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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市民文化的兴起

作者:田 涛 樊仰


 

[内容提要]:市民文化的兴起,是清末社会文化系统演变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随着城市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公共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商业性文化产品繁荣一时,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意识的市民文化相对独立的品格,使它与传统文化系统表现出背离的倾向,并成为清末公众舆论空间初步兴起的重要象征。

  清末时期,传统的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适应新兴市民文化消费群体的需要,市民文化在商业经济社会基础上衍生而出,新兴的市民文化不仅区别于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市民文化冲击并改变了传统文化系统的内在结构,并在清末社会里构造出一个初步的公共文化领域和舆论空间,成为清末社会文化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

  晚清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带动了沿江、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城市的发展。通商口岸与租界的设立,航运的开发与铁路的修筑,贸易的发达以及各式工、商设施和服务性行业的兴起,使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为代表的晚清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近代化变动。及至清朝末期,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都成为华洋杂处、各业兴旺的大都市,而原来的一些穷乡僻地也成为商务繁盛的新兴城镇。得风气之先的上海,贸易工商在国内首屈一指,"市面繁盛,航路交通为中外商人鳞萃之区"1。在沿江城市中,武汉据形胜之地,汉口"舟楫之辐辏,货物之聚散,其盛不亚于上海"。2北方的通商巨埠天津,"富庶繁华甲于都会"3,连原来比较封闭的济南也呈现出"市廛栉比,路线纵横,物产骈罗,商贾辐辏,日新月盛"的面貌。4近代商品经济的勃兴,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形象,以这些商业城市为中心,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商经济社会在清末渐趋形成。
在城市经济繁盛的同时,依赖工商业、与新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城市市民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在晚清小农经济的不断衰微以及连年的灾荒、战乱的逼迫下,从乡绅富商到破产农民,农村社会各色人口向城市持续流动寻求谋生机会,在带来了城市繁荣的同时,也促使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与乡村人口比较,城市人口具有较高的识字率和一定的文化素质。随着生活空间的扩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与近代文明的紧密接触的城市人群在具有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后,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消费愿望。城市文化消费群体率先在沿海、沿江一批新的工商城市里成长起来,成为市民文化兴起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清末市民文化消费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新型职业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随着城市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聚集起来,从业于学堂教育、新闻出版、报刊等行业,并以报馆、各种类型的社团和学会组织结成广泛的联系。新式学堂教师人数在清末达到10万人,5而以报刊、出版等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也为数不少。他们既是城市文化的制造者,也是文化的消费者,对市民文化的趋向起着引导作用。二是学生群体。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都市成为新教育最集中的地区,也成为学生群体的聚居地。在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学生数已高达293万余人,6大多聚集在大、中城市。学生群体有阅读能力,有很强的文化消费要求,其行为本身对社会有感染力。由于学生的流动性,他们在消费文化的同时,也成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三是普通市民,他们一般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空闲时间,有一定的文化消费能力,也有追求时尚的趋向,读书看报观剧娱乐之类的文化消费既是固定的生活习惯,也是他们接触社会、增添生活趣味、获得信息的重要方式,作为文化消费的主体人群,市民文化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他们的需要,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对市民文化趋向最具决定性。

  文化消费群体的出现,成为市民文化的兴起和成长的社会基础。正是为了满足城市文化消费人群的需要,清末市民文化应运而生,成为清末社会文化领域变革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项内容。

  清末市民文化的兴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批为市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设施。晚清城市早期的一些文化设施主要由来华外人在租界创办,很少有中国人参与。至清朝末年,情况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从启蒙社会的角度出发,积极提倡创建文化机构。维新时期出现的各种学会组织中,不少附设有藏书楼,搜罗图书,供人阅览,并出现了阅报总会之类的公共报刊阅览机构。至20世纪初年,捐资兴办藏书楼、公共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等文化机构成为颇具规模的一股社会风潮。一批不同于传统藏书楼、面向公共开放的新型图书馆在大中城市出现,报刊阅览室等直接面向大众、设施相对简单的文化设施更呈现出普及势头。以北京为例,从1905年4月到 1907年10月,就出现了各种名称的阅报社45处,居全国之首。7影响所及,天津和直隶各地也出现了一批公共阅报机构,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在民间社会的推动下,清政府也尝试开办了一些公共文化机构。各地官府出面修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举措陆续出现。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回国后,向清政府建议设立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动物园)、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优游休息之地","足益见闻之陋",以开启民智。8清廷由此开始在各城市兴建这类文化设施,省级图书馆相继出现,1909年由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并规定了在省、府、县成立各级图书馆的章程。在京师的带动下,这类文化设施也渐趋扩散,成为市民的公共文化场所。凡此种种,都说明清末的公共文化设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市民文化兴起的重要象征。

城市文化团体也是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末社会改良的背景下,民间性的文化社团开始活跃在城市社会,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各种学会、教育会、宣讲所、演说会以及习俗改良团体次第举办,仅以教育团体而言,1909年全国就有各级教育会723个,会员48400余人,9这些组织参与城市公益文化活动,开办各类教育机构,创办刊物杂志,在推动市民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城市最活跃的文化实体。上海的人镜学社以开通知识为宗旨,设"阅书"、"讲学"、"课艺"、"体育"、"国语"五个支部,10其面向市民进行社会启蒙的意图不言自喻。这些文化团体和机构的活动,对市民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市民的情绪与倾向,成为市民文化的纽结,促使新的社会文化网络在城市社会中形成。

  新媒介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也是市民文化的重要内容。新式传媒在清末的大量出现是社会文化领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从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民间自办报刊杂志开始呈现一定的规模,到20世纪初年则形成了高潮,1905到1911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约600余种,其中直接间接为清政府所控制的不到10%,11在清末短短十数年间,还出现了100余种白话报刊,这些白话报刊面向民众进行启蒙宣传,文字浅显易懂,很受市民的欢迎,以"普通住民"为销售对象的《杭州白话报》发行7、8百份,居于杭州各报发行量的首位。12一些白话报刊还在京、津、沪及许多省份设代派处、代卖处等机构。由民间社会所创办的报刊杂志在地域上集中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它们以相对独立的姿态体现着新兴市民阶层的意愿,实际上成为市民情感和意识的重要载体。

  市民文化兴起的另一个象征是消费性和娱乐性文化产品的繁盛。各类切合市民口味的文艺作品在清末的城市社会十分流行。晚清印成单行本的小说据称"至少在两千种以上"。13据对《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正目的统计,1840年至1911年的白话通俗小说约有650部,其中绝大部分产生于清末时期。1902至1911年间,已经考证确实的以"小说"命名的杂志有21种之多,14小说的类型十分繁多,如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冒险小说等等,内容无所不包。文艺性的"小报"也在都市中走俏,阿英统计清末此类小报有32种,15这些小报以谈风月、说勾栏为内容,供人娱乐消遣,正足以反映市民文化的娱乐性趣味。各种通俗画刊在市民中也很流行,在1877至1812年出版的118种画报中,大部分出现在1901──1912年间,16说明这些形象、直接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市场。他如戏剧、民间评书、弹词、鼓词等传统文艺形式,以及西洋电影、话剧等新型娱乐形式也极受市民的欢迎。随着戏剧改良和电影的输入,新式戏院、电影院陆续产生,吸引不少市民的关注。上海南市本是偏僻之地,自夏月润、夏月珊兄弟设立新式舞台后,一时竟变得大为热闹起来。表明文化消费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从根本上说,市民文化它体现了工商经济时代市民群体的消费需要,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的出现,民间性社会文化团体的普遍产生,公共媒介的成长和发展,以及消费性文化产品的流行,体现的正是清末市民文化的整体面貌。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型,与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相比较,市民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质。

  1、 公众性与开放性。在传统社会体制下,政治权力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对文化的独占,事实上排斥了一般民众对文化的参与权。市民文化则冲破了这一限制,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特征。开放性和公众性原则,使市民文化具有了大众的意义。无论是城市新兴文化设施,还是各类文化社团组织,都不再具有区别等级身份的意义。民间开办的藏书楼,或个人独立捐助,或众人集资而成,都强调其公共性质,"公同取阅"。17名目繁多的阅报社不仅"广文绅之识见",而且面向大众,"启乡人之愚蒙",18各种文化社团也打破了行业、家族、地域的限制,组织原则上体现出平等与民主的特征。与市民生活的结合,使文化事业具有了社会公众性,在文化活动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同时,也促使整个文化系统具有了开放性的特征。

  2、 商业性与消费性。传统文化以道德说教为核心,文化属于政治的范畴,文化产品是社会教化的工具,并不具有商业性的特征。在初步发展的工商经济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清末市民文化凸显出娱乐和消费功能,使文化成为一种可供流通交换的商品。以报刊为例,清末报刊大都设文艺专栏,形式新颖,以引人购买。成都的《通俗日报》还别出心裁地设有"诗钟"、"灯谜"栏,"应募的人每字出钱二文,作应中人的奖金,每次收入有十余千文至二十千文不等",19以增加销路。以出卖小说作品为主业的书肆、书铺在通都大邑的的涌现,也表明了文化商品市场的活跃。"今试游乎通都大邑之书肆,则所陈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说也。"小说的出版多于其他新书,"爱阅小说者,亦甚于爱阅其他新书矣。"20。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具备了商业性的特征,文化才真正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文化具有了商品形式,而且它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文化'"。21清末市民文化的商业化趋向,正是社会经济趋向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3、公论与批判倾向。清末市民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启蒙运动始终交织在一起。从维新运动时期开始,自觉的启蒙运动被提上了日程,尤其是20世纪初年,开民智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新式教育的开办、报刊的设立以及各种文化机构的出现,都标明了启迪民智的鲜明意图。在新兴的公共文化领域,报纸刊物等新媒介在成为引导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公论的形成。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警示亡国灭种惨祸,提倡爱国精神,国家、国民、国权、主权等等成为社会的流行词汇。"不论士农工商,不论妇女小孩子","做了那一国的百姓,便要爱惜那一国的国家。"22宣传科学知识,反对迷信鬼神,倡导习俗改良,号召捐资兴学,强调以教育求自立,揭露礼教束缚,提倡女子教育、婚姻自由,反对缠足恶习等等,都是当时观念变革中最具有共同性的倾向。这些趋向一致的公众舆论体现了社会心理的变化,也体现了市民文化基本的精神取向。

  在一定程度上,清末的市民文化已经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控制,借助于各种公共文化设施、报刊杂志媒介以及社会文化团体,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网络正在形成,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使市民文化表现出与传统社会文化系统的背离倾向,成为与传统社会文化系统相抗衡的新的文化系统。

 

  清末市民文化的兴起,对传统社会文化系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代表了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演进的新趋向。在传统文化价值观里,政治文化居于正统地位,而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尤其是小说、戏曲等各种民间艺术都被看作"小道"、"末技",不登大雅之堂,历代统治者往往以违经背传、伤碍人心风化、诲淫诲盗为由,对民间文化加以毁禁。思想、学术、教化、风俗的压制,使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始终被排挤在社会文化系统的边缘地位。市民文化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状况,在新的文化观念冲击下,戏剧成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23小说的功用则被看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24传统的大众文化与新型的文化社团、传媒工具相结合,使这些原本属于边缘地位的文化形式逐渐取代了政治伦理在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广泛散布于社会,成为文化的主流。与民众精神与情感相贴近的风格,使市民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活力,进而带动了整个文化系统由雅入俗的演变。

  市民文化的兴起,也意味着清末社会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公共舆论空间。市民文化的开放性、公众性以及群体批判意识,使政治权力在社会舆论中的权威地位不断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公共性的意见表达和相对自由争论与选择。以"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25的新式传媒,相互联系的各类新式知识团体,以及集会演说之类的城市文化活动,是自下而上的公共舆论滋生的重要场所。挣脱传统政治文化压抑的市民群体以各种方式宣泄情感,臧否社会,评论内治外交,表现出与清朝政治相背离的趋向,直接威胁到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奏折中指责说,报纸于"军国大计,未经宣布,无从探悉者,往往附会其词,任意讥评",而商会、学会等团体于"地方一切公事越俎搀与,甚且恃众抵抗,又或此会与彼会参商,各植党类,假公益以便私图",至于集会演说,"出于私见小忿,妄逞臆说,簧鼓吹闻,……若漫无稽核,势必横议成风,妄言妄听,职为乱阶。"26从中可见公共舆论对清朝政府形成的压力。尤其是以独立精神相标榜的报刊媒介,对时政"讥弹笑骂无所不至",这使清政府不能不感到"长此不变,政界与报界隔膜日甚,舆论亦因之变易,足以涣全国之人心。"27公共舆论空间支撑了市民文化的发展,对清末社会的变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哈马贝斯十分强调公共舆论空间对近代市民社会形成的作用,认为市民阶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阅读群体",28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是"由非国家和非经济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这样的组织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29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市民阶层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前身出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对立面。欧洲的历史体验却对我们解释清末社会的演变并不完全合用,但却不无参照意义。从清末市民文化的状况来看,公共文化设施的涌现,新型文化社团的活跃,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近代传媒的大量产生,尤其是与政治权力相背离的公共舆论的产生,都可以看作是清末社会新的核心机制趋于形成的象征。如果按照近年来一些学者的论断,20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已经萌生出市民社会的雏形,那么,市民文化作为新的社会文化网络,在这一市民社会的形成中应该有连接与构造之功。

[注释]:
1、《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2、《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3、《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84页。

4、《山东商埠开局期间收支清单》,《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5、教育部编:《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

6、教育部编:《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

7、闵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405页。

8、《大公报》1906年12月8日。

9、姜义华:《我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

10、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4页。

11、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2、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91、102页。

13、阿英:《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1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69页。

15、阿英:《晚清小报录》,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6、据彭永祥《中国近代画报简介》一文统计,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四),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闽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第206页。

18、《天津商会档案资料汇编(1903-1911)上册,第202页。

19、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571页。

20、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377、115页。

2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22、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23、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1905年14号。

24、陈平原、夏晓红:《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2页。

25、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5页。

2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9、150页。

27、《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76页。

28、[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页。

29、[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第29页。

    

(本文原载《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4期)

 

 

[经济-社会史评论网转发] 200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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