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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莎士比亚时代
作者:张乃和


  今年是莎士比亚(1564-1616)诞辰450周年。莎士比亚以其伟大的戏剧和诗歌成就,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一面镜子。因此,人们常常以莎士比亚时代,来指称伊丽莎白时代。这一时代被视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都铎王朝的鼎盛时期,并被赋予和平、繁荣、统一和强盛等时代特征。然而,事实上这一时代恰逢英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革命”,其时代特征并非那样鲜明。知人论世,为了深入理解莎士比亚及其文学成就,让我们走进莎士比亚时代,去了解一下造就莎士比亚的时代背景。
  据英国人口史学家统计,在16世纪20年代以前,英国人口受内战、瘟疫等因素影响,增长缓慢,几乎停滞在220万左右。此后,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从16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人口呈现稳定的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1550年英国人口大约为300万,1601年达到了410万,至1650年则增至530万。然而,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并未带来过重的资源和就业压力,更未遭遇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瓶颈,而是几乎与社会财富同步增长。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史学者侯建新教授的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13-14世纪提高1倍以上,一般农户一年生产小麦5520公斤。这在今天来看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又据英国宏观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统计,1600年英国GDP总量比1500年翻了一番,人均GDP则增长了30%以上,人们的预期寿命也从1541年的34岁上升到1620年的38岁。
  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时代经济基本面确实是向好的,也展示了都铎王朝养活日益庞大的人口的能力。然而,人口快速增长扩大了需求,也抬高了物价,同时由于劳动力供应日益充足,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应地下降了。据统计,从1500年到1600年这一百年里,平均物价指数上涨了近5倍,而普通工匠的工资购买力却下降了30%多。英国经济史学家罗杰斯曾对此做过具体统计,他指出,在16世纪中叶前后,一名普通工匠日工资夏天为9便士,冬天为8便士;16世纪末分别为8便士和7便士;到17世纪初则分别为9~10便士和8便士。尽管日工资基本未变,但相对于物价上涨而言,购买力却有所下降,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有拉大的趋势。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1599年在伦敦开业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门票相当低。站票1便士,座票2便士,这个价位只相当于普通工匠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左右。可见,莎士比亚剧院门票适合中低收入人群,这种定位是平民化、大众化的。莎士比亚与另外6人共同拥有该剧院的所有权。该剧院共有三层,可容纳3000名观众,门票是剧院主要收入。这就激励着莎士比亚不断创作出更多、更受欢迎的剧本,并亲自出演其中的角色。他一身三任,集剧院所有者、剧作家和演员于一身。
  另外,1600年的伦敦是仅次于那不勒斯和巴黎的欧洲第三大城市,而且伦敦人口规模还在急剧膨胀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方式变革加剧,尤其是伴随着现代印刷业的兴起,文化传播速度加快,人们的文化水平也日益得到提高。据统计,1558年英国人口中只有1/5的人会写自己名字,到1603年英国1/3的人口都具备了读写能力。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更多人能够看懂戏剧、喜欢戏剧。戏剧日益成为新兴大众文化消费热点,并引起了统治者的密切关注。
  事实上,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伊始就关注戏剧。在那个时代,妇女不能登台演戏,传统宗教神秘剧和道德剧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戏剧内容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从1559年到1574年间伊丽莎白逐步建立了戏剧和演出公司特许制度,试图从剧本到剧院全面控制新兴戏剧业。这导致非宗教的世俗化和大众化戏剧迅速崛起,现代公共剧院也应运而生。经国王特许,1576年首家现代公共剧院在伦敦诞生,1599年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开业。莎士比亚从1594年起就被遴选为伊丽莎白宫廷戏班子成员,不仅每次演出可获得10镑赏赐,而且还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源。这是他的剧院能够获得特许的重要原因。
  然而,伊丽莎白全面控制戏剧业,主要是为了捍卫宗教信仰安全。宗教信仰与世俗工具理性不同,它是价值理性,关乎王位稳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活秩序。与1577年德雷克开始环球航行、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601年英王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等事件相比,捍卫宗教信仰安全更加重要。人们为了捍卫它,不惜牺牲生命;国家为了捍卫它,不惜诉诸战争。
  1559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和《信仰划一法》,成为“伊丽莎白的宗教决定”之柱石,确定了宗教改革的中间路线。然而,激进的清教运动和守旧的天主教势力,不断冲蚀着这一决定。不同信仰之间、信仰与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信仰日益多元化、个人化。统一、稳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不复存在,许多人回归本能冲动,人的自然属性得到张扬,社会日益世俗化。然而,个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体与重建,促使私与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社会日益原子化、沙漠化。人们在呼唤个体权利、价值与尊严的同时,失去了内心的安宁。正如霍布斯所说,“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因此,英国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解放了个人,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也放逐了个人,使人迷失了精神家园,陷入了西西弗斯困境。重建个人理性,进而重建公共理性的历史任务,显得日益迫切。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成为莎士比亚戏剧关注的焦点。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莎士比亚来自较为偏远的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镇,毕业于文法学校,从未上过大学,因而不断受到来自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才子”派的嘲讽和排挤。幸运的是,莎士比亚不但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具备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力。他的戏剧不仅体现了对国家和平、繁荣、统一、强盛的赞颂和渴望,而且还体现了对世俗世界的反思和批判、对个体命运无常的绝望和抗争,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哈姆雷特内心的矛盾和挣扎,正是莎士比亚时代的鲜明写照。
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固执的偏见和文人的酸腐味,立体、鲜活地刻画了芸芸众生混迹权势界和名利场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弱点,因而受到社会各阶层喜爱。他被同时代人称为“时代之魂”“菊坛奇迹”,身后风靡欧洲,享誉世界。后来有一些人对他身世的怀疑,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对贵族自我优越感的迷信,也折射出其对普通民众的偏见,他们不相信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能撰写出那样的不朽杰作。事实上,莎士比亚时代正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时代,一个走向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开创世界历史的时代。从这个意义来讲,莎士比亚不但属于他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所有时代;不但属于英国,而且属于世界。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14-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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