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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8世纪中期中英农法演化成就与变革趋势(上篇)

——《知本提纲》与《马力中耕农法》之比较研究

董恺忱

18世纪的中国与当时尚被称为不列颠的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1],在历史上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时处这一世纪中期的中国,表面上虽仍以乾隆盛世自许,但确已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迟暮之年。而英国在历经政治变革实现立宪多党议会制之后,至少从政治上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门。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截至这时虽都仍处于农业社会,但技术与经营上的发展及变革趋势则已显露出其内在的差异。在中国一向以劳动集约为主的农业生产,产量虽有所提高但已无力供应日益增多的人口所需,每次增加的粮食,大多被增长的人口抵消掉了。而英国从18世纪初开始的以农业机械改进创新为主的工程技术上的探索成就,虽尚有待稍后兴起的工业革命提供物质上的依托,距完成从16世纪就已起步的生物技术变革的相互整合,此时却只差一步之遥,即可实现以工业革命的成果,来为农业的近代化提供其所需的技术装备。这一转变的完成不仅能保证改善平民的膳食结构,也可为饲养的牲畜提供足够的人工牧草与饲料。1750年的英国小麦在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的基础上,其出口量一度竟达95万夸脱的最高额。记载这一成就的历史文献,中英两国分别于1747年(乾隆十二年)及1733年刊印的《知本提纲》及《马力中耕农法》,可提供具体而又可信的史料,以下拟从此两书中摄叙其有关内容,再进而加以比较说明其表现之异同及根源所在。

《知本提纲》有关农事部分,在经王毓瑚先生点校与“农言著实”及“马首农言”,共同编录于《秦晋农言》一书,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其《中华农学书录》中对本书有“书中有关农业部分,非常精彩,确可视为出色的农学著作”这样的评语。《齐民要术》日文译者之一的西山武一教授,在其所著《中国农书考》中,对清代的代表性农书仅列举出《补农书》(1658),《知本提纲》(1747)及《马首农言》(1836)三部;在其另一《近世华北旱地农法考》一文中,对涉及犁耕及酿粪等生产技术也多处提及并征引本书。特别是在分析中国与“官方农学”对立的“民间农学”时,强调以该书最能体现“营农者的自得自立精神”。在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古农书考》就其解题说“这是一部应予重视的好书(见彭世奖译该书中文本299页)”;游修龄先生在《清代农学成就和问题》中虽指出其仍停滞于抽象的哲理思考,但把人的排泄物“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它能滋养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与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不出来而已”。在另一篇《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启发》一文中,则指出“明清农书中有少量把传统经验上升到理论阐释的,如明马一龙《农说》,清杨双山的《知本提纲》等,代表了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的最高理论水平(以上两文均已收入《农史研究文集》一书)。在建国后由有关单位组织先后撰字的几部大型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如由梁家勉主编,几乎汇集全国农史学者参与编写并三次修改历时十多年方始付印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时,只是在讲到农学思想时提到了本书;此前已于1959年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农学史》(上),之后1978年刊行的(下),在其第十六章《知本提纲》课稻编等反映的农业技术及其问题”一章中,仅有三节较为集中的提到《知本提纲》中有关耕地与施肥等具体操作(第一节是泛论这一时期有关农书中“对生产技术原理的进一步注意”。而第二节“耕地技术的改进”,在最后其第五大段(五)的部分却仍附有“江南地区的泡田技术”而未集中依从《知本提纲》的内在体系,来完整的述评(见该书第154~161页)。近期由董恺忱与范楚玉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第四编“明清时期的农学”,在体例及行文虽稍有新义,但在体例上囿于成规仍未能有所突破,使之能有较为系统评述及诠释而较全面经过整理的体系。在近年几份主要农史刊物上,除李凤岐先生撰著的有关论述“杨的生平”及《18、19世纪关中平原土壤耕作浅论》,此外由西农古农学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农业科学家小传》(陕西科技出版社,1984)所列举的从后稷至杨秀元的20位农学家中,收有由张波同志撰写的《关中农学家杨》一文,较为全面的评介了《知本提纲》作者的一生经历,文章翔实可读。但该文似偏于其重振关中植桑养蚕事业,而对《知本提纲》一书则落笔着墨不多。尽管近年在有关论述清代农事论文中,大多涉及本书虽也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如与日本西山提出的清代三部代表性农书中另外两部相比,则确显得有些过于冷落。仅据《农业考古》2000年3期刊登的,由华南农大黄淑美等汇编的《农史四刊物论文资料目录索引》所收录的有关论文来看。其中以《马首农言》的13篇为首,《补农书》则略少而仍有5篇,而专论《知本提纲》的竟无一文。在论述明清时期农书的论著,其中较为突出的一文仅有由冯风撰写的《明清陕西农书及其历史成就》。以关中地区农业历史为对象的诸多农书中,本书确占有一定地位并给予了恰当的评价,但不无遗憾应予指出的则是较为简略。至于从这三本农书的重印或再版研究专著的情况来看,《知本提纲》同样也无法与之相比。收有本书点校本的《秦晋农言》是于1957年的半个世纪之前出版,当时只印了2 000册,当下已成为较罕见稀有的了。而《补农书》(连同《沈氏农书》的合印本),在1961年出版了由陈恒力编著王达参校的《补农书研究》,该书下篇即《补农书》的校释本,随即于1963年刊印了增订再版本。之后于1983年经由王达修订删节并加以口译的新版本遂又问世,先后共印了三次,此后还有以然藜阁光绪丁酉本(1897年)为底本,由陈恒力校点于1959年出版的排印本。而《马首农言》除最初收于《秦晋农言》,在1999年出版了由高思广等注释并附加以口语译文全称为《马首农言注释》的新版本,印数竟高达6 000之多。本版除添补了收于《秦晋农言》时被删节的“祠记”、“杂说”两节,书后并附有原书作者“祁寯藻事略编年表”。《知本提纲·农则》是继《齐民要术》之后,有关北方旱农生产经验进一步总结,并从哲理层次来探讨其深层机理,无愧经典之作的杰出农书。是以极盼对其整理诠释,乃至据以推论至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尽快开展而不应再迟滞不前。

塔尔虽毕生务农,但他毕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是以总结他几近一生经历的《马力中耕农法》,不仅为他自己进而也为那个时代英国农业的变革成就与趋向,留下了弥足珍视轨迹的文献,身后受到相应的赞许和荣誉,有如格拉斯所说:“是他的著作保存着他的努力”(“His writings preserved his efforts”),日本加用信文在其“Jethro Tull,The Horse-hoing Husbandry考”一文中,以长达几近60个印刷页的篇幅,详细的考证评叙了本书先后刊印过8次,实际上存有5个版本的得失优劣(参见本文附录相关部分,原文载《英吉利古农书考》)。但就我所知这本可以标志英国农业史一个新时期开始(Fusell语)的著作,在以译介他国文献专著而又较快的日本,迄今也竟无译本刊行。而在一些学术单位图书馆中所能见到的,是经W.Cobbett所编的1822年版,这是一个删除了塔尔生前编定的共25章中最后5章有关农业机具的创制与应用部分,以适应当时生产实际所需为主的节本。是以本文在有关其内容与版本评介的行文上不尽相符,本处对全书内容评介所参据的是20章的Cobbett删节本,但为展示其全部内容,本文附录部分就参据1743年版修订增补后的各章目录全部诒译,并依日文有关其农机具部分研究成果的论著酌加添补,以力求较全近真。

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侧重论述19世纪中英两国农法的同异与前景。下编则就两书中与主题有关的部分内容加以摘录诠释并简要评析

上编

先就这两本具有代表性的农书加以略述,阐明其特点之所在。再就本文据以论述的理论构架(framwork),“农法”[2]这一概念稍加评介。最后,则对与18世纪中英两国农业生产相关的自然与社会条件,特别是对人口与耕地的变动概况扼要叙述。期望能有助于从较深层次了解其变动发展的根源。

(一)

作为这一论题所凭依的两部农书的成书时间相差仅14年,都在18世纪的中期;而讨论的农业类型基本上都属于旱地农作。但在其生产结构与经营规模上却有较大差异。是以两书相比是“同中有异”,“同”是说当时两国的社会经济仍都是以农村经济为主,“异”则指农村与农业的变革,虽同为紧迫的时代主题,但两国却分别在自觉乃至不自觉的状态下,选择了不同的出路与对策。这从两书所叙述的范围及涉及的事物中,如细心窥察便可了然。

(1)《知本提纲》原是清代乾隆初期,由陕西省兴平县杨所撰写的有关教授理学的讲义提纲。其中第五章《修业章·农则》部分,是经杨的门徒郑世铎加以详尽的注释,其内容是以耕作栽培技术为主,并涉及农桑畜牧等技术,进而又以阴阳五行学说探索其原理。由于其对关中地区的传统农业中旱农生产作了系统全面而又深入的叙述,在农业生产的机理上也有所探索,并不乏创新之处,是以被中外农史学者共同视为在传统农业的后期,即精耕细作趋于进一步深化阶段的代表性农书。

《知本提纲·农则》由“前论”、“耕稼”、“蚕桑”、“树艺”、“畜牧”及“后论”六部分组成。“前论”和“后论”属概论性质,主要摘录历代论述重农思想,强调农为国本民生之所凭依的原因,其余部分则是论述传统农业科技知识及其原理。而“耕稼”一节则是全书重点所在,分别叙述了有关耕道、土宜、时宜、垦荒、布种、移栽、耘锄、割获、园圃、粪壤、灌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有关农作机理的探索上,杨师徒虽仍沿袭中国传统的哲学范畴与概念,但却提出了以天、地、水、火、气这五者来代替传统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他认为只有前五种物质才能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进而在阐释这五者为生人造物的前提下,并用它们之间的对立转化规律来说明作物生育与农事操作的基本原理。其成就与局限于今则显然易晓,但它的确反映了在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农学在理论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与水平。用这一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农事活动的内在机理,因缺少近代研创的仪器与手段,加以在推理判断上又有与严谨逻辑相违背之处,是以在其结论之偏离于真理并与事实不符者,虽在所难免,但通过深入的研讨,以严谨的存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aufheben)方式来应对,是理应于事有助的。

(2)《马力中耕农法》(“The Horse-hoing Husbandry”),由杰斯罗·塔尔(Jethro Tull 1674—1740)撰著,1733年在伦敦出版,后来多次重版再印,书的副题是《试论农业与植物生育的原理》(“An ea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village and vegetation”)。全书的章节在不同版次有所调整,在塔尔逝世后经修订的被视为通行本共分20章。其内容依次为:植物形态、营养及栽培(1~4章),施肥、整地、除草(5~16章),犁、犁耕及条播等(7~20章)。

本书著者塔尔虽曾受法学的高等教育,但终生务农,并曾担任公职或出任律师。是以本书是他从1699年于牛津郡其父所经营农场参与农事活动开始,从事三十多年农业生产与经营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反思总结的成果,因而内容翔实具体而非徒托空言,不同于仅侧重一般学理之作。

本书内容虽是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较为务实而多处可供农场主于实践中参照仿行。但也不乏对作物(乃至一般田间杂草等)生育机理及其营养成分来源的探索分析。使本书更独具特色,而迥异于同期乃至此前所刊印的农书之处,在于经他多年研究并竭力倡导的以马力中耕为特点的新式农法,即后来被通称为塔尔农法(Tull Husbandry)。为此,经他创制或改进的一些农机具,限于当时的机械与材料等学科与实际生产能力及水平,尚存有待改进而非已达完善,尚未能普遍供应廉价高效的标准化产品,但作为能以毕生精力从事有关农业生产中工程技术的研究与相关产品的开发,他还能加以归纳系统叙述,确是功不可没。

塔尔的贡献于学理上是处于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在实践中对有关耕作机具的改进与操作意义的认识,则不乏首倡肇端之举。而此两者的结合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对地力的利用与培育使之更趋合理。塔尔认为植物营养物质是由土壤微粒子构成的,因而及时碎土而不施肥也依然能维持并增进地力,他提倡用马力中耕就是基于这一认识。针对当时英国田间作业大多粗放,播种时以用撒播漫扬方式的陋习,而这样既浪费种子也不利于出苗后的田间管理。为此,他不仅强调应推行条播以利中耕,并创制了仍以畜力牵引的半机械化类型的条播机(drill)。为提高种子萌发率并减少过程中的损失,条播机上装置了特制的种子箱。为此改变了撒播平种为起垄条播,这样作物株数虽有所减少,但每棵作物能有较多的生长空间,从而使净产量有可能增加。为了用碎土代替施肥而要求经常锄地,为提高锄地效率提出应当用马来作役畜,并为此研发出畜力中耕犁(hoeplough)。这一中耕碎土除去杂草的设想,有益于田间作物生长,对于改变中世纪以来的粗放生产,推动农业使之趋于合理化,有利于生产实践操作上的改进。这对于尚未在学理上认识到耕作虽能有利于碎土,使土壤结构膨松,便于土壤中水、气及养分的流转,从而有利于作物对所需养分的吸收利用,仍不失为一项有益的举措。

塔尔生前所从事的工作及其论著的意义,并未为同时代人所充分了解认识,是以毁誉不一。甚至像一生以推动英国农业改革为己任的A.扬竟把塔尔的贡献贬抑为仅仅是在于“引进了蔓菁”一事,这可能出于无视事实或有意曲解。因为在英国最初引进蔓菁虽尚未作为青饲料的,据有关文献记载是17世纪中期最早见于哈特莱普(S.Hartlip)所著“他的遗言”(His Legocis 1651)一书,博学如A.扬当不会不知晓的。当之后的事实证明塔尔“以其著作,形成农业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Fusell:“The old English Farming Books.1947.p.1)。竟有人将其列入英国“农业革命诸英雄”之一(Heroes of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据Gras:“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2nded1946,p211~212)。

(二)

对本文标题中农法的概念有必要作些必要解释。

农法一词英文为(husbandry),据韦氏(Webster)大学辞典,其义与farming同。而husbandry的语源来自husband,其古义(Archaic)为“to cultivate(soil or plants)”,括号为该辞典上原有,〈Archaic〉一词是以〈〉号加在其释义之前,意为古代的或拟古的。husbandry一词,按汉文俗语似与称农事为种地或种庄稼相类。farming韦氏释义为“the business of operating a farm”,其汉文当可译为一个农户所操持的事务(或生计)。《齐民要术》日文译者熊代与西山将其英文书名,以音译为“chi min yao shu”,于此标题下加以“Chinese book of husbandry written in sixth century”的副题。农法在德文多用Landwirtschaft,其意义与英文farming相同,虽有农业之义,但与Ackerbau又略有别。据王毓瑚教授生前曾就此指出,husbandry与Landwirtschaft两词以都译为农事为宜,况且wirtschaft一词虽有经济、经营(Betrieb)及生计之意,但在不特加辨析时也可意指产业活动乃至家政、家计等。其隐意有主持者当为个体经营,而Betrieb则多用来表述近代的企业经营运作。王毓瑚在《略论中国古代农具的演变》一文中,对旱地农作新用的农具就曾以干旱农法为题作定语相标称,如“干旱农法奠定时期的农具”。

农法的应用在日本有些引申,而更严谨全面,是应用在农业历史与农业经济等学科已历时多年,对其含义的基本点虽已有共识,但在具体可以应用范围的选用上,却仍有些分歧。农法的概念是涉及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在一定历史前提下,探析其相互影响及作用的动态构架。其表述方式中较具代表性的如由东京大学农经系以秋野正胜为首的几位教授共同撰著的《现代农业经济学》中是这样说的“所谓农法就是为了从生产力(技术)的观点,按类型、发展阶段来掌握农业生产的结构(生产方式)而使用的一种概念。此外,农法还可说是关于农业经营组织的动态的掌握,因而农法论的开展也和农业经营组织论有密切的联系”。可见农法是与农业有别,而农业经营也不同于农业经济。上述定义的前半是侧重从历史上依据其类型、阶段来着重考察农业生产力结构时来应用的,是以适宜于与技术发展变动相关事务的概括;后者则是为农业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在为确定经营目的及经营者应承担的职能时,应从其相关的经营规模、组织及方式等领域来探析。是以在该书第一章农法与经营,虽是侧重从经营结构来探讨日本农法的性质,但也不限于现状并涉及其变化历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一节,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时说过:“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由于与农业相关的经济乃至经营等问题,所要研究的对象都同样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因而当从事这项工作时就须具有较为明确而严谨的历史意识。

如以18世纪中期成书的《知本提纲》与《马力中耕农法》两书,就其与农法有关内容并其可比事项作些摄要转述。虽能据以体现其成书前后的农法成就及变革趋势,但仍有必要对其相关的自然与社会情况简要加以介绍。限于本文的主题及篇幅,对农业生产中的土地占有情况及农村阶级关系,也只能仅就其切题的部分来摘录。总之,是依农法这架构的常规,对中英的当时农业技术体系与经营方式的互动关系,从其成就与变革趋势来对比,并期以此为基础能有助于探讨深究有关整个农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内在机理。

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与微观上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其形成却又因各个地方(地域或地区)的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必受一定的制约。即时与空这一决定一切事物的观念能体现在历史与地理范畴,同样也把农业置于其统摄之下。为分析探讨农业发展与分布的差异之由来,又必须借助于其相关因素的比较,是以从事农法的研究就必然要循依比较时所应循依的原则与方法。

18世纪中英两国的历史地位及社会经济已开始发生易位的趋势,当时两国虽都仍以农业经济为主,城市经济只占很小比重,但从16世纪开始,英国在土地占有与土地利用方式上都已出现了变化。到了18世纪初,其进一步变革的趋势,即在农业生产中重视机具的改革与创新的动态已明显肇端,虽然工业革命是从18世纪后半方始启动,农业变革起步则稍早于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但从其中期即已趋近同步,从而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废除休闲,连同敞地制(open field system)及农村共同体属下公有地的废除,使近代农业生产得以逐步实现。反观中国,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是以劳动集约为特点,一直致力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时期的发展虽已达极高水平,但确已处于其极限的边缘。曾经长期处于辉煌前列的中国的古老文明,虽也已迫近其必经的转型阶段,却又都因缺乏内在动力,而仍处于步履艰难的徘徊过程。

18世纪的中国,全国人口总数,已从1亿多猛增至3亿有余,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惊人增长,其中农业人口据估算,当占总人口约90%左右。而英国人口近代历史上的估算数值,各家所据资料不同有较大出入,现以较为公认的经济史学家克拉潘(John Clapham)提出的数据为准。即“公元1700年人口较为合理的数字应在500万~550万之间,而1750年约为650万”。这是从教区教堂登记簿所获得的人口出生与死亡数字,是此前所缺的较为准确的资料,其重要性被克拉潘强调为“出现了比物价还要重要的转折点”[3]。19世纪初约1821年就剧增至1 200万。1750年居住在5千人以上城市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可能不会大于20%,即还有八成左右的人口还仍留在农村生活。

历史上耕地的统计数字,因所据原始依据材料及计算方法不同,而互有较大出入。中国以梁方仲的估算,即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国土地总数为735 214 536亩,即7亿3千5百万亩有余。而英国(仅指英格兰与威尔士)当时全国土地,据阿瑟·扬(Arthur.Young,1741—1820)的推算在1770年为1 030万英亩。按18世纪末两国人均耕地估计,英国约在7市亩左右,比同时中国高出约近一倍。但如连同未计入耕地的草地及牧场一并统计,则同期人均土地面积,英国会比中国又多出了约近一倍。英格兰的土地按其利用结构,大体上可区分为东部多为谷作;中部是农牧混合型;西部以畜牧为主。

是以就土地生产利用类别来划分,则东部多耕地;西部以草地及牧场为主,居中的则是耕地与牧场相间混在,各地比例依其经营方式与土质又有出入,但均属旱作(Dry farming)。中国华北(晋、冀、鲁、豫四省历史上统称)是旱农区,而陕西关中地区,按其自然条件与种植方式可与山西汾河中下游连成一体,同属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温暖集约农作的二级汾渭谷地(水浇地二熟,旱地一兼二熟)农作区。《马力中耕农法》的作者塔尔的农场即位于英格兰中部,而《知本提纲》作者杨家处陕西关中,两地雨量、积温虽有差别,但在类型上同属旱作。关中有从秦代即已开凿的灌渠,近渠处能得灌溉之利,而塔尔农场所在位置土质黏重,虽曾先后数次辟为农田,但随经营方式的改变,对土地利用上时耕时牧亦间或有之。[4]

而英国人口在18世纪的增长情况为1701年联合王国总人口为940.6万人(内英格兰及威尔士582.6万,苏格兰104万、爱尔兰250万)。1751年联合王国61 051.5万(内英格兰及威尔士614万,苏格兰125万,爱尔兰312.5万)。1801年总人口为1 590.2万(内英格兰及威尔士906.1万,苏格兰162万,爱尔兰521.6万),耕地与牧场时有变动,加以圈地影响,统计欠精确,是以从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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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于今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四个部分,历史上以英格兰为主体,先后并入其余各地。从11世纪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至18世纪初正式组成大不列颠王国。1922年爱尔兰独立(初称自由国),1937年正式成为共和国,是以英国的全称于今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是与英国有别,不能将之等同于整个英国。英格兰与威尔士原由居民的不同,最初其在法律与习惯亦有别,随后则相混处难分,联系密切,但仍多将其另加标示。

[2]农法一词,在中国有“治田之法”这一含义(见《王祯农书·耙劳篇第五》),而非有关农业法律一词的简称。

农法源自德语Landwirtschaft,与英文Husbandry含义相同,据“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见1968年版husband,686页)词典的释意,是“to cultive(soil or plants)”,有培育土壤或栽培植物之义;这与古汉语“辟土植谷”相类似。近代则被付以新意,成为专门术语(term),用来概括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经营类型的关联,并藉以表示两者互动、互补的内在相关作用。由于农业是较强烈依赖时、空条件的生产部门,因而在时间发展上呈现阶段性的差别;在空间分布上有着类型的区分。是以对农业技术体系的构成上阶段与类型处于核心地位。在栽培类型(Cropping Type,日语称之为“作目”)与土地利用类型(Land use Type,日语称之为“地目”)的区分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农业经营类型是以其具体组织与结构为标志的,如对家族与企业(雇工)与经营主体属性有关;或以家计与盈利为经营目的的辨识标志,而这又都是与生产技术相互影响的。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举出例证来说明。如德国屠能(J.H.von Thunen,1783—1850)提出的圈境(rings),在解决农业生产布局(Agricultural location)时,其以城市为中心,从近至远依次形成的6个类型,它对生产与经营不乏参考价值;但如从逆向的从远至近循序辨析,则与其发展历程所呈现的阶段性,又多有契合之处。而与此相关的农事活动,如能从农法角度来讨研则会从中获得较多助益。

日本近年(20世纪后半)对农法研究开展的较为迅速,除已建立有农法研究完全的学术团体,有关专著也出版多种。其在农史与经见的词典与教材中,已多设置或添加相关的条目与章节者在在有之。在国内就此开展的讨论,进而具体用于实践及理论之作上似尚有待开展。

[3]中国乾隆时期人口依梁方仲据清高宗实录,乾隆12年(1747)为171 896 773口。至乾隆六十年 (1795)则剧增至296 968 968口(见梁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251~252页,甲表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克拉潘的人口见其所著《简明不列颠经济史》,2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英国耕地统计数字的出处是G.E.Mingay主编“The Agv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VI P32 Table1。据W.H.B.考特就此曾说:1770年不列颠境内相当数量土地没有得到开发,或使用率很低的状态,英格兰和威尔士未开发或使用率甚低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4以上。考特著、方廷钰等译《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1919》,商务印书馆,1992年,23页。

[4]历史上有关人口与耕地的统计,出于多种原因难以达到十分精确可信,加以历史上各国的统治下有效疆域随王朝的兴废与国力的兴衰曾有多次变动,是以只能大体无误的从中英两国史料,再参据当代材料稍加补充供参考。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人口为10378万人,耕地为62113万亩。平均人有耕地为5.98清亩(按清亩每亩折合市亩为0.921亩)(《据清世宗·高宗实录》)则人均耕地为3.27市亩。清乾隆三十年(1765)人口为20809万人,耕地74114万亩,合3.56市亩。据《文献通考·田赋》道光二十一年(1841)人口41345万人,人均耕地2.25清亩,合市制2.07亩,出处同上。

[5]中国地亩数见《清文献通论·田赋》英国人口数则来自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英国的人口和移民”,东大出版会,1981年,3页。

(原载《东亚与西欧农法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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