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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余同元

明清史2008.1

摘要: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工业人口/早期工业化社会

中国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何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认为,“早期工业化”(Early Industrialization)所指时间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前期[1];费维凯《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他的官督商办企业》一书认为,中国“早期工业化”(The Early Period of Modern Indus- trialization)发生于晚清到民国初年[2];马敏《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指1860年代至1949年的近代工业化,但往前可追溯到明清时期”[3]。三家之所以分歧较大,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文,从丝、棉织品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等方面,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其中一节讨论了以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江南市镇内部变革和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指标,揭示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与市镇早期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联系,确定了衡量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准。[4]本文在此基础上,专门以传统的区域工业,特别是区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增长为关键指标,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增长情况,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发展的时间和标志,以与上述各家研究相呼应。

一 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从业人数的增长

随着棉花与棉布产业的发达,明代嘉靖、万历(1522~1620年)以后,棉花棉布产业从业人员空前增加。清代乾隆以后江南棉纺织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下面先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运用学术界常用的从棉布产量推测纺织人数的计算方法,对明后期和清中期江南棉纺织业从业人数做一初步估算。

一是明代后期:吴承明估计江南地区明末棉布的年输出量为1500万匹~2000万匹。[5](p29-30)范金民估计明末江南年产棉布2500万匹(仅松江就有2000万匹)。[6](p29-30)李伯重推算明后期(1620年左右)江南棉布年输出量为1500万匹~2000万匹;本地人口2000万(城市人口占当时总人口的15%),若按人均消费1.6匹/年,或按每家5人折为400万户、户均消费棉布8.35匹/年计算,可知江南区域内总消费量为4200万匹。加上输出量,约计5000万匹,即为明后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1](p39~40)

二是清代中期:徐新吾估计清代江南商品棉布产量每年二千数百万匹。[7](p17)吴承明推算苏松地区年产4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4000万匹。[8](p260)范金民在《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一书中加进了苏松以外的江南地区,推算松江年产棉布3000万匹,常熟年产2000万匹,嘉定、太仓年产2000万匹,江阴、平湖、海盐、嘉善、乌程等县年产500万匹,无锡年产300万匹,共计江南年产棉布可达7800万匹,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在7000万匹左右。[6](p29-30)

李伯重推算清代中期(1850年前)江南棉布年输出量为4000万匹;江南3600万口,折为720万户(其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按户均消费8.4匹/年估算,得出清中期江南消费棉布610G万匹。两项相加,即为清中期江南棉布的总产量,共计10000万匹。[1](p35~40)若按江南人均消费棉布1.6匹/年(城市人均消费1.80匹/年、农村纺织户人均消费量1.65匹/年、非纺织户为1.35匹/年的标准估算)[9](p,329),同样可得出明末江南棉布年产量约5000万匹,清中期(1850年)为10000万匹;再按康熙前织一匹布需7个工作日、此后需6个工作日推算,得出明后期江南一个农妇一年可纺织棉布29匹,清代中期则为33匹;[9](p53,472,505,553)最后按江南各地平均每年每个村妇纺织的时间约在200天计算①,得出明代后期每年生产5000万匹棉布,需170万农妇从事纺织,而清代中期每年生产10000万匹棉布,则需300万农妇从事纺织。[10]

在棉布产量的估算上,显然前者的数字与李伯重的数字差距较大。但本人认为,尽管李伯重的估数最高,仍然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本文在上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估算明代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代中期有570多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

首先,从各方面的资料看,明后期到清中期江南妇女劳动力多数从事纺织业(含丝织业)生产是毋庸置疑的。

如明天启初年,在上海、嘉定等地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鲁德昭,就当地的棉纺织业生产情况记录道:“南直隶最东边的地区,殷富肥沃,出产大量的棉花。据当地人们肯定的说法,只在广大的上海城镇及其所辖区内,有以这些棉花为原料的20万台织机②。因此,仅以此一地每年就要向皇帝缴纳45万杜卡特③。织机和布匹同样是窄幅的,所以在一间屋内可放置多架,几乎全部是妇女从事此项工作。”[9](p33)

又如《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天启末年上海县城和郊区人口30余万,其中织布工人达20万;[11](p420)又谈迁《枣林杂俎》说隆庆六年上海全县在籍男妇总数19万余人,其中男158532人,妇人34425人,如果妇女的实际人口数与在籍男子一样多,就是30多万人。[1](p73)织布工人20万,即占了总人口的2/3,几乎是全县全部劳动力的总和。所以清代官员尹会一在奏疏中说:“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12](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议疏》)真可谓“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13](卷一《食货》),“女红自针黹外,以布为恒业”[14](卷一《风俗》)。这说明江南乡村妇女劳力绝大部分都从事纺织业。

其次,在明后期和清中期江南乡村分别只有170万和340万女劳力从事纺织业是保守的估计。

关于明清时期江南人口的数量,明前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和清中期道光三十年(1850年)都有较可靠的记载。根据万历《明会典》卷十九记载,苏、松、常、镇、应天五府1393年人口为606万,再根据康熙《浙江通志》卷十五记载,杭、嘉、湖三府“明初”人口是264万,这样1393年江南八府合计人口870万,到1400年大约900万;[1](p39,398)清代中期的江南人口,则以道光三十年《户部清册》中江、浙两省人口总数为基数,再根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省人口分布情况,推出江南八府一州1850年的人口在3600万左右。[15]最后以1393~1600年全国人口3.8%的年增长率推得,明泰昌元年(1620年)江南人口在2000万左右。[14]如果根据徐光启《农政全书》中说的江南“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大兵革,则不得减”,则明末江南人口要远远大于2000万。[16](p292)

关于明代后期与清代中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曹树基和李伯重的研究结论分别为15%[17](p424~425)和20%[1](p414)。

在明后期2000万江南人口中,除掉15%的城市人口300万,再以每户5口人推算,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为340万户;同样,从清代中期3600万江南人口中,除掉20%的城市人口720万,再以每户5口人推算,得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为576万户。就乡村劳力而言,每户以2人计,则分别为680万人和1152万人。若每户出女劳力1人,则明后期有340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清中期有576万江南妇女从事纺织业。由此可见,李伯重所推算的明后期170万江南乡村妇女劳力(只占女劳力人数的50%)从事纺织业是较为保守的数字,而清代中期300万江南乡村妇女劳力(只占当时女劳力人数的52%)从事纺织业同样也是一种较低的估计。

(原载《史学月刊》(开封),2007.11.53~61)

(转引自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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