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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一一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黄宗智 (Philip C.C.Huang)著 

程农    


  

资产者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 与 “市民社会”等概念,就其被运用于分析中国时的用法而言,预设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倘若我们坚持这一预设,我们就会冒这样一种风险,即将此次讨论会的论题化约成只不过是争论社会与国家何者对所讨论的现象影响较大。本文提出,哈贝马斯自 己实际上已给出另一种较为复杂的概念构造,它可以被发展为解决当下问题的一种办法。我认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我们需要转向采用一种三分的观念,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再者,这一第三领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会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制度形式,对此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理解。我拟对这种第三领域在中华帝国、民国与当代中国不同时期中的一些实例做一简要讨论,而其间的一些观点与经验材料既采自我早些时候出版的有关华北乡村和长江三角洲的著作,也采自我目前正进行的有关民事审判和乡土社群 (rural community) 变迁的两个研究项目。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

两种含义

哈贝马斯对 "公共领域"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含义非常特定,另一种含义较为宽泛。首先, 他是将此词用作资产者公共领域的简称,用以特指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 世纪的法国开始出现的现象。他颇为精心地指出 ,那些现象是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兴起相伴而生的。正如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一书的前言中所说的:

我们把资产者公共领域视作某一时代特有的范畴。我们既不能将它从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那一" 市民社会 "的特定发展历史中抽象出来,也不能将其概括为理想类型, 转用于其他表现出形式上类似特征的历史情势。举例来说, 正如我们努力表明公共意见 (public opinion) 一词只有被用来指涉17世纪晚期的大不列颠和 18世纪的法国才是用法精当的一样, 我们大致亦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历史范畴

但是, 哈贝马斯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以指称某类现象, 而资产者公共领域只是这类现象中的一个变数类型 (one variant type) 。因而,他会讨论资产者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模式" 同另一个与之相对的模式即"平民公共领域"(the plebeianpublic sphere) 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这两个模式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里公共领域的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又"必须严格区别于" 另一个变数 ,即"高度发达工业社会中那种公民表决加万众欢呼式的、以专制为特征的、被宰制的公共领域" 。通过对"公共领域" 一词的这些用法,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在指涉一种普遍现象, 即现代社会里日益扩张的公共生活领域 ,它可以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并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哈氏是在暗示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类型学,"资产者的公共领域"只是其中的一个变数种类。

哈贝马斯的主要注意力就放在资产者公共领域上面。他详细阐述了与之相关的特定历史事势。资产者公共领域除了与资本主义相关联之外, 还在"( 资产者的 ) 私人领域" 里有其渊源。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者公共领域首先就是从私域和公共领域的明确界分中生长起来的。这种界分在中世纪采邑制下并不存在,只是随着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式家庭的兴起才呈现出来。正是这些"私人化的"(privatized) 资产者个人聚集起来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 构成了"公共意见"的基础。这种"公共意见"就其对专制权力构成制约而言,成了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从而,

资产者公共领域可以首先被理解为众多个人聚集成为公众的领域: 他们随即宣称控制了那一自上而下调整的却与公共当局本身相对抗的公共领域,设法同它们就调整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这一属于私人但又具某种公共性的领域里的各种关系的一般规则展开争论。

比起分析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兴起,哈贝马斯对其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的衰落要更为关注,因此他的著作才定名为:《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对资产阶级社会一个范畴的探究》。自由主义的资产者公共领域是在与国家的对立中形成的,它一直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福利国家、大众社会与广告业的出现,这一共领域却经历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 模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线。从而,

资产者公共领域变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但这种变化并未妨碍公共领域本身仍属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 H · H ·与国家干预社会并行的是, 公共职能转由私法人团体 (private corporate bodies) 承担;同样, 社会权力取代国 家权威的相反进程却又与公共权威在私人领域的扩张相关联。正是这种共存并进的国家逐步"社会化"与社会日益"国家化"的辩证交融,逐渐损毁了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基础 一一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可以说,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及在两者之外,会浮现出一种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 ,而有关"公共" 与"私人"的区分对其无法有效施用

换言之,公共领域已为齐头并进的"国家化"与"社会化"所腐蚀瓦解。

两种意图

哈贝马斯所论公共领域的两种含义体现了他的两种意图。首先,作为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哈贝马斯努力想把实际历史经验归类为若干模式。显然是出于这一意图 , 他才会认为公共领域有许多种类型,而资产者公共领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变数。他对近代英国和法国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并从中抽离出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抽象模式,背后也有这一意图存在。

但是,哈贝马斯又是道德哲学家与政治哲学家 ,其主要旨趣在于批判当代政治。由此而言,他所提出的资产者公共领域便成了据以评判当代社会的一种抽象判准 (abstract standard) 。在他看来,他抽象出的近代英法理想形态所具有的那种理性与道德力量,当代民主也将之丧失了大半。广告操纵与利益集团的花招取代了前此时期的理性的公共意见。在论述民主的"结构性变化" 时 ,哈氏实际就是在高擎理想以批判现实。

两种区域概念

从理论上讲,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占据着两种不同的区域(spaces) 。他在构建多种类型的公共领域的时候, 将公共领域明确定位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 。就是在这个居间性区域里 ,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产生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 其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 类型或"平民" 类型 , 或为在" 高度发达工业社会里专制" 之下"被宰制的" 类型。在将这一居间性区域的概念扩展用来分析结构发生变化的公共领域时,他论述的便是这一区域如何为国家干预社会 (国家化)与社会倍取国家威权(社会化)的双重过程所侵蚀瓦解。

然而,与此同时,哈氏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却是一种在与国家对立中漫化出来的区域。在此一概念的构建中,"众多个人 H · H ·聚集成为公众", 控制了"那一自上而下调整的却与公共当局本身相对抗的公共领域" 。在这里,国家、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三分观念又变成了将社会与国家并立的二元观念。公共领域成了仅是(市民) 社会在其反对专制国家的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扩展。

两种动力学

两种不同的区域概念又涉及到两种不同的变迁动力学。在论及资产者公共领域时,哈贝马斯主要关注的是整体社会的变迁 (societal change), 即众多个人聚集起来形成产生理性意见的"公众" 。我们可以称这一过程为近代自由一民主式的全社会整合(societal integration) 。至于国家方面所可能会发生的种种变迁,哈氏几乎置之不论。

然而,在论及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时, 哈贝马斯就既讨论整体社会的变迁, 也讨论国家的变化。一方面,进行理性讨论的个人聚合让位于"大众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 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 则让位于福利国家。前者屈从于" 国家的社会化 ?",后者屈从于" 社会的国家化 '" 。这种双重过程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瓦解,而这却曾是"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基础" 。

与会者的不同用法

在我看来,上述内容就是哈贝马斯复杂思想的基本内核。我们这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如何才能妥当地运用他的观点呢?

本次研讨会首席发言者魏斐德的文章,针对那种把哈贝马斯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类做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导致某种目的论暗示,以及对含义两可的材料做片面的解释。罗威廉在其两部著作中展示过若干演化进程, 并以此证明独立于国家的"近代公共领域" 的浮现; 而魏斐德却极其强调国家在这些演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持续的重要的作用。就玛丽·兰金与戴维·斯特朗未能仔细限定其解释而言,他们也同样犯有片面解释之过。

为对罗威廉公正起见,我们可以回溯一下他构造其论式时所处身其间的情境。 当时,曾支配了五六十年代学术研究的有关独特、僵固的"传统"中国的设定,在中国研究领域依然影响巨大。正是固于这种情境,罗氏才会把马克斯·韦伯选为论辩对手。他的论著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注意到了清代与近代西方相似的那些现象,从而有助于破除中国静止不变的早先设定。就此而论,他的贡献类同于那些提出" 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学者,他们通过阐述明清时期活跃的商业化而瓦解了先前中国学界有关"封建中国"固化不变的看法。我对这些学术走势已作过较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

在罗威廉提交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倾向在涌动。他不再是单纯地搜寻清代与近代西方的相似之处,而是也关心起两方的差异。此一取向已足够清楚:即原先的指导模式现在却可能成为理论批判的靶子。

把哈贝马斯资产者公共领域理论从向导变为论敌的一个好处就是不仅凸显了表象异同的问题,而且突出了哈氏分析的深层方面。正如罗威廉在其著作中不仅要对韦伯视中国城市为行政中心的描述性概括作论辩,而且要对韦伯有关中国城市缺乏引发市场经济与商人阶级之发展动力的分析性推断作论辩一样,我们也要辨明哈贝马斯有关立基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兴起之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的论断是否充分适用于清代的情况。

玛丽·兰金提交的论文也显示了相似的走向,即不再是颇为机械地搬用哈贝马斯的资产者公共领域模式,而是努力采用哈氏第二种较宽泛的用法(关注多种多样的公共领域)。她试图勾勒一种中国类型的公共领域。同时,我们还可看到,兰金力图放弃那种对公共领域与国家作简单的二分对立的做法,转向采用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三分概念。这些也都是我自己在本文前面部分所主张的取向。

但是,这种取向的问题在于, 哈贝马斯本人的概念不是太特定就是太宽泛,难于真正适合中国。资产者公共领域的概念的历史特定性太强,无法用以指导对中国的分析。说实话,把它作为论辩对象要比作为指导模式更有助益。另一方面,多种公共领域类型的概念又过于宽泛,没有多少价值。如果我们用零碎的、主要是乡村的地方共同体来取代哈贝马斯整合的城市公共领域,一如兰金试图做的那样,那么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究竟还剩下什么以证明应当保留这一术语呢?

再者,哈贝马斯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资产者公共领域方面,对于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随两者变化而变化的公共领域这一较为复杂的观念却少有关注。他的资产者公共领域的理论最终又退回到将国家与社会做简单的二元对立。与此相同,兰金分析的最终归宿也是将公共领域描绘成在国家之外或与之对立的整个社会的发展。对于国家与社会如何在居间区域里一道起作用,或国家变迁与社会变迁可能怎样地相互结合以影响公共领域的特质,兰金都未能给出详尽说明。

在提交论文的人里,唯有理查德·麦迪森 (Richard Madsen)明确无疑地站在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哈贝马斯一边,致力于倡扬民主的应有形态,而不是像作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哈贝马斯那样关心对实际经验分类。在麦迪森看来,哈贝马斯的道德一文化理想是一个当代西方与当代中国都未达到的普世标准。他倡导那种依据哈贝马斯的理想来评判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研究。

麦迪森研究路径的长处是它毫不隐讳其道德意图。他并未试图借助表面" 价值中立" 的理论来遮掩自己的道德主张。依循麦迪森的思路,读者会很清楚自己在走向何方。

但是,麦迪森式进路也有问题,即它极容易用主观意愿取代对已然的和实然的事实的精准把握。诚然,研究者多少总要受其自身价值取向的影响,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弄清楚自己的价值倾向比懵懵懂懂要强得多。但在我看来,这种自觉应当用以帮助防止对历史材料的曲解。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不应当用这种自觉来支配我们的研究。尽管我非常赞同麦迪森对道德的、理性的民主的信奉,但却无法同意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久处方。至于要用这样一种道德视界来左右我们的研究进程, 就更难让人苟同了。倘若抱有这样的宣传动机,若干重要的变迁与发展就易于仅仅因为它们似乎与既定旨趣无关而遭到漠视。一旦事态果真如此, 那么即便是秉有最良好的意愿的道德视界也会变成歪曲历史真实的意识形态枷锁。

最后,希斯·张伯伦(Heath Chamberlain)的文章虽然关注的不是公共领域概念而是市民社会概念,但我觉得其提出的问题与麦迪森并无二致。张伯伦所界定的市民社会已大致相当于某种可称为民主萌芽的东西。与麦迪森一样,张伯伦对自己的宣传意图并不遮掩,并集中关注于那些与理想的市民社会相契合的中国现象。

此外,张伯伦主张重新厘定市民社会所占据的区位。他拒斥"市民社会"一词当前的通行用法。这种用法依据东欧新近事态之发展而形成,指谓独立于国家的一切社会组织或社会活动。这种用法把市民社会与国家简单对立起来,并将市民社会与社会混为一谈。与此相反,张伯伦要求恢复此一概念在 18 与 19 世纪的用法,即将市民社会定位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域,经由现代化变迁中国家与社会的交互算用而生成。这样理解下的市民社会就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第二种区域概念近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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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世界历史》03年4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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