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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现代化起步于中世纪中期


现代社会特别是原发型的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个漫长的结构变迁过程,麦克法兰将其定在13-18世纪,应该说这种观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麦克法兰长期致力于研究英国现代性的起源,从《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到《现代世界的诞生》(2013)等一系列著作见证了他的思想历程。他的研究工作既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史学范式转换的共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后者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起源的时间和地域的极端认识上,立论的基础都是中世纪,人们的批评也集中于此,因而笔者也就麦克法兰有关现代性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这一核心观点谈谈意见。

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传统经济史模式的修正
中世纪中期(始于11世纪左右)以来的西欧究竟是一个传统社会,还是一个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对此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史拥有不同的答案。传统经济史或多或少具有左翼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它们认为整体上说中世纪是农业社会,城市人口很少,且带有强烈的农业性质。农民是小生产者,受到超经济强制和马尔萨斯陷阱的双重压力,现代社会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或消灭他们为代价建立起来的。由此,从马克思、韦伯直到几乎所有经济史家都将16世纪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乃至工业革命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分水岭,无论马克思的原始资本积累、韦伯的新教伦理、波斯坦和拉杜里的中世纪中晚期和早期现代的人口周期理论、布鲁代尔的15-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莫不如此。造成经济史对中世纪乃至早期现代历史存在片面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研究范式的局限性,经济史家一般都眼光向上,主要研究大中城市、对外贸易、行会工业和庄园自营地经济,忽视小城市、国内贸易、工业和农民等,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
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范式发生巨变,出现了社会史转向,经济史在七八十年代也相应经历了重大调整,产生美国新经济史、联邦德国(西德)的计量社会史、英国经济社会史等新范式。尽管在使用计量方法上存在区别,但它们都反对经济史的贵族眼光,特别是英国的经济社会史长于研究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将研究指向国内市场、技术、工业、农民、小城市和城市化、原始工业化等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积累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成果,足以修正经济史的固有观点,有助于重新认识中世纪在西欧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将英国现代性的起源回溯到中世纪中期,正是近几十年来英国经济社会史修正经济史工作的组成部分,他既不是先行者,也没有孤军奋战,人口史、家庭史、农业史和地方史等为他和经济社会史学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鉴于此,麦克法兰的学术反思与战后西方新史学范式取代传统史学范式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二、经济社会史全方位揭示了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欧的历史转型
以经济社会史为代表的修正史学都主张中世纪千年(500-1500)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它不应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而是一种全面的和真正的发展。但该过程从何时开始的,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尽管一些学者主张许多变化始于诺曼征服以前很久,但更多学者还是将这种全方位的历史转型追溯到中世纪中期,尽管仍有波折,但英国自此以后基本上进入了结构变迁的轨道。例如伯尔曼将西方的法律传统视为11世纪末教皇革命的结果,此次革命不仅“导致了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即罗马天主教‘新教会法’的形成,并且最终导致了王室的、城市的和其他新的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导论,第2页)伯尔曼提出超越马克思、超越韦伯的口号,认为促使西方法律得以在11至13世纪欧洲形成的主要历史与社会因素包括中央集权的、具有系统化法律的教会先于近代世俗国家而出现,教权与王权的合作与竞争,神学、科学以及法律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紧张关系,西方社会在若干世纪中革命与进化之间的辩证互动等,而这类因素却是非西方社会所不具备或不能同时具备的。
虽然伯尔曼不是经济社会史学家,但他的研究已为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大量成果所证实。这种法律传统对权力进行了切割、限制和问责,成为中世纪西欧现代权力和法律成长的重要前提。再比如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揭示了中世纪中晚期农民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成倍增长,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其中食品、衣着、住房和文化等消费明显提高。第三是证明中世纪中晚期包括乡绅、城市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富裕农民等组成的社会中间阶级的形成,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中世纪早期的三等级理论中的教、俗贵族和劳动者的架构,形成类似现代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第四,商业化研究揭示了中世纪中晚期的技术进步、城市化、货币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结构性变迁。由此,中世纪经济不再仅是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还包括工商业经济和城市经济。鉴于此,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也不再是中世纪经济的唯一决定力量,相反,如商业化强调的制度创新的作用愈益增强。第五,对土地市场、工资劳动者、资本市场、资本主义起源、历史转型等问题的探讨表明中世纪与传统社会渐行渐远。上述研究成果基本都是在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的,麦克法兰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三、从异教徒到同路人的麦克法兰现象
纵观麦克法兰研究英国现代性起源四十年的经历,可以发现一种所谓的麦克法兰现象,即从学术共同体的异教徒到同路人的发展过程。例如他1978年出版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家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曾引起轩然大波,原因不在于他揭示了中世纪英国农民家庭普遍使用仆人和雇工等非家庭劳动力,以及农民家庭土地从继承到买卖的转变,而是据此认为13世纪的英国已经彻底告别依靠家庭劳动力生产和坚守家族财产权的农民社会,成为依靠雇工和仆人等非家庭劳动力生产和具有绝对个人主义土地所有权的现代社会。尽管当时工资劳动者和农民土地市场的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出现,但研究者一般认为13世纪的农民土地市场是人口压力所致,土地买卖没有破坏标准份地,这与中世纪晚期更多出于经济原因的土地买卖有所区别。另外,一般认为,封建化后西欧基本不存在除国王外的个人土地所有权,贵族和农民只有有条件但却十分坚固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现在看来,麦克法兰的上述结论仍较为极端、偏激,学术界仍不认可其13世纪的英国是非农民社会和存在个人土地私有权的观点。在近年出版的《转型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中,戴尔尽管将马克思主义的16世纪转型的时间提前到延长的15世纪(即1350-1520),并可上溯于13世纪,向后一直持续到现代早期,主张中世纪晚期与现代早期的社会极其相似,但他并不认为中世纪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而只是转型的前半期。既然如此,中世纪中期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有趣的是,麦克法兰的部分观点近来已经悄然改变,因而其冲击力也大不如前。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麦克法兰为现代社会制定了5个标准,并继续认为英国的现代性从文献上看可追溯到13世纪,实际发生可能在11、12世纪,似乎并未被视为离经叛道,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他接受了历史转型期的概念,即现代社会特别是原发型的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个漫长的结构变迁过程,麦克法兰将其定在13-18世纪,应该说这种观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由此,麦克法兰放弃了其先前坚持的13世纪是现代社会这一激进观点,从一个学术界的另类、异教徒转变为同路者。当然,这并不是说麦克法兰没有自己的坚守,例如将英国视为现代性的唯一故乡,换言之只有英国才能孕育出现代性,从而把英国与西欧其他国家分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在今天的学术界应属于另类。而目前的共识是,鉴于中世纪西欧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应该说,现代世界建立在整个欧洲文明而非单个英国文明基础上,尽管这两种文明的主体是相同或相近的。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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