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主办

本土文丛栏目荟萃国内学者的论文、著作、读书札记、以及相关的史料。

史料

 




关于网站
联系我们
网站推介
站内搜索
   
     





5{4}

 

首页 本土文丛论文
本土文丛
 
  
  

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


常建华


  历史人类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不乏论述者。然而专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论述似乎罕见,笔者试为之,以就教于时贤。
1、历史人类学主张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

▲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商务印书馆,2014年


  社会-文化人类学将社群及其生活置于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要区分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话,一般而言,文化人类学径直以研究日常生活为主,而宣称研究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人类学,是将社会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举例来说,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经典《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其主题是政治制度,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把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考虑进来,就不能理解这种政治制度。”将研究目标设定为:“描述努尔人的生活并揭示他们的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难能可贵的是,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要求人类学家以历史学家为师,原因是历史学家在分析研究历史文献方面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如此将人类学田野调查同分析历史文献相结合,把握所探讨问题的时间和变化,就把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
  1979年问世的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乔森那·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作者在《绪论》中揭示出当时欧洲对于日常生活史的重视,也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不管它们叫心态史、文明进程研究、文化社会学,还是历史人类学,这些研究方法都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用历史的方法挑战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即历史人类学旨在关注日常生活史中的文化、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在其《新史学》中倡导历史人类学研究。1993年他来到中国,倡议建立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勒高夫把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追求。1993年创刊的专业杂志《历史人类学:文化-社会-日常生活》,反映的就是这种对于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
  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也指出历史人类学在于揭示生活的意义:“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通过个别事件挖掘出前人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称: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用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对‘生活的意义’这样伟大哲学命题,要想找到它的终极答案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较新的表述是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
  行文至此,也有必要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日常生活史”的理解。德国学者阿尔斯·吕特克撰写的《日常生活史》词条,指出:“‘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常见的说法是“小人物的历史”与“下层历史”而他则认为:对于日常生活史性的强调应被理解为对于批评的批评,日常生活史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视角,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大量研究项目与描述作品的一种维度,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
  尽管最新的历史人类学作为人学涉及多学科,研究范围很广,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还是归纳其基本问题则是三个:一是涉及人类图像的演变,涉及以人为中心的自我描述的讨论和传媒条件的演变;二是关乎人们用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社会共生的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三是问及人类本性的历史性。雅各布·坦纳并且指出:“不论从何种视角出发进行阐释或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史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都把日常史、习惯史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再生史和变化史当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日常生活史在历史人类学当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阿尔斯·吕特克的日常生活史与前述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历史人类学,均强调二者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
2、西方具有日常生活特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法国具有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还指出:勒格朗·多西著有《法国私人生活史》(1782年),并准备研究一种法国人道德习俗的社会史。因此“实际上,我们自年鉴学派形成以来所看到的并不是历史人类学的问世而是他的复兴”。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1949年发表《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揭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作者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主题、目的或方法的不同。它们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事实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它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虽然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无意识成份,但如果以为历史学家从没有意识到它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学家毫无疑问首先是希望从那些使社会现象具体化的事件以及个人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经历它们的方式上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在掌握和解释那些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他们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或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的表述和行为的结果)的东西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很明白,并且越来越明白,他们必须求助于无意识的详尽说明的全副手段。我们不再满足于以再度合理性说明和再解释为线索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了。”明确指出,历史学家研究社会生活需要借助于人类学。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主题,以对人类的深刻了解为共同目标,可以交叉渗透构成历史人类学。
  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物质生活和资本主义》研究的主题是前工业社会中世界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主要指出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事物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
  雅克·勒高夫等第三代学者倡导打破学科界限的新史学,光大了历史人类学。1971年勒高夫出版《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1980年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
  在英国,E·P·汤普森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扬名。1976年他在印度历史大会演讲《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指出历史学需要借鉴人类学,但不是盲目和丧失历史学特点的。他说自己过去十年在研究18世纪英国社会史时,碰到过寻找和了解通俗文化及仪式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普遍被认为更接近社会人类学,而不是经济史。他指出70年代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仪式的兴趣:“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最近几年,历史学家一直用新的方法考察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相象的生活各个方面:乡村和城市仪式与节日表;社交生活中的娱乐场所;工业革命前后劳动与闲暇节奏的变化;社团中青少年地位的改变;很少被看作经济纽带而是被看作社会纽带的消息、聊天、谣言聚集中心的市场和集市;群众反抗形式的象征意义等。”可见历史人类学需要处理大量仪式生活。
  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显示出历史人类学的特点。其代表人物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进入生活世界。
  前引瑞典学者《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一书,透过丰富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间的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他们在努力营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认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进的,并应被推广给普通大众,中产阶级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成功地渗透到现代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介绍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他认为过去10年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生活史的起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者采用人类学认识方法,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交叉问题的国际性中心,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很大。阿尔夫·吕德克是日常生活史的创始人之一,他强调“日常生活史意味着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提出有关社会进程与结构的重大问题;日常生活史并非忽视政治问题,而是更彻底地提出公开的与私下的、人身的与政治的问题。”
  美国的两位人类学家影响到历史研究。克利福德·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文化解释方法,对历史学家来说,提供了揭示日常生活表面现象所代表的深层文化象征的途径。萨林斯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20世纪70-80年代由格尔兹和“以一种更强烈的历史成分而由马歇尔·萨林斯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越来越成为新的日常生活史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样板”。
  总之,西方史学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转向微观史,与他们受到人类学家的影响有关。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格斯尔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社会史,但现在其社会科学基础是放在诸如人类学和符号学这类探索集体意识、价值和意义,并将人视为历史局势中的积极因素的学科之上,而不是放在地理学、经济学或人口统计学这些对人类自由加上了外部限制的科学之上”。英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一般说来,微观史家志存高远,虽不敢称从一粒尘埃看整个世界,但也必声称从局部数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对金兹伯格而言,梅诺其奥这个磨坊主就是一个传统的、口传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勒鲁瓦-拉杜里则通过他所谓的‘大海中的一滴水’,即有关蒙塔尤的专题研究展现了中世纪村庄的全貌。……有理由表明使用社会显微镜是可取的。单个样本可以微缩地代表一种状态,即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根据其他理由)业已知晓的某种流行状态,这一事实促使他们选取这些典型并加以研究。在有些案例中,微观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历史人口学家时常对单个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或利用电脑模拟某种家庭体制中某个人的生活。”拉杜里的《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审问异端村民的记录,试图揭示“构成和表现14世纪初蒙塔尤社区生活的各种参数”,即“社区的生活本身”。
3、中国历史人类学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史
  中国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日常生活居于重要位置。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开创者之一的林耀华先生,持有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和功能平衡的观点,也认为国学当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古今持续性研究,为中国新生的社会学/人类学积累了珍贵的拜祖讨论,更有进行田野调查的福建宗族探索。林先生回忆创作《金翼》时说到:“我在田野工作程序中运用了很多人类学理论,仔细剖析了芬州和东林两家的日常活动,他们的人际关系程序,试图告诉读者地方人民生活的图景。”他还总结研究实际生活的方法,先考察每人每日的常规,“这些材料才算是社会结构里的真正内容,详细记载了个人日常生活之后又应渐渐推张个人生活和家庭、家族、氏族或整个社会的关系,再而找出团体与团体的生活关系。”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是以日常生活出发的。
  中国社会史的探讨,具有历史人类学特色的是华南研究。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粤区域史研究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学者研究社会经济史,结合田野调查,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目前这种研究风格在扩散,如徽州与江南、华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就显露出来。
  郑振满与海外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他认为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研究历史。民俗说到底就是人情世故,就是做人的规矩。民俗存在于日程生活中、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民俗是有继承性的,是相对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民俗有可能了解民众的历史。通过民俗研究更深层次的历史,研究历史的深层结构。我们的看家本领就是解读历代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这些典籍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回到日常生活才明白。看它们对当时的百姓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影响到百姓的经济活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仪式行为。历史人类学就是要尽可能把历史学关注的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与民俗(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的规则)联系起来,透过这种联系去解读它的意义。郑振满走向民间与田野,经常看仪式、访谈、采风,通过对分家、祭祖、婚姻与收养、民间信仰与社区组织的研究,从民间日常生活习俗入手,揭示了民俗背后社会机制与社会历史的变迁。他又说:“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一书,深入宗族的日常生活史,祖先崇拜下的祭祀信仰、家庭的再生产成为宗族研究的基础,成功地揭示了宗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过程与结构性特征。这种历史人类学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结构的研究手法,也反映在刘志伟身上,他强调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做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
  中国风俗史特别是明清社会风气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从风俗论走向社会史。然而,还有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取向,即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看待风俗,将风俗史研究转化为日常生活史的探讨,可以为风俗史、社会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历史人类学研究离不开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程美宝、蔡志祥也有类似的表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历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界定和解读。……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只重视甚至迷信文字资料,而无视资料产生的过程,更忽视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如婚帖、讣告、账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很多是暂时的,很快被销毁;或是束之高阁,只作为家庭、乡党、伙友缅怀过去或计算将来的参考。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历史,不少是口耳相传,或在乡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中产生或呈现的。因此,单靠帝皇将相或官宦士绅制造出来的史料,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地方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如何进入民间,乡民如何理解国家。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
  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
  在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当中,赵世瑜承担的课题《10世纪以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副标题为“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这项历史人类学研究,从民众生活进入华北村社、移民与宗族的主旨鲜明。
  长期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徽州的学者王振忠,近来注意排日账资料。他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需要发掘新的文献史料,而排日账(工夫帐)以其翔实的记录,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排日账的记录着并非局限于下层民众,除了以往所知的农民之外,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私塾先生,同样也有撰写排日账的习惯。徽州当地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之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的诸多社交应酬等,都促使彼此之间的银钱结算显得极为频繁,这应是现存排日账在徽州所见独多的原因所在。如何以文本为基本线索展开实地调查,借助田野考察所获的感性认识,加深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理解,进一步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可能是今后需要着力开展的一项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从日常生活史出发,利用民间文献探讨历史人类学问题。


(本文原载于《青海民族学院》2013年10月第4期 篇幅有限,本文为节选且注释省略)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首发】
返回顶部   
 
首页 本土文丛论文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
copyright©经济-社会史评论网站
引用转载,注明出处;肆意盗用,即为侵权。
备案号/经营许可证号:津ICP备09008453号——8/津教备0381号

eshwebmaster@eyo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