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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冀中个体农民经济市场化评析(一)

侯建新

  

 摘 要:在前工业化社会,个体农民家庭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是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主要观测点。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个体农民家庭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翰笙先生20世纪30年代保定农村调查统计资料和50年代河北省统计局追踪调查统计资料,为我们反映和评析民国年间冀中个体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性质与状况,以及农民家庭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程度提供了主要依据。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民的贫困状况似乎也没有多少改善,然而,农民经济中相当一部分份额与国内外市场联系在一起,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总结的。 

关键词:民国时期;冀中;个体农民经济;市场化水平

在前工业化社会,个体农民家庭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是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主要观测点,是考察农业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20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个体农民家庭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 本文主要根据陈翰笙先生20世纪30年代保定农村调查统计资料和50年代河北省统计局追踪调查统计资料① ,力求反映和评析民国年间冀中个体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性质与状况,以及农民家庭经济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即其商品化、市场化的水平。

一、农民家庭的植棉业

华北植棉始于明代,然而植棉区域极为有限。清末民初,随着国内现代纺织工业的发展,也随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市场对棉花需求激增,促使棉花在华北地区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1905 年平汉铁路建成,比较明显地改善了产棉区与各级市场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张。保定地区的棉花种植大约就始于这个时期,以后逐渐推广。据1930年冀中保定11村调查统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额的95.35%,经济作物占4.65%;到1946年时经济作物耕种面积达到8.3% ,几乎增长一倍。经济作物的增长,主要是棉花种植的增长,此外还包括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

1935 年,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走访了冀中清苑的3个村庄,对当时清苑农民的种棉积极性以及种棉较迅速的普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到“这一地区农作物的分布,在近两年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变更,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这便是近两年来,各村种植棉花的加多。前年保定农村种棉花的可谓完全没有,即有亦极为稀少。自去年起,种棉花的渐渐增多,去年种棉花的家数,一般言之约有十分之三,今年则家家种植。至于棉花的种植面积,扩张得更快。”[ 1 ] 接着,作者把所调查的3个村庄近三年植棉发展的有关数据公布如下(见表1) ,植棉面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 张培刚:《保定的土地与农业劳动》,《益世报》,1935年11月30日。

棉花生产包括整地、播种、选苗、中耕、除草、追肥、培土、杀虫和收获等一系列过程。与一般粮食生产相比,工序细而繁复。在播种中,一个重要的工序是压土,压土的时机和力度都须适中。有些工序几乎要同时进行,如出苗10 天左右就开始间苗,先是小间,后是大间和定苗;间苗的同时,兼做除草或松土。棉株长到1 尺左右高,开始摘支芽和打顶尖,这是最重要也是最累人的工序。植棉不仅劳动量大,投入也多,不论施肥还是浇灌数量和频率都超过一般的农作物。最令人担心的是虫害,当时有条件使用进口杀虫剂的农户极少,所以一旦发生虫害很难制止,以致一些农民家庭望而却步。

植棉投入大、费工多、风险高,为什么保定农民几乎家家植棉? 来自冀东农村的一项统计资料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该资料将种棉花的收入与种高粱的收入作了比较,结果表明,植棉1 亩的纯收入(11. 4 元) 比种植高粱的纯收入(4. 9 元) 高出一倍多。[ 2 ] (P165 - 167) 市场经济效益比较,是吸引农民转种棉花,使棉田面积缓慢却稳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棉田成为连接农民家庭与市场的特殊媒介。此外,棉田需要投入比较密集的劳动,也有利于缓解冀中地狭人稠、耕地不足的矛盾。

下面的统计表反映了1930 - 1946 年清苑11村植棉发展情况(见表2) 。

资料来源:《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河北省统计局,1958 年。

清苑11 村的调查数据显示,植棉的最高水平不是在1930年代而是在1940年代。也就是说,即使日本侵华战争的动荡年代也没有完全停止植棉业的发展。据1936 年日本新民学会调查,清苑植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21% ,该数据大概有些偏高了。[3](P187)因为据河北省统计局提供的情况,解放后清苑植棉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57年植棉所占田亩比例不过8%,所以1930年代肯定达不到那么高水平。另据新版《清苑县志》提供的数据,1949年清苑全县棉花播种面积8.04万亩,占当年耕地总数(116.689万亩) 的6.9%[4](P157、163) ,该数据与11村的统计结果基本相当,反映了当时冀中植棉业的大致规模。总的来看,农家植棉比较普遍,个体农民家庭是新兴植棉业的主要承担者,但规模仍然有限。

随着国内外纺织业的发展,棉花市场迅速膨胀,由此带动华北产棉区相继出现。因棉花集散地而发展起来的集镇,遍布产棉区。棉花作为一种广泛种植的重要经济作物,在我国北方的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中占着显要的地位。由于时代特征,民国时期的棉花生产不仅仍然具有农家经济的属性,而且同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一时期农民所以普遍植棉,基本是市场与利润的诱惑使然。中国农民家庭的产业结构,历千百年而极少改变,现在居然在较短时期内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感叹到,在市场的感召下,“利之所在,群起趋之”,不论传统的耕作习惯,还是“农民的固执性”,都奈何不得。[1]农民家庭植棉首先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小农植棉业显然是与国内外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光明日报》200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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