煤矿,但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利用,于是东西方分道扬镳,彭慕兰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样,按照他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主要是一两个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下面我们尝试对学者的观点给予评析。不过在评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几个相关的原理,它们是:1、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2、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3、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原理。这些原理是笔者根据前辈思想家的理论归纳出来的,不了解这些原理,就不能很好地认识经济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它们并不深奥,也不是笔者的“发现”,但对于一般经济史学者来说却是全新的。它们本可以独立论述成文章,读者也可以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找到相关论述,只是因为它们对理解本文论题的重要性,才直接纳入本文(并占用网站宝贵的版面资源)提请读者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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