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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甘苦与世界史学科建设
刘北成


  在谈论史学翻译时我们首先面对着一个理应重视的百年传统。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起译介就成为中国知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介作品编织进中国现代的知识话语乃至日常话语。粗略地看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学术译介包括史学译介经历了两个时代即“编译的时代”和“翻译的时代”。
  “编译的时代”从晚清到民国,延续了数十年之久。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编译著作大量涌现。这些著作大多并不是对原作严格忠实的翻译而是根据需要和编译者的能力而做的增删改写。高标“信达雅”的严复就是典型代表:鲁迅先生准确地说他是“做”《天演论》。史学著作的编译最初也大抵如此而且以普及性读物居多。不过正是这些编译的史著铺就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的基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一代学人尽管为数不多开启了严格的学术著作翻译。史学亦然。一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海归”将研究和翻译均视之为严肃的学术工作。如陈受颐先生主张“直译”并身体力行,译有作品。再如,我国法国史开创者之一杨人榧先生也是著译并重,除发表自己在牛津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外也倾注心血,先后译出《法国革命史》三种。曹聚仁曾推崇杨人榧译马迪厄《法国革命史》说“他的译本有了详密注释,还附了《法国革命史研究概况》和《马迪厄与法国革命史之研究》这是真正的著作可惜世人不加注意呢!“
  1949年以后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翻译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由国家组织的、以马列经典著作为中心、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为主、系统的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然这个时期也开始有计划地组译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学术名著,也少量地译介现代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时间,翻译工作名正言顺地成为重要学术工作之组成部分。翻译的学术规范也得以逐渐确立:“信”忠实)和“达”通顺成为学术著作翻译的基本要求;人名、地名、学术专名等译名也逐渐统一。
  苏联和西方“左”派学者史学著作的翻译当然是这一波翻译潮的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延续到中苏两党日益交恶的时斯,例如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的翻译中译本第卷于年出版最后一卷即第卷迟至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使早巳萎缩的学术工作陷于停顿。但是,在年代前半期翻译出版却出现了一次髙潮。这段历史常被忽视,在此多赘几笔。主要为满足外交活动的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组织了大量的翻译工作除了联合国文件外,还有沙皇俄国侵华史书籍以及世界各国国别史等。后者是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中联部、外交部和个省市分头完成的一项任务。几年之内,包括重印的译著有二百多种国别史译著陆续出版。
  80年代以来翻译出版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实际上翻译的时代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常规期。其特征是,出版社与学者的自主组合成为常规的运作方式。史学翻译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若检点一下史学译作的译者年龄就会发现,二十多年的繁荣乃是四代人心血的集中迸发其中包括老一代积压的译作得以面世。
  百年传统让我们承受了一份可贵的遗产,这不仅是指众多的译作也包括翻译的技巧、经验和规范,还包括对学术翻译事业薪火相传的感悟。不过,我们不必制造历史的“神话”无须用前人来鞭笞今人。前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奉献我们的劳作,延续和改造创造活的传统。

  我们谈史学翻译,当然更要正视现在的困境寻求解决之途。在实践中,我们常常感受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翻译人才不足;二是翻译质量难以保证。二者相关,但并不全然。
  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年代在设立马列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时,没有再设立一个承担其他各类学术书籍翻译的编译局未能制度化地培养和扶持一批专职学术翻译家。其实,即便陈原先生的理想能够实现,也不能满足现在和未来对专业化研究型翻译的大量需求。与过去一样学术翻译只能主要依赖大学和研究所的专业人员。但是众所周知,现行学术评价体制总体上对于学术翻译不太友善,由此往往造成合格译者难觅的困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不仅要实现认识转变,也要考虑如何建立可操作的学术翻译评价机制。
  针对当前译作中的质量问题评论者往往归咎于“学风操守。这种批评具有警示作用,但失之简单化也无助于问题的根本改进。质量问题实际上关涉许多层面,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是译者资质欠缺。合格的译者需要具备许多条件。通常人们提到的是中文、外文、专业等知识能力。这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翻译训练和经验以及个人的悟性也很重要。就笔者所见,多数质量问题系由学识、学力或经验不足造成。有的年轻学者甚至不太了解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和基本技巧,如不会使用各种工具书。即便是学养很高的专家甚至大师”,其小试牛刀之译作,也有可能让人不堪卒读究其原因可能是缺乏翻译训练或经验。新手若接受过翻译训练则能大大减少错误,否则就可能要经历很长时间跌跌撞撞的摸索过程。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译者已有多部译作,但每次提交的译文都需要大修大改,表明其可能存在某些学养上的固疾或盲区。
  其次是审校制度缺失。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懂得,学术翻译永远是一种知识冒险。除个人学养的制约,中外语言互换的困难所谓不可译性的争论、中外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译者的精神状态,也都永远是对译者的挑战,并且时时伺伏着误译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新手还是老手,其译作都需要经过审校。人们往往称道二三十年前学者“慢工出细活”的认真精神却鲜知编辑承担无名校者的奉献。当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对照着原文审看译文的情景笔者曾经目睹过,至今难忘。现在有的出版社有些编辑依然保持着这种认真作风。笔者就常常受惠于这些编辑的推敲切磋。但败坏的力量似乎更强大。有些质量问题就是缘于审校缺失或者编辑自身能力欠缺或者所依赖的审校专家能力欠缺,最不可容忍的是不负责任。这背后有出版体制转型中的急功近利问题。
  最后是正常健康的翻译批评缺失。如果上述两个问题得到解决,译作的质量基本可以得到保证但也不是绝对保证。马列著作的翻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编译局一直采用类似玄奘译场的“组合译制”,译文经过许多人用多种文字审校被视为翻译的典范。但是在《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版修订过程中还是发现了许多错误,既有技术性错误也有学术性错误或疏漏。据编译局的朋友讲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了卷总的看来有很大的改进,但也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个别旧版正确而新版改动失误之处。可以说翻译永远是遗憾的再创作,而多数读者通常无法了解问题所在。因此,不仅为翻译改进,更是为读者着想学术翻译也需要学术批评。正常健康的翻译批评不仅仅是或不主要是针对劣质译作的讨伐而应该更多的是针对塞本合格甚至优秀的译作的、心平气和的批评和商榷。现在较多见到的是前者,很少见到后者。
  对症下药综合治理,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北大史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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