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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6世纪摩尔“羊吃人”论断的再思考

夏正伟 刘宗耀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摘 要:摩尔的“羊吃人”论断是对英国圈地现象的经典评论。然而,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英国的圈地活动并没有出现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浪的现象。那时的圈地活动及其后果并没有像摩尔所说得那样严重,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不仅可以从事于工场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等工作。而且,还可获得政府的救济和私人慈善的救助。因此,至少在16世纪,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明显恶化。
关键词:英国;16世纪;圈地;流民;救济

  16世纪英国的圈地因托马斯·摩尔(l478-1535年)的《乌托邦》(Utopia)对圈地运动的批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乌托邦》于1516年写成并出版,也就是说摩尔所指的“羊吃人”现象是发生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而那个时候只是英国圈地运动初期阶段。那么摩尔“羊”吃人的判断是否真实反映了16世纪英国农村农民失地情况以及失地农民的真实的生存状况呢?本文通过对这一论断背景的再探讨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

  1516年.摩尔在《乌托邦》中说:“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租场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土地都弄成一片荒芜。……佃农从土地上被撵走,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其中有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着婴儿的父母以及人口多养活少的一家大小,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1](pp.21-22)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摩尔的这一“羊吃人”的论断,一直被视为对英国圈地运动的血泪控诉。且不说,摩尔乌托邦中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所闻,他在给彼德·贾尔斯的信中说:“当然你知道,我无须为这部作品搜集材料,也不必为材料的安排操心。我只须把在你陪同下拉斐尔所讲的东西重述一下……那是匆促间临时的谈话,谈话人对拉丁语不如对希腊语精通……我承认……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都会要求一个不平凡的、有学问的天才家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辛勤劳动。如果材料要写得又准确又雄辩,我不可能用任何时间和辛勤劳动来完成这件任务。事实上,我要为之大量流汗的辛苦事取消了……我唯一要做的是写出我听到的东西……。”[1](pp.3-4) 很明显,《乌托邦》不是建立在对英国农村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他所提到的拉斐尔,其全名是拉斐尔·希斯拉德,“希斯拉德”是希腊语构成,大意是“空谈的见闻家”。因此,如果说他作出的论断是预言性的,泛指17世纪到18世纪整个英国圈地运动而言,无疑,这个预言切准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弊,是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残酷性的真实揭露。但事实上,摩尔的论断并不能准确反映16世纪的英国农村生产关系和阶级分化的现实,因为当时“羊吃人”现象还不足以构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从15世纪末开始到17世纪初,形成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圈地高峰。圈地是英国农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过,这一时期圈地的规模并不大,对各地的波及程度不一,受影响最严重的是莱斯特郡、北安普顿郡、拉特兰郡、沃里克郡,尤其是沃里克郡受影响最大,但由于主要发生在人口稠密和经济发达的中部地区,因而影响较大,以致受到当时人普遍关注,社会反映强烈。

  关于英国16世纪圈地的规模和深度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沃勒斯坦就认为16世纪的英国谋求圈地的不是大规模的土地所有者,而是一种新型的、小规模的、独立的土地所有者。[2](p.114)托尼也认为“关于都铎时期土地问题的技术细节,那些情绪激动的作者的讲话没有权威性,多亏利德姆先生和盖伊教授,现代的研究要纠正他们陈述的观点已经没有困难”。[3](p.88)19世纪末,英国学者盖伊根据1517-1518年、1549年、1607年等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留存下来的资料估计出一个数据:从1455—1607年的152年总共圈地51.6万多亩,占全英国土地面积的2.76%,有3万至5万人无家可归。同时,盖伊声称:在这152年中,受影响最严重的莱斯特郡、北安普顿郡、拉特兰郡、沃里克郡4郡被圈占土地也只占这4个郡面积之和的8.94%。[4](p.262)有的学者从这组数字得出一个结论,认为16世纪的圈地运动无足轻重,对社会影响不大。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史学者约翰森将这一时期发生圈地的24郡编成五组:第一组即盖伊所述圈地最严重的四郡及其所占百分比。第二组是贝德福、伯克、白金汉、牛津和米德塞克斯,圈地面积占8.45%。第三组是剑桥、亨廷顿,圈地占5.25%。第四组包括九个郡,他们分别是德比、格罗斯特、赫里福德、诺福克、诺丁汉、施罗普、斯塔福德、埃塞克斯、林肯郡,圈地一共只占2%。第五组是约克、柴郡、汉普和萨莫塞特,圈地仅占1%。其他各郡有时甚至轻到完全被忽视的地步。[5] 其中,在莱斯特被圈占的土地中,48%是1485年以前圈围的,43%是1485到1530年间圈围的,9%是1530年以后圈围的。①迄今为止,即使英国学者对15末到17世纪的圈地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估计,即1455——1607年在34个郡内总共只圈地516573英亩。②很明显这只是当时英国耕地面积的很少一部分,然而摩尔生于1478年.那么在摩尔成书的这段时间,即1516年以前,甚至到他去世的1535年,圈地的数量应该更少,影响也应该更小。

  其次,我们看一下16世纪英国农民持有土地的情况。16世纪前期,契约地租的租期往往长达99年,由于租借期或租约尚未终止,全国所有的土地可以说还有一半没有涨价;地主虽然很想提高他们从土地方面得来的收益数额,但是他们一般很难这样做。因为“他们同样受到他们佃户权利的限制,正如农民不可能以他认为对他本人最有利的方式耕种土地,而要受到村庄法律的束缚,种植村里需要的庄稼……一样,习惯法和成文法都要求地主放弃以损害邻人、削弱国家农业的方式获得利润,他们不可以随意提高租金或贡金,因为农民的职责虽然不同于他,也不同样是必不可少的”[3](p.90) 1540年,即摩尔已经去世5年,距成书的1516年已有24年,政府的租地法才规定租期不得超过21年或3代人。[6](p.29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失去土地的农民有很大的缓冲余地找到新的谋生方式。同时,有些贵族和乡绅,在出售自己的土地时,并不愿意在原有的租金以外增加新的数额;因此,那时大部分土地还保持在原有的租金水平上。即使有些土地的地租虽然已经高出原有的租金水平.这类土地的总数不到全国土地的一半。[7](p.51)利兹大学的两位教师在1978年所写的论战文章中也认为,英国直到17世纪中叶,尽管有某些地区差别,却存在着比法国大得多的农民持有地。③所以.在摩尔那个年代,圈地活动并没有引发大规模土地投机的现象。

  第三,即便是16世纪出现的圈地,不能忽视一些制约因素。农民反圈地运动的起义特别是1536年和1549年的起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圈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1549年诺福克郡的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有助于阻止圈地狂潮的发展,并使英国东部长期保留着许多富裕农民”。[8](p.296) 圈地运动的后果也让政府吃惊,政府害怕围场增加流民的人数,威胁着有产者的安全,还会减少英国人所需的谷物;小农的破产还意味着国家收入的减少并影响国内民兵的来源。16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政府面对着大群失业无产者无工可做的问题,试用两种办法补救,其一就是制定法规阻止圈地,早在 1489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将适于耕种的土地改为牧场,并禁止拆毁房舍。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申这条法律,并要求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所以,地主不可能光顾改良自己的土地.而不考虑给佃农造成的影响,不能赶走佃农而不给补偿;新来者也不能通过交付比原住农更高的租金而挤走原来的租户。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反田地法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英国政府的反圈地法令本身就是一纸空文。

  16世纪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后的生活状态如何?是生活无着的乞讨,还是被当作到处流浪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抑或去从事盗窃以致遭到流放或绞刑?

  早在16世纪以前英国就存在流民问题,他们主要是那些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无所依托的农民,但也包括失业的手艺人、曾经经营小手工业的破产工匠。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份资料可以准确说明当时的流民人数,只能作出大致的估计。詹姆士·克劳夫特爵士在他的一封信中说,1569年左右,在英国有恶棍和流浪汉1.3万人。当时的作家威廉·哈里森认为当时流民的总人数已经达到1万人。[9] 而这只占当时总人口的很少一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非一生流浪,他们曾经劳动过或正在受雇,只是职业不稳定,收入微薄。这些流浪的人也不完全是因为圈地而流浪,在农场制的发展与推广中,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削减,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的外迁不可避免。不过,其他社会因素不可忽视。比如,16世纪的通货膨胀,也就是所谓的“价格革命”并没有使所有的价格都一样增长,在英格兰,其农产品的价格指数增长370%左右,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增长在290%左右,而实际工资指数增长只有50%。[10](p.862)可以明显看出,在物价上涨的同时,雇工的工资尽管也有增长,但却大大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就业机会的减少,也使许多人被迫向工业发达的地区流动;解散修道院、取消封建家臣也使许多修士、修女和家奴陷入贫困而流浪他乡;疫病和农业歉收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人因饥饿而流浪;战争结束从国外返回的水手和士兵,惯于散漫,也因难以适应平淡贫困的市民生活而流浪。[11](p .538)

  即便是这样,这群流浪的人也并没找不到谋生之路。研究表明,从16世纪到17世纪英国农村的雇佣劳动力“大约有2/3从事各种工业生产,其人数比例存在地区差异,北部低地占1/2,萨默塞特、赫特福德郡和米德兰林地教区占将近4/5”。这些农村的雇佣劳动力,一般从事毛纺、麻纺、木器制作、制陶、制钉以及采矿和冶铁生产,有些地区的农村雇工甚至同时在两三个行业受雇。大致情况反映在下面一组统计数字中。[12](pp .191-193)

1500---1640年英国农村雇佣劳动者从事各种工副业所占%

地区工业部门 羊毛纺织 大麻纺织 亚麻纺织 木材行业 其他工副业 工副业人总比例
北部低地 17 20 20 0 10 46
北部荒地 25 19 9 0 22 59
东莱丁 8 35 14 8 22 68
米德兰平原区 38 0 13 13 13 56
米德兰森林区 41 9 18 36 27 77
赫特福德郡 41 4 26 59 22 78
东部各郡 11 11 0 32 26 58
萨默塞特郡 33 0 11 22 22 78
所有地区 23 15 14 17 19 60


[说明:依据劳动力调查清单,许多劳动者,特别是在赫特福德郡和米德兰森林地区,他们不只在一个手工业部门受雇,所以最后一栏的比例数与前面几栏中所提供的数字之和并不相等。]

  从上述统计数字中,我们不难发现英国各地农村从事雇佣劳动的比例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圈地比较集中的地区,为数不少的人从事毛纺织业,他们梳毛、纺线、织袜,偶尔也织呢。在诸多的工业生产部门中,从事羊毛纺织业的最为普遍,“羊毛工业至少占据了全英国1/4的茅舍农的空余时间,在米德兰地区则接近1/2。”[12](p .191)据统计,1500--1700年英国乡村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比例扩大,格罗斯特郡在1608年,农业中男劳力占总人数的46.2%,即居民中非农业人口在半数以上;1531—1699年德文郡乡村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占22.9%;1550---1590年牛津郡占27.2%……1550--1600年伍斯特郡占49.8%。”[13](pp .88-89),这说明乡村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是此时期的一个发展趋势。即使一个人在面对贫困和低工资的前景时,他在技术上会选择后者。可以说,羊群占领了他们耕地,同时又给了他们一份工作。毛纺织业就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了工作,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舞台。就像马克思所说的: “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14](p .63)

  农民变成流浪汉、乞食者、盗窃犯,不仅造成社会的极端混乱,而且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和兵源。16世纪的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对他们进行救济。1536年,亨利八世主持起草并颁布了一个关于流民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市郡当局要“慈善地接待”乞丐,用“自愿捐献和慈善救济金救济他们,以防其被迫乞食和流浪。”法令还规定:有许可证的乞丐以每天10英里的速度返回家园可得到救济;麻风病和重病人可以留在原地;游僧可以像往常一样乞讨;服役期满的仆人有证明的可以在一个月内不受法律的限制。此外,要为所有没有工作和财产的人安排工作或施以救济;强制5-14岁的流浪儿童做学徒。此时救济金的来源仍以募集和自愿捐赠为主。救济金集中管理,统一分发。原则上每个教区负责本区的贫民,必要时富裕的教区要帮助贫困的教区。④该法令第一次对本教区贫民的救济作出规定,开始采取一些非惩罚性的积极措施。国家开始承担组织救济和募集资金的责任,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为和措施的改变.也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政府职能逐渐形成。此后,政府对贫民的救济不断完善。据《下议院议事录》,第一卷:1549年11月6日,“德文郡的若干服装商提出了恢复救济成衣业法案”的议案。同月18日,《下议院议事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下院议长先生应会同下院的国王枢密顾问和下院的十二名其他议员成为恳求人,通过陛下的枢密院以了解陛下的旨意,如果根据他们微末的恳求,他们可以在下午四时讨论最后一次救济成衣业和饲羊业的问题的话。”同月20日.这项请求得到允准。11月11日一项新的“豁免最后救济法案中规定的饲羊业和成衣业部分负担的议案,以及另一项准予再实施一年的救济谷物种植业的议案”,在下院初次宣读,它很快就通过了。据《上议院议事录》,第一卷:1550年1月17日这些议案在上议院第三次宣读。⑤1576年法令中最重要的规定是,要求每个城市、自治镇和集镇治安法官应为流民提供生产资料,“让有希望的年轻人习惯劳动,并在劳动中成长,而不是游手好闲……并使其他愿意或需要工作的人也有工可做”。[15](p.72)1569--1597年,政府针对一些地区,尤其是纺织区失业工人的情况,设法提供就业机会,使失业者能够再就业,以减少流民的数量。1598年的法案规定在每一教区设立监督贫民的人,并授权他们为穷困的人准备住处、使显然无法维生的人有工作做、使穷人家的孩子成为学徒。他们也可以向教区抽取执行这些工作所需用的经费。

  在救济贫民问题上,枢密院发挥了很大作用。16世纪中叶以前,枢密院针对出现的问题随时采取行动,通过发布命令或以书信的形式给各地下达指示。随着经验不断丰富,逐渐把给贫民提供粮食的措施和济贫法联系在一起。枢密院通过督促地方官恪尽职守,开始大量参与地区或全国的济贫管理监督工作。救济贫民和减少流民一方面是思想观念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资金的问题。在济贫资金的募集上,亨利八世的法令以自愿为主,爱德华六世和玛丽的法令以劝说为主,伊丽莎白统治初期的法令则以强制为主。这也说明了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除了救济院外,还有许多其他捐赠帮助穷人。如私人直接捐款、教区的日常捐赠、发放院外救济金、为贫民建造房屋;有些教区不是每周向贫民发放救济金,而是让他们住在富人家中。照顾穷人也是神职人员的责任,已写进了宗教法规。他们经常把剩饭放在修道院门口发给流浪汉。他们按照教徒的遗嘱用遗赠款在节日或纪念活动的集会上把物品分发给穷人。修道院被解散前,每天都向穷人提供食品。可以肯定,遍布全国的几百个修道院对穷人所给予的或多或少的救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贫困。

  另外,16世纪,私人慈善事业的主体是商人。按古老的习俗,一个人财产的1/3要用于施舍。中世纪把财产遗赠给行会的惯例延续到宗教改革以后,行会用这笔钱资助穷人。商人们有一种传统,在一项买卖成交后,都要存一两个便士.被称为“上帝的便士”,积攒起来后捐给慈善机构,这一习俗被延续下来。[16](p .282)当然,后来商人们的慈善捐款并不一定都是“上帝的便士”。乔丹教授在有关1480到1660年英国慈善事业的著作中,用事实说明了商人是最慷慨的捐赠者:大商人财富的17%用于慈善事业,小商人是12%,而乡绅、手工业者、约曼用于慈善事业的财产仅占其财产的4%[13](p .232)。在1541到1560年期间,商人的慈善捐款占捐款总数的3/4,在1561到1600年期间占总数的2/3。[17](p .184)商人救助别人出于几种动机:有人是出于宗教信仰,按教义“善功”是灵魂得救的必由之路。他们在临终时可能对贫民非常“慷慨”,企图借此来拯救他们的灵魂。伦敦同业会每年为慈善事业捐款多达1.4万镑,就是出于这个动机。”[16](p.228)这笔钱大都是来自伦敦大商人。有的商人行善是为自己扬名。许多商人在遗嘱中写明,在葬礼时,向穷人分发救济品,如菲利普·冈特在遗嘱中要求把92件长袍分给参加他的葬礼的穷人;商人罗杰·马丁留下100马克(1马克相当于13先令4便土),100件长袍分给参加他葬礼的穷人;商人托马斯.洛奇为参加他葬礼的每个人留下2先令和一双新手套。[18](p .67)还有的商人救助穷人的确是出于一种善心,他们帮助穷人时自己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商人慈善救济方式还包括:一是向需要救济的人捐助实物,如伦敦商人休·乔姆利爵士在他家门前给老人、贫穷的寡妇及儿童分发食物、衣服。二是给最初开业贫穷学徒贷款,这也是伦敦各公司的一项传统。商人在去世时一般都给公司留下一笔钱用于这种贷款,从100镑到 400镑不等,贷款的数目从13镑6先令8便士到50镑不等,如汉福莱.巴斯克费尔德留给呢绒商会200镑,安东尼·加米奇留给金饰商会400镑,菲利普·刚特留给皮革商会100镑。一般商人在遗嘱中还规定贷款的年限、利息。[18](p.65) 三是帮助感化院中的流浪汉自谋生计。商人给感化院中的失业者提供原材料、雇用他们,并支付他们工资,产品由商人拿到市场出售。四是替因欠债而被投入监狱的穷人偿还债务。五是捐钱给穷人家的子女置办嫁妆。如伦敦商人拉尔夫·格里尼威和约翰·夸尔斯为100个贫穷子女留下36镑6先令8便士置办嫁妆,平均每人6先令8便土。这是通常的标准,有时一些女士会得到10先令。[18](p .67)

  此外,其他社会各阶层的人员也纷纷解囊捐助。宗教改革以前,伦敦百分之四十五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为宗教目的。在赈济贫民的捐款中,贵族及绅士阶级的捐款占四分之一、技艺者占百分之十、自耕农占百分之六、低级教土只占百分之一;最大的捐款来自商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比这些临时性赈济更重要的,是为复健贫民所设的信托财产,这一笔财产中,商人捐了百分之八十六。[19](p .415)如果没有商人的慷慨,当时的政府就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拉斯莱特在 (我们失去的世界)一书中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人,尽管由于食物缺乏导致营养不良而致死者间或有之,但直接被饿死的情况则不曾发生,原因是各级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英格兰“已经摆脱了这些间发性的灾难。”[20](pp.107-127)

  总之,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英国的圈地活动及其所引起的后果并没有像摩尔描述的那样严重和尖锐。换言之,圈地活动在当时的经济运行中还处于一个初期的和可控范围之内。它与17—18世纪英国造成整个社会农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严重分离的圈地运动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和流离失所现象还只是显示了初步的征兆;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正在孕育的社会和国家的保障职能还发挥着效用。因此,摩尔的论断并不能切合16世纪英国农村圈地活动的实际情况,也不能真实反映英国社会转型初期阶段的历史进程。当然,这个时期的英国失地农民生活诚然十分艰难,但是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16世纪的生存环境远没有恶化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①转引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121页。

②转引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75页。

③转引自蒋盂引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66页。

④转引自尹虹{十六、十七世纪前期英国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44-145页。

⑤转引自[英]伊丽莎白·拉蒙德《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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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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