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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限定负担与英国农奴身份地位的变动

侯建新

摘要:英国中世纪佃农以维兰为主体,故称维兰制,然而英国佃农却在中世纪晚期较早实现了身份束缚的解除,这与他们在中世纪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农奴制的联系等问题构成了难解的谜题。因此以法律法治为视角,考察社会经济生活中英国佃农的实际身份与地位以及封建制语境下自由与非自由的差异就显得尤为必要。农奴制的本质在于其专横性和任意性,但佃农的抵抗以及由习惯法演绎而来的封建法、庄园法对农奴制形成了反制因素。在双方的博弈中,佃户的负担一旦被法律确定下来,就是在庄园内赋予农奴以法律人格,领主权力的任意性因此受到限制,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走到了拐点。

关键词:农奴 劳役 法律限定 社会地位 英国

 

  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其长时段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向,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内涵,看似波澜不惊,却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基础。生活状况,既指经济生活,也指社会生活,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观念和诉求,无不深层次地标示着社会文明的程度。英国等西欧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首先迈进现代社会,此前那里的普通民众曾经处于怎样的状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随着有关欧洲中世纪的研究成果不断浦现,依旧停留在“黑暗中世纪”传统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了,相反,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与欧洲近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学者批评中世纪,告别中世纪,同时不断重温他们的法律传统,认为后者是西欧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如何解释农奴制的本质,如何解释农奴制命运与法律传统的联系仍存在不少问题。事实上,人们对于农奴、农奴制等问题总有挥之不去的迷惑。
  近几十年来,关于西欧中世纪普通佃农研究有相当一批成果问世。其中不少学者热衷于运用当代经济学理论分析中世纪农奴制。英国剑桥大学的波斯坦和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就是用“人口学模式”即人口增减的曲线解释农奴制的兴衰。他们认为黑死病后劳动力日趋匮缺,各庄园争相雇佣,劳动力价格上扬,促使庄园内部经济条件改善,以致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布伦纳不无讽刺地评论说,按照波斯坦模式的逻辑,“人口灾祸决定了农奴制的崩溃”。1可是,同样运用人口学方法,美国学者多马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多马假说”。他认为土地宽裕、劳动力短缺是农奴制产生的重要条件;反之,人口增长逐渐使强迫劳动制解体。2诺思等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农奴制的产生和消亡。他们认为,在中世纪市场及市场价格缺失的条件下,佃农与领主关系中的规定性、契约性内容降低了谈判成本,大大抵消了劳役监督的高额支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农奴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3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4上述观点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但根本缺陷是没有将农奴制置于中世纪特定的语境下进行分析。西欧农奴制是前资本主义的超经济强制制度,不能离开农民的实际社会状况、佃农与领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欧封建制度这些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来分析农奴制。
  传统史家关于西欧农奴制的界定大多追随中世纪法学家,后者往往采用罗马法对于奴隶的法律规定解释中世纪农奴制。例如英国12世纪法学家格兰维尔(Ranulf de Granville)和13世纪法学家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还有当时一些拉丁文献作者,都借用罗马法的观点定义农奴制。不过,15世纪的法学家利特尔顿(Sir T.Littleton)的观点已经有所变化,对维兰佃农的权利有所强调。他认为维兰对领主是不自由的,但对其他任何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519世纪下半叶,以维诺格拉道夫和梅特兰为代表的学者,对中世纪法学家的观点进一步提出质疑,他们以许多实际案例为证,指出所谓中世纪法理与依附佃农的实际状况存在明显的背离,从而厘清了一些误区。6不过,真正击碎“黑暗中世纪”神话的还是历史学的进展,最杰出的早期成果之一是20世纪上半叶贝内特及其老师库尔顿等学者的作品,以及后来的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7以档案文献为基础,这些作品采用白描式的手法,娓娓道来,避免武断的结论,却对以往的农奴制概念产生强烈的冲击。贝内特的作品如此富有生命力,至今仍是剑桥大学等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在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推动下,普通大众生活研究蔚然成风,经济一社会史以及现代农民学应运而生。汤普逊、希尔顿、波斯坦、科斯敏斯基等,从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生活标准、观念信仰等多个维度研究佃农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使他们的真实面貌越来越清晰。8关于中世纪农民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等,视野宏阔而不失生动与实证,具有代表性。9近些年来,英国学者戴尔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翔实而丰满,引人注目。10在及时吸纳前沿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从农民的实际生活出发,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法律法治为视角,避免以原则为先导,避免陷人概念化和图示化的误区。在中世纪特定语境下重新审视以往关于农奴制的传统或权威论述,显然,中世纪英国及西欧佃农社会身份和地位这样的论题仍有生发新意的空间。
  一、农奴制形成过程中的各社会阶层及其身份
  农奴制的产生是与西欧封建制、采邑制连在一起的,而西欧是封建制的策源地,因此我们须讨论欧洲封建制及其与农民群体的关系。西欧封建制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表现为分封制下上级对下级的赏赐以及下级对上级的效忠。欧洲封建关系确定了严格的等级关系,同时也确定了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布洛赫指出,“附庸的臣服是一种真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11以封土采邑为纽带,形成封建制两对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上层是封君和封臣,下层则是领主和众多佃户,二者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和相似性。如同波斯坦指出,观察农民阶级就可以发现,“在社会等级的最基层和最高层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2
  毋庸置疑,封建制具有全方位的辐射,不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是它的一部分,将二者割裂开来分析欧洲中世纪社会群体是不可理解的,难免陷入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因此,封君封臣制中的契约因素及其观念,与封建制的基础——庄园中的领主与佃户关系,存在互动和影响。倘若佃农与领主之间也存在某种契约因素,那么更多地表现在不自觉的、马尔克村社的集体记忆和行为方式中,例如村民全体参加庄园法庭的审判方式明显带有马尔克村民大会的印记,只是“这种成分因为农民与领主之间不具有效忠和忠诚关系以及农民与领主之间缺少终身缔约的概念而不像在封建法中那么明显”。13
  当然,欧洲早期封建制中的原始契约关系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距离近代资本主义契约关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佃农与领主法律关系的逐渐确定推动整个社会法治化进程,同时有待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与反哺。8、9世纪封建制确立,到11世纪,庄园经济才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如同封建法一样,庄园法也在11、12世纪期间从习惯法转变为一种法律制度,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至少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庄园法不仅意味着将义务强加在佃农身上,也意味着对他们利益的保护。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法律保护机制,对农民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行文至此,简要地审视中世纪社会结构后,我们回到庄园佃农的身份与地位问题上来,先从依附佃农群体是如何形成的谈起。
  最初的生产者中有一部分是奴隶,他们要么是战俘,要么是罗马帝国后期奴隶的后裔,人数有限;大多数则是原日耳曼部落村社的村民。9世纪以来,随着采邑庄园制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奴隶的身份在淡化,另一方面,大部分村民却逐渐陷入了依附农的地位,后者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依附农群体的形成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演变。维兰一词的原义就是村民,本是日耳曼村社的自由小农,在中世纪安全情势的逼迫下,将田地交给了有权势的邻近领主,求得保护,同时降为依附地位。从8世纪中叶开始的加洛林时代到11世纪,的确存在两种类型的投靠和保护:在上层社会,附庸寻求封君保护;在基层社会,村民寻求领主保护。农民将土地交付一个领主,而后重新取回,但要背上交付钱物和提供劳役的负担。波斯坦指出,维兰的投靠和封臣的效忠投靠都使用同一个词汇(Commandise),说明二者的相似性。大约在10世纪,意大利布雷西亚的萨塔吉利亚土地调查簿上写道:“为求得保护,14个自由村民将他们的土地交给领主,并且每人每周为领主服劳役一天。”14他们向领主呈上自己的土地,获得领主保护,同时成为他的依附佃农。另外也有一些自由人通过投靠来获得土地。当时修道院常常得到捐赠的土地,一些委身于教会庄园的村民更有机会得到土地。15传统观点认为,穷困的农民才会放弃自由,向领主换取基本的生计,事实并非如此。多米尼克·巴泰雷米(Dominique Barthelemy)的研究证明,当时特定条件下投靠领主并非皆出于经济原因。他对保存在图尔地区的马尔穆捷(Marmoutier)修道院特许状进行研究,发现许多投靠者都有职业,可见他们远非穷困的农民,一些人根本不是农民,而是酿酒师、厨师等等。他们在进入修道院后获得了土地或住所,委身者既获得安全又有利可图。巴泰雷米指出,该修道院的农奴不但拥有家庭,生活也较为殷实。16还有,因被任命为庄头者而成为依附农,当然他也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一些学者称庄头为“大依附农"(greater unfreee)。17无论采取何种委身方式,他们均受到庄园传统惯例的保护,所以又被称为“习惯佃农”。他们的地位不断下沉,规模却在不断扩大。18
  英格兰的封建制是欧洲大陆输入的,村民农奴化与封建化几乎同步出现。关于早期庄园居民的成分,11世纪末期问世的《末日审判书》记载最为详尽。19世纪上半叶,艾利斯爵士出版了《末日审判书简介》一书。19该书附有详尽的索引,对末日审判书所载原始资料系统梳理,特别是整理了全部调查数据,被认为是权威之作。例如,它显示了当年英格兰所有的社会阶层,不分巨细,即使拥有某种身份的阶层仅有一两户,也照录不误。结果统计所及的社会身份的数量高达百种,包括283242户人家。20在艾利斯爵士研究的基础上,当代学者加尔布雷斯将《末日审判书》记载的各社会阶层作了合理的归并和简化,看起来更加明了,这一成果为国际学界所肯定。下面是加尔布雷斯归纳的11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主要社会阶层(含身份)及其户数:21


  该统计中,最大类的人群是维兰。梅特兰指出,维兰和边地农、茅舍农基本属于一类人,22如果他们合在一起,规模更可观了:总共大约20万户,占统计人口的70%,占农村人口的80%以上,显然是英格兰村民的主体。该数据实际上是20万户主(head of a household),代表着同等数量的家庭。按照梅特兰的关于当时英格兰家庭平均4一6口人的评估意见,即"若计算当时英格兰人口数量需乘以四至六倍”,那么意味着有一百多万人口。23
  艾利斯爵士整理的《末日审判书》所记载的家户,从土地和土地占有者的角度看,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学看则是有明显疏漏的。如同梅特兰指出,伦敦等大城市的居民人数未被统计进去。而像贝里圣埃德蒙兹这样的大修道院,居住着一群工匠和仆人,还有一些应聘而来的祈福者,根据规定当时的调查员没有将这些人统计进来。而且修道士、修女以及男爵和高级教士家里的人也未统计在内。此外,中世纪血缘关系更强一些,一个普通维兰佃户的家庭成员总要比近代工匠家庭的多。24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人们有理由相信《末日审判书》的统计实际代表着更多的人口数量,而后者与当代人口学的估计基本是相吻合的。
  梅特兰认为,11世纪中叶的维兰仍然是自由人,虽然是“最糟《末日审判书》中的维兰“是一个自由与非自由因素皆可寻的混合体”。25当代学者戴尔指出,诺曼征服前的农民身份就存在着悖论,他们中的许多人享受着个人的自由,却承担沉重的劳役和租赋。诺曼征服后,维兰身份的这种矛盾性延续下来,他们在法律上仍然是自由的,戴尔说:“‘维兰’(villani),即村民(villagers),在《末日审判书》里,没有词语显示他们处于法律上的不自由状态,他们一般持有15至30英亩的土地财产。”26
  至于奴隶,《末日审判书》中只有25000户,连村民的1/10都不到。奴隶和维兰不能混为一谈,他们来源不同,身份不同,法律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别。当时法律规定,伤害一个奴隶的罚金是60先令,而伤害维兰的罚金则是200先令。27不过,随着庄园化的推进,奴隶与维兰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实际上逐渐融合:一方面意味着维兰地位的沉沦,他们比诺曼征服前承担着更繁重的劳役和负担另一方面意味着奴隶地位的改善,很多学者指出servus与最初的含义渐行渐远。28也就是说,相对“可怜的自由人”维兰的地位在下降,奴隶的地位则是在改善,后者的变化幅度更明显。用欧洲历史学家的话说,这种融合,从社会地位上讲,是按照折中、向上(而非向下)的指向来调整的。“这两个阶层的接触,甚至他们的融合,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按照较高级而非按照较低级的情况来调整的。维兰拉上奴隶,达到了他们的地位:最终两者一起转到了自由人的地位。在12到13世纪,很多奴隶通过释放而成为维兰。”29在《末日审判书》记录的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十的奴隶,在随后的两代或三代,他们中的大多数被授予一定的土地持有权,可以供养家庭,越来越接近于维兰,而不同于欧洲大陆如意大利城市的家内奴隶(domestic slave)。30希尔顿指出,至12世纪后半期,奴隶作为一个阶级在英格兰已经不复存在。31波斯坦总结说:“大约从9世纪和10世纪初开始,不同层次的依附农民逐渐同化成一个阶级,尽管最初他们的差别多多,他们持有地数量的差别也很明显,同化和融合的过程相当漫长。”32
  在英格兰,至迟到12世纪中期以后,维兰逐渐与奴隶合而为一,被统称为依附农(bondmen),或笼统称为不自由佃户。他们在村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仍然不是全部。关于英格兰维兰在农奴制鼎盛时期所占的比例似乎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般认为不自由的维兰佃户已经成为人口的主力,例如哈彻尔就认为,13世纪维兰数量接近农民总数的五分之三。33一些学者则有不同意见。希尔顿估计维兰可达到三分之一到一半。34戴尔认为以往过高估计了维兰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戴尔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不自由的佃户与自由佃户相比是少数人,尽管是“数量不小的少数人"(a substantial minority)。35也就是说,依附佃农的数量在增长,可是依然达不到农民总数的一半!此数据大概是欧洲权威历史学家关于英格兰维兰数量的最新估计。36西欧大陆基本上也是这样,农奴佃户的数量不及自由佃户的数量。37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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