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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试谈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家和
  在讲“世界史”之前,我们首先会问,什么是“世界”?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讲,英文的world和德文的die Welt是同一个字根,都来自于条顿语,这个词的词源义为“世代”或“人生”,其首列义项为“人类存在:人类存在之时期”。由此词源义引申出不同方面与层次的引申、次引申义,或表人类之全体,或表其中之部分等等。这个词在法语、俄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情况与英文相似,同样具有多方面、多层次之引申义。中文的“世界”最初叫作“天下”,“世界”这个词是从佛经翻译过来的,“世”是讲时间的,“界”是讲空间的,仍然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世界”这个词是个极广泛的概念,可以广到“人类的存在”,甚至到“存在”,几乎是包罗一切的。最高一层的“世界”就是现在讲的“全球”。另一方面,“世界”又可以指整体之部分,小可以小到一个圈子,比如工商界、学术界。讲“世界史”,实际上就是讲“小世界”如何形成“大世界”的这样一种过程。因为,我们认识的世界都是从离我们最近的世界开始的,逐渐认识到远的世界,人类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共同的世界,就是“小世界”和“大世界”相交融的结果。所以,“世界”这个词从内涵上讲是多层次的,从“整体的世界”到“分层的世界”,一直到我们所看到的“小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讲中国的“世界史”,是一个名与实的问题。现在,我们中国的“世界史”是名不副实的,“世界史”中不包含中国史,我们已经习惯了“外国史”就是“世界史”的看法。从这个概念的外延来讲,“世界史”缺少中国是不完全的,不符合“世界史”的这个定义。接下来的问题是,“世界史”的外延假如说就是指全世界,那真正的“世界史”能够做到全世界吗,包括每个国家,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包括麦克尼尔的著作在内的“世界史”都没有包括每个国家。因为,要包罗一切国家,既无可能,又非必要。无可能,不难理解;非必要,还是需要从“世界史”概念内涵的角度予以考察。“世界史”的下面是“国别史”或者“文明史”,而“世界史”跟“国别史”的区别,除掉概念的外延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内涵。“世界史”必须是一个统一体,一个整体的存在,必然是有其内在结构之“大一”。“世界”如果是一个个国家的话,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文明都是一个“小一”,它有自身的内部结构,如果把每个国家自身的小的结构加在一起,是加不出一个“大一”来的,还是“小一”,一堆杂乱无章的“小一”。诸“小一”自身结构的简单相加,得出的必然是“多”,用康德的话来说,只能是茫然无序的“杂多”。所以,不能把“国别史”简单地相加就成为“世界史”,必须是国别的历史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小一”到“大一”,世界才会成为一个最高一级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超乎诸“小一”之上的“大一”。所以,真正的“世界史”应该从交往中看,从联系中看,从融合中看。一位合格的世界史家,在写“世界史”的时候,不是把每个国家都写出来,他要从这个国家对全世界的贡献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从世界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永远会在一定时间和地方把那些对于世界最起作用的国家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把其次的国家写在不同历史“景深”的不同层次上,以至把某些未起重要作用的国家放到昏暗的地平线以下。这里用的“景深”是照相的术语,就是通过透视的方法把各个国家放在不同的层次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史也是不能不写入“世界史”的。
  再谈第三个问题。刚才说到,“世界史”是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除了“国家”,这个单位也可以是“文化”或“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可以不要?我个人的答案是应该有或必须有。其理由如下:第一,如果“世界史”是以国别为基础来架构的,那么其研究取向就必然是跨国的和国际的。中国历史在形成的过程中,内部不断有着跨区和区际的沟通与一体化的进程;对外也一直有着跨国的和国际的沟通与关联的进程。中国在由“小世界”到“中世界”再到“大世界”的进程中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第二,如果“世界史”以文明为基础来架构,那么,借用雅斯贝斯的话来讲,中国既有“古历史文明”,又有“轴心期”文明,而且已经在以往的人类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中国文明史,则无法研究世界文明史。第三,每一个国家都必然有其观察“世界史”的视角或出发点。各国有自己看世界的出发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因为,“世界史”在经验的层面上存在于交往和连贯的过程中,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则存在于逻辑的比较研究中。没有比较研究,就不可能在“异”中见“同”,也不可能在“同”中见“异”,从而也无从在“多”中见“一”,“一”中见“多”。而比较必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各国皆有其自身的特色。多重的以至竞争的各具特色的比较视角,有可能成为人们丰富自己对于“世界史”认识的可贵资源。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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