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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及其影响(上)

丛日云


  一、西欧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

  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会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组织,罗马教会和教皇在教阶体系上已经取得了优于东方其它大主教区和大主教的地位,这种优越地位尤其赢得了西方教会的敬重。历任教皇坚持不懈地提出教会独立和教权至上的要求。不过,这种要求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现实。随着中世纪的到来,事情才有了新的转机。
  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和日尔曼国家的建立,给西方教会即天主教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使其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天主教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脱离东方帝国,形成独立的权力中心,使西方各国“基督教化”并建立起统一的超国家或跨国家的教会组织,这一切都标志着西欧社会实现了国家与教会在组织上的分化和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这是中世纪西欧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正如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的:“原始社会和西方之外的其他许多文明社会在社会组织的宗教方面和世俗方面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在那些社会里,没有‘教会’这种分化的组织实体。根据这种观点,教会与国家的分化(与分离有别)基本上是从西方基督教开始。”〖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H.伯尔曼认为,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发生的“教皇革命”,是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正式形成的标志。只是从这时起,教会与世俗国家各自形成独立的权力实体,划分出大体相互分离的管辖范围。正是通过这场革命,使教皇能够控制教会,使教会获得所谓“自由”,即在教皇之下不受世俗权力的支配。H.伯尔曼指出,在这场以授职权之争表现出来的教皇革命中,教会方面的口号是“教会自由”,即“使僧侣摆脱皇室、王室和封建的统治,并使他们统一在教皇的权威下”。〖参见H.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24页。〗教会关于教皇的新概念“接近于要求创造国家的新概念”,事实上,这场革命也使教会形成为第一个近代国家。此前各地教会、主教受世俗的帝王、领主的管辖,这时起,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最高管辖权得以确立。“在格里高利七世之后,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绝大部分的特征。”〖同上,第136页。〗与此同时,教皇革命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观念。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脑了,最高政治权威的宗教职能和宗教特性被剔除,神圣王权的时代逐渐结束,在称作“属灵”的事物方面,教皇是最高权威。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皇帝和国王是“世俗”的统治者,他们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维持各王国的内部安宁即制止暴力行为,其次是主持正义即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进行管理。而且即使在这些事物上,教会也起到一种重要作用。至此,世俗领域与神圣领域的区分才明晰化。〖参见H·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489页。〗   伯尔曼的直接目的,是阐述近代西方法律起源于教皇革命时代,他关于教皇革命对政权与教权的分化和二元化权力体系形成的作用的论述是十分有说服力。不过,从政治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尤其在将西方与其它文化相比较时,我们认为,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在中世纪初即已形成,到授职权之争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二、人的二重性与二元化权力体系

  教会与国家的分化和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植根于基督教的信仰。
  据基督教的信仰,人被理解为二重性的,即分成灵魂和肉体两个方面,两者的价值截然不同。肉体属于这个世界,是鄙俗的,甚至是罪恶的,只有灵魂才能进入天国,得到永生,或被打入地狱。“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圣经·罗马书》,第8章,第7节。〗基督徒是把肉体连同肉体而来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由于人的二重性,所以便有人的生活的二重性,即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或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世俗生活是人的罪的产物,它本身就是罪恶的渊薮,只有宗教生活才是神圣的,属灵的。基督徒们把今生看作因罪而受到的惩罚和一个赎罪的过程,是通往天堂或地狱的旅程中短暂的一站。不过,除少数极端分子外一般人也并不完全否定世俗生活的意义。这样,就使每个人具有双重的生活目标,即天堂的幸福和世俗的幸福。虽然后者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它显然低于前者。
  出于对人和人生的这种二重性的理解,社会组织也分化为两个,即教会和国家。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会就已经模仿帝国中央集权的体制建立了系统的组织。每个行省和城市,由帝国的官员主持行政、军事等事务,由主教负责宗教事务。在中央最高层面上,皇帝既是政权的最高首脑,同时又是教会的主宰。所以,教会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存在着。到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分化得以实现。与此相适应,社会的权力体系也分化为教权(或精神权力)与王权(或世俗权力)。
  应该看到,教会与国家的分化是功能性的,并不是教会与国家各自分离,成为两个实体。同一个社会实体,既是教会,又是国家。同一批人,从一个角度看,是构成教会的教民,即教士和信徒,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又是构成国家的臣民或公民。教会与国家如同灵魂与肉体,互相依存,相互补充,合为一体,难解难分。不过教权与王权的分离却不同。由于教皇国的建立以及教皇对西方各国教会的最高权威(授职权之争后正式确立) ,教权与王权在组织上和空间上都是分开的。在中世纪,除了不长的几段时间之外,教皇一般不受世俗君主的直接控制,较为独立地行使着最高教权。这就好比一个双头鹰:一个身体上长出两个头。
  中世纪的人,除了少数极端分子外,一般都承认教会和国家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教权与王权各有其特定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关于两者关系的典型理论确认,国家负责臣民世俗的物质生活领域,以其强制力量来实现社会安定和正义,制止犯罪,使人们得到世俗的幸福;而教会则负责信徒的精神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其精神的权威指导信徒的灵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这就是所谓“凯撒的物”与“上帝的物”的区别。教会一方承认“凯撒的物”属世俗政权领域,国家也承认“上帝的物”是教会的职责。
  不过,宗教领域与世俗领域的区分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中,两者互相缠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交叉和重合的。难以分得清,理得开。“人们信守的原则是清楚的,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但两种权力的实际关系却十分复杂”。〖A.卡莱尔:《中世纪西方政治理论》(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第4卷,第2页。〗从教会一方来说,任何世俗事物都可以说与人的灵魂有关,一项纯粹的经济活动或政治活动都可被赋予宗教的意义。比如婚姻问题本来属于世俗事务,但是,一个不合法的婚姻就关涉到信徒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教会以对信徒灵魂负责为根据控制着信徒的婚姻。教会承认或否定一桩婚姻,往往会影响到信徒子女的合法性,影响到继承权。如果涉及国王或诸侯,可能会导致领地、爵位或王位的转移,从而带来巨大的世俗影响。所以,教会事实上可以通过宗教权力干涉任何世俗事务。这使天主教会的权力深深地渗入了信徒生活的广泛领域。从国家方面来说,教皇和主教的人选,教会的腐败、分裂,本国教士的不忠、本国教会财产外流等,都会引起它的关注。一次教义上的争论,可能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内战。所以,任何宗教事务都可以被赋予政治意义,从而导致国家的干预。
  任何一种权力都有一种无限自我扩张的本性。教会和国家都受一种内在的追求权力的本能驱使,不断企图扩充自己的权力范围,取得对对方的优势地位直至完全控制对方。
  教皇一方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纯粹的神权政治,即教皇作为宗教领袖,掌握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力,而君王只是为其服务的一个世俗官员或附庸,要服从教皇的指导。这是历任教皇持续追求的目标。在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时甚至接近得到实现。
  教皇实现其目标凭借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信徒捐赠和征收什一税等手段,教会和修道院控制了西欧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产和巨大的财富,是西欧最大的领主。第二,它有智力上的优势。在中世纪,教士是唯一受过教育有文化的阶层。在但丁之前,几乎所有一流的学者都是教士。教士们控制了所有的学校和文化机构,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控制着社会舆论。中世纪的政治学著述,绝大部分出自教士之手。第三,组织上的优势。教会从罗马帝国继承了统一集权的组织体系,建立了系统的教阶制和官僚机构,以及独立的法律和司法体系。面对四分五裂的世俗国家,它那统一的和超国家的组织显示了其效率和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掌握着无可争议的精神权威。它是上帝与信徒的中介,向信徒转达上帝的意旨。信徒们毫不怀疑,教会掌握着进天国的钥匙,也可以签发下地狱的判决书。对他们来说,教会的精神权力是实实在在的,不必等到末日审判,在现世它就决定了一个信徒的命运。教会所主持的宗教活动对信徒是命运攸关的。比如洗礼、弥撒、结婚、葬礼、忏悔等,如果教士拒绝为信徒举行这些仪式,则等于宣判信徒精神上的死刑。如被教会开除教籍,就等于被判下了地狱。教会还是信徒精神上的指导者,保证信徒信守正确的教义,净化灵魂。教士被视为信徒精神上的父亲。信徒称其神父为“爸爸”,而神父称其信徒为“儿子”。“教皇”(Papa)一词原意即为父亲,他是全体基督徒精神上的父亲。教士与信徒的关系还有另一个比喻,教士称为“牧者”,平信徒称为“羊群”。教会权力的真正基础是信徒们的信仰。   世俗君主则企图建立一种类似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由君主以上帝在人间代表的身份,兼掌最高俗权和教权,使教皇仅仅成为自己手下的主教或使本国教会成为政府控制的一个部门。当然这种企图在中世纪大部时间里是君主们不敢奢求的,只有当出现像查理曼和奥托一世等强有力的君主的时候,这种企图才接近成为现实。君主依恃的是物质力量和强制性权力。由于教会深深卷入封建主义体系,主教和修道院长往往同时是某国的封建领主,国王便利用全国最高领主的身份来控制教会。14世纪以后,王权又利用了城市的力量和新萌发的民族主义情绪。
  政教双方相互冲突的要求当中,任何一方的要求都遇到来自对方强有力的抵制,每一方都是对方权力欲望无法逾越的障碍。西方人的心理习惯是,不希望看到对立的和相互制约的力量以一边倒的方式解决,而是希望双方达成某种不稳定的均势。结果是政教双方极端的权力要求互相抵消一部分,达成一种妥协,一种中间型状态,即俗权与教权的分工和部分的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时而教权稍得优势,时而俗权占了上风,权力的天秤时有倾斜,但没有完全失衡。没有任何一方完全控制和吞没另一方。这就使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得以形成并维持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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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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